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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岁之前我去过最遥远的地方，是沿着铁路往南走二十里，一望无际的大海。那时候，我每天四点起床和母亲去码头找渔民收购昨夜新打捞的海货，再沿著铁路往回走十几里，有一处农贸市场，在那里叫卖一整天。
在为数不多的记忆里，我记得母亲总说，没别人有脑子就要多付出力气，她总拿我们走的十几里当例子说离海越远咱们赚得就越多。
那时候我们住在街道的背面，一间主要用彩钢板拼接又混杂着各种材料的几平米小屋，它有一扇朝东的小窗，我很少会从那看见日出。而在不远的三十米外就是铁轨，母亲听说火车上人的屎尿会飘到铁轨周边，在那里种菜特别容易。有一天她借来爬犁，靠近铁轨翻整出一块土地，又买了白菜种子，她说，吃不完的可以拿去卖钱。为了防止别人偷菜，专门用树枝和竹子做桩，用一条麻绳围一圈当篱。
没过多久，种子刚冒出芽，前一天晚上她才对我说，不出一个月我们就能吃上自己种的菜了。第二天就来了一群铁路施工人员，他们说这对铁路的运行存在安全隐患。他们便把围桩踢倒又搬来碎石子倾倒在菜地上，远远地望过去和其它的一切毫无差别。
自那以后，母亲整个人就像丢了魂一样，她一个人把死了将近一周的鱼就着三十五度的黄酒下饭，一个人对着煤油灯发呆。有一天深夜，我问她，妈，你怎么还不睡？她说，身子有点不舒服。我说，身子不舒服就去医院看看啊。
她没有听我的。过了几周后，她总说自己肚子疼。夜里除了长久以来潮湿的霉味，空气里开始弥漫一股腥湿的异味，一连好几天。
一天清晨，天蒙蒙亮，当我跟她背负着一筐海鱼沿着铁轨往市场走的时候，她每走一步都要大口大口地喘气，没过一里路，听见“咚”的一声，转头看见她倒在地上。我问，妈，你咋啦？她趴在地上，身体微曲，一动不动。我凑过去，她说鱼，把鱼捡回来。我用两只手抓住扑腾出来的鱼，把背篓扶正，将鱼放回去。我说，妈，今儿别卖了，去看病吧。
于是那天我们坐上了一辆巴士，兜兜转转从清早走到正午，来到医院。医院里弥漫着一股难闻的药水味道，一切都是白色的，仿佛被高温融化了一样。蝉声从窗外传来的时候，母亲交完两百元去做检查。我们坐在长廊的座椅上歇息。母亲这才想起去问结果什么时候出来，他们告诉她要等一周。
回去的路上，我倚在母亲的肩膀，汽车在夜里颠簸，我问母亲怎么样了？她一言不发地望着窗外。皎洁的月光洒进车厢，朦胧月光里的母亲打开了一点窗，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她看着我说，锐锐，照顾好自己。
年仅七岁的我无法理解那些话的含义，直到一周后我从医生的口中得知了一个名词——肿瘤。同时得知了三个形容词——阳性、恶性、晚期。一连串的词语解释了，为何当火车呜呜地经过时，母亲会忍不住地流出泪水。
母亲在医院打了吊针，住了三天，我还记得那里三元一碗的晨粥，混着咸菜下肚，我异常满足甚至感到幸福。然而幸福是短暂的，幸福的戛然而止发生在第四日的清晨，母亲起了大早，她推醒我说，锐锐，咱们回家。
我说，为啥？妈你好了？
她说，没，没钱了，不治了。
我说，那行吧，那等六点半再走吧，卖粥的还没来。
她说，吃吃吃就知道吃。说完她把拎在手里的袋子放下，陪我等来了早粥，她没喝，我喝了一整碗，稀里哗啦地像是人生最后一次喝粥。直到我把碗底用舌头舔了个完全，才依依不舍地牵着母亲往外走。
回家后我们住了两个月，开始的几天她还带我去卖鱼，后来她说累就再也没去，她只能每天到饭点下床，去不远的菜场买些菜回来做饭。后来她说累的下不了床了，她把床底下的钱拿出来给我，让我去买。然而这之间的记忆，已经太过遥远变得十分模糊，我只记得那些日子里我特别怀念医院的粥。每当我路过安徽人开的早餐店的时候，总想着进去喝一碗，可每次回去母亲都要盘问我花了多少钱，买了多少菜，我不敢撒谎。
在那期间，街道办的人来过，铁路施工的来过。我每天沿着铁路捡起石子又丢回去，其中施工的那群人里有个一脸横肉的男人，黑黝黝的看起来吓人，每次他看见我在铁轨上都要让我滚开，而另外一个矮矮的男人会跑来给我糖吃。后来我知道了那个看起来吓人的男的叫黄金山，是工头，那个矮个子男人叫王明，是个普通工人。
虽然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但我还是记得那天母亲突然坐了起来，面色看起来好了许多，她让我把衣服脱下来，找来一些布，手脚麻利地在内侧把钱缝在衣服上，并嘱咐我别把衣服弄丢了。我看她精神的样子，我说，妈，你好了？那晚我靠着她睡，已经是秋天了，夜晚凉飕飕的。前半夜母亲身子特别暖和，她抱着我，我挨得特近，后半夜却把我给凉醒了。
我说，妈，你把我冷着了。她没醒，我想离她远点，她的手紧紧搂着我，我用力推她，她的身子硬得像墙。我逼着自己睡到了天亮，发现母亲还没醒。
我说，妈，天亮了，起床了。她没理我。我又说，妈，天亮了。她还是没理我。我看着她的脸，用手捏她的脸，她却一点反应也没有。我从她的双手间钻了出去，穿着鞋跑到不远处的街道办。那里有一个男人，我对他说我妈病傻了，帮帮我。他跟着我回家，我看见他晃了晃我妈，他捏着鼻子说，人死了。
他问我，你爸呢？
我说，不知道。
他问，那你家别的人呢？
我说，就我和我妈。
他又问，你家钱呢？
我不敢开口。他见状说，没钱怎么处理？我说在我衣服上。我把我衣服给他，他拆开了母亲昨天缝起来的钱。他说，一千块？没别的了？我说没了。他说，火化就得八百，我拿一百给你留一百。说完他递给我一百，当时我心里就想去喝碗粥，因为我太饿了。但那个人不让我走，他让我待在家里。后来来了两个人把母亲用床席裹着出去，我跟着他们来到一处阴森森的地方，旁边是一条大河。他们把我母亲放到一张床架子上，我问他们这是哪？他们说是火葬场，在母亲被推进墙上那个黑洞之前我什么感受都没有。但她被推进那之后，突然的火焰汹涌，我不知道我是被吓着了，还是想到了什么，我开始哗哗地哭。直到母亲被推出来后，我还在哭。那里的人看我可怜，帮我拣了骨灰。当我被告知我手里抱着的那个盒子就是我妈的时候，我才真正明白了什么是死亡。我想到再没人陪我睡觉了，我只有一个盒子了，泣不成声。 回到家后，街道办的男人又来了。他问我，家里还有别人吗？但我相信他看得出来那几平米的小屋里藏不下其他人。他说，那你现在是孤儿了，我給你登记一下。
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抱着我妈的骨灰盒睡觉，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怕过坟地，反而怕的是夜晚屋外任何的一声异响。比如野猫的嘶鸣，甚至是铁轨的碰撞声。
第二天，家里来了一群人，就是那帮自称铁路施工的人。站在门口的是那个矮矮的给我糖的男人，他进来坐在床边，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赵锐。他问我，家里还有没有别的人？我说，我妈死了。我把骨灰盒给他看。他说，那你以后跟我，当我儿子吧，以后我养着你。我没回答他，我不知道突然变成别人儿子是好还是坏，我也不知道拥有一个父亲是什么感觉。屋外的一个人突然开口说，小子，你跟他只有享福，肯定比这好。那个矮矮的男人从口袋里摸出糖给我说，那你先跟我走，去单位吃早饭，把衣服拿上，我名字叫王明。
就这样，我离开了我从出生就已经居住的小屋，跟着王明还有几个人沿着铁路往我以前卖鱼相反的方向走。我们走了半小时，到了一处大桥，王明领着我从大桥旁边楼梯下去，进了一处院子。院子里有一栋五层楼，围一圈院墙，院里种着松树。王明告诉我，这就是他的单位，以后就是我的家。
后来我得知，王明是甘肃人，一九五九年家里死得就剩他一人，他要饭一路走到了山西，后来坐火车来到了沿海。听人介绍来铁路上干，一干就是三十多年。今年已经快五十，结过一次婚，但因为没有生育能力给离了。一直想要个儿子，是听街道办的人说我妈死了，是孤儿，又和我见过几次，就想着把我当儿子。
我记忆里最幸福的应该就是和王明在一起的时间，那时我刚七岁半。我们早上七点起床，中午我跟他去铁路上，看着他们敲打着铁轨或者拧螺丝，而我在远处重复着捡石子与扔石子的游戏。到晚上我和他都一身大汗，他带着我去澡堂洗澡，我最喜欢的事是王明拿毛巾搓我的身体。
有时我们会去远处的镇上吃夜宵，比如烧烤、凉皮或者凉面。和我们一起的是一个浙江人，他叫曹连军，是王明最好的朋友。在我眼里他也是一个好人，不像黄金山一直骂我，凶狠狠地盯着我，还处处排挤我的存在，只要他在，他就不会让我和王明一起进食堂。而曹连军不一样，他和王明一样喜欢我，他时常说，要不是他已经有孩子了，不然就收养我了。
如今想起那段时光，依然记得热气笼罩的澡堂与人声嘈杂的夜市，就像昨日一样。而我最遗憾的也许是我没喊过王明一声爸爸，我一直喊他王叔叔。一开始他会对我说，喊爸吧，叫大也可以。可我坚持喊叔叔，后来他习惯了再也没有提起。那时候他们是做六天，休息半天，每次他休息的时候都会带着我往街道办跑，他想把收养我的手续办下来，好让我去上学。他说我都八岁多了，该去读书了。可因为他没结婚，街道办说这种手续很难办，上面抠得很紧。
后来他直接带我去学校求校长。有一次休息他带我去买香烟，买了一整条。他又带我去学校，他让我站在门口别进来，但我听见他跟那个戴着黑框眼镜的男人说，通融通融。一阵沉默后他出来拉着我走进一间教室，他对我说，在这里听老师话，晚上就来接你。我点了点头，他就离开了。
我在龙潭小学一读就是两年。一开始王明来接我，后来我说我认得路，我一放学就沿着铁轨往落日相反的方向走，到那座桥从旁边下来就是大院。虽然我学习不怎么样，但王明从来没说过我。我好朋友马小军不及格回家被打得凳子坐不稳，他还给我看他青一块紫一块的小腿。我说，你太惨了，我就没被打过。
在我的记忆里，王明只打过我一次。我用施工队的剪刀把院里的松树剃了个光头，王明看到后扒开我的裤子一个劲打我屁股，我疼得乱叫说不敢了。他把我放开，我立马跑出了院子，大半夜我沿着铁轨跑，王明他腿不好，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但不影响工作。他追不上我就在后面喊我名字，后来我跑累了，听不见他的声音了，周遭黑漆漆的让我害怕，我掉头跑回去，见着王明，他一把抱住我。自那之后，他再也没有打过我。
我记得那年冬天，我十岁，单位多了笔公款给工人去旅游，于是大家组织去西湖看看。王明要带我去，那个一脸横肉的黄金山说我不在预算里，王明只好自掏了三百块钱。
那天是周六，工人开着出工的那辆黄色卡车，能坐十几个人。于是，一车人早上出发，开到了中午。王明牵着我走在堤岸上，跟我讲电视剧里许仙还有白娘子的故事，还说法海不是个好东西。他跟我说了很多，后来我困了，他只好背着我走。那天我特别快乐，但我没觉得西湖多漂亮。出发前，曹连军跟我说那是人间天堂，反而我觉得西湖旁卖的软糕挺好吃，因为这个我记住了那次旅行。
回去的路上，月亮圆圆的，月光洒进来，王明开了点窗，风从外面吹进来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三年前的那个夏日夜晚。我想到了母亲，我开始哭。王明问我为啥哭。我说，我和我妈也坐过小汽车，也看过月亮。哭着哭着，我累了就睡着了。
一转眼，学校放假了，王明却越来越忙。因为春运的缘故，我整天待在院子里和自己玩游戏。有一天曹连军从院门口喘着气来找我，他拉着我走，我问他，叔，怎么了？他看着我，直掉眼泪。
后来通过别人的描述，我才得知那天发生的事情。王明在铁道一侧，而施工队在另外一边，王明想过去，当时远处已经过来了一辆火车，别人在前面说让他待会过来，王明说没事的。我想象他拖着不利索的腿，憋足了一口气，一瘸一拐地走过去……就在过铁轨的时候，一只腿卡住了，他用手去拉，无济于事。别人发现了异样准备过去，然而火车比他们想象的来得要快……王明曾经和我说，贴着铁轨可以听见五里远，你能看见的时候也就半分钟。
曹连军带我去找王明，他对我说，不一定找得到，如果找得到的话，你要做好心里准备。我们沿着铁路向着落日的方向走过去，经过一大片的芦苇荡，沿岸的树木因为冬天来临的原因，变得光秃秃的毫无生机。曹连军突然捂着我的眼睛，我问他，找到啦？我说，没事的，让我看看爸爸。我看见那条腿高高悬挂在枝干上，曹连军跳起来正好够得着，我把那条腿揣进怀里，那条腿的脚上还有他的一只鞋，那是我们唯一的收获。 王明的骨灰盒很轻，我却不知道为什么抱不动，是曹连军抱着它回来的。而我抱着它睡觉，大冬天，冷得出奇，眼泪没掉下已经快结成了渣。那天，黄金山问我，收养手续办好了吗？我说，没有。后来我才知道，王明的死上头要给几十万，但王明无亲无故就变成了公款。听说黄金山扣了一部分，后来他给了我一千，让我滚蛋。
王明火化的第二天，他的宿舍来了一大帮的人，都是施工队的。他们说我惨啊，妈死了，爹死了，又没人管了。他们离开后，我发现王明的毛巾、杯子，就连牙刷都不见了。
离开的前夜，曹连军带我去吃烧烤，他说孤儿院也不错，以后长大了记得回来看看。我说，会的。
第二天，来了一个同样戴黑框眼镜、看起来温和的老年人。他说他是龙潭孤儿院的院长，领着我坐公交，兜兜转转了半天，来到一处墙壁爬满了爬山虎的地方。我在那里遇见了很多孩子，我一开始感到很开心，有人陪我聊天，还不用上课。后来发现，那个看起来温文尔雅的老年人，使起来皮带却依然凶狠，只要不听话他就拿皮带抽人。我被打过两次，第二次被打得一周下不了床。当我身体好了后，我开始寻思怎么离开，不然我觉得迟早要被打死在这里。有一次我趁着打饭的女人不注意的时候翻墙，但被别的孩子看见了，他们问我在干嘛？叫得很大声，我恨不得想揍他们。我说，我想看看那边是什么。然后从墙上又爬了回来。
后来是一次深夜，那时候是夏天，晚上只能开窗通风，我半夜醒来看见月亮在天上，我想到我曾经两次类似这样子端详月亮，这次我没再犯困，观察四周发现所有人都熟睡了。我穿上鞋子，披上那件我妈缝过钱的衣服，那件衣服同样缝着王明死后黄金山给我的一千块，仅一个动作我就从窗户翻出，可以看见围墙在黑夜里变成了漆黑的巨兽，我兴奋地朝围墙跑去，同时又不发出任何一点声响。我抓住一根爬山虎，然后再抓住另外一根，我踩着一根爬山虎，再踩另外一根，接着一跃而出。
我不知道这是哪里，我朝着月亮的方向走，接着我听见火车的声音。于是我随着声音走，看见了一条铁轨，那是半年后我再次见到铁路，是那么熟悉。于是我沿着月光落下的方向走，走到天亮也不知道自己在哪。后来经过一辆黑色运煤的火车开得很慢，那个司机问我，去哪？我说，我也不知道。他说，带你一程。我说，好啊。
我沿着铁路生活了十年，卻是第一次搭乘火车，我对车厢里的一切与沿途的风景感到既陌生又熟悉，夹杂着兴奋与劫后重生的欣喜。跟着司机跑了五天，沿途我第一次进火车站，第一次吃泡面，第一次离家几百公里，我只记得我有了好多第一次。后来，司机说，到宝鸡了，你该下去了。我问宝鸡是什么？他说，宝鸡就是宝鸡。
我以为宝鸡是一只大公鸡，后来发现我不过是从一个荒郊野岭到了另外一个荒郊野岭。这里的夏天热得人嘴唇发干。
下火车后我找到火车站，去街上溜达，我扯开一点点的衣服，拿了一百块出来，找到一家早餐店说，我要碗粥。那碗粥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更像是不同谷物杂粮汇成的而非单纯的稻米，即使干喝也同样甘甜。那时候，我没有身份证，没有身份证就没有人会要我，所以我白天去找地方吃饭，晚上就着铁轨旁的一个小棚睡觉。那个小棚在一处斜坡与居民楼之间，有两块彩钢板可以挡雨。我从街上旅馆旁边的垃圾桶里翻了条被子，那时候是夏天，晚上也热得慌，被子虽然只是个多余物品，却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
记得我认识小龙的时候是一天早上，我把头闷在被子里睡觉，有人扯开了它。我迷糊之间看见一个头发像鸡窝的男人，至少十五六岁，他问我，兄弟，挨个人？我说，你谁？他说，反正都是这儿的人，我看你这棚不小，不差这地吧？
当时我太困了，也记不清说了些什么，只记得那人趴在旁边睡了起来。我醒起来的时候，看见他在用树枝捣鼓自己头发。我问他，你叫啥？他说，你叫我小龙吧。你叫啥？我说，锐子。他说，那以后我就住你这了。
那个叫小龙的看着我说，我也不是白睡，以后跟我吃饭就好了。我估摸着我没剩多少钱了，以后吃饭是大问题，能有个带我吃饭的也还不错。
后来我才知道他所谓的带我吃饭，只不过是带我去废品站一起偷铁，趁管理的人不注意，把别人卖过来的铁墩子揣兜里，再找收废品的卖了，卖一个就能攒三四天的饭钱。当然这不是唯一的途径，我们还沿着铁路拣空瓶子，捡废报纸废书。我记得有次在宝鸡市外七八里的铁路上，小龙捡到了一百块钱，他一开始不相信，把我喊过去，说，这是不是假钱？我说给我看看。他没给我，我说花了不就知道了？于是我们去饭店里喊了碗大肠面，我还记得收钱的女人把一百找回九十，小龙那煤球似的脸上，硬是挤出八颗大黄牙的笑容。
当然我们没有一直像这么幸运，偷铁卖铁是有风险的，铁墩子并不是没有特点，收铁的人用手摸一把，眯着眼观察那块铁，他说他要进去和别的铁对比看看，于是我和小龙在外头等。接下来我们看见那人拿出一根铁棍，足有两根手指粗，一米长，他说，这回把你们逮着了吧。我和小龙撒腿就跑，我那时十一岁，跑得再快也跑不过小龙，跑得再快也跑不过那个成年男人。眼看着我要被捉住了，小龙突然掉头来拉我，我喊他快跑，他不跑，他抓了一把沙子朝那人脸上撒去，然后他被那个人抓住了。我想去救他，但没办法，当时我心里特别害怕，不知所措。小龙朝我大喊，快跑，快跑。于是，我头也不回地扎进铁轨旁的树林里。
那晚我以为他回不来了，但我始终抱有一丝侥幸，我在棚里生了一堆火，夜半的时候远处传来脚步声，我试探性地问，小龙？没人回答。直到他走近，火光打在他脸上，我才看见小龙额上的伤口，我兴奋地跳起来抱住了他。那晚睡觉，他整个人在发抖。
第二天我从黄金山给我的那剩下的钱里拿了一百，还剩三百多，我去买了馍饼，去买了药，我还去玩具店买了小龙每次经过都说想偷出来的玩具枪，一百块很快就只剩下几块了。记得后来我给他涂药，还记得他后来一直随身携带那把枪，他只有一盒bb弹，他习惯射在看得见的地方，然后捡回来。而我也是从那以后，觉得小龙是个好人，至少对我是个好朋友。 那年临近春节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几件大事。有一次我穿着缝了钱的衣服走过一家厂区，里面门卫出来一个男人，是保安。他一口断定说我刚偷完东西，没等我解释他就一把揪住我搜身，正巧摸到了那鼓起来的缝了钱地方。他一把扯下我的衣服，把里面的两百多全拿走。我说，这是我的钱。他盯着我说，你们要饭的哪来这么多钱？说完他把衣服丢给我，扬长而出。
我回去跟小龙讲了这事，他说那保安就是这样，遇见我们这样打扮的铁定上来欺负人。可我关心的不是这个，而是我们没钱了。于是那天我们沿着铁路捡瓶子，人一倒霉就会接二连三地倒霉，捡了一下午就捡到了三个空瓶。我们只好去翻居民区后的垃圾桶，运气还不错，翻到了半包用塑料袋包起来被扔了的挂面，我们架起捡来的铁锅煮了，用树枝当筷子吃了一顿。小龙说，今天是他生日。我说，还陪寿星吃了顿长寿面，值了。说完我们都笑了起来。
第二天来了一个男人，满脸胡子，但他穿得挺整洁，不像是铁路上的人。他手里拿了台我和小龙在超市的柜台上看见过的DV机，他说他姓杜，但没说全名。他说他在拍视频，他想拍我们，他说不是免费的，可以给我们钱，不过得等他走后再给我们，而我们只要和往常一样就好。我和小龙盘算，没觉得多亏，带着他走走铁轨，翻翻垃圾堆就能拿钱，于是就答应了他。
一开始我们有些不习惯有台摄影机整天对着我们，那人说，别把这机子当东西，就当是空气，要真实，我需要真实。后来我和小龙肚子饿了，也没把那玩意当回事，我们去翻垃圾桶，翻到了半盒饭店丢的炒饭，我尝了感觉没坏，小龙说他饿坏了，于是我就给了他。饭店的老板找我帮他洗菜，小龙则跟着那个姓杜的不知道去了哪。等我回来小龙在棚里等我，另外那个姓杜的人已经不在了，饭店老板给了我两只苹果，我分给了小龙一个。
第二天是除夕，那姓杜的一大早上又来了，我以为他又要带小龙去什么地方。谁知道他说，锐子你跟我来。于是我跟他走，走到铁轨一处有块大石头，我坐在上面。姓杜的问，能跟我说说你为啥来这不？我说，没为啥，没妈没爹了。
他问我，是哪里人？
我说，新疆的。
他说，你看起来可不像新疆人。
我说，你看起来也不像本地人。
他笑了，又问，你今年几岁？
我说，十六了。
他说，你看起来长得慢了啊？他问我，你和小龙是怎么认识的？
我正要说，身后呜呜地传来火车声，驶过一辆绿皮车，冒着烟，哐当哐当的很响。我没开口说话，那姓杜的右手拿着DV机变换着角度。
那天除夕，大年夜，小龙突然说他不舒服，说他肚子疼。我去饭店找老板要了半只客人没吃的鸡，小龙捂着肚子说不想吃。我思索他怎么了？我想到了那盒炒饭。但我更害怕的是，我们这样的人，被人打了，只要沒伤筋断骨都不是大问题，但身体内部出了问题几乎就是等死。前半夜小龙说他冷，我把被子往他身上盖，又挨着他睡，我下意识地看了看天空，忽然想看看月亮，不知道为什么，只是一股似曾相识的感觉。我想到了我妈和我爸，我再看身边的小龙，我开始害怕，从内心直冒出来混着北风凄凉的怕。
后半夜，小龙的脸直抽筋，一愣一愣的。我使劲安慰他，别死啊。我知道这样子安慰人并不好，但我害怕得说不出别的话了。他还硬着头皮跟我打趣说他死不了，但他说话直哆嗦。我说，你撑到明天，我去求杜哥。
第二天一早，我跑到铁轨上等姓杜的，看见他从铁轨西边走过来，我跑过去拉着他说，哥，我求求你了，给我点钱，救救小龙吧。他吃中毒了，人都要死了。那姓杜的也紧张，他跟我去找小龙。那是我第二次来到医院，那个眉毛都白了的老人说，没什么大碍，吃点药，拉几次就好了。我长舒一口气，不仅是为小龙死不了而庆幸，也是为我自己所亲近的人再也没有突然死去而庆幸。许多年后，我分析那之间的区别，我想到除夕那夜没看到银色月光。
小龙吃药那期间，我出去捡瓶子，去路上找人讨钱，因为刚过春节的原因，一毛五毛的要了不少。我记得是初二那晚，我买了几个洋芋用火烤，烤的时候小龙裹着被子跟我说，锐子，我大概要回家了。我转头看他，他说，我没跟你说过我为啥出来吧？其实只是我后爸打我，我赌气就跑了出来，我家就在西安，我是乘小汽车来的宝鸡。我出来一年多了，我妈肯定想死我了。我低声“哦”了一声，我说，那好啊，那你啥时候走？你咋回去？他说，明天吧，明天去找警察，给我妈打个电话。
我突然意识到我和他终究不是一路人，他是有家不归的，而我却是无家可归的。
我记得是初四那天，一个女人来接他，她带着我们去饭店里吃饭，还给我们买了一身新衣服。那女人说我们的头发得剪剪，又带我们去理发。理完发出来，正好傍晚，那女人说是晚上七点半的火车。小龙让我送送他，我再次来到火车站，再次看见绿皮火车，但同以往十二年的岁月不同的是，我再见到铁轨的时候产生出了别样的情感。我站在月台上，小龙抱了我一下，那时候他比我高半个头，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说有时间就回来吧。我问他，我们什么时候再见。他说，想我的时候就会再见。
而这一想就是近二十年，我曾经去西安打听过是否有人认识一位叫蒋小龙的人，可所有的声音都像石沉大海。我曾经多次幻想我们再见的场景，我会想起那些和他度过的时光，我一次次满怀期待地以为人生何处不相逢，最后发现我们已经见过了最后一眼了，只是我不相信罢了。多年以后，我想他和那些因死亡离我而去的人，似乎没有什么区别。
小龙离开后，我回到棚里住了三天。第四天，来了一群穿着制服的人，说是检查市容，他们把我带进了收容所，不让我回铁路附近游荡。其中一个人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如实回答。他又问我家住哪。我说，龙潭。家里联系方式有吗？我说，妈死了，爹死了。他说，是孤儿啊。
第二天，来了一个中年女人，她对我说她是宝鸡孤儿院的院长。她看起来十分仁慈，但我曾经进过一次孤儿院，我不相信眼前这个人的外表，我躺在地上打滚说我不去。但最后我被两个人抬着跟着那女人走。
在宝鸡孤儿院，我待到十七岁。我发现那位院长真的如外表一样和蔼可亲。有一次，我打翻了院里孩子搭的积木城堡，我以为她要打我了，谁知道她只是抚摸我，让我和别的孩子一起重新组装。
她是一位好人，在离开后第二年，她因病去世了，死的时候四十四岁。后来我总想，应该是老天不忍心这些好人在人间受这么多苦难了，就早些召他们回去了吧。
回到龙潭的那年我十八岁，我乘火车经过龙潭铁路局旁的大桥，我还记得那条河，也许还记得某一块我曾玩耍过的石子。我来到铁路局的院子，那棵被我剃了光头的松树已经长得很高了，而单位的人却已不是当初的那一批。我没见到曹连军，我甚至有些想念黄金山，但我都没见到。
我沿着铁轨往落日方向走，我想去看看我和我妈的那个小屋，但到了曾经翻整过菜地的地方，我只看见新修建的宾馆。后来听说在我离开后的第二年里，就已经被当成违章建筑给推平了。
我有些难过，但不是想哭出来的那种。十八岁的我看着落日，铁轨上映印着我的身影，被无限拉长。我沿着来时的路走，朝太阳升起的方向，那天的圆月已经可以看见。而我身后，是终将落下的夕阳，和蜿蜒通向大海的铁路。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第三附中学生）
在为数不多的记忆里，我记得母亲总说，没别人有脑子就要多付出力气，她总拿我们走的十几里当例子说离海越远咱们赚得就越多。
那时候我们住在街道的背面，一间主要用彩钢板拼接又混杂着各种材料的几平米小屋，它有一扇朝东的小窗，我很少会从那看见日出。而在不远的三十米外就是铁轨，母亲听说火车上人的屎尿会飘到铁轨周边，在那里种菜特别容易。有一天她借来爬犁，靠近铁轨翻整出一块土地，又买了白菜种子，她说，吃不完的可以拿去卖钱。为了防止别人偷菜，专门用树枝和竹子做桩，用一条麻绳围一圈当篱。
没过多久，种子刚冒出芽，前一天晚上她才对我说，不出一个月我们就能吃上自己种的菜了。第二天就来了一群铁路施工人员，他们说这对铁路的运行存在安全隐患。他们便把围桩踢倒又搬来碎石子倾倒在菜地上，远远地望过去和其它的一切毫无差别。
自那以后，母亲整个人就像丢了魂一样，她一个人把死了将近一周的鱼就着三十五度的黄酒下饭，一个人对着煤油灯发呆。有一天深夜，我问她，妈，你怎么还不睡？她说，身子有点不舒服。我说，身子不舒服就去医院看看啊。
她没有听我的。过了几周后，她总说自己肚子疼。夜里除了长久以来潮湿的霉味，空气里开始弥漫一股腥湿的异味，一连好几天。
一天清晨，天蒙蒙亮，当我跟她背负着一筐海鱼沿着铁轨往市场走的时候，她每走一步都要大口大口地喘气，没过一里路，听见“咚”的一声，转头看见她倒在地上。我问，妈，你咋啦？她趴在地上，身体微曲，一动不动。我凑过去，她说鱼，把鱼捡回来。我用两只手抓住扑腾出来的鱼，把背篓扶正，将鱼放回去。我说，妈，今儿别卖了，去看病吧。
于是那天我们坐上了一辆巴士，兜兜转转从清早走到正午，来到医院。医院里弥漫着一股难闻的药水味道，一切都是白色的，仿佛被高温融化了一样。蝉声从窗外传来的时候，母亲交完两百元去做检查。我们坐在长廊的座椅上歇息。母亲这才想起去问结果什么时候出来，他们告诉她要等一周。
回去的路上，我倚在母亲的肩膀，汽车在夜里颠簸，我问母亲怎么样了？她一言不发地望着窗外。皎洁的月光洒进车厢，朦胧月光里的母亲打开了一点窗，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她看着我说，锐锐，照顾好自己。
年仅七岁的我无法理解那些话的含义，直到一周后我从医生的口中得知了一个名词——肿瘤。同时得知了三个形容词——阳性、恶性、晚期。一连串的词语解释了，为何当火车呜呜地经过时，母亲会忍不住地流出泪水。
母亲在医院打了吊针，住了三天，我还记得那里三元一碗的晨粥，混着咸菜下肚，我异常满足甚至感到幸福。然而幸福是短暂的，幸福的戛然而止发生在第四日的清晨，母亲起了大早，她推醒我说，锐锐，咱们回家。
我说，为啥？妈你好了？
她说，没，没钱了，不治了。
我说，那行吧，那等六点半再走吧，卖粥的还没来。
她说，吃吃吃就知道吃。说完她把拎在手里的袋子放下，陪我等来了早粥，她没喝，我喝了一整碗，稀里哗啦地像是人生最后一次喝粥。直到我把碗底用舌头舔了个完全，才依依不舍地牵着母亲往外走。
回家后我们住了两个月，开始的几天她还带我去卖鱼，后来她说累就再也没去，她只能每天到饭点下床，去不远的菜场买些菜回来做饭。后来她说累的下不了床了，她把床底下的钱拿出来给我，让我去买。然而这之间的记忆，已经太过遥远变得十分模糊，我只记得那些日子里我特别怀念医院的粥。每当我路过安徽人开的早餐店的时候，总想着进去喝一碗，可每次回去母亲都要盘问我花了多少钱，买了多少菜，我不敢撒谎。
在那期间，街道办的人来过，铁路施工的来过。我每天沿着铁路捡起石子又丢回去，其中施工的那群人里有个一脸横肉的男人，黑黝黝的看起来吓人，每次他看见我在铁轨上都要让我滚开，而另外一个矮矮的男人会跑来给我糖吃。后来我知道了那个看起来吓人的男的叫黄金山，是工头，那个矮个子男人叫王明，是个普通工人。
虽然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但我还是记得那天母亲突然坐了起来，面色看起来好了许多，她让我把衣服脱下来，找来一些布，手脚麻利地在内侧把钱缝在衣服上，并嘱咐我别把衣服弄丢了。我看她精神的样子，我说，妈，你好了？那晚我靠着她睡，已经是秋天了，夜晚凉飕飕的。前半夜母亲身子特别暖和，她抱着我，我挨得特近，后半夜却把我给凉醒了。
我说，妈，你把我冷着了。她没醒，我想离她远点，她的手紧紧搂着我，我用力推她，她的身子硬得像墙。我逼着自己睡到了天亮，发现母亲还没醒。
我说，妈，天亮了，起床了。她没理我。我又说，妈，天亮了。她还是没理我。我看着她的脸，用手捏她的脸，她却一点反应也没有。我从她的双手间钻了出去，穿着鞋跑到不远处的街道办。那里有一个男人，我对他说我妈病傻了，帮帮我。他跟着我回家，我看见他晃了晃我妈，他捏着鼻子说，人死了。
他问我，你爸呢？
我说，不知道。
他问，那你家别的人呢？
我说，就我和我妈。
他又问，你家钱呢？
我不敢开口。他见状说，没钱怎么处理？我说在我衣服上。我把我衣服给他，他拆开了母亲昨天缝起来的钱。他说，一千块？没别的了？我说没了。他说，火化就得八百，我拿一百给你留一百。说完他递给我一百，当时我心里就想去喝碗粥，因为我太饿了。但那个人不让我走，他让我待在家里。后来来了两个人把母亲用床席裹着出去，我跟着他们来到一处阴森森的地方，旁边是一条大河。他们把我母亲放到一张床架子上，我问他们这是哪？他们说是火葬场，在母亲被推进墙上那个黑洞之前我什么感受都没有。但她被推进那之后，突然的火焰汹涌，我不知道我是被吓着了，还是想到了什么，我开始哗哗地哭。直到母亲被推出来后，我还在哭。那里的人看我可怜，帮我拣了骨灰。当我被告知我手里抱着的那个盒子就是我妈的时候，我才真正明白了什么是死亡。我想到再没人陪我睡觉了，我只有一个盒子了，泣不成声。 回到家后，街道办的男人又来了。他问我，家里还有别人吗？但我相信他看得出来那几平米的小屋里藏不下其他人。他说，那你现在是孤儿了，我給你登记一下。
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抱着我妈的骨灰盒睡觉，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怕过坟地，反而怕的是夜晚屋外任何的一声异响。比如野猫的嘶鸣，甚至是铁轨的碰撞声。
第二天，家里来了一群人，就是那帮自称铁路施工的人。站在门口的是那个矮矮的给我糖的男人，他进来坐在床边，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赵锐。他问我，家里还有没有别的人？我说，我妈死了。我把骨灰盒给他看。他说，那你以后跟我，当我儿子吧，以后我养着你。我没回答他，我不知道突然变成别人儿子是好还是坏，我也不知道拥有一个父亲是什么感觉。屋外的一个人突然开口说，小子，你跟他只有享福，肯定比这好。那个矮矮的男人从口袋里摸出糖给我说，那你先跟我走，去单位吃早饭，把衣服拿上，我名字叫王明。
就这样，我离开了我从出生就已经居住的小屋，跟着王明还有几个人沿着铁路往我以前卖鱼相反的方向走。我们走了半小时，到了一处大桥，王明领着我从大桥旁边楼梯下去，进了一处院子。院子里有一栋五层楼，围一圈院墙，院里种着松树。王明告诉我，这就是他的单位，以后就是我的家。
后来我得知，王明是甘肃人，一九五九年家里死得就剩他一人，他要饭一路走到了山西，后来坐火车来到了沿海。听人介绍来铁路上干，一干就是三十多年。今年已经快五十，结过一次婚，但因为没有生育能力给离了。一直想要个儿子，是听街道办的人说我妈死了，是孤儿，又和我见过几次，就想着把我当儿子。
我记忆里最幸福的应该就是和王明在一起的时间，那时我刚七岁半。我们早上七点起床，中午我跟他去铁路上，看着他们敲打着铁轨或者拧螺丝，而我在远处重复着捡石子与扔石子的游戏。到晚上我和他都一身大汗，他带着我去澡堂洗澡，我最喜欢的事是王明拿毛巾搓我的身体。
有时我们会去远处的镇上吃夜宵，比如烧烤、凉皮或者凉面。和我们一起的是一个浙江人，他叫曹连军，是王明最好的朋友。在我眼里他也是一个好人，不像黄金山一直骂我，凶狠狠地盯着我，还处处排挤我的存在，只要他在，他就不会让我和王明一起进食堂。而曹连军不一样，他和王明一样喜欢我，他时常说，要不是他已经有孩子了，不然就收养我了。
如今想起那段时光，依然记得热气笼罩的澡堂与人声嘈杂的夜市，就像昨日一样。而我最遗憾的也许是我没喊过王明一声爸爸，我一直喊他王叔叔。一开始他会对我说，喊爸吧，叫大也可以。可我坚持喊叔叔，后来他习惯了再也没有提起。那时候他们是做六天，休息半天，每次他休息的时候都会带着我往街道办跑，他想把收养我的手续办下来，好让我去上学。他说我都八岁多了，该去读书了。可因为他没结婚，街道办说这种手续很难办，上面抠得很紧。
后来他直接带我去学校求校长。有一次休息他带我去买香烟，买了一整条。他又带我去学校，他让我站在门口别进来，但我听见他跟那个戴着黑框眼镜的男人说，通融通融。一阵沉默后他出来拉着我走进一间教室，他对我说，在这里听老师话，晚上就来接你。我点了点头，他就离开了。
我在龙潭小学一读就是两年。一开始王明来接我，后来我说我认得路，我一放学就沿着铁轨往落日相反的方向走，到那座桥从旁边下来就是大院。虽然我学习不怎么样，但王明从来没说过我。我好朋友马小军不及格回家被打得凳子坐不稳，他还给我看他青一块紫一块的小腿。我说，你太惨了，我就没被打过。
在我的记忆里，王明只打过我一次。我用施工队的剪刀把院里的松树剃了个光头，王明看到后扒开我的裤子一个劲打我屁股，我疼得乱叫说不敢了。他把我放开，我立马跑出了院子，大半夜我沿着铁轨跑，王明他腿不好，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但不影响工作。他追不上我就在后面喊我名字，后来我跑累了，听不见他的声音了，周遭黑漆漆的让我害怕，我掉头跑回去，见着王明，他一把抱住我。自那之后，他再也没有打过我。
我记得那年冬天，我十岁，单位多了笔公款给工人去旅游，于是大家组织去西湖看看。王明要带我去，那个一脸横肉的黄金山说我不在预算里，王明只好自掏了三百块钱。
那天是周六，工人开着出工的那辆黄色卡车，能坐十几个人。于是，一车人早上出发，开到了中午。王明牵着我走在堤岸上，跟我讲电视剧里许仙还有白娘子的故事，还说法海不是个好东西。他跟我说了很多，后来我困了，他只好背着我走。那天我特别快乐，但我没觉得西湖多漂亮。出发前，曹连军跟我说那是人间天堂，反而我觉得西湖旁卖的软糕挺好吃，因为这个我记住了那次旅行。
回去的路上，月亮圆圆的，月光洒进来，王明开了点窗，风从外面吹进来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三年前的那个夏日夜晚。我想到了母亲，我开始哭。王明问我为啥哭。我说，我和我妈也坐过小汽车，也看过月亮。哭着哭着，我累了就睡着了。
一转眼，学校放假了，王明却越来越忙。因为春运的缘故，我整天待在院子里和自己玩游戏。有一天曹连军从院门口喘着气来找我，他拉着我走，我问他，叔，怎么了？他看着我，直掉眼泪。
后来通过别人的描述，我才得知那天发生的事情。王明在铁道一侧，而施工队在另外一边，王明想过去，当时远处已经过来了一辆火车，别人在前面说让他待会过来，王明说没事的。我想象他拖着不利索的腿，憋足了一口气，一瘸一拐地走过去……就在过铁轨的时候，一只腿卡住了，他用手去拉，无济于事。别人发现了异样准备过去，然而火车比他们想象的来得要快……王明曾经和我说，贴着铁轨可以听见五里远，你能看见的时候也就半分钟。
曹连军带我去找王明，他对我说，不一定找得到，如果找得到的话，你要做好心里准备。我们沿着铁路向着落日的方向走过去，经过一大片的芦苇荡，沿岸的树木因为冬天来临的原因，变得光秃秃的毫无生机。曹连军突然捂着我的眼睛，我问他，找到啦？我说，没事的，让我看看爸爸。我看见那条腿高高悬挂在枝干上，曹连军跳起来正好够得着，我把那条腿揣进怀里，那条腿的脚上还有他的一只鞋，那是我们唯一的收获。 王明的骨灰盒很轻，我却不知道为什么抱不动，是曹连军抱着它回来的。而我抱着它睡觉，大冬天，冷得出奇，眼泪没掉下已经快结成了渣。那天，黄金山问我，收养手续办好了吗？我说，没有。后来我才知道，王明的死上头要给几十万，但王明无亲无故就变成了公款。听说黄金山扣了一部分，后来他给了我一千，让我滚蛋。
王明火化的第二天，他的宿舍来了一大帮的人，都是施工队的。他们说我惨啊，妈死了，爹死了，又没人管了。他们离开后，我发现王明的毛巾、杯子，就连牙刷都不见了。
离开的前夜，曹连军带我去吃烧烤，他说孤儿院也不错，以后长大了记得回来看看。我说，会的。
第二天，来了一个同样戴黑框眼镜、看起来温和的老年人。他说他是龙潭孤儿院的院长，领着我坐公交，兜兜转转了半天，来到一处墙壁爬满了爬山虎的地方。我在那里遇见了很多孩子，我一开始感到很开心，有人陪我聊天，还不用上课。后来发现，那个看起来温文尔雅的老年人，使起来皮带却依然凶狠，只要不听话他就拿皮带抽人。我被打过两次，第二次被打得一周下不了床。当我身体好了后，我开始寻思怎么离开，不然我觉得迟早要被打死在这里。有一次我趁着打饭的女人不注意的时候翻墙，但被别的孩子看见了，他们问我在干嘛？叫得很大声，我恨不得想揍他们。我说，我想看看那边是什么。然后从墙上又爬了回来。
后来是一次深夜，那时候是夏天，晚上只能开窗通风，我半夜醒来看见月亮在天上，我想到我曾经两次类似这样子端详月亮，这次我没再犯困，观察四周发现所有人都熟睡了。我穿上鞋子，披上那件我妈缝过钱的衣服，那件衣服同样缝着王明死后黄金山给我的一千块，仅一个动作我就从窗户翻出，可以看见围墙在黑夜里变成了漆黑的巨兽，我兴奋地朝围墙跑去，同时又不发出任何一点声响。我抓住一根爬山虎，然后再抓住另外一根，我踩着一根爬山虎，再踩另外一根，接着一跃而出。
我不知道这是哪里，我朝着月亮的方向走，接着我听见火车的声音。于是我随着声音走，看见了一条铁轨，那是半年后我再次见到铁路，是那么熟悉。于是我沿着月光落下的方向走，走到天亮也不知道自己在哪。后来经过一辆黑色运煤的火车开得很慢，那个司机问我，去哪？我说，我也不知道。他说，带你一程。我说，好啊。
我沿着铁路生活了十年，卻是第一次搭乘火车，我对车厢里的一切与沿途的风景感到既陌生又熟悉，夹杂着兴奋与劫后重生的欣喜。跟着司机跑了五天，沿途我第一次进火车站，第一次吃泡面，第一次离家几百公里，我只记得我有了好多第一次。后来，司机说，到宝鸡了，你该下去了。我问宝鸡是什么？他说，宝鸡就是宝鸡。
我以为宝鸡是一只大公鸡，后来发现我不过是从一个荒郊野岭到了另外一个荒郊野岭。这里的夏天热得人嘴唇发干。
下火车后我找到火车站，去街上溜达，我扯开一点点的衣服，拿了一百块出来，找到一家早餐店说，我要碗粥。那碗粥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更像是不同谷物杂粮汇成的而非单纯的稻米，即使干喝也同样甘甜。那时候，我没有身份证，没有身份证就没有人会要我，所以我白天去找地方吃饭，晚上就着铁轨旁的一个小棚睡觉。那个小棚在一处斜坡与居民楼之间，有两块彩钢板可以挡雨。我从街上旅馆旁边的垃圾桶里翻了条被子，那时候是夏天，晚上也热得慌，被子虽然只是个多余物品，却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
记得我认识小龙的时候是一天早上，我把头闷在被子里睡觉，有人扯开了它。我迷糊之间看见一个头发像鸡窝的男人，至少十五六岁，他问我，兄弟，挨个人？我说，你谁？他说，反正都是这儿的人，我看你这棚不小，不差这地吧？
当时我太困了，也记不清说了些什么，只记得那人趴在旁边睡了起来。我醒起来的时候，看见他在用树枝捣鼓自己头发。我问他，你叫啥？他说，你叫我小龙吧。你叫啥？我说，锐子。他说，那以后我就住你这了。
那个叫小龙的看着我说，我也不是白睡，以后跟我吃饭就好了。我估摸着我没剩多少钱了，以后吃饭是大问题，能有个带我吃饭的也还不错。
后来我才知道他所谓的带我吃饭，只不过是带我去废品站一起偷铁，趁管理的人不注意，把别人卖过来的铁墩子揣兜里，再找收废品的卖了，卖一个就能攒三四天的饭钱。当然这不是唯一的途径，我们还沿着铁路拣空瓶子，捡废报纸废书。我记得有次在宝鸡市外七八里的铁路上，小龙捡到了一百块钱，他一开始不相信，把我喊过去，说，这是不是假钱？我说给我看看。他没给我，我说花了不就知道了？于是我们去饭店里喊了碗大肠面，我还记得收钱的女人把一百找回九十，小龙那煤球似的脸上，硬是挤出八颗大黄牙的笑容。
当然我们没有一直像这么幸运，偷铁卖铁是有风险的，铁墩子并不是没有特点，收铁的人用手摸一把，眯着眼观察那块铁，他说他要进去和别的铁对比看看，于是我和小龙在外头等。接下来我们看见那人拿出一根铁棍，足有两根手指粗，一米长，他说，这回把你们逮着了吧。我和小龙撒腿就跑，我那时十一岁，跑得再快也跑不过小龙，跑得再快也跑不过那个成年男人。眼看着我要被捉住了，小龙突然掉头来拉我，我喊他快跑，他不跑，他抓了一把沙子朝那人脸上撒去，然后他被那个人抓住了。我想去救他，但没办法，当时我心里特别害怕，不知所措。小龙朝我大喊，快跑，快跑。于是，我头也不回地扎进铁轨旁的树林里。
那晚我以为他回不来了，但我始终抱有一丝侥幸，我在棚里生了一堆火，夜半的时候远处传来脚步声，我试探性地问，小龙？没人回答。直到他走近，火光打在他脸上，我才看见小龙额上的伤口，我兴奋地跳起来抱住了他。那晚睡觉，他整个人在发抖。
第二天我从黄金山给我的那剩下的钱里拿了一百，还剩三百多，我去买了馍饼，去买了药，我还去玩具店买了小龙每次经过都说想偷出来的玩具枪，一百块很快就只剩下几块了。记得后来我给他涂药，还记得他后来一直随身携带那把枪，他只有一盒bb弹，他习惯射在看得见的地方，然后捡回来。而我也是从那以后，觉得小龙是个好人，至少对我是个好朋友。 那年临近春节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几件大事。有一次我穿着缝了钱的衣服走过一家厂区，里面门卫出来一个男人，是保安。他一口断定说我刚偷完东西，没等我解释他就一把揪住我搜身，正巧摸到了那鼓起来的缝了钱地方。他一把扯下我的衣服，把里面的两百多全拿走。我说，这是我的钱。他盯着我说，你们要饭的哪来这么多钱？说完他把衣服丢给我，扬长而出。
我回去跟小龙讲了这事，他说那保安就是这样，遇见我们这样打扮的铁定上来欺负人。可我关心的不是这个，而是我们没钱了。于是那天我们沿着铁路捡瓶子，人一倒霉就会接二连三地倒霉，捡了一下午就捡到了三个空瓶。我们只好去翻居民区后的垃圾桶，运气还不错，翻到了半包用塑料袋包起来被扔了的挂面，我们架起捡来的铁锅煮了，用树枝当筷子吃了一顿。小龙说，今天是他生日。我说，还陪寿星吃了顿长寿面，值了。说完我们都笑了起来。
第二天来了一个男人，满脸胡子，但他穿得挺整洁，不像是铁路上的人。他手里拿了台我和小龙在超市的柜台上看见过的DV机，他说他姓杜，但没说全名。他说他在拍视频，他想拍我们，他说不是免费的，可以给我们钱，不过得等他走后再给我们，而我们只要和往常一样就好。我和小龙盘算，没觉得多亏，带着他走走铁轨，翻翻垃圾堆就能拿钱，于是就答应了他。
一开始我们有些不习惯有台摄影机整天对着我们，那人说，别把这机子当东西，就当是空气，要真实，我需要真实。后来我和小龙肚子饿了，也没把那玩意当回事，我们去翻垃圾桶，翻到了半盒饭店丢的炒饭，我尝了感觉没坏，小龙说他饿坏了，于是我就给了他。饭店的老板找我帮他洗菜，小龙则跟着那个姓杜的不知道去了哪。等我回来小龙在棚里等我，另外那个姓杜的人已经不在了，饭店老板给了我两只苹果，我分给了小龙一个。
第二天是除夕，那姓杜的一大早上又来了，我以为他又要带小龙去什么地方。谁知道他说，锐子你跟我来。于是我跟他走，走到铁轨一处有块大石头，我坐在上面。姓杜的问，能跟我说说你为啥来这不？我说，没为啥，没妈没爹了。
他问我，是哪里人？
我说，新疆的。
他说，你看起来可不像新疆人。
我说，你看起来也不像本地人。
他笑了，又问，你今年几岁？
我说，十六了。
他说，你看起来长得慢了啊？他问我，你和小龙是怎么认识的？
我正要说，身后呜呜地传来火车声，驶过一辆绿皮车，冒着烟，哐当哐当的很响。我没开口说话，那姓杜的右手拿着DV机变换着角度。
那天除夕，大年夜，小龙突然说他不舒服，说他肚子疼。我去饭店找老板要了半只客人没吃的鸡，小龙捂着肚子说不想吃。我思索他怎么了？我想到了那盒炒饭。但我更害怕的是，我们这样的人，被人打了，只要沒伤筋断骨都不是大问题，但身体内部出了问题几乎就是等死。前半夜小龙说他冷，我把被子往他身上盖，又挨着他睡，我下意识地看了看天空，忽然想看看月亮，不知道为什么，只是一股似曾相识的感觉。我想到了我妈和我爸，我再看身边的小龙，我开始害怕，从内心直冒出来混着北风凄凉的怕。
后半夜，小龙的脸直抽筋，一愣一愣的。我使劲安慰他，别死啊。我知道这样子安慰人并不好，但我害怕得说不出别的话了。他还硬着头皮跟我打趣说他死不了，但他说话直哆嗦。我说，你撑到明天，我去求杜哥。
第二天一早，我跑到铁轨上等姓杜的，看见他从铁轨西边走过来，我跑过去拉着他说，哥，我求求你了，给我点钱，救救小龙吧。他吃中毒了，人都要死了。那姓杜的也紧张，他跟我去找小龙。那是我第二次来到医院，那个眉毛都白了的老人说，没什么大碍，吃点药，拉几次就好了。我长舒一口气，不仅是为小龙死不了而庆幸，也是为我自己所亲近的人再也没有突然死去而庆幸。许多年后，我分析那之间的区别，我想到除夕那夜没看到银色月光。
小龙吃药那期间，我出去捡瓶子，去路上找人讨钱，因为刚过春节的原因，一毛五毛的要了不少。我记得是初二那晚，我买了几个洋芋用火烤，烤的时候小龙裹着被子跟我说，锐子，我大概要回家了。我转头看他，他说，我没跟你说过我为啥出来吧？其实只是我后爸打我，我赌气就跑了出来，我家就在西安，我是乘小汽车来的宝鸡。我出来一年多了，我妈肯定想死我了。我低声“哦”了一声，我说，那好啊，那你啥时候走？你咋回去？他说，明天吧，明天去找警察，给我妈打个电话。
我突然意识到我和他终究不是一路人，他是有家不归的，而我却是无家可归的。
我记得是初四那天，一个女人来接他，她带着我们去饭店里吃饭，还给我们买了一身新衣服。那女人说我们的头发得剪剪，又带我们去理发。理完发出来，正好傍晚，那女人说是晚上七点半的火车。小龙让我送送他，我再次来到火车站，再次看见绿皮火车，但同以往十二年的岁月不同的是，我再见到铁轨的时候产生出了别样的情感。我站在月台上，小龙抱了我一下，那时候他比我高半个头，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说有时间就回来吧。我问他，我们什么时候再见。他说，想我的时候就会再见。
而这一想就是近二十年，我曾经去西安打听过是否有人认识一位叫蒋小龙的人，可所有的声音都像石沉大海。我曾经多次幻想我们再见的场景，我会想起那些和他度过的时光，我一次次满怀期待地以为人生何处不相逢，最后发现我们已经见过了最后一眼了，只是我不相信罢了。多年以后，我想他和那些因死亡离我而去的人，似乎没有什么区别。
小龙离开后，我回到棚里住了三天。第四天，来了一群穿着制服的人，说是检查市容，他们把我带进了收容所，不让我回铁路附近游荡。其中一个人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如实回答。他又问我家住哪。我说，龙潭。家里联系方式有吗？我说，妈死了，爹死了。他说，是孤儿啊。
第二天，来了一个中年女人，她对我说她是宝鸡孤儿院的院长。她看起来十分仁慈，但我曾经进过一次孤儿院，我不相信眼前这个人的外表，我躺在地上打滚说我不去。但最后我被两个人抬着跟着那女人走。
在宝鸡孤儿院，我待到十七岁。我发现那位院长真的如外表一样和蔼可亲。有一次，我打翻了院里孩子搭的积木城堡，我以为她要打我了，谁知道她只是抚摸我，让我和别的孩子一起重新组装。
她是一位好人，在离开后第二年，她因病去世了，死的时候四十四岁。后来我总想，应该是老天不忍心这些好人在人间受这么多苦难了，就早些召他们回去了吧。
回到龙潭的那年我十八岁，我乘火车经过龙潭铁路局旁的大桥，我还记得那条河，也许还记得某一块我曾玩耍过的石子。我来到铁路局的院子，那棵被我剃了光头的松树已经长得很高了，而单位的人却已不是当初的那一批。我没见到曹连军，我甚至有些想念黄金山，但我都没见到。
我沿着铁轨往落日方向走，我想去看看我和我妈的那个小屋，但到了曾经翻整过菜地的地方，我只看见新修建的宾馆。后来听说在我离开后的第二年里，就已经被当成违章建筑给推平了。
我有些难过，但不是想哭出来的那种。十八岁的我看着落日，铁轨上映印着我的身影，被无限拉长。我沿着来时的路走，朝太阳升起的方向，那天的圆月已经可以看见。而我身后，是终将落下的夕阳，和蜿蜒通向大海的铁路。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第三附中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