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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鲁彦是活跃在20世纪20年代的浙江乡土作家，其作品向读者展示了当时浙江地区的风土人情、民俗世相以及浙江乡民的民族特性。这类作品一方面具有丰富的民俗学价值，另一方面也批判了封建宗法制对普通劳动人民的戕害。而鲁彦创作的这个特点，固然有其个人的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得到了浙江地区新文学繁盛发展的滋润，同时也收到了当时浙江地区作家群创作理念及创作风格的影响。而鲁彦的小说，不仅是五四文学思潮在浙江作家群中的反应，同时也成为影响未来中国文学创作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鲁彦小说；风土人情；民俗世相；民族性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从19世纪后半叶起，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国门打开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同时又唤醒了国人的觉醒，因为与之俱来的是“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文学也随之营造了与以往时代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文学变革的要求，构成了对传统文学的有力冲击，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中国新文学诞生了。而浙江，以其地处东南沿海，成为中国一个重要对外窗口的区位优势，加速推进了它的近代化进程，因而其文学变革也产生出远比其他地域更广泛深刻的意义。因此可以认为，浙江的沿海地理优势给浙江新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较为强有力的积极作用。而浙江的历史也对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浙江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历史上，文化开发较早的中原地区战乱不断，而浙江一带一直长治久安，渐渐取得了经济文化发展的趋势。台湾学者陈正祥曾著文指出中国文化中心的三次南迁，他认为“北宋统一王朝的毁灭是中国文化中心南迁的真正分野，从此文化中心搬到了江南；而在空间上，淮河一度成为南北文化的分界线”。
自南宋以来，浙江地区在文学、哲学、绘画、书籍印刷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浙江地区文人学士曾经占据全国文化要津，因此也能这样认为：浙江在新文学中发展超前，与这种历史文化现象有很大的关系。而到了近代以后，浙江成为率先被外国资本主义叩关的省份之一，同时封建自然经济加速解体，民族工业快速发展，因为文化改革势在必然，并促进了新文学的繁盛。
浙江新文学的繁盛，很重要的一点是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在五四文学中，浙江尤其功不可没，不仅有鲁迅、周作人等发出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声呐喊，具有先声夺人的气势，而且浙江作家在中国新文学各个阵地都有广泛的占领。鲁迅是现代小说之父，郁达夫首推浪漫抒情小说，是五四小说中极其耀眼的部分，长期以来就很少有人能够超越；在诗歌方面，周作人、刘大柏等的初期白话诗开了中国新诗的先河。在散文和戏剧方面，浙江作家群也有很大的贡献和成就。
我们说浙江作家群参与的文学创作实际上包含两块：一部分是浙江作家在本地的创作，另一部分是在异地的创作。需要指出的是，浙江作家中大多数人都是在异地建的功，如果把这些文学都排除在外，那么所谓的浙江文学也不存在了。这一特征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它与乡土文学的产生有着极其重要的联系。
美国文艺学家艾布拉姆斯认为：文学作为一种活动，由作家、作品、世界和读者四部分组成。他把作者看成是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古罗马文论家郎加斯奈在《论崇高》中说到作品的崇高是作家伟大心灵的回声，这一论调虽未将整部作品视为作者心灵的表现，但我们可以看出文学创作主体对于文学产生的决定性机制。一个作家可以走得很远，但他却无法改变他所出生的那个地方对他的影响，可以说，这些浙江作家尽管大多数都是在异地进行创作，但创作出来的作品无一例外地都带有浙江的地方特色，特别是鲜明的地域特色。在他们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翠绿的山、清澈的水、竹屋、乌篷船等浙江沿海农村所特有的事物，进而给人极强的乡土气息，这便是乡土文学在浙江兴盛的重要原因。
造成乡土文学兴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与五四时代浙江作家群倡导的文学理念有着紧密的关系。五四文学观念的核心，是在现代启蒙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注重个性解放意识，确立了“人的文学”的观念。因而在五四时期，新文学创作的主题不可避免地要谋求人的觉醒和反抗。周作人认为“人的文学”在于体现理想的人生和平时的人生，进而揭示出新闻学和现实人生之间的关系，提出“文学要为人生”的观点。在这一观点的指导下，20年代出现了创作问题小说的风尚。问题小说的主题和题材相当广泛，凡是家庭、社会、平民、人生等都是问题小说所要表现的内容。但问题小说却存在着许多弊端，阻碍了五四新文学观念的推广。比如，问题小说通常“只问病根，不开药方”，而且社会功利的倾斜使它带上了观念化和抽象化的弊病。同时还存在这“思想大于形象”的通病，无法真正地吸引读者。
针对这一情况，周作人于1923年提出了创作乡土小说的理论倡导。他认为五四时期的新文学是一种引渡文学，其表现形式大多来自外国，并认为中国的新文学要在世界文学中占据一席之地，必须要写出中国自己的东西，要提倡乡土艺术，进而显示出属于中国自己的艺术氛围，同时周作人也看出了问题小说“思想大于形象”的缺点。加上其他浙江作家的倡导，乡土文学便应运而生。
乡土文学在浙江产生之后，发展相当快，产生了一大批乡土小说家。他们描写民情乡风，特别是没有受到外来文明干扰的农村风俗习惯和浙江东部沿海地区的闭塞野蛮的习俗，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独特的个性。在这些乡土小说中，我们已经无法看到古代文学中所特有的那种田园诗般的宁静祥和的感受，更多的是对当时农村衰败的哀愁，进而体现出作家们对民族现实命运的关注，而且还深含着深沉的忧伤和愤怒。在这一批浙江乡土小说家中，较为著名的有：许杰、鲁彦、许钦文、台境农、徐玉诺等等。其中，鲁彦是浙江乡土文学思潮影响下成就比较高的作家之一。
鲁彦原名王衡，又名返我、忘我、王鲁彦等。1901年出生于浙江镇海县的一个商人家庭，六岁时候进入当地私塾读书，十六岁时终止了在家乡附近的高小毕业。可以说鲁彦的童年时代，少年时代都是在农村度过的，从而使他无论漂泊到哪里，都对故乡的乡土生活保持着鲜明的印象，有利于他的乡土小说创作。 首先，在乡土文学背景下，鲁彦作品对浙江地区的风土人情有着生动鲜明的反映。
鲁彦乡土小说的产生与浙东这一特定的地域有密切的联系。开阔的海洋环境以及经商的历史文化背景，使这里的宁波人有着较为开阔的眼界、海纳百川的胸襟，敢闯敢做，不滞留于故土。同时又对新生事物反映较为敏捷，敢于领风气之先。尤其是在近代，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经商者很多，商人以赚钱为要事。所以，金钱充斥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凡事以金钱的多少作为衡量的标准，缺乏人情味，势力冷漠。金钱第一在人们的观念中根深蒂固，这是其不足的一面。
从小在这里生长的鲁彦，被故乡的外部环境、民俗风情、文化传统感染、熏陶，形成了特定的文化心理，在他的小说中，鲁彦一方面表达了对故乡普通民众以及山水风景、特定风俗的热爱。但另一方面，他又对拜金主义思想以及势力冷漠的心理性格积极憎恶，这一点在他的小说中表现特别明显。
《黄金》便是鲁彦乡土小说中反映这种地方心理性格较为成功的一篇。在这篇作品中，如史夫妇靠着儿子在外地丰厚的收入在陈四桥处于一个较高的社会地位，村里人都很尊重他们。如史伯母去邻居阿彩婶家，阿彩婶总是“搬凳拿茶，嘻嘻哈哈地说个不休，做衣的时候放下针线，吃饭的时候放下碗筷”；如史伯伯也是，“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族人的尊敬”。然而有一天，儿子不寄钱回家了，如史夫妇在陈四桥的地位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阿彩婶对如史伯母非常冷淡。族人也不断奚落如史伯伯，说他的衣服太旧，甚至还攻击他的儿子。女儿只因为家里没钱了，在学校的地位一落千丈，甚至连优秀的作业也被老师认为是“抄”来的。而这一切的一切根源都在于钱，有了钱，便会被人尊敬，被人看得起，而没有钱呢，只能被人谩骂，侮辱，因为他们什么都不如。正当如史夫妇走投无路时，儿子的钱到来了，结果他们的地位又上升了。小说正是通过如史夫妇的地位一上一下，揭示了民国时期中国农村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只是隔了一层漂亮的帘子，一旦帘子取消，所有的就只有残忍的人际关系。
其次，在乡土文学背景下，鲁彦作品反映了具有浙东沿海特色的民俗事象。
鲁彦在作品中描绘家乡特有的民俗事象，十分生动地展现了浙东地域文化风情。但另一方面，在对民族现实命运充满关注的情况下，鲁彦也用一种忧伤的笔调批判了乡民的愚昧迷信。
《愤怒的乡村》便是这方面的代表。在这个作品中，作家形象地描绘了“迎神求雨”的民俗事象：迎神求雨的规模宏大，浩浩荡荡的队伍一路走来，期间又穿插着丰富的表演，景观之美丽，场面之盛大令人惊叹。但透过作品，乡民的愚昧也暴露无遗。此外，王鲁彦在一些作品中，还详尽地描述了“捉大阵”“掘井”、请神祛灾、冥婚等具有农村地域色彩的民俗事象。
但正如茅盾所说：“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一幅异域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还应当有普遍性的与我们的共同命运的挣扎。”鲁彦做到了这点，他没有停留在客观记录事象形态上，而是将民俗的描写，作为批判乡民的愚昧迷信和落后自私的手段。作家写民俗的目的就是为了关心农民的悲惨命运，揭示他们的精神负累，进而批判封建文化传统，体现了五四作家群所倡导的文学理念。
比如《菊英的出嫁》。作品描写的是浙东宗法制农村中——“冥婚”（为死人办婚事）的地方民俗，在介绍这一民俗的过程中，批判了浙东宗法制农村的陈规陋习以及中国农民的精神愚昧。菊英七八岁时便已经死去，十年后，她的母亲还惦念这个已经“十八岁”的女儿在阴间的孤独，感到有成亲的必要，不惜跋山涉水为她物色了一个也死去十年的女婿，两边家长严格按照地方性婚嫁习俗筹办婚礼，从而展开了一幅幅具体生动的风俗画，先是请人说媒，合八字，然后是为女儿办嫁妆，置办金银首饰、绫罗衣被，划出陪嫁的良田，雇用浩大的仪仗队，令人扑朔迷离、不辨真假，直到最后写到仪仗队抬的不是红轿，而是青轿，才使人恍然大悟。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对“冥婚”这种奇特的封建陋习叙述得非常具体细致，不仅提供了民俗学上的价值，也以一种略含嘲笑的笔调叙述了菊英母亲为这场婚礼所耗费的精神、体力与金钱，描绘她对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所倾注的饱满热情，以此反衬人物精神的空白，从而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了封建礼教及国民的劣根性。细密的场面和人物描写，显示了古老中国的农业社会落后于时代的蹒跚步伐，这种叙述越细致具体，就越发使人对这落后性感到震惊，对封建文化传统的批判也就越彻底。
第三，在乡土文学背景下，鲁彦作品进一步揭示出了乡土世界所呈现出来的外在特征的本质原因，那就是浙东乡民独特的民族性特点，通过对这种民族性的分析，读者可以进一步理解鲁彦作品所构造的乡土世界的精神内涵。
中国民众自古以来就有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看客心理，在辛亥革命时期由于愚昧无知而表现的尤为明显，鲁彦通过作品表现出对这种心理的批判和厌恶。
《柚子》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小说以长沙边城军阀混战以及战后的现实为背景，写主人公“我”客居长沙，无聊中得以一睹杀头的“盛举”，民众互相推拥上前，前去观看。人头落地，围观者谈论着刽子手手起头落的“本领真好”，表达出作家对民众愚昧麻木的痛恨和批判，反映了他悲愤与现实的沉痛之情，在看似冷漠的叙述之下，藏着作家愤懑的情怀。
值得注意的是，鲁彦作品中的人物，多处于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他们“多少已经感觉到外来文明的波动”，成了“物质欲支配着的人”。因此，在乡村小资产阶级这一特殊的群体中，形成了他们为适应环境而产生的独特的处世哲学。
前面已经分析过的《黄金》对这种处世哲学有着深刻的剖析。如史伯伯的遭遇不仅表现了当时浙东地区人们的地方心理，同时也揭示出小有产者从小康生活到陷入困境窘迫后的心态，以及炎凉的世态和冷酷的社会现实。
《许是不至于罢》是另一篇表现浙东民族性特点的作品。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战争引起社会剧烈的动荡，在这种情况下，王阿虞财主整天担心失财，三儿子成婚时尽管做了很多防备，但半夜小偷还是光顾了他家。半夜出现了敲锣声，谁都知道是王财主家遭了贼，可是谁也没有起来帮忙。他们既不是嫉妒王财主的财，也不是与他有怨，而是为了自保。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第二天，这些乡邻纷纷到王财主面前假意询问和安慰，借此为自己开脱，实在是最精彩的一笔。
在这个故事中，鲁彦剖视了宁波土财主王阿虞为保住自己的财产而采取虚伪狡诈的处事态度和阴暗内心世界，以及周围人们的冷漠与利己心理。他们的处事哲学是与当时的社会条件密切相关的，作家看似是在批判小资产阶级金钱唯上心理，实则是在揭露时代的弊端。
鲁彦的乡土小说，是浙江乡土文学思潮的产物，它一方面反映了浙江新文学发展的繁荣，另一方面也反应了五四时期作家对文学创作理念的思考，是外国文学思潮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更重要的是，它使更多的中国作家将目光投向了我们这个民族最本真、最原生态的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当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我们在“寻根文学”的潮流中，在本土“魔幻现实主义”的世界中，都能看到浙江乡土文学的影子，都能看到鲁彦留下的那一串串坚实的脚印。
参考文献
[1]王鲁彦.王鲁彦小说精品[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
[2] [美]阿切尔· 泰勒.民俗与文学研究[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3]洪子城.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1999.
（编辑：马梦杰）
【关键词】鲁彦小说；风土人情；民俗世相；民族性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从19世纪后半叶起，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国门打开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同时又唤醒了国人的觉醒，因为与之俱来的是“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文学也随之营造了与以往时代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文学变革的要求，构成了对传统文学的有力冲击，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中国新文学诞生了。而浙江，以其地处东南沿海，成为中国一个重要对外窗口的区位优势，加速推进了它的近代化进程，因而其文学变革也产生出远比其他地域更广泛深刻的意义。因此可以认为，浙江的沿海地理优势给浙江新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较为强有力的积极作用。而浙江的历史也对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浙江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历史上，文化开发较早的中原地区战乱不断，而浙江一带一直长治久安，渐渐取得了经济文化发展的趋势。台湾学者陈正祥曾著文指出中国文化中心的三次南迁，他认为“北宋统一王朝的毁灭是中国文化中心南迁的真正分野，从此文化中心搬到了江南；而在空间上，淮河一度成为南北文化的分界线”。
自南宋以来，浙江地区在文学、哲学、绘画、书籍印刷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浙江地区文人学士曾经占据全国文化要津，因此也能这样认为：浙江在新文学中发展超前，与这种历史文化现象有很大的关系。而到了近代以后，浙江成为率先被外国资本主义叩关的省份之一，同时封建自然经济加速解体，民族工业快速发展，因为文化改革势在必然，并促进了新文学的繁盛。
浙江新文学的繁盛，很重要的一点是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在五四文学中，浙江尤其功不可没，不仅有鲁迅、周作人等发出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声呐喊，具有先声夺人的气势，而且浙江作家在中国新文学各个阵地都有广泛的占领。鲁迅是现代小说之父，郁达夫首推浪漫抒情小说，是五四小说中极其耀眼的部分，长期以来就很少有人能够超越；在诗歌方面，周作人、刘大柏等的初期白话诗开了中国新诗的先河。在散文和戏剧方面，浙江作家群也有很大的贡献和成就。
我们说浙江作家群参与的文学创作实际上包含两块：一部分是浙江作家在本地的创作，另一部分是在异地的创作。需要指出的是，浙江作家中大多数人都是在异地建的功，如果把这些文学都排除在外，那么所谓的浙江文学也不存在了。这一特征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它与乡土文学的产生有着极其重要的联系。
美国文艺学家艾布拉姆斯认为：文学作为一种活动，由作家、作品、世界和读者四部分组成。他把作者看成是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古罗马文论家郎加斯奈在《论崇高》中说到作品的崇高是作家伟大心灵的回声，这一论调虽未将整部作品视为作者心灵的表现，但我们可以看出文学创作主体对于文学产生的决定性机制。一个作家可以走得很远，但他却无法改变他所出生的那个地方对他的影响，可以说，这些浙江作家尽管大多数都是在异地进行创作，但创作出来的作品无一例外地都带有浙江的地方特色，特别是鲜明的地域特色。在他们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翠绿的山、清澈的水、竹屋、乌篷船等浙江沿海农村所特有的事物，进而给人极强的乡土气息，这便是乡土文学在浙江兴盛的重要原因。
造成乡土文学兴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与五四时代浙江作家群倡导的文学理念有着紧密的关系。五四文学观念的核心，是在现代启蒙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注重个性解放意识，确立了“人的文学”的观念。因而在五四时期，新文学创作的主题不可避免地要谋求人的觉醒和反抗。周作人认为“人的文学”在于体现理想的人生和平时的人生，进而揭示出新闻学和现实人生之间的关系，提出“文学要为人生”的观点。在这一观点的指导下，20年代出现了创作问题小说的风尚。问题小说的主题和题材相当广泛，凡是家庭、社会、平民、人生等都是问题小说所要表现的内容。但问题小说却存在着许多弊端，阻碍了五四新文学观念的推广。比如，问题小说通常“只问病根，不开药方”，而且社会功利的倾斜使它带上了观念化和抽象化的弊病。同时还存在这“思想大于形象”的通病，无法真正地吸引读者。
针对这一情况，周作人于1923年提出了创作乡土小说的理论倡导。他认为五四时期的新文学是一种引渡文学，其表现形式大多来自外国，并认为中国的新文学要在世界文学中占据一席之地，必须要写出中国自己的东西，要提倡乡土艺术，进而显示出属于中国自己的艺术氛围，同时周作人也看出了问题小说“思想大于形象”的缺点。加上其他浙江作家的倡导，乡土文学便应运而生。
乡土文学在浙江产生之后，发展相当快，产生了一大批乡土小说家。他们描写民情乡风，特别是没有受到外来文明干扰的农村风俗习惯和浙江东部沿海地区的闭塞野蛮的习俗，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独特的个性。在这些乡土小说中，我们已经无法看到古代文学中所特有的那种田园诗般的宁静祥和的感受，更多的是对当时农村衰败的哀愁，进而体现出作家们对民族现实命运的关注，而且还深含着深沉的忧伤和愤怒。在这一批浙江乡土小说家中，较为著名的有：许杰、鲁彦、许钦文、台境农、徐玉诺等等。其中，鲁彦是浙江乡土文学思潮影响下成就比较高的作家之一。
鲁彦原名王衡，又名返我、忘我、王鲁彦等。1901年出生于浙江镇海县的一个商人家庭，六岁时候进入当地私塾读书，十六岁时终止了在家乡附近的高小毕业。可以说鲁彦的童年时代，少年时代都是在农村度过的，从而使他无论漂泊到哪里，都对故乡的乡土生活保持着鲜明的印象，有利于他的乡土小说创作。 首先，在乡土文学背景下，鲁彦作品对浙江地区的风土人情有着生动鲜明的反映。
鲁彦乡土小说的产生与浙东这一特定的地域有密切的联系。开阔的海洋环境以及经商的历史文化背景，使这里的宁波人有着较为开阔的眼界、海纳百川的胸襟，敢闯敢做，不滞留于故土。同时又对新生事物反映较为敏捷，敢于领风气之先。尤其是在近代，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经商者很多，商人以赚钱为要事。所以，金钱充斥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凡事以金钱的多少作为衡量的标准，缺乏人情味，势力冷漠。金钱第一在人们的观念中根深蒂固，这是其不足的一面。
从小在这里生长的鲁彦，被故乡的外部环境、民俗风情、文化传统感染、熏陶，形成了特定的文化心理，在他的小说中，鲁彦一方面表达了对故乡普通民众以及山水风景、特定风俗的热爱。但另一方面，他又对拜金主义思想以及势力冷漠的心理性格积极憎恶，这一点在他的小说中表现特别明显。
《黄金》便是鲁彦乡土小说中反映这种地方心理性格较为成功的一篇。在这篇作品中，如史夫妇靠着儿子在外地丰厚的收入在陈四桥处于一个较高的社会地位，村里人都很尊重他们。如史伯母去邻居阿彩婶家，阿彩婶总是“搬凳拿茶，嘻嘻哈哈地说个不休，做衣的时候放下针线，吃饭的时候放下碗筷”；如史伯伯也是，“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族人的尊敬”。然而有一天，儿子不寄钱回家了，如史夫妇在陈四桥的地位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阿彩婶对如史伯母非常冷淡。族人也不断奚落如史伯伯，说他的衣服太旧，甚至还攻击他的儿子。女儿只因为家里没钱了，在学校的地位一落千丈，甚至连优秀的作业也被老师认为是“抄”来的。而这一切的一切根源都在于钱，有了钱，便会被人尊敬，被人看得起，而没有钱呢，只能被人谩骂，侮辱，因为他们什么都不如。正当如史夫妇走投无路时，儿子的钱到来了，结果他们的地位又上升了。小说正是通过如史夫妇的地位一上一下，揭示了民国时期中国农村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只是隔了一层漂亮的帘子，一旦帘子取消，所有的就只有残忍的人际关系。
其次，在乡土文学背景下，鲁彦作品反映了具有浙东沿海特色的民俗事象。
鲁彦在作品中描绘家乡特有的民俗事象，十分生动地展现了浙东地域文化风情。但另一方面，在对民族现实命运充满关注的情况下，鲁彦也用一种忧伤的笔调批判了乡民的愚昧迷信。
《愤怒的乡村》便是这方面的代表。在这个作品中，作家形象地描绘了“迎神求雨”的民俗事象：迎神求雨的规模宏大，浩浩荡荡的队伍一路走来，期间又穿插着丰富的表演，景观之美丽，场面之盛大令人惊叹。但透过作品，乡民的愚昧也暴露无遗。此外，王鲁彦在一些作品中，还详尽地描述了“捉大阵”“掘井”、请神祛灾、冥婚等具有农村地域色彩的民俗事象。
但正如茅盾所说：“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一幅异域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还应当有普遍性的与我们的共同命运的挣扎。”鲁彦做到了这点，他没有停留在客观记录事象形态上，而是将民俗的描写，作为批判乡民的愚昧迷信和落后自私的手段。作家写民俗的目的就是为了关心农民的悲惨命运，揭示他们的精神负累，进而批判封建文化传统，体现了五四作家群所倡导的文学理念。
比如《菊英的出嫁》。作品描写的是浙东宗法制农村中——“冥婚”（为死人办婚事）的地方民俗，在介绍这一民俗的过程中，批判了浙东宗法制农村的陈规陋习以及中国农民的精神愚昧。菊英七八岁时便已经死去，十年后，她的母亲还惦念这个已经“十八岁”的女儿在阴间的孤独，感到有成亲的必要，不惜跋山涉水为她物色了一个也死去十年的女婿，两边家长严格按照地方性婚嫁习俗筹办婚礼，从而展开了一幅幅具体生动的风俗画，先是请人说媒，合八字，然后是为女儿办嫁妆，置办金银首饰、绫罗衣被，划出陪嫁的良田，雇用浩大的仪仗队，令人扑朔迷离、不辨真假，直到最后写到仪仗队抬的不是红轿，而是青轿，才使人恍然大悟。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对“冥婚”这种奇特的封建陋习叙述得非常具体细致，不仅提供了民俗学上的价值，也以一种略含嘲笑的笔调叙述了菊英母亲为这场婚礼所耗费的精神、体力与金钱，描绘她对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所倾注的饱满热情，以此反衬人物精神的空白，从而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了封建礼教及国民的劣根性。细密的场面和人物描写，显示了古老中国的农业社会落后于时代的蹒跚步伐，这种叙述越细致具体，就越发使人对这落后性感到震惊，对封建文化传统的批判也就越彻底。
第三，在乡土文学背景下，鲁彦作品进一步揭示出了乡土世界所呈现出来的外在特征的本质原因，那就是浙东乡民独特的民族性特点，通过对这种民族性的分析，读者可以进一步理解鲁彦作品所构造的乡土世界的精神内涵。
中国民众自古以来就有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看客心理，在辛亥革命时期由于愚昧无知而表现的尤为明显，鲁彦通过作品表现出对这种心理的批判和厌恶。
《柚子》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小说以长沙边城军阀混战以及战后的现实为背景，写主人公“我”客居长沙，无聊中得以一睹杀头的“盛举”，民众互相推拥上前，前去观看。人头落地，围观者谈论着刽子手手起头落的“本领真好”，表达出作家对民众愚昧麻木的痛恨和批判，反映了他悲愤与现实的沉痛之情，在看似冷漠的叙述之下，藏着作家愤懑的情怀。
值得注意的是，鲁彦作品中的人物，多处于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他们“多少已经感觉到外来文明的波动”，成了“物质欲支配着的人”。因此，在乡村小资产阶级这一特殊的群体中，形成了他们为适应环境而产生的独特的处世哲学。
前面已经分析过的《黄金》对这种处世哲学有着深刻的剖析。如史伯伯的遭遇不仅表现了当时浙东地区人们的地方心理，同时也揭示出小有产者从小康生活到陷入困境窘迫后的心态，以及炎凉的世态和冷酷的社会现实。
《许是不至于罢》是另一篇表现浙东民族性特点的作品。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战争引起社会剧烈的动荡，在这种情况下，王阿虞财主整天担心失财，三儿子成婚时尽管做了很多防备，但半夜小偷还是光顾了他家。半夜出现了敲锣声，谁都知道是王财主家遭了贼，可是谁也没有起来帮忙。他们既不是嫉妒王财主的财，也不是与他有怨，而是为了自保。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第二天，这些乡邻纷纷到王财主面前假意询问和安慰，借此为自己开脱，实在是最精彩的一笔。
在这个故事中，鲁彦剖视了宁波土财主王阿虞为保住自己的财产而采取虚伪狡诈的处事态度和阴暗内心世界，以及周围人们的冷漠与利己心理。他们的处事哲学是与当时的社会条件密切相关的，作家看似是在批判小资产阶级金钱唯上心理，实则是在揭露时代的弊端。
鲁彦的乡土小说，是浙江乡土文学思潮的产物，它一方面反映了浙江新文学发展的繁荣，另一方面也反应了五四时期作家对文学创作理念的思考，是外国文学思潮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更重要的是，它使更多的中国作家将目光投向了我们这个民族最本真、最原生态的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当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我们在“寻根文学”的潮流中，在本土“魔幻现实主义”的世界中，都能看到浙江乡土文学的影子，都能看到鲁彦留下的那一串串坚实的脚印。
参考文献
[1]王鲁彦.王鲁彦小说精品[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
[2] [美]阿切尔· 泰勒.民俗与文学研究[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3]洪子城.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1999.
（编辑：马梦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