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新史学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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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梁启超作为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者,在对封建主义旧史学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在中国近代史上首先输入了西方新史学,构建了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体系,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关键词:梁启超 新史学 进化论观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梁启超,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奠基者,近代中国著名学者。年少时系统接受传统教育,国学根底深厚。17岁(1890年)时追随康有为,成为维新变法运动的中坚。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直接接触并大力钻研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初步创建了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体系,提出了“史学革命”的口号。代表作是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和1902年的《新史学》。1920年以后,梁启超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其史学理论体系臻于成熟、完善。新史学理论专著有1922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1926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
  梁启超思想敏捷、学识广博、学贯中西、不拘旧说、不守成见,极富开拓进取。其辛勤劳作,著作等身,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优异成绩,堪称近代中国知识界的领袖。尤其在史学领域更有建树,开辟了史学领域的新时代。梁启超的史学理论体系要点略表如下:
  一 抨击旧史学、倡导史界革命
  1 批判了旧史学的循环史观和复古观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此误会历史真相之言也。苛治乱相嬗无已时,则历史之象当为循环,与天然等,而历史学将不能成立。孟子此言盖为螺线之状所迷,而误以为圆状。”梁启超认为,那种“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是对历史发展螺线型进程的误解。而“世界既进步之后则断无复行退步之理。即有时为外界别种阻力之所遏,亦不过停顿不进耳,更无复返其初”。这是对于循环史观一脉相承、出于同理的复古观的批驳。
  2 对旧史学的历史功能、目的、范围、治史态度的解构
  梁启超认为旧史学是以孝道为中心的封建正统史学,起着对民众进行“三纲五常”为主的封建道德说教和为统治阶级“资治通鉴”的作用,为专制帝王、官僚等少数统治阶级服务,目的是把广大民众驯服成奴性十足的“忠顺之臣民”,以保统治者万代基业、江山永固。
  梁启超指出,旧史学范围狭窄,仅重视记载政治活动。“旧史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代帝王之家谱,记载的多是“有权者兴亡隆替之事”。还有“本记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旧史“费天地间无限缣素,乃为千百年前已朽之骨较短量长”。这又是对旧史学迷恋古事的嘲讽。
  梁启超尤其指出了旧史学治史态度存在“四蔽”。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这样使旧史学治史往往主观色彩太浓,以帝王的是非为是非,秉承和屈服统治者的意志,随意歪曲史实,愚弄民众,从而发出了“中国无史”的感叹。
  3 对旧历史编纂学的抨击
  梁启超认为,旧史所记史迹之间“不生联络”,像是凝固的电影蒙太奇,“木形只影”,显不出丝毫的活态与动相,是僵化腐朽的死人的历史。尤有两大弊病:“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对此,梁启超发出了“史界革命”的呼声:“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二 构建资产阶级新史学
  1 宣扬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梁启超讲“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所贵乎史者贵期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总之,坚持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梁启超新史学的立场和方向,是其新史学的主线和总目标。
  2 务实创新,重视今世
  梁启超说,“今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而已。史家的目的在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而因以增加生活之兴味;赌遗产之丰厚,则欢喜而自壮;念先民辛勤未竟之业,则瞿然思所以继志述事而不敢自暇逸;观其成败之迹与夫恶因恶果之递嬗,则知耻知惧、察吾遗性之缺憾而思所以匡矫之也。夫如此,然后能将历史纳入现在生活界使生密切之连锁。”“在今日惟个性圆满发达之民,自进而为种族上、地域上、职业上之团结互助,夫然后可生存于世界而求有所贡献。而历史其物,即以养成人类此种性习为职志”。另外,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还写道:新史学以“伟大高尚之理想,褒贬一民族全体之性质,若者为优、若者为劣,某时代以何原因而获强盛,某时代以何原因而至衰亡,使后起之民族读焉而因以自鉴曰:‘吾侪宜尔,吾侪宜毋尔’”。新史学“以悲壮淋漓之笔写古人之性行事业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赞叹舞蹈顽廉懦立,刺激其精神血泪,以养成活气之人物”。
  上所引几段原文,能够说明梁启超新史学的治史目的和社会功用观:新史学就是要帮助人们了解过去、知道祖辈们的历史,就是要把过去真实的事实活生生呈现给人们,并赋予新意义、新价值,就是要服务于今人、服务于现代生活,就是要人们继承和发扬古代优良的传统和作风,吸取历史教训,为振兴祖国、为社会进步、为全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贡献。这是务实创新、重视今世的资产阶级史学功用观的体现。
  3 扩大历史研究范围
  “历史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严异行,而必不足以入历史之范围”。“我们认为,欲知历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算完结,重要的看见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统也者,在国非在君也,在众人非在一人也。舍国而求诸君,舍众人而求诸一人,必无统之可言,更无正之可言”。“夫欲求人群进化之现象,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内自乡邑之法团,外到五洲之全局,上自穹古之古史,下至昨今之新闻”。总之,梁启超新史学主张历史研究,包含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国内、国外等方方面面,不同于旧史学仅重视“君史”和政治史的研究。
  4 重视历史事件的因果,探寻进化和发展的规律
  “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历史学者“必寻出其因果关系,然后活动之继续性,可得而悬解也”。“不谈因果,则无量数繁赜自变幻之史迹不能寻出一系统,而整理之术穷;不谈因果,则无以为鉴往知来之资,而史学的目的消灭。故吾侪常须以炯眼观察因果关系,但其所适用之因果律与自然科学之因果律不能同视耳”。“而最奇异者,合无量数互相矛盾的个性,互相分歧或反对的愿望与努力,而在若有意若无意之间,乃各率其职以共赴一鹄,以组成此极广大极复杂极致密之‘史网’。人类之不可思议,莫过是矣。史家之职责,则在此种极散漫、极复杂的个性中而觑见其实体,描出其总相,然后因果之推验乃可得施”。
  上文说的“赓续活动”,指“累代人相继”的进化活动,即人类社会呈螺线上升和曲折前进的以往的运动发展过程。“体相”指的是把历史真实地、活生生地再现给人们。“总成绩”则是指史家对历史进行宏观、整体、全面性总结和梳理。“因果关系”、“因果律”指人类社会历史现象之间、历史现象内部、历史事件之间、历史事件内部的必然性。
  总之,梁启超运用进化论观点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积极考察和探索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让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教人们把握历史、运用历史、促进社会更加进步和更加发展。这也体现了资产阶级要求务实创新和争取社会进步发展的功用观和目的性。
  5 史家应具备的史学修养——“四长”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有《史家的四长》一章。“四长”指史德、史学、史识、史才。这是梁启超对刘知几、章学诚治史思想的继承和变革。
  “史德”指史家要心术端正。应务实、公正、客观,杜绝主观色彩的夸张、附会、武断。要能做到“鉴空衡平”,即对于所叙述的史迹,采用客观的态度,像镜子和天平一样,照出事物本来的模样,称出事物本身的重量。
  “史学”主张治史者“贵专精而不贵杂博”。先集中精力,钻研一个问题,弄透后再旁及其他,所谓兼顾涉精。
  “史识”指史家的观察能力,要敏锐,“旁人所不能观察的,我可以观察得出来”,这是史家治史的基本条件。另外,史家不能为传统的思想及个人的成见所蔽。
  “史才”指史家著史的技能。包括如何剪裁史料,组合内容,使文章更简洁、生动,富于文采。
  另外,梁启超史学理论体系中还包含有关治史方法的专门论述。如关于史料的搜集与鉴别。在史料鉴别中就提出了鉴别伪书的12条标准、鉴别真书的6条标准和鉴别伪事的7条标准等。此不再赘述。
  6 进化论基本贯穿了梁启超史学理论始终
  进化论观点也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从事政治革命、社会改良、文化革命和改良的最有力武器。梁启超史学理论中的进化论是其吸纳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赫胥黎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学而成,而不是“公羊三世说”的进化论思想。有些史家认为,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在其史学理论中不断变异、修改,渐成衰退、落后之势。比如梁启超《新史学》一书中认为“善于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现象者何,事物之变化也”。梁启超在这里宣扬进化论史观,提出了“公理公例”。1922年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提出了“赓续”和“因果关系”。但在1923年的《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梁启超说:“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一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观念。我一向来最不喜欢听这句话,因为和我所信的进化主义不相容。但近来我也不敢十分坚持了。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来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恐怕也是如此。”。梁启超又赞成“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于是有些史家认为“赓续活动”和“因果联系”同“进化论”和“公理公例”相比是个退步,到后来,梁启超又干脆放弃了进化论而改奉守旧的循环史观了。
  其实并非如此。相反其都体现了进化论思想。“公理公例”就是规律性、事物的内部联系。“因果联系”也完全反映了进化论史观(前文已述)。还有梁启超提到不敢坚持进化主义而赞成“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实际上仅是表面现象而已,其进化论史观并没有变。梁启超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其一生都在为改变落后、愚昧的社会现状,为发展经济,为祖国的富强到处呼喊和全身心地投入,反对乱世、反对革命手段造成的破坏。循环史观在一定程度上潜在地反映了梁启超结束乱世、迎来治世、实现改良社会的政治抱负的美好愿望和心声。另外,梁启超重提循环史观,也明确表达了他对现实乱世局面的不满和无奈忧郁的心情。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讲了上文所引的循环史观之后,接着就有“我现在并不肯撤销我多年来历史的进化的主张”的话。并强调从以下两点去考察历史,完全能说明历史及人类社会是进化的、发展的、进步的:“一、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的真切,而且事实上也显著向上进行。二、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
  总之,梁启超新史学理论博大精深,结构宏伟,对它的深刻内涵、深远脂义的阐述,远非拙文所能承载。谨以拙识就教于大家,以期抛砖引玉之效。
  
   参考文献:
   [1] 《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九·新史学》,《新史学》,中华书局,1988年版。
   [2] 梁启超,汤志钧导读:《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章 史的意义及其范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3] 梁启超,汤志钧导读:《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六章 史迹之论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简介:宋福运,男,1965—,陕西高陵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工作单位:陕西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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