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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茅盾的《子夜》曾被视为左翼文学“经典”，获得极高评价，但在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进程中，《子夜》却在“审美的标准”下被视为“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遭到质疑。然而若将1980年代“美学热”本身和以“审美的标准”重写文学史，都视作是“去政治化的政治”，则可将理论探讨历史化，看到《子夜》艺术水准所遭受的质疑，其实恰恰有另一种非审美的标准在运行。“《子夜》模式”未必不符合审美的标准，只是不符合当时那种借助“审美的标准”而去意识形态化的倾向。
关键词：茅盾；《子夜》；审美的标准；重写文学史
学界对于既有的一些理论论争，往往会在许多年过后依然投入精力来研究其中论争双方的观点、态度，并试图重新审视论争所讨论的具体问题，部分研究者甚至有意参与到当年的论争当中去，就该问题发表当下的观点，形成一种“古今”对话式的研究模式，让当年的理论论争在当下继续延伸。
这固然是对理论论争的高度关注和热情参与，然而当初的那些理论论争既然已经成为一种特定时空的产物，研究者除了以当下的观念参与其中之外，似乎还可以将已经发生的理论论争本身视为一种特殊的历史，以历史化的眼光从外部来审视当年的论争，从而发现许多从论争“内部”无法察觉的问题，进而推进对论争话题的重新认识。
这里就以新时期关于《子夜》艺术成就的争议为实例，探寻这种将理论论争本身历史化的研究方式。
一 何种标准才是“审美的”
茅盾的《子夜》曾被认为是1930年代左翼文学的代表作，自其诞生之日，评论界就给予很高评价，譬如“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等。在195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文学史中，中国现代文学被解读为反映了中国的政治革命，《子夜》的成就也被这种认识固化。然而新时期以来，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被解读为反映思想革命而非单一的政治革命，另一方面从过于僵化的“政治标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许多文学作品，以其艺术成就获得越来越多读者和评论家的青睐。尤其是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传入，沈从文、张爱玲、錢钟书等人小说作品的重新热销，都使得“审美的标准”一时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新评判标准。随着这种转变，对茅盾《子夜》的评价忽然陷入无标准可依的境地。1980年代末，蓝棣之等人质疑《子夜》的艺术成就，以“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来评判小说，认为“主题先行”的《子夜》模式在艺术上是不成功的。①此后茅盾作品的价值，在新时期“审美的标准”下不断受到评论家的质疑与否定。《子夜》的评价史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曾经的左翼文学“经典”，在另一个时代变为了“社会文件”，换言之，几乎成了缺乏审美价值的史料文献。
值得追问的是，《子夜》的成就究竟如何，为何前后评价反差如此之大，当年的肯定与日后的质疑究竟哪一种更符合“审美的标准”？新时期是否真的有这样一种被标榜为“审美的”评价标准存在？进而需要探讨的是，《子夜》是否为“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它何以不美？又何以美？
新时期这样一种所谓“审美的标准”固然发现了以往单一的“政治的标准”所遮蔽的许多中国现代文学优秀作品，却未必不在同时形成了另一种遮蔽。正如当年夏志清与普实克的争论一样，新时期所谓“审美的标准”既然相对于“政治的标准”而提出，其实是以一种“去政治”的标准而存在的，是为了反拨此前中国现代文学评价体系中太过浓厚的“政治的标准”。换言之，这种所谓“审美的标准”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审美的”。或更准确地说，新时期所谓“审美的标准”本身，就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而非完全“审美的”。
一旦将新时期质疑《子夜》艺术成就的评价标准本身置于一种历史化的审视中，即可发现新时期对《子夜》的质疑并非单纯因《子夜》的艺术性而起，而更多的是“为翻案而翻案”。故当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评价体系急切地试图摆脱既往的束缚，评论家只是借助“审美的”话语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过去意识形态束缚的不满。《子夜》这样一部长期获得意识形态肯定的作品自然成为这种反拨的“靶子”，对《子夜》艺术成就的质疑于是应运而生。
故而此处提出，不妨将当年有关《子夜》艺术成就的理论论争本身视作一种特殊的史料，后来的研究者无需太过急切地“讨论到问题里面去”，而不妨抽离开来，以历史化的眼光重新看待当初的理论论争，进而发现某些“问题外面”的“真相”，然后再以此眼光透视“问题内部”，或许反而会对理论论争所探讨的“内部问题”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二 《子夜》是否“主题先行”
新时期质疑《子夜》艺术成就的理由之一是该小说“主题先行”，蓝棣之曾评价道：“很遗憾，我不得不指出，照我看来，《子夜》属于此类作品；但我要郑重声明：《子夜》是这类作品中最优秀的，然而毕竟是在此之属。主题先行，限制住了作品主题的指向，也限制了作家的才气，限制了对生活的整体叙述。”②尽管《子夜》被评价为“这类作品中最优秀的”，但在评论者看来茅盾还是因“主题先行”而限制了小说的成就。
那么《子夜》是否主题先行呢？这个被认为“先行”的主题又是什么？这一“主题”是否限制小说的成就，使得一部小说变成了“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
文学史一般认为《子夜》的主题是“回答托派”，因为茅盾自己曾多次对这部小说的主题做出说明。最早的一次，是1939年5月下旬茅盾在《新疆日报》社演讲《子夜》的写作过程，茅盾当时强调“这样一部小说，当然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我所要回答的，只是一个问题，即是回答了托派：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③此后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子夜》时，茅盾应邀又在书后写了《再来补充几句》，重申了“回答托派”的主题。④在1980年代初的回忆录中，茅盾也对《子夜》的主题做出了类似的申明。似乎《子夜》“回答托派”的主题已经被茅盾自己后来的屡次阐释证明了。“但茅盾在写作《子夜》时，是否真的就清晰而明确地预设了这一主题与观念？这一主题、观念与《子夜》的文本实际又是怎样的关系呢？”⑤ 在讨论茅盾对《子夜》主题的阐释时，往往忽略的是，茅盾1939年那次演讲所处的新疆处于盛世才的特务统治之下。茅盾在《新疆日报》社的演讲有许多新疆学院的学生来听，而“就在茅盾抵达迪化前，盛世才在1937年12月途径新疆回国的康生等人授意下，以‘托派’罪名逮捕了之前由苏联派往新疆工作的中共党员俞秀松，蓄意制造了‘大阴谋案’。后俞秀松被押往苏联，1939年被判处死刑。而俞秀松不仅与茅盾同为中共早期创建者，在新疆时更化名王寿成担任新疆学院院长。”因此，茅盾在新疆演讲“鲜明地亮出批判‘托派’的态度”是有其历史原因的。⑥中国的“托派”对中国社会是否能够发展资本主义的认识，在1949年之后自然会受到茅盾更加明确的说明。故而在《再来补充几句》等文字中，才会反复重申《子夜》“回答托派”的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茅盾1980年代初在回忆录中写下一个细节：“秋白建议我改变吴荪甫、赵伯韬两大集团最后握手言和的结尾，改为一胜一败。这样更能强烈地突出工业资本家斗不过金融买办资本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没有出路的。”⑦而在现存茅盾手稿的小說《提要》和原大纲的设计当中，吴赵两派将同归于尽之际，终在新形势下团结起来“共谋抵抗无产革命”。⑧这种结局设计显然并未能很好地“回答托派”。足见茅盾一开始设定的小说主题并非“回答托派”，只是瞿秋白促使茅盾改写了小说的结局，形成了“回答托派”的后设主题。⑨
这样的“后设主题”，以及茅盾日后在特定历史情境（尤其是危险境地）中的自我辩解，如何能证明《子夜》是“主题先行”的？评论者按照“回答托派”这样被视为“先行”的主题来解读《子夜》，并认为这种主题“限制住了作品主题的指向，也限制了作家的才气，限制了对生活的整体叙述”，对小说成就提出质疑，究竟是出于对这种经瞿秋白意识形态诉求改写过的主题的质疑，还是出于对原本就没打算“回答托派”的《子夜》的质疑？
一旦将《子夜》的主题，从既往固化了的“回答托派”主题中，还原到茅盾对1930年代中国实业与金融之争的原初主题上来，新时期评论者以“主题先行”来将《子夜》视为“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的那种质疑，就不再单纯是对小说艺术成就的质疑，而更多地呈现为对既往表述的质疑。
那么，最后的问题就在于，当《子夜》“主题先行”与否的问题暂且悬置之后，这种被视为“社会文件”的小说本身，艺术成就究竟如何？
三 “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何以不美
《子夜》的写作当然有许多缺点，但无法忽视的是，“《子夜》的确成了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也成了‘常销书’，开明版于1951年12月已印至26版”。⑩畅销而常销的《子夜》拥有数量庞大的读者群，且其热度经久不衰，并不亚于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在新时期重新热销的作品。其实，就在蓝棣之重评《子夜》之际，评论者本人也不忘肯定《子夜》“新儒林外史”式的讽刺艺术。而日本学者增田涉当年曾评价：“总的来说，《子夜》沿着时代和历史的方向来写，写得大胆，有层次，表现了作者的能力，或者说是粗犷的‘蛮力’。这种豪宕的作风，虽然并不流畅，甚而处处透出牵强的（或者说是拙劣的）咯吱咯吱的辗轧声，但作者视野宽广，以时代为整体作了细致的描绘，表现出大陆式的膂力。”11
增田涉对茅盾这种“大陆式的膂力”的评价，正体现出作为“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非但不会妨害《子夜》的艺术价值，反而体现出一种完全不同于“优美”的“崇高”之美。《子夜》当中的“美”如果存在的话，也绝不是文人雅士吟诗作对式的风雅之美，不是一种纤细之美。它并不表现在某位主人公能够对着花鸟鱼虫作高雅的品评，而表现在小说整体上对宏阔历史的细致把握，以及主人公最初的雄心壮志与最终完败之间的悲剧性。
正是这种超越了“回答托派”主题的悲剧描绘，使得吴荪甫这样一个原本从“阶级情感”角度不应被同情的主人公，却唤起了无数读者的共鸣体验，从一种超越“阶级”的个体维度去感知吴荪甫最终的功亏一篑与壮志难酬，随着小说情节发展而期待其所期待，紧张其所紧张，担忧其所担忧，甚至恐惧其所恐惧。在1933年8月13、14日的《中华日报·小贡献》上，瞿秋白以“施蒂而”的笔名发表《读〈子夜〉》，肯定《子夜》的成就之外，也表达了对《子夜》的不满：“在意识上，使读到《子夜》的人都在对吴荪甫表同情，而对那些帝国主义，军阀混战，共党，罢工等破坏吴荪甫企业者，却都会引起憎恨……”12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许多读者不仅在吴荪甫与赵伯韬之间更希望前者获胜，而且在吴荪甫与裕华丝厂的罢工女工之间，也更希望前者获胜。这样强烈的代入感，几乎颠覆了瞿秋白从意识形态角度对这部小说的改写要求，更超越了多年来《子夜》解读模式中那种早已固化的“阶级”维度。
如此看来，《子夜》这样一部长期因刻板印象而被视作受意识形态束缚的作品，才真正显示出了一种超越于新时期批评家所厌弃的“政治的标准”而在原初形态中就包含了不同于“优美”的另一种“崇高”的“审美的标准”。只是由于特定时代解读者本身未能超越既往意识形态的束缚，才没有发现这种“美”。
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左翼文学“经典”的《子夜》，恰恰不是1950年代以来那种单一的视角可以充分解读的，更不是新时期以来质疑既往表述的评论者所要真正批判的。“遗憾的是因意识形态的支配，对这个作品的意义解读日渐狭隘、僵化，走上逼仄之路。”13要充分理解左翼文学，还需回到左翼文学发生之初的复杂历史语境，甚至要将作者自己日后在特定历史情境中不得不做出的种种自我辩解剥离开来，看到远比单一的固化视角更为丰富的左翼文学理论资源。“而所有这些广阔‘左翼’创作视野的逐步打开，正为理解《子夜》提供了更多新的可能。”14这也为理解更为丰富的左翼文学图景，提供了更开阔而富有自信的视野。
结 语
值得继续思考的是，包括《子夜》在内的茅盾左翼文学作品一度受到质疑，在质疑面前，研究者究竟应当不断“捍卫”茅盾作品的左翼“经典”地位，还是还原茅盾创作的复杂进程？茅盾的左翼文学经典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单一的左翼视野？一旦突破既有视野，又将呈现茅盾小说创作中怎样的精神历程？ 此外，若将1980年代美学热本身和以“审美的标准”重写文学史，都视作是特定时代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则可将当年的理论探讨推向历史化的研究，看到《子夜》艺术水准所遭受的质疑，其实恰恰有另一种非审美的标准在运行。“《子夜》模式”未必不符合审美的标准，只是不符合当时那种借助“审美的标准”而疏离意识形态的倾向。而左翼文学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审美与意识形态在其中本就不可分割，但左翼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未必那么单一，更不见得是对《子夜》艺术成就提出质疑者所要真正反对的。
理论研究的“去历史化”与“再历史化”本就一体两面，如何能彻底分开？今天的研究者面对当年的理论论争，似乎不必直切主题式地参与到当年的论争中去，大可将理论论争本身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来重新审视，从论争问题的外部来透视问题内部，反而有助于对问题本身更为深刻的理解。
注释：
①蓝棣之：《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重评〈子夜〉》，载《上海文论》1989年第3期。
②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6页。
③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载《战时青年月刊》1939年第3期。
④茅盾：《再来补充几句》，茅盾《子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版，第576页。
⑤梁竞男，张堂会：《〈子夜〉“主题先行”问题与吴荪甫形象之矛盾》，载《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⑥⑨妥佳宁：《从汪蒋之争到“回答托派”：茅盾对〈子夜〉主题的改写》，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⑦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回忆录（十三）》，载《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
⑧茅盾：《子夜（手迹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452页
⑩葛飞：《作为畅销书的〈子夜〉与1930年代的读者趣味》，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11增田涉：《茅盾印象記》，载《茅盾研究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6页。
12施蒂而（瞿秋白）：《读〈子夜〉》，载瞿秋白《论〈子夜〉及其它》，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23页。
13王嘉良：《回眸历史：对茅盾创作模式的理性审视》，载《学术月刊》2007年第11期。
14妥佳宁：《作为〈子夜〉“左翼”创作视野的黄色工会》，载《文学评论》2015年第3期。
（作者单位：内蒙古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史视角下茅盾小说创作的精神历程研究（1927-1936）”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7XZW004）
责任编辑：赵雷
关键词：茅盾；《子夜》；审美的标准；重写文学史
学界对于既有的一些理论论争，往往会在许多年过后依然投入精力来研究其中论争双方的观点、态度，并试图重新审视论争所讨论的具体问题，部分研究者甚至有意参与到当年的论争当中去，就该问题发表当下的观点，形成一种“古今”对话式的研究模式，让当年的理论论争在当下继续延伸。
这固然是对理论论争的高度关注和热情参与，然而当初的那些理论论争既然已经成为一种特定时空的产物，研究者除了以当下的观念参与其中之外，似乎还可以将已经发生的理论论争本身视为一种特殊的历史，以历史化的眼光从外部来审视当年的论争，从而发现许多从论争“内部”无法察觉的问题，进而推进对论争话题的重新认识。
这里就以新时期关于《子夜》艺术成就的争议为实例，探寻这种将理论论争本身历史化的研究方式。
一 何种标准才是“审美的”
茅盾的《子夜》曾被认为是1930年代左翼文学的代表作，自其诞生之日，评论界就给予很高评价，譬如“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等。在195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文学史中，中国现代文学被解读为反映了中国的政治革命，《子夜》的成就也被这种认识固化。然而新时期以来，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被解读为反映思想革命而非单一的政治革命，另一方面从过于僵化的“政治标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许多文学作品，以其艺术成就获得越来越多读者和评论家的青睐。尤其是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传入，沈从文、张爱玲、錢钟书等人小说作品的重新热销，都使得“审美的标准”一时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新评判标准。随着这种转变，对茅盾《子夜》的评价忽然陷入无标准可依的境地。1980年代末，蓝棣之等人质疑《子夜》的艺术成就，以“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来评判小说，认为“主题先行”的《子夜》模式在艺术上是不成功的。①此后茅盾作品的价值，在新时期“审美的标准”下不断受到评论家的质疑与否定。《子夜》的评价史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曾经的左翼文学“经典”，在另一个时代变为了“社会文件”，换言之，几乎成了缺乏审美价值的史料文献。
值得追问的是，《子夜》的成就究竟如何，为何前后评价反差如此之大，当年的肯定与日后的质疑究竟哪一种更符合“审美的标准”？新时期是否真的有这样一种被标榜为“审美的”评价标准存在？进而需要探讨的是，《子夜》是否为“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它何以不美？又何以美？
新时期这样一种所谓“审美的标准”固然发现了以往单一的“政治的标准”所遮蔽的许多中国现代文学优秀作品，却未必不在同时形成了另一种遮蔽。正如当年夏志清与普实克的争论一样，新时期所谓“审美的标准”既然相对于“政治的标准”而提出，其实是以一种“去政治”的标准而存在的，是为了反拨此前中国现代文学评价体系中太过浓厚的“政治的标准”。换言之，这种所谓“审美的标准”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审美的”。或更准确地说，新时期所谓“审美的标准”本身，就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而非完全“审美的”。
一旦将新时期质疑《子夜》艺术成就的评价标准本身置于一种历史化的审视中，即可发现新时期对《子夜》的质疑并非单纯因《子夜》的艺术性而起，而更多的是“为翻案而翻案”。故当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评价体系急切地试图摆脱既往的束缚，评论家只是借助“审美的”话语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过去意识形态束缚的不满。《子夜》这样一部长期获得意识形态肯定的作品自然成为这种反拨的“靶子”，对《子夜》艺术成就的质疑于是应运而生。
故而此处提出，不妨将当年有关《子夜》艺术成就的理论论争本身视作一种特殊的史料，后来的研究者无需太过急切地“讨论到问题里面去”，而不妨抽离开来，以历史化的眼光重新看待当初的理论论争，进而发现某些“问题外面”的“真相”，然后再以此眼光透视“问题内部”，或许反而会对理论论争所探讨的“内部问题”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二 《子夜》是否“主题先行”
新时期质疑《子夜》艺术成就的理由之一是该小说“主题先行”，蓝棣之曾评价道：“很遗憾，我不得不指出，照我看来，《子夜》属于此类作品；但我要郑重声明：《子夜》是这类作品中最优秀的，然而毕竟是在此之属。主题先行，限制住了作品主题的指向，也限制了作家的才气，限制了对生活的整体叙述。”②尽管《子夜》被评价为“这类作品中最优秀的”，但在评论者看来茅盾还是因“主题先行”而限制了小说的成就。
那么《子夜》是否主题先行呢？这个被认为“先行”的主题又是什么？这一“主题”是否限制小说的成就，使得一部小说变成了“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
文学史一般认为《子夜》的主题是“回答托派”，因为茅盾自己曾多次对这部小说的主题做出说明。最早的一次，是1939年5月下旬茅盾在《新疆日报》社演讲《子夜》的写作过程，茅盾当时强调“这样一部小说，当然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我所要回答的，只是一个问题，即是回答了托派：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③此后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子夜》时，茅盾应邀又在书后写了《再来补充几句》，重申了“回答托派”的主题。④在1980年代初的回忆录中，茅盾也对《子夜》的主题做出了类似的申明。似乎《子夜》“回答托派”的主题已经被茅盾自己后来的屡次阐释证明了。“但茅盾在写作《子夜》时，是否真的就清晰而明确地预设了这一主题与观念？这一主题、观念与《子夜》的文本实际又是怎样的关系呢？”⑤ 在讨论茅盾对《子夜》主题的阐释时，往往忽略的是，茅盾1939年那次演讲所处的新疆处于盛世才的特务统治之下。茅盾在《新疆日报》社的演讲有许多新疆学院的学生来听，而“就在茅盾抵达迪化前，盛世才在1937年12月途径新疆回国的康生等人授意下，以‘托派’罪名逮捕了之前由苏联派往新疆工作的中共党员俞秀松，蓄意制造了‘大阴谋案’。后俞秀松被押往苏联，1939年被判处死刑。而俞秀松不仅与茅盾同为中共早期创建者，在新疆时更化名王寿成担任新疆学院院长。”因此，茅盾在新疆演讲“鲜明地亮出批判‘托派’的态度”是有其历史原因的。⑥中国的“托派”对中国社会是否能够发展资本主义的认识，在1949年之后自然会受到茅盾更加明确的说明。故而在《再来补充几句》等文字中，才会反复重申《子夜》“回答托派”的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茅盾1980年代初在回忆录中写下一个细节：“秋白建议我改变吴荪甫、赵伯韬两大集团最后握手言和的结尾，改为一胜一败。这样更能强烈地突出工业资本家斗不过金融买办资本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没有出路的。”⑦而在现存茅盾手稿的小說《提要》和原大纲的设计当中，吴赵两派将同归于尽之际，终在新形势下团结起来“共谋抵抗无产革命”。⑧这种结局设计显然并未能很好地“回答托派”。足见茅盾一开始设定的小说主题并非“回答托派”，只是瞿秋白促使茅盾改写了小说的结局，形成了“回答托派”的后设主题。⑨
这样的“后设主题”，以及茅盾日后在特定历史情境（尤其是危险境地）中的自我辩解，如何能证明《子夜》是“主题先行”的？评论者按照“回答托派”这样被视为“先行”的主题来解读《子夜》，并认为这种主题“限制住了作品主题的指向，也限制了作家的才气，限制了对生活的整体叙述”，对小说成就提出质疑，究竟是出于对这种经瞿秋白意识形态诉求改写过的主题的质疑，还是出于对原本就没打算“回答托派”的《子夜》的质疑？
一旦将《子夜》的主题，从既往固化了的“回答托派”主题中，还原到茅盾对1930年代中国实业与金融之争的原初主题上来，新时期评论者以“主题先行”来将《子夜》视为“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的那种质疑，就不再单纯是对小说艺术成就的质疑，而更多地呈现为对既往表述的质疑。
那么，最后的问题就在于，当《子夜》“主题先行”与否的问题暂且悬置之后，这种被视为“社会文件”的小说本身，艺术成就究竟如何？
三 “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何以不美
《子夜》的写作当然有许多缺点，但无法忽视的是，“《子夜》的确成了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也成了‘常销书’，开明版于1951年12月已印至26版”。⑩畅销而常销的《子夜》拥有数量庞大的读者群，且其热度经久不衰，并不亚于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在新时期重新热销的作品。其实，就在蓝棣之重评《子夜》之际，评论者本人也不忘肯定《子夜》“新儒林外史”式的讽刺艺术。而日本学者增田涉当年曾评价：“总的来说，《子夜》沿着时代和历史的方向来写，写得大胆，有层次，表现了作者的能力，或者说是粗犷的‘蛮力’。这种豪宕的作风，虽然并不流畅，甚而处处透出牵强的（或者说是拙劣的）咯吱咯吱的辗轧声，但作者视野宽广，以时代为整体作了细致的描绘，表现出大陆式的膂力。”11
增田涉对茅盾这种“大陆式的膂力”的评价，正体现出作为“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非但不会妨害《子夜》的艺术价值，反而体现出一种完全不同于“优美”的“崇高”之美。《子夜》当中的“美”如果存在的话，也绝不是文人雅士吟诗作对式的风雅之美，不是一种纤细之美。它并不表现在某位主人公能够对着花鸟鱼虫作高雅的品评，而表现在小说整体上对宏阔历史的细致把握，以及主人公最初的雄心壮志与最终完败之间的悲剧性。
正是这种超越了“回答托派”主题的悲剧描绘，使得吴荪甫这样一个原本从“阶级情感”角度不应被同情的主人公，却唤起了无数读者的共鸣体验，从一种超越“阶级”的个体维度去感知吴荪甫最终的功亏一篑与壮志难酬，随着小说情节发展而期待其所期待，紧张其所紧张，担忧其所担忧，甚至恐惧其所恐惧。在1933年8月13、14日的《中华日报·小贡献》上，瞿秋白以“施蒂而”的笔名发表《读〈子夜〉》，肯定《子夜》的成就之外，也表达了对《子夜》的不满：“在意识上，使读到《子夜》的人都在对吴荪甫表同情，而对那些帝国主义，军阀混战，共党，罢工等破坏吴荪甫企业者，却都会引起憎恨……”12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许多读者不仅在吴荪甫与赵伯韬之间更希望前者获胜，而且在吴荪甫与裕华丝厂的罢工女工之间，也更希望前者获胜。这样强烈的代入感，几乎颠覆了瞿秋白从意识形态角度对这部小说的改写要求，更超越了多年来《子夜》解读模式中那种早已固化的“阶级”维度。
如此看来，《子夜》这样一部长期因刻板印象而被视作受意识形态束缚的作品，才真正显示出了一种超越于新时期批评家所厌弃的“政治的标准”而在原初形态中就包含了不同于“优美”的另一种“崇高”的“审美的标准”。只是由于特定时代解读者本身未能超越既往意识形态的束缚，才没有发现这种“美”。
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左翼文学“经典”的《子夜》，恰恰不是1950年代以来那种单一的视角可以充分解读的，更不是新时期以来质疑既往表述的评论者所要真正批判的。“遗憾的是因意识形态的支配，对这个作品的意义解读日渐狭隘、僵化，走上逼仄之路。”13要充分理解左翼文学，还需回到左翼文学发生之初的复杂历史语境，甚至要将作者自己日后在特定历史情境中不得不做出的种种自我辩解剥离开来，看到远比单一的固化视角更为丰富的左翼文学理论资源。“而所有这些广阔‘左翼’创作视野的逐步打开，正为理解《子夜》提供了更多新的可能。”14这也为理解更为丰富的左翼文学图景，提供了更开阔而富有自信的视野。
结 语
值得继续思考的是，包括《子夜》在内的茅盾左翼文学作品一度受到质疑，在质疑面前，研究者究竟应当不断“捍卫”茅盾作品的左翼“经典”地位，还是还原茅盾创作的复杂进程？茅盾的左翼文学经典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单一的左翼视野？一旦突破既有视野，又将呈现茅盾小说创作中怎样的精神历程？ 此外，若将1980年代美学热本身和以“审美的标准”重写文学史，都视作是特定时代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则可将当年的理论探讨推向历史化的研究，看到《子夜》艺术水准所遭受的质疑，其实恰恰有另一种非审美的标准在运行。“《子夜》模式”未必不符合审美的标准，只是不符合当时那种借助“审美的标准”而疏离意识形态的倾向。而左翼文学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审美与意识形态在其中本就不可分割，但左翼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未必那么单一，更不见得是对《子夜》艺术成就提出质疑者所要真正反对的。
理论研究的“去历史化”与“再历史化”本就一体两面，如何能彻底分开？今天的研究者面对当年的理论论争，似乎不必直切主题式地参与到当年的论争中去，大可将理论论争本身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来重新审视，从论争问题的外部来透视问题内部，反而有助于对问题本身更为深刻的理解。
注释：
①蓝棣之：《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重评〈子夜〉》，载《上海文论》1989年第3期。
②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6页。
③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载《战时青年月刊》1939年第3期。
④茅盾：《再来补充几句》，茅盾《子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版，第576页。
⑤梁竞男，张堂会：《〈子夜〉“主题先行”问题与吴荪甫形象之矛盾》，载《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⑥⑨妥佳宁：《从汪蒋之争到“回答托派”：茅盾对〈子夜〉主题的改写》，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⑦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回忆录（十三）》，载《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
⑧茅盾：《子夜（手迹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452页
⑩葛飞：《作为畅销书的〈子夜〉与1930年代的读者趣味》，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11增田涉：《茅盾印象記》，载《茅盾研究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6页。
12施蒂而（瞿秋白）：《读〈子夜〉》，载瞿秋白《论〈子夜〉及其它》，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23页。
13王嘉良：《回眸历史：对茅盾创作模式的理性审视》，载《学术月刊》2007年第11期。
14妥佳宁：《作为〈子夜〉“左翼”创作视野的黄色工会》，载《文学评论》2015年第3期。
（作者单位：内蒙古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史视角下茅盾小说创作的精神历程研究（1927-1936）”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7XZW004）
责任编辑：赵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