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两会期间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篇大文章，要统筹谋划，科学推进。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间刻度，中国的乡村社会将迎来几千年未有之变。
按照十九大提出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明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是，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把乡村纳入现代化的发展和社会治理思路，正是促进整个国家现代化和社会治理一体化的重要特征。
乡村振兴离不开治理现代化，反之亦然。在党和国家的部署中，乡村将迎来重大的发展机遇。而我们的认知模式、心理模式、行为模式都要变。在制度设计中，人才、资源、科技、政策等，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将得到更优化的配置。
两个历史进程同步发生
李克强总理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今年再进城落户1300万人，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目前，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8.5%，五年来，8000多万农业人口转移成城镇居民。
这个城镇化进程是很迅速的。按照城镇化率每年增加1.2个百分点来算，到2035年，乡村也仍然会有3～4亿人口。
中国的人口结构，粮食安全，社会治理体系，国家的现代化，都决定了乡村不能是城市的附庸。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因此，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应该是同一个历史进程，應该同步发生。
那么应该怎么同步发生呢？
跟城镇比，乡村处于天然的弱势。城镇本来就是对人口、资源最有效率的一种组织体系，其生活结构正是从这种组织体系而来。在工商业的发展中，它的生产效率是惊人的，极大地塑造着一个社会的发展格局。
从人类历史上看，是城镇先打开了现代化之门。城镇所对应的生产结构越占主流，创造的GDP越大，一个国家离农业社会就越远。城镇化率因此是衡量一个社会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但也不尽然，比如巴西城镇化率已经超过86%，但还处在“中等收入陷阱”的阴影中。这是因为其较大的贫富差距，很多人进入城市不过是栖身于贫民窟，是从农村到城市的地理空间的位移。这种城镇化的质量并不高。这也是我们强调有质量的城镇化的原因。
同样是从人类历史上考察，城镇的发展，或多或少对乡村都具有“抽血”效应。中国在几十年来的城镇化历程中，也没有避免这一状况。乡村中有一定文化资本的人才，甚至廉价劳动力，不断地被城镇吸走。乡村的产品，在缺乏技术、信息、交通、谈判能力优势的情况下，在市场上也处于劣势。更何况，广大的乡村多以小农为主，偏僻落后，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很难成为主体。城乡的发展体现为一种单向的由乡村向城镇“输血”的特征。
这种社会演化的情况显然要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了。乡村振兴不能被解读为“乡村不行了所以要振兴”，而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在发展城镇化的同时，也同步，甚至加大力度让乡村作为主体进行发展，最终使乡村成为整个社会一体化中的一个美丽空间，而不是“城乡二元”中仍然在社会经济层面极为弱势的那一元。
有质量的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是中国社会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体两面”。这是一种主动的战略谋划。
人口和人才
在“自然竞争”中，乡村因为在城镇面前处于劣势，“自我发展”是有难度的。因此，需要在国家层面配置各种体制机制，破除妨碍乡村振兴的各种利益结构，在政策、人才、资源等方面为乡村振兴提供保障。同时，在整个社会中引导各种资源和力量参与乡村振兴。
多年来，乡村在城镇化具有吸引力的潮流中，在很多地方出现“空心效应”，不仅表现为人口外出、产业空虚等凋败现象，也表现在社会秩序的失序上。在一些地方，某些灰色黑色的力量控制了乡村的利益结构。比如一些村霸出现，甚至与乡村权力结构合流。这些力量不仅危害人民群众利益，也恶化了乡村的社会秩序和发展环境。“扫黑除恶”进行一段时间以来，已有一定的震慑效应。但要消除灰色黑色力量滋生的土壤，需要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
在一些地方，受“空心效应”影响，党的基层组织涣散，思想保守，得过且过，不仅没有凝聚力，也没有战斗力，担负不起发展集体经济，带领群众致富的重任。通过人才、资源的引导和配置，让党的基层组织力量增强，不仅是在发挥基层治理的功能，也是乡村振兴成功的关键。
从人口结构上看，乡村振兴意味着“有些人要走，要些人要留下，有些人要来”。比例各不相同，地区也不一样，但这是一个人口结构和人才结构的配置。这种配置，需要通过国家的资源配置自然引导。
人口越来越往大城市集中是一个世界性现象。人口和人才是一个城市竞争力的需要，而乡村往城市的流动，小城市往大城市的流动也是一个规律。在现在的中国，情况正是如此。很多人都说，“三四线城市人口往一二线城市走，五六线城市人口往三四线城市走，农村人口往五六线小城镇走”。这种说法跟人口流动的统计数据是一致的。
这个趋势符合中国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要求。
乡村振兴，不能仍然是传统的农业社会，或者说，不是为了维持传统的农业社会。那种思路是不可能实现战略目标的。数量极为庞大的小农人口在现代的生产结构中很难走到现代化。分布在偏僻贫瘠之地的人口更是如此了。因此乡村振兴需要一些人异地安置，需要每年都有一定的人口数量转移到城镇实现就业。当然，它也需要农村、农业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社会空间和产业结构。 这就涉及农民和农业深刻转型的问题。
深刻的转型
很多调查都显示，在一些地方，农村土地出现撂荒现象。熟练掌握耕作技术的老人渐渐老去，而年轻人，甚至从80后起，很多人已经不会种地，在现在种地特别没有经济和社会身份的吸引力的背景下，也没有种地的打算和意识。
这种情况让人很自然就会产生一种忧思：“以后谁来种地？”那些传统的农业生产，还能一代代进行下去吗？
再看一下已经不种地的人们，他们过着一种“两栖”的生存方式：在城镇的工业或服务业就业，然后用在城镇的收入支撑自己在城镇和乡村之间往返的生活。乡村似乎失去了以其产业结构支撑人们生活的功能，人们还没有抛弃乡村，仅仅是因为他们暂时还没有能力实现真正的城镇化，好像乡村还是一条退路而已。
“以后谁来种地？”确实是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从它的发生背景上看，是建立在预设了小农式的生产，农村农业没有进行现代化的基础上的。而这一点，从城镇化的视角来看显然不可持续了，从乡村振兴的视角来看也不是这样的思路。
十九大报告提到的“农村农业现代化”意义极为深刻深远。不仅仅是规模种植、高科技农业等农业现代化，也是农村现代化，即农村从政治、社会、文化、经济、生态、基础设施、环境等方面的现代化。乡村和城市连成一个现代化的系统，城乡差别更多是地理和生产方式的差别。一方面，乡村的产业结构能够使其自我发展，另一方面，乡村可以提供一种居住、生活、生产的选择性。
这样，回答“以后谁来种地？”的问题，就涉及农民和农业的转型。它不再是小农式的，不考虑经济上的吸引力而只是“职业接续”的逻辑。而是一个新的逻辑：种地是一种跟传统小农不一样的职业。
乡村振兴是對中国乡村社会的一次重构，需要农民转型成为“新农人”，把农业作为一种跟城市的工业、服务业等一样的职业，并且，这种职业在经济收入上、生产条件上都具有吸引力。而对“新农人”的培养，也不是没有现代化技术含量的传统耕作的“子承父业”，而是通过规模化、现代化的农业生产的系统培养，就像工业化体系培养产业工人一样。在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关系中，只要“种地”的收入超过或不低于城镇的工商业，并且，乡村的生活条件也具有现代化的特点，自然环境好，就不存在“谁来种地”的问题。
乡村和小城镇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们是一个社会的最基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本身也是国家治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摘自《南风窗》2018年第6期。作者为该刊记者）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间刻度，中国的乡村社会将迎来几千年未有之变。
按照十九大提出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明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是，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把乡村纳入现代化的发展和社会治理思路，正是促进整个国家现代化和社会治理一体化的重要特征。
乡村振兴离不开治理现代化，反之亦然。在党和国家的部署中，乡村将迎来重大的发展机遇。而我们的认知模式、心理模式、行为模式都要变。在制度设计中，人才、资源、科技、政策等，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将得到更优化的配置。
两个历史进程同步发生
李克强总理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今年再进城落户1300万人，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目前，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8.5%，五年来，8000多万农业人口转移成城镇居民。
这个城镇化进程是很迅速的。按照城镇化率每年增加1.2个百分点来算，到2035年，乡村也仍然会有3～4亿人口。
中国的人口结构，粮食安全，社会治理体系，国家的现代化，都决定了乡村不能是城市的附庸。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因此，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应该是同一个历史进程，應该同步发生。
那么应该怎么同步发生呢？
跟城镇比，乡村处于天然的弱势。城镇本来就是对人口、资源最有效率的一种组织体系，其生活结构正是从这种组织体系而来。在工商业的发展中，它的生产效率是惊人的，极大地塑造着一个社会的发展格局。
从人类历史上看，是城镇先打开了现代化之门。城镇所对应的生产结构越占主流，创造的GDP越大，一个国家离农业社会就越远。城镇化率因此是衡量一个社会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但也不尽然，比如巴西城镇化率已经超过86%，但还处在“中等收入陷阱”的阴影中。这是因为其较大的贫富差距，很多人进入城市不过是栖身于贫民窟，是从农村到城市的地理空间的位移。这种城镇化的质量并不高。这也是我们强调有质量的城镇化的原因。
同样是从人类历史上考察，城镇的发展，或多或少对乡村都具有“抽血”效应。中国在几十年来的城镇化历程中，也没有避免这一状况。乡村中有一定文化资本的人才，甚至廉价劳动力，不断地被城镇吸走。乡村的产品，在缺乏技术、信息、交通、谈判能力优势的情况下，在市场上也处于劣势。更何况，广大的乡村多以小农为主，偏僻落后，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很难成为主体。城乡的发展体现为一种单向的由乡村向城镇“输血”的特征。
这种社会演化的情况显然要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了。乡村振兴不能被解读为“乡村不行了所以要振兴”，而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在发展城镇化的同时，也同步，甚至加大力度让乡村作为主体进行发展，最终使乡村成为整个社会一体化中的一个美丽空间，而不是“城乡二元”中仍然在社会经济层面极为弱势的那一元。
有质量的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是中国社会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体两面”。这是一种主动的战略谋划。
人口和人才
在“自然竞争”中，乡村因为在城镇面前处于劣势，“自我发展”是有难度的。因此，需要在国家层面配置各种体制机制，破除妨碍乡村振兴的各种利益结构，在政策、人才、资源等方面为乡村振兴提供保障。同时，在整个社会中引导各种资源和力量参与乡村振兴。
多年来，乡村在城镇化具有吸引力的潮流中，在很多地方出现“空心效应”，不仅表现为人口外出、产业空虚等凋败现象，也表现在社会秩序的失序上。在一些地方，某些灰色黑色的力量控制了乡村的利益结构。比如一些村霸出现，甚至与乡村权力结构合流。这些力量不仅危害人民群众利益，也恶化了乡村的社会秩序和发展环境。“扫黑除恶”进行一段时间以来，已有一定的震慑效应。但要消除灰色黑色力量滋生的土壤，需要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
在一些地方，受“空心效应”影响，党的基层组织涣散，思想保守，得过且过，不仅没有凝聚力，也没有战斗力，担负不起发展集体经济，带领群众致富的重任。通过人才、资源的引导和配置，让党的基层组织力量增强，不仅是在发挥基层治理的功能，也是乡村振兴成功的关键。
从人口结构上看，乡村振兴意味着“有些人要走，要些人要留下，有些人要来”。比例各不相同，地区也不一样，但这是一个人口结构和人才结构的配置。这种配置，需要通过国家的资源配置自然引导。
人口越来越往大城市集中是一个世界性现象。人口和人才是一个城市竞争力的需要，而乡村往城市的流动，小城市往大城市的流动也是一个规律。在现在的中国，情况正是如此。很多人都说，“三四线城市人口往一二线城市走，五六线城市人口往三四线城市走，农村人口往五六线小城镇走”。这种说法跟人口流动的统计数据是一致的。
这个趋势符合中国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要求。
乡村振兴，不能仍然是传统的农业社会，或者说，不是为了维持传统的农业社会。那种思路是不可能实现战略目标的。数量极为庞大的小农人口在现代的生产结构中很难走到现代化。分布在偏僻贫瘠之地的人口更是如此了。因此乡村振兴需要一些人异地安置，需要每年都有一定的人口数量转移到城镇实现就业。当然，它也需要农村、农业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社会空间和产业结构。 这就涉及农民和农业深刻转型的问题。
深刻的转型
很多调查都显示，在一些地方，农村土地出现撂荒现象。熟练掌握耕作技术的老人渐渐老去，而年轻人，甚至从80后起，很多人已经不会种地，在现在种地特别没有经济和社会身份的吸引力的背景下，也没有种地的打算和意识。
这种情况让人很自然就会产生一种忧思：“以后谁来种地？”那些传统的农业生产，还能一代代进行下去吗？
再看一下已经不种地的人们，他们过着一种“两栖”的生存方式：在城镇的工业或服务业就业，然后用在城镇的收入支撑自己在城镇和乡村之间往返的生活。乡村似乎失去了以其产业结构支撑人们生活的功能，人们还没有抛弃乡村，仅仅是因为他们暂时还没有能力实现真正的城镇化，好像乡村还是一条退路而已。
“以后谁来种地？”确实是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从它的发生背景上看，是建立在预设了小农式的生产，农村农业没有进行现代化的基础上的。而这一点，从城镇化的视角来看显然不可持续了，从乡村振兴的视角来看也不是这样的思路。
十九大报告提到的“农村农业现代化”意义极为深刻深远。不仅仅是规模种植、高科技农业等农业现代化，也是农村现代化，即农村从政治、社会、文化、经济、生态、基础设施、环境等方面的现代化。乡村和城市连成一个现代化的系统，城乡差别更多是地理和生产方式的差别。一方面，乡村的产业结构能够使其自我发展，另一方面，乡村可以提供一种居住、生活、生产的选择性。
这样，回答“以后谁来种地？”的问题，就涉及农民和农业的转型。它不再是小农式的，不考虑经济上的吸引力而只是“职业接续”的逻辑。而是一个新的逻辑：种地是一种跟传统小农不一样的职业。
乡村振兴是對中国乡村社会的一次重构，需要农民转型成为“新农人”，把农业作为一种跟城市的工业、服务业等一样的职业，并且，这种职业在经济收入上、生产条件上都具有吸引力。而对“新农人”的培养，也不是没有现代化技术含量的传统耕作的“子承父业”，而是通过规模化、现代化的农业生产的系统培养，就像工业化体系培养产业工人一样。在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关系中，只要“种地”的收入超过或不低于城镇的工商业，并且，乡村的生活条件也具有现代化的特点，自然环境好，就不存在“谁来种地”的问题。
乡村和小城镇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们是一个社会的最基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本身也是国家治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摘自《南风窗》2018年第6期。作者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