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下半年，陈独秀搬到了上海熙华德路（今长治路）。当时他的两个儿子刚刚在反革命屠杀中丧生，他也被国民党悬赏通缉……无形的压力逼得他无法喘息。他打开窗子，欲放眼远望，对面窗中呆呆凝视的眼睛又与自己的目光怦然相撞，这已不是第一次了。
　　潘兰珍合上窗子，一丝恐惧刺得她的心一阵紧缩。她怕见任何男人，男人似乎已成了粗暴与欺骗的象征。潘兰珍小陈独秀29岁，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她十岁开始当童工，十七八岁时出落得亭亭玉立，楚楚动人。工厂里的一些流氓工头整天纠缠她，其中一个工头大骂那些欺侮潘兰珍的流氓，强行做她的“保护者”。在挟迫下，潘兰珍与这名工头同居，生下一子，儿子不久夭折。最后她逃了出来，孤苦伶仃地隐居在上海熙华德路的一个亭子间里。
　　潘兰珍发现，对面的窗子深夜常常亮着，那位老者面容慈祥，总是在阅读或奋笔疾书。在以后的相遇中，他们渐渐开始报以微笑，算是打招呼。
　　陈独秀已独身多年，长期的忧思、无定的饮食、躲避缉捕的紧张使陈独秀的身体状况处于垮溃的边缘。一天晚上，他在居所附近昏倒。潘兰珍下班回来后，看到倒在地上的陈独秀，忙唤邻人一同将其抬到了自己的小屋里，又很快请来了大夫。医生给陈独秀注射了一支强心剂，并开了些药。陈独秀醒了过来，素昧平生的女子让他感受到一种博大的温情。
　　此后，陈独秀与潘兰珍的接触便多了起来。陈独秀的儒雅与热情使潘兰珍在男性的世界里寻到了女人的自尊。潘兰珍从未进过校门，看到陈独秀奋笔疾书，听他谈天说地，便知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先生，一种崇敬便定格在她的心里。于是，她便经常帮他烧饭、洗衣服。陈独秀一有空闲便教潘兰珍识字读书，唱歌诵诗。
　　在潘兰珍的悉心照料下，陈独秀的生活也逐渐地条理化，他的身体与精神均有了很大的改观。他换上西服，颏下的胡须也刮得精光。在外人眼中，他们是父女；在二人心中，他们是师生，但是这种纯朴的师生关系在时间的催化下渐渐地发生转变。
　　潘兰珍终于鼓起了勇气，向陈独秀表达了火热的爱慕之情。面对爱神的箭矢，陈独秀在感动的同时劝她慎重考虑。潘兰珍表示，只要陈独秀不嫌弃，她愿陪伴他终生。愛情终于跨过年龄的鸿沟，在他们中间产生了。
　　潘兰珍十分敬重陈独秀，从不询问陈独秀的往来去向，除了上班，她将全部的精力放在照料陈独秀的饮食起居上。此时的陈独秀几乎没什么收入，潘兰珍就用自己微薄的薪金维持生计。清苦的生活，温暖的家，两颗心在孤寂中寻到了依托。他们后来收养了一名女孩，取名为潘凤仙，女儿给这个家增添了不少乐趣。
　　陈独秀隐姓埋名，自称姓李，潘兰珍一直称其为“李老先生”。直到陈独秀被捕，潘兰珍才知道，与自己共同生活了两年的“李老先生”竟然是被悬赏巨额捉拿的“共党首领”！当时谈“共”色变，老头子是“共党首领”，这是要杀头的，而潘兰珍却下定决心要去狱中寻夫。
　　两人相见后，陈独秀劝她离开南京，另谋生路，他不愿让一个赢老之躯拖累一个青春鲜活的生命。但潘兰珍决心与他共患难。陈独秀执拗不过，只得答应她到狱中来照顾自己。当时，许多重要的党政要员都到狱中看望陈独秀，潘兰珍见丈夫如此受人尊重，内心也十分欢喜。身处艰难中的陈独秀深深地感到潘兰珍是他余生幸福的依托。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当局释放了陈独秀。此后，潘兰珍跟随陈独秀四处漂泊，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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