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小学生因打架被罚站， 但他一席话把校长、老师都镇住了”的视频于近日在网上走红。回想我们上学的年代，被老师罚站似乎是家常便饭，尽管可能是被老师“错误裁判”，尽管自己也有满腹委屈，但绝对不敢公开和老师理论，更何况是和一校之长。也许有人会感叹今天的师道尊严不再了，学生不好教了。
　　更不得了的是，这个10岁左右（估计是民法上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小朋友竟然满口法律、政策、律师等法律元素，不免让法律人惊喜法律的普及效果。虽然其口中的法律术语更多的是朴素的法律观，也不必过高赞誉。
　　“法律应该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这是伯尔曼最为法律学人所熟知的箴言。他有个广为流传的法律教学案例：你看一个5岁的小孩，从未学过法律，但他也会说：这个玩具是我的！这就说明他有物权的朦胧意识。他说：“他打了我，所以我才打了他。”这就说明他有侵权法乃至刑法的观念。他说：“你曾经答应过我的！”这就表明他有类似于合同法的意识。而当他说：“这是爸爸允许做的。”那么就说明他已有宪法的观念了。而所有这些观念都是一个从未接触过法律的5岁小孩自然而然拥有的观念意识。
　　视频中，10岁小朋友说：“做人要（有）尊严，我宁愿站这里一天，我也要尊严……我不是无缘无故打（人）的，如果在法律上，我肯定是赢的，如果（我）当律师，你就输了，你除了（处罚）政策没有其他的了。”
　　外国的“5岁小孩”都懂得法律，中国的小朋友也不例外。视频中的10岁小朋友的话语值得我们仔细分析：
　　一是尊严至上。视频中似乎是因为小学生有光头的缺陷而被小朋友嘲笑，于是这位小学生为了尊严而战斗。今天的普通人都知道，人格尊严的重要性。《民法总则》第109条强调：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不只是普通民众想要尊严，就是官员、领导人也曾想以宪法维护尊严。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面对革命小将们的冲击，手拿着一本《宪法》，大声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們的国家。”
　　二是聘用律师维权。今天一谈律师维权，好像一定就是法律的“死磕派”。其实，律师帮助弱势群体维护合法权益是律师的基本使命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应将律师与商人相区分，律师不只是赚钱的手段，更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积极因素。一个小孩，因为自己受了委屈，相信律师会帮助他说理，会帮助正义申张。作为我们法律工作者，欣慰之余，更应自我努力，因为全国小朋友的辩护担子可不轻。
　　三是政策依据。中国人都知道有法律的依法律，没法律依政策。这个小朋友自然也知道，他的事太小了，似乎很难上升到法律层面，因为法律都是管国家大事的，于是他想到了政策的适用。比如《民法总则》第10条明确：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我们的立法也正在淡化政策因素，因为政策太容易变化，缺乏稳定性。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回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问题，即如何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时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他表示，（治理）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