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子诗人余光中:我的血管是黄河的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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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稀疏的银发,连睫毛也被岁月染得雪白。温和充满书卷气息的面孔,清瘦“娇小”的身体,不疾不徐、温软的南方普通话。这就是儒雅的行吟诗人余光中。
  余光中称自己“这一生很不幸”,前半生遭遇了两个战争,这个痛苦是个人的也是整个民族的,是小我的也是大我的,由不得你做主,不得不经历。国家不幸诗家幸!因为战争离开故乡,余光中写出了脍炙人口的《乡愁》。
  从此,他被冠以“乡愁诗人”或“望乡的牧神”的称号,文学史家则称他为“怀国与乡愁”的代表。这些年来,《乡愁》几乎成为余光中的名片,在海峡两岸大受欢迎的程度着实让他感到惊讶。他说:“对我个人而言,乡愁是一种家国情怀。家是个人的放大,国又是家的放大。”
  游子以诗的方式回乡
  “人往往是在离开了自己生活的土地之后,反而对故乡有更深刻的认识,”余光中說,“在台湾,我们还分大陆和台湾,可到了美国就不管了,都是一个中国。”凡华人所在之处,思念祖国的情愫总是共通的。一开始他只是思念台湾,思念家中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进而思念生他的南京、育他的四川,思念古诗词里吟咏的山岳江河……随着日子流逝愈多,怀乡之情便日重。1972年,他在台北厦门街的旧居内,一挥而就,一首《乡愁》日后传遍有中国人的地方。
  福建省泉州市曾推出过交响诗剧《乡愁》。该剧以余光中的生活经历为原型,描述了上世纪中叶发生在中华民族的家园阻隔、骨肉离散的悲情故事。以主人公“诗人”的人生四个阶段,“小时候”、“长大后”、“后来啊”、“而现在”为构架,提炼四个触动观众心灵的意象——“邮票”、“船票”、“坟墓”和“海峡”。
  余光中观看完演出后,主动登上舞台发表自己的观后感。演讲中,余光中与所有观众分享了他创作诗歌《乡愁》的生活背景。他解释,诗中出现的“邮票”,说的是抗战期间,他在四川重庆的乡下读中学,而家在离学校10多里外的祠堂里。由于只能一两周回一次家,所以时常与母亲往来信件。经过战争,余光中来到台湾,并在台湾与夫人相识结婚。在诗中“邮票”和“船票”是与亲人交流和见面的媒介,而“坟墓”则使亲人阴阳相隔。“由自己的一首诗作延伸成一出交响诗剧,交响诗剧里还多处引用他的诗歌、散文穿插其间,说明编剧很用心,全体演出者很称职。”
  一首《乡愁》感动了很多读者,余光中也因此被称为“乡愁诗人”。谈起“乡愁”,也谈到“灵感”,余光中说,“我当年离开中国大陆时,是21岁的青年。如果我当时十二三岁,恐怕写不出《乡愁》。这种经验龙应台没有,不管她怎么聪明,她绝对写不出《乡愁》。”
  “我离开大陆后到台湾,在美国好几年,又在香港十年。我一直扬言《乡愁》是20分钟写出来,有人说你才思这么敏捷,我说倒也不是,其实这种感觉已经摆在心里20多年,忽然有一天,碰巧句子就出来了,这就是所谓的灵感。20分钟的灵感,是20多年的情感被压抑之后,发酵出来的。”
  余光中强调,“我虽然花了20分钟就写好,可是这个感情在我心中已经酝酿了20年。这个树的根很深,长出叶子来好像很快,但其实这个根已经有20年了。”他这样解释:“也不是很突然,1972年,我第三次去美国之后回台湾。那个时候‘文革’还没有结束,我在台湾觉得是绝望的,我这生会不会回到大陆渺茫得很。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我听鲍勃·迪伦的歌,他有个叠句说,The answer,my friend,is blowing in the wind,answer is in the wind(我的朋友,答案飘零在风中,答案飘在茫茫的风中),所以我觉得很渺茫,我能不能回大陆,我能不能回故乡。所以是在这种压力之下写的《乡愁》。”
  余光中说,这首诗是“蛮写实的”:小时候上寄宿学校,要与妈妈通信;婚后赴美读书,坐轮船返台;后来母亲去世,永失母爱。诗的前三句思念的都是女性,到最后一句我想到了大陆这个“大母亲”,于是意境和思路便豁然开朗,就有了“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一句。
  余光中在大陆为众人所知,最早是因为诗人流沙河的推介。流沙河当年是《星星》诗刊的编辑。那是全民读诗的时代,《诗刊》、《星星》的月发行量都在20万份以上。
  某一天,流沙河收到香港学者刘济昆的来信。刘济昆说,台湾诗好,有一个余光中尤其好。流沙河从刘济昆寄来的诗集中读到了余光中,深感震动。1982年,《星星》连续12个月,分别介绍了“台湾诗人十二家“。3月号介绍余光中的文字并附诗刊出后,流沙河给余光中写信表示敬意。
  余光中回了信。流沙河记得,信中的钢笔字很方正,严肃坚定,一丝不苟。其中一段,流沙河最为认同。“我们的社会背景不同,读者也互异,可是彼此对诗的热忱与对诗艺的追求,应该一致。无论中国怎么变,中文怎么变,李杜的价值万古长存,而后之诗人见贤思齐、创造中国新诗的努力,也是值得彼此鼓舞的。”
  余光中还在信上说:“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只。”信上的故国之思,触动了流沙河。流沙河写了《就是那一只蟋蟀》作答。
  乡愁是一种故土情结,是一种人文情怀,是一种社会情缘,是一种精神情韵。而在长期的社会迁延与情感沉积中,乡愁更是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传统元素与精神基因,成为民族情感的依凭与精神家园的归附。余光中说:“如果乡愁只有纯粹的距离而没有沧桑,那么这种乡愁是单薄的。”
  “浅浅的海峡,国之大殇,乡之深愁!'’余光中充满深情的话语,令海内外多少华夏儿女感慨唏嘘。一次演讲时,一位学生曾向余光中问道:“在您的《乡愁》中,只写了小时候、长大后、后来、现在四个时间段,却没有写将来,如果请您续写,那么您将怎样写呢?”余光中笑答道:“将来啊,乡愁是一座长长的桥,我来这头,你去那头。”
  “其实,乡愁永远是一条不归路”。余光中说,近年来,他经常来往海峡两岸,意识到不能再写往日的“乡愁”了。“哪里还愁呢?全新的环境和全新的生活感受让我更愿意进行诗歌的纪实创作,于是,我将乡愁拐一个弯,创作出了一系列既源自于乡愁,又明显不同于昔日乡愁的诗歌作品。”   “茱萸的孩子”的流离岁月
  诗人对文字的热爱与生俱来。1928年农历九月初九,余光中在这个充满诗意的日子出生在南京。这一年是龙年,这一天是重阳。余光中因此相信,他不仅是龙子龙孙,而且更是“茱萸的孩子”。
  余光中3岁的时候,日军占领了东北。次年,上海的“一·二八事变”爆发。余光中一家仿佛身临其境般地听到了日军攻打上海闸北的隆隆炮声。余光中的基础教育是在战乱时期接受的。
  1937年,日军的铁蹄便打破了江南的宁静。这一年,9岁的余光中跟随母亲从南京返回常州老家,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逃亡。
  从常州逃往苏皖省界,在太湖附近躲躲藏藏好几个月,最后搭上运麦的船只抵达苏州,再从苏州转到上海法租界。余光中回忆道:“向上海,记不清走过多少阡陌,越过多少公路,只记得太湖里沉过船,在苏州发高烧,劫后和桥的街上踩满地的瓦砾、尸体和死寂的狗都不叫的月光。”
  抗战时期,母子从上海绕道香港,辗转越南到了“陪都”重庆,余光中与父亲重聚。当时,国民党党、政、军首脑机关全体迁往重庆。这里,自然成了日军打击的首选目标。日军大肆轰炸重庆时,上千同胞受难,余光中躲在重庆郊区得以幸免。
  抗战胜利后,余光中回到了南京。1947年夏天,他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北京大学外文系,却因为战火的再度蔓延不得不放弃北上,就读于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外文系。
  65年后,余光中终于得以与北大再续前缘,被聘请为“驻校诗人”。“虽然没有幸运地就读北大,但我与北大却始终有一种无形的牵连。今天,我能回来,成为‘驻校诗人’,反哺北大,我要努力,不要对不起我的这些前辈。”
  解放军渡过了长江,攻占了南京,余光中人生中的第二次“迁徙”又开始了。
  “当时战争一直蔓延到了长江流域,我跟父母就去了厦门,当时我在厦门大学学习。”余光中回忆。在厦门大学的半年里,余光中由于英文水平突飞猛进,于是开始阅读英诗。在读诗之余,也开始写新诗,发表的第一首诗是《沙浮投海》。一时间密集发表过许多新诗及短评,同学与父母从此也对他“刮目相看”。
  “战事又往南边发展,我们就去了香港。在香港的那一年,我们一家人等于就成了难民,生活得很不好,到了1950年,全家就搬到台湾去定居了。”几经辗转到达台湾,余光中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从此,他的心里埋下了思乡的种子。乡愁开始氤氲在他的记忆里、人生旅程中,飘散不去、挥之不去。
  由于真正远离了战火,生活和学业也已基本安定,压抑已久的诗兴又勃兴了起来。大四的那年,余光中出版了处女诗集《舟子的悲歌》。梁实秋这样评价他:“作者是一位年轻人,但他的艺术并不年轻,他有旧诗的根底,然后得到新诗的启发,这是一条值得探索的路。”
  1952年7月,余光中自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后,以第一名考取了台湾联勤陆海空编译人员训练班。培训班结束后,1953年回到台北,入台湾“国防部”联络官室服役,任少尉编译官。这段时间里,虽然编译工作十分繁忙,但是余光中依然坚持创作。
  退役后,余光中在多所大學授课,还曾多次受邀出国讲学,西方艺术文明对余光中是另一种洗礼,也给中文创作新的滋养和启发。
  “浪子回头”细品乡音乡情
  余光中曾经说过:对于乡愁而言,还乡是唯一的解药。1992年,在《乡愁》发表整整20年之后,他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研究所的邀请赴北京讲学,终于回到了阔别43年的大陆。“我写了好多乡愁的诗,包括那首诗叫作《乡愁》。我到了大陆很多地方,发现好多人都会背,感到非常意外,也非常高兴,更是非常感动。我没有想到,我人还没回去,诗先回去了。”
  这一年,余光中应邀来到北京,虽然不是小时侯的故乡,但看到的京城胡同、故宫和梁启超故居,还是十分亲切。谈到这次对北京的访问,余光中说:“我的乡愁从此由浪漫阶段进入现实时期。我祖国大陆之行的心情相当复杂,恍若梦中,我在北京登长城、游故宫,被海峡两岸同胞的亲情所感染,写了不少诗作,尽情纾解怀乡之愁,因为原来并未到过北京,所以首次回祖国大陆,乡愁并没有一种很对应的感觉和体验。”
  余光中真正回故乡是2003年。这年9月17日晚,阔别69年后回到魂牵梦萦的家乡福建泉州的余光中在永春人民会堂的文学报告上这样表达万千感慨:“一个人,不离开家乡不知道家的可爱,不离开国家不知道国的可贵。做了一回浪子,再回头,才能真正明白这一切。”
  余光中在家乡的演讲是从道歉开始的。他首先表示,回到自己的故乡本该用乡音演讲,遗憾的是自己闽南话说不好。虽然如此,但他对6岁那年的故乡行却在心头有着点点滴滴的甜蜜回忆。
  虽然当年在家中待了半年,但余光中还清晰地记得永春是个乡村味很浓的地方,记得故乡祖屋的格局,记得沿厢房的台阶拾级而上是自己幼时时常游玩的地方,记得永春人喜欢吃宵夜而且很晚才吃、自己往往在睡下后才被叫醒进餐。讲到这里,余光中用地道的闽南话讲了句:“结果有一回吃紧弄破碗(意为:有一回因为贪吃,吃得太快而打坏了饭碗)。”当然,最难忘的是自己当年在故乡的“装阁”活动中被打扮成“状元郎”,被大家高高地抬着,荣耀地游了一次乡。余光中说,当时自己一点也不觉得累,反而觉得出尽了风头,很是得意。
  “我的母亲是江苏人,到永春来教书,才遇到我父亲。我常想她是怎样从江苏来到永春的,应该是先搭船到泉州,再换船溯着桃溪来到永春的。今天,迎着先人遗踪,我很怀念。”余光中深情地回忆,当年自己的母亲在厦门登船,在香港停留过一段时间后前往台湾,就在船离开码头时母亲指着东方对自己说——风浪的那一头就是台湾。“怎料得到,抗战的长魇也不过8年就还乡了,而这次流离竟然‘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发’。”
  这年9月18日9时30分,“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余光中两鬓飞雪,乡亲们却不至“想见不相识”,大家都知道他的诗歌,盼望这位大诗人能回乡看看。于是,洋上村倾村而出,以最隆重的礼节欢迎久别的游子。面对盛况,余光中有些激动:“我比贺知章幸运,今天不用再吟诵《乡愁》了!”   回到祖祠“凌乾堂”祭奠祖先时,一跨入时余光中一改平素的随生神态,严肃地“恳求”尾随的记者们“请大家要安静,我要和祖先交流,这不是游戏的事情,你们不要拍照了”!
  按照闽南传统习俗,余光中伉俪敬备蔬果,点燃三炷清香,向列祖列宗三鞠躬,随后虔诚地高声诵读亲自拟定的祭文。余光中抑扬顿挫、声情并茂,深深地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拜祭仪式虽然只有十几分钟,75岁的余光中每一道程序都完成得一丝不苟,绝无半点敷衍。临走时,他特意地要了两枚供桌上带着绿叶的芦柑,认真地说:“这是从故乡泥土上长出来的,是家乡的特产,我要好好保存,作为纪念。”
  “乡音亘古今,乡愁暖人心;走遍天涯路,最是乡情深。”无论你身在何处,无论你走多远,无论世上多少变迁、人间多少风雨,忘不掉的总是故乡的身影。乡愁,是游子的魂之所依,心之所托。10时许,余光中缓缓踏进百年老宅“鼎新堂”,轻轻推开了小时住过的房门。
  他庄重地为父亲牌位上香,饮一口家乡水后,被熟悉的景致勾起回忆的余光中似乎又焕发了童心,细细抚摸起祖屋的旧门老窗和儿时爱戏耍的五磨。在这里,他手拉幼时伙伴中唯一还在世的余江海,兴奋地回忆起粘知了、打麻雀、捕鱼摸虾的孩提时代快乐往事,尘封的记忆喷涌而出。
  “同是游子的父亲没能实现返乡的心愿,这一次来,自己也是代替父亲来的,回到台湾上香时,会把见闻的一切叙述给父亲。”余光中说,很可惜这次没有带女儿及孙儿孙女回来,他们应该回来看看故乡的山、故乡的水,还有故乡的亲人。“让他们能够了解祖国,热爱祖国的历史和文化。同时,可能潜意识里也有补偿的要求,我青年到中年刻骨铭心的乡愁,在下一代身上是不会重演了,他们随时可以踏上祖国大陆。”
  余光中赴大陆的“破冰之旅”始于1992年,紧接着请柬纷至沓来,他回乡的步伐越来越紧密,几近一年两三趟。每到大陆,他马不停蹄地参加演讲、研讨会、参观等活动,始终处在录像机、照相机、录音笔的包夹之中。以诗带路,“乡愁”已酬,更作“乡颂”,余光中以爱乡“新聲”换去乡愁的旧乐。
  不烟不酒的“望乡牧神”锦心绣口
  余光中的母亲、夫人均为常州人,因此他说:“常州是我的母乡,也是我的妻乡,那份乡情也不下于父乡了。”这么多年来,他和夫人交流一直都用四川话,这川腔一说,顿时来访的大陆客人忘了自己身处台湾。
  余光中自嘲:“我没有什么权利,我能控制的东西只有两样,一个是中文,一个是我的车子。”一部车子,让喜欢旅行的他手握方向盘,天涯海角、名胜古迹召来车前。一支笔,是他对自我的省视,更是对现实的关注。
  生活中的余光中,不烟不酒,一杯茶足矣。机械得连吃饭都上固定的餐馆,点菜都是干篇一律。“我从来没有用过电脑,我现在是‘手工业’时代,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余光中不上网、不用手机,他笑言自己是互联网的“漏网之鱼”,“我现在唯一能驾驭的现代机器就是汽车”。
  余光中风趣幽默,他的锦心绣口是有名的。在他眼里,幽默“是汽车上的防震器,让你的人生遇到坎坷时变得平稳”。他把谐趣作为社交场合一件漂亮的服饰。
  一次,余光中游黄山。“我的身体虽然是第一次来黄山,但我神游黄山已经多年,从书中、从诗中、从影视里,还有摄影家的图片展里。”看到黄山著名的古楹联“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妙绝,到者方知”时,余光中幽默地说:“别说‘到者方知’,我就是到了,看了,仍然不信,这一切仿佛是在梦中一样。以前看黄山就觉得太神奇了,简直不可思议,今天到了黄山,觉得更加不可思议了。这些松树、石头竟然长成如此奇妙的形状,简直没有道理、没有理由、甚至没有借口。”余先生还风趣地说:“你看神仙的‘仙’字就是一个‘人’字和一个‘山’字,黄山简直就是神仙的后花园。”
  退而不休的余光中,仍在高雄中山大学教课。“教课不多,杂务很多,学府和文坛都是我的讨债公司。演讲、访问,做评审、写序言。”余光中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
  年过耄耋,也不得不服老。余光中说,以前常熬夜工作,现在谨遵医嘱。夫人成了报时鸟,每晚11点准时催促,早早上床睡觉。晚年,余光中没有考虑写自传,“因为我觉得自己的作品,诗和散文就是最好的自传。”
  这位学贯中西,诗歌、散文、评论、翻译四栖的老人谦和、平实,就似邻家大爷,没有半点架子。每到大陆,晚上在老人下榻的宾馆房间门口总是堆着一沓沓找他签名的诗作。余光中不管多晚回来,都是先漱口净手,然后端坐在书桌前,一丝不苟地用他多年也不曾改变的中文硬笔,一笔一画地签好字,然后交与有关人员送到每位求签字的人手中。
  如今,余光中频繁往来于台湾和大陆之间,演讲、出书,以自己的行动促成海峡两岸间的文化交流。余光中说,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是很自然的事情,有动态交流,你来这边参加活动,我到那边参加活动;也有静态交流,就是你出版我的书,我出版你的书。说到这里,他笑称自己也是台商。
  “台商问你卖什么?我说卖书啊。我在大陆出版了好十几种书,盗印本大概也有不少种。当然我不管是盗版、正版,读者拿来,一样签名。打击盗版,有人愿意帮我,我自己没那么积极。我的规模不是很大,要是金庸就值得讨一讨了……”很多港台名作家一看读者递过来的是盗版书,坚决不签。余光中则是来者不拒,虽然接过的是盗版书,但他照签不误,不忍心让读者失望。当然,他不忘幽上一默:“这是我的‘私生子’!”
  当游子归来,浓烈的乡愁已化为云烟,对于余光中来说,不变的是他对中华民族和传统文化的眷恋。有人曾问余光中是否愿意在大陆安度晚年,余光中莞然一笑说:“我还要和台湾的一些人斗嘴呢!现在海峡那边有人想搞文化上的‘去中国化’,甚至有人要把我们的‘中医’改名为‘台医’,简直太狭隘了。”余光中说,文化作为连接的纽带,已经存在了几千年,这是任何人无法割断的。“海峡两岸的文化只要有交流,这个民族就不会分离!”
  余光中诗曰:“我的血管是黄河的支流/中国是我的中国。”乡愁,于他是家国情怀,是文脉延亘,是精神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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