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小说《祝福》的课堂教学中，学生往往会对鲁四老爷说的“可恶！然而……”很感兴趣，并且印象深刻，甚至课下还会用这句话互相开玩笑。对此，有经验的语文教师都见怪不怪，这句话本身就体现着鲁迅小说语言艺术的魅力和活力。这个句子在课文中虽然不算是重点，但是完全可以作为拉近学生与鲁迅之间距离的一个突破点，而且在教学实践中如果学生兴趣浓厚，完全可以把它放在鲁迅文学与精神的大背景中适当做一些详解。我们只有在课堂上随时和学生的有效兴趣达到契合，才能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而学生对这句话的兴趣，只要教师正确引导，无疑可以成为一个有效兴趣，对实现教学目标起到很好的作用。当然，这就需要教师在课前做充分的阅读和研究准备。本文选取三篇可以作为这句话旁注的鲁迅文章做一些研究，希望能在这方面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一、关于“可恶！”：《可恶罪》
　　《可恶罪》写于1927年9月14日，10月22日发表于《语丝》周刊第154期，1928年10月编入杂文集《而已集》出版。这篇短文是针对当时国民党“清党”前后的一些现象写的：“清党”之前，国共合作，“可恶”的人被宣传为“无政府主义者”，是“反革命”，有罪；“清党”之后，国民党反共，同样一个“可恶”的人又被宣传为“亲共派”，同样是“反革命”，有罪。可见，“无政府主义”“亲共”的罪名都可以成为有话语权的人们随意乱扣的帽子，定罪的真正原因其实只是所谓的“可恶”而已。国民党“清党”时期的一大特点，就是政治术语的混乱。服从专制权力、镇压弱者反抗的被称为“革命”，反抗的弱者却被称为“反革命”；几个月之前还是“最革命”的言论，几个月之后就会成为“反革命”。在这种混乱多变的话语中，不变的却是那些大大小小的阴谋家总是能借助一时的权威话语，理直气壮地给自己觉得“可恶”的人定罪。在文章的最后，鲁迅说：
　　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
　　许多罪人，应该称为“可恶的人”。
　　这当然是鲁迅有感而发的话。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晚于《祝福》数年，针对的具体事件，也是在写《祝福》时无从预想的。但鲁迅的思想是有着一贯性的，从这篇专讲“可恶”的短文中，我们可以更清晰地了解到这个词语在鲁迅笔下承载着的历史分量。中国的旧文化中有“迷信权力”的毒素，而说人“可恶”、将“可恶”的人变成“有罪”的人，正是“权力”的体现。在“鲁镇”的世界里，只有鲁四老爷可以动辄说人“可恶”，当鲁四老爷嘴里说出这个字眼儿时，充满着作为“权威”的傲慢。祥林嫂就不可能想到说人“可恶”，因为她没有给任何人定罪的权力，只能被动地承受别人给她定罪，并最终被堆积来的罪名压死。可是说到底，这些罪名的到来不过是因为她让“活得有趣的人们”觉得“可恶”、感到“不痛快”罢了。
　　二、关于“然而”：《豪语的折扣》
　　《豪语的折扣》也是在《祝福》之后多年写成的一篇杂文，写作时间是1933年8月4日，4天后发表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署名苇索，1934年12月编入《准风月谈》出版。和《可恶罪》一样，《豪语的折扣》中讽刺了时事，但两篇文章都非就事论事，说的都是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所谓“豪语的折扣”，就是那些喜欢说大话的人从来没想要按照自己说的话去做，所以在他们说出那些“豪语”的时候，那些“豪语”就已经大打折扣了。这其实反映的是一个“语言”与“现实”习惯性脱离的大问题。文中举了一个例子：
　　便是商家，柜内的“不二价”的金字招牌也时时和屋外“大廉价”的大旗互相辉映，不过他总有一个缘故：不是提倡国货，就是纪念开张。
　　一边声称“不二价”，一边却宣布“大廉价”，而这明显的矛盾，又总是能找到理由来解释的，于是“金字招牌”也只是堂皇好看，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鲁四老爷在“可恶”之后紧接着就说“然而”，正是给自己的“豪语”即时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已经准备好给可能的任何矛盾准备理由了。他作为鲁镇最有权力的人，可以堂皇地怒斥“可恶”，但在他之“上”，总有比他更有权力的人，他当然也要竭尽全力、谨小慎微地避免让那些比他更有权力的人觉得他“可恶”，所以，他在说完“可恶”之后要立刻补充一个“然而”，这个“然而”小则可以丝毫不损那一声“可恶”的威严，大则可以将那声“可恶”完全消解为零，端看“情势”怎么发展，鲁四老爷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也可见，在“迷信权力”的社会里，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奴才，都要遵守奴才的“规则”。
　　三、关于“……”：《立论》
　　《野草》中的《立论》是一篇很有名的作品，写作时间是1925年7月8日，比《祝福》晚一年多。这篇散文诗写老师教给小学生“立论”的方法时讲了一个故事，告诉小学生“立论”时说真话会挨打，如果既不想挨打，又不想说假话，就只好打哈哈什么都不说。《祝福》中的鲁四老爷，在以“可恶！”展示了威严，以“然而”预备了不测之后，就什么都不说了。这“半句话”恰恰表明鲁四老爷精通“立论”之术。当然，如果有需要，鲁四老爷是绝不会惮于说假话的，但是在小说中当时的情境下，他说半句话却比说假话更加合算。首先，当时他说这话的对象只有他夫人和卫老婆子。其次，他说这句话只是要对祥林嫂被她婆家抢走这个突发事件表达一下看法。这个时候什么都不说是不合他身份的，也是没面子的，但他也没必要和这两个人说什么冠冕堂皇的假话，说得太多，也一样会让他没面子，因为那样会显得他对这个人、这件事太重视了，而如此重视却还只能听任祥林嫂的婆婆在鲁镇为所欲为，岂不是很窝囊吗？
　　其实，当时鲁四老爷的心里恐怕的确是觉得很窝囊的：祥林嫂的婆婆只是个乡下女人，却“很会办事”：既不“少了礼数”，却也给了鲁四老爷家一个“下马威”。如果她等到祥林嫂回家之后再到鲁四老爷家来要人，那鲁家在交涉中就有一定的“优势”，可以摆架子、谈条件，而且祥林嫂挣到的工钱也不一定能到这位婆婆的手里；可是如果她一聲不吱，在河边抢了祥林嫂就回去，却又让鲁四老爷家可以“挑理”，即使鲁家“大人有大量”不去找他们麻烦，至少也可以痛快地骂他们一顿“没教养”。这个乡下女人却文武两手一起上，对祥林嫂用武，对鲁家用文，让鲁四老爷什么话也没法说。鲁四老爷这个人的高明之处则是，既然没法说，那就不说；可是，又不沉默，在这种不利的处境下依然展露他的官派和威严，于是就心安理得地忘掉居然被这个乡下女人胜了他一筹的“耻辱”，明智地不再深究到底为何“可恶”、“然而”又会怎样，只是继续陶醉在自己的“权威”地位之中。可见，这个“老爷”也是很有“阿Q精神”的呢。
　　短短一句话，四个字，两个标点，却蕴含着这么多文化密码，又如此巧妙地组合在一起，学生们对这句话兴趣浓厚、印象深刻，也就不足为怪了，而教师若能以深厚的学识和熟练的教学技巧，成功地将学生的兴趣引向深入，必然会取得不一般的教学成绩。
　　参考资料：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