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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延安时期，费正清通过亲身观察，他从美国民主、苏联革命模式、国民党统治等方面进行比较，对中共群众路线作出深入解读。但是，他的认识也受到其所代表的国家和阶级利益的局限。
[关键词] 费正清 延安时期 中共 群众路线
20世纪40年代，费正清曾两次来华，亲眼目睹了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对中共的群众路线有着深刻认识，看到了群众路线所具有的优越性和独特性，认为它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有力武器。
一、与美国民主相比，群众路线是更“符合中国的传统民主”
（一）“美国民主不能解决中国问题”
1944年，费正清离开中国返回华盛顿时开始认为：“在中国要进行的选择不是一个什么要美国的生活方式或者俄国的共产主义问题，而是究竟是老的国民党专政还是新的共产党专政。……这是中国人民必须做出的选择，我们无法代替他们做出决定。”[1]p397他强调，中国的实际状况并非如美国民众所想象的一样，与美国政府所了解的情形存在巨大差别，因而他认为应该“中国化而不是美国化，我们认为对我们有益的事物不一定对中国也有益”。而最后的事实也的确证明，美国“这种想把代议制政体移植到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开明愿望，不幸流产了”，最后他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还应当是把科学与民主结合起来，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应用于中国大众的生活[1]p364。在他看来，中共的群众路线恰好就是在这种理论和实际中产生的适合中国传统的民主。
（二）群众路线真正符合中国的实际。
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提到：“人人都能畅所欲言，但是党做出决定后大家必须遵守……这套办法是真正有说服力的，换句话说‘群众路线’在这里勾画得清清楚楚，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真正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真正符合中国传统的民主。”[2]p297
首先，它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一脉相承。他认为，毛泽东提出的群众路线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提到：“共产党人所说的‘军是鱼，民是水’。军队是依靠民众的支持，这可以对照一下哲学家荀子的话：民犹水也，军犹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3]p273他认为，正是由于军队与人民之间建立的这种深厚的鱼水之情，才使得共产党人能够深入人民群众，使他们的行动更加有回旋的余地，同时也为中共的后勤机构省掉了很多现代设备。
其次，同中国的政治传统不无关系。“1943年毛泽东提出的群众路线的主张一方面肯定同群众商量并要群众参加政府工作，另一方面又确认中共控制和领导的必要性”。这里的控制与领导在费正清看来正是符合了中国传统的集权主义思想意识。与此同时，他也观察到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让“当代中国人也认为，凭借非组织的个人努力不可能改造这个古老而拥挤的国家，因此他们乐意接受组织纪律和集中指导的必要性”[4]p337。
二、与苏联革命模式相比，群众路线是“中国革命与之区分的主要标志”
费正清通过对中国革命的现实观察，开始相信中国革命的爆发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社会背景，是中国内生的结果。关于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之间的关系，他从两个角度进行阐述。
（一）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相互联系
费正清认为，中共与共产国际在指导思想和隶属关系上存在联系。首先，在指导思想上，中共与共产国际所实行的理论具有一致性。中共在延安时期所遵循的理论是共产国际倡导的共产主义。之所以中共与苏联奉行相同的理论，他也给出了解释，他认为这是“由于中国在改造落后的农业社会方面，同苏联有类似的实际问题和经历，而美国在这方面并没有相似之处”[4]p317。因而共产主义理论更容易被中国所接受。其次，在隶属关系上，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他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提到：“不可否认，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必然，否则就得取消中国作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成员的资格”。
（二）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相互区别
费正清指出，“中共不是莫斯科的傀儡”。他认为，中共只不过在理论和主义上同苏联有缘，在程序和实际上却未必如此。他在外交协会的新闻简报上提到：“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帮助了俄国，但不能看作是俄国对中国的征服，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不仅是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的，而且也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式的。”[2]p330中国的革命理论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产生的，因此在他看来，“中共所取得的成功是由于简单的爱国主义还是由于共产党的学说，这倒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因为中共早已代表了民族主义而不是共产国际”[2]p295。
三、与国民党统治相比，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胜利的一大法宝”
战后费正清认识到，国共两党失去和取得政权的关键性因素就在于民心向背。他认为：“中共的力量源泉就在于有理想的、无私的、为改善人民大众生活而努力的组织。”[2]p305他认识到群众路线将是“中国共产党胜利的一大法宝”。相较于国民党的统治，群众路线具有巨大优势。
（一）对待知识分子方面
1941年费正清来到昆明，了解到“西南联大的教授们正在缓慢的陷于精神和肉体两个方面的饥饿状态中”。由于国民党忽视知识分子，在重庆以外的文化知识界更为明目张胆的反对国民党，“使原来强烈的反共的，亲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今正在提出和共产党一致的意见”[1]p336。而中共在1945年抗战结束之后提出的联合政府这一路线迎合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联合政府可以解释为包括对国民党内的联合，也可以解释为同一些小党和自由主义分子共同反对国民党的联合”[3]p284。这条路线对于那些具有新思想却郁郁不得志的知识分子特别具有吸引力，使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涌向延安，成为战后从事建设的基本人才，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对待农民方面
与共产党相比，“国民党在对待农民方面一点也不高明”。费正清说：“他们觉得战争只是军事单位的事，用不着动员学生，识字运动也根本不到农村去。”[2]p329中共“都着眼于农民渴望改善经济状况的基本要求，着眼于千百万人处于苦难之中的紧急状况，而不是着眼于农民从未知道的政治表白的需要”[4]p330。为了改善农民的贫困状况，中共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入手。首先，实行土地改革，保证农民的物质利益。在他看来，“中共不断壮大的力量源泉是行之有效的土地政策，保证了广大农民的物质利益，使得中共获得政权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4]p314。其次，开展文化活动，丰富农民的精神境界。“在共产党区发起了农民的文化运动，为公众提供了娱乐方式，同时也受到了政治教育。”[3]p283群众在心理上受到了新的信仰的感化，为中国共产党赢得民众的支持提供了思想基础。
20世纪40年代，费正清看到了国民党已经失去民心，国民党政权也必将失去，而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将成为一股新生力量。因此，他开始认识到美国对华政策存在缺陷。他试图建议美国当局：在中国问题上要“保持对中国政治有一定的灵活性”，以免最终失去在华利益。从费正清的言论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的众多理论都是为美国政府服务的具有官学色彩的工具。在给美国政府的意见书中，他曾多次提到：“我们的问题是如何为了自己的恰当利益而对中国的革命运动施加影响。”因此，对于费正清在延安时期对中国问题的观察上，我们应该理性看待，有所甄别。
参考文献：
[1]费正清.对华回忆录[M].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
[2]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M].上海：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
[3]费正清.美国与中国[M].上海：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
[4]陶文钊编.费正清文集[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彭月才
[关键词] 费正清 延安时期 中共 群众路线
20世纪40年代，费正清曾两次来华，亲眼目睹了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对中共的群众路线有着深刻认识，看到了群众路线所具有的优越性和独特性，认为它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有力武器。
一、与美国民主相比，群众路线是更“符合中国的传统民主”
（一）“美国民主不能解决中国问题”
1944年，费正清离开中国返回华盛顿时开始认为：“在中国要进行的选择不是一个什么要美国的生活方式或者俄国的共产主义问题，而是究竟是老的国民党专政还是新的共产党专政。……这是中国人民必须做出的选择，我们无法代替他们做出决定。”[1]p397他强调，中国的实际状况并非如美国民众所想象的一样，与美国政府所了解的情形存在巨大差别，因而他认为应该“中国化而不是美国化，我们认为对我们有益的事物不一定对中国也有益”。而最后的事实也的确证明，美国“这种想把代议制政体移植到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开明愿望，不幸流产了”，最后他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还应当是把科学与民主结合起来，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应用于中国大众的生活[1]p364。在他看来，中共的群众路线恰好就是在这种理论和实际中产生的适合中国传统的民主。
（二）群众路线真正符合中国的实际。
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提到：“人人都能畅所欲言，但是党做出决定后大家必须遵守……这套办法是真正有说服力的，换句话说‘群众路线’在这里勾画得清清楚楚，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真正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真正符合中国传统的民主。”[2]p297
首先，它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一脉相承。他认为，毛泽东提出的群众路线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提到：“共产党人所说的‘军是鱼，民是水’。军队是依靠民众的支持，这可以对照一下哲学家荀子的话：民犹水也，军犹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3]p273他认为，正是由于军队与人民之间建立的这种深厚的鱼水之情，才使得共产党人能够深入人民群众，使他们的行动更加有回旋的余地，同时也为中共的后勤机构省掉了很多现代设备。
其次，同中国的政治传统不无关系。“1943年毛泽东提出的群众路线的主张一方面肯定同群众商量并要群众参加政府工作，另一方面又确认中共控制和领导的必要性”。这里的控制与领导在费正清看来正是符合了中国传统的集权主义思想意识。与此同时，他也观察到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让“当代中国人也认为，凭借非组织的个人努力不可能改造这个古老而拥挤的国家，因此他们乐意接受组织纪律和集中指导的必要性”[4]p337。
二、与苏联革命模式相比，群众路线是“中国革命与之区分的主要标志”
费正清通过对中国革命的现实观察，开始相信中国革命的爆发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社会背景，是中国内生的结果。关于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之间的关系，他从两个角度进行阐述。
（一）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相互联系
费正清认为，中共与共产国际在指导思想和隶属关系上存在联系。首先，在指导思想上，中共与共产国际所实行的理论具有一致性。中共在延安时期所遵循的理论是共产国际倡导的共产主义。之所以中共与苏联奉行相同的理论，他也给出了解释，他认为这是“由于中国在改造落后的农业社会方面，同苏联有类似的实际问题和经历，而美国在这方面并没有相似之处”[4]p317。因而共产主义理论更容易被中国所接受。其次，在隶属关系上，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他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提到：“不可否认，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必然，否则就得取消中国作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成员的资格”。
（二）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相互区别
费正清指出，“中共不是莫斯科的傀儡”。他认为，中共只不过在理论和主义上同苏联有缘，在程序和实际上却未必如此。他在外交协会的新闻简报上提到：“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帮助了俄国，但不能看作是俄国对中国的征服，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不仅是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的，而且也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式的。”[2]p330中国的革命理论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产生的，因此在他看来，“中共所取得的成功是由于简单的爱国主义还是由于共产党的学说，这倒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因为中共早已代表了民族主义而不是共产国际”[2]p295。
三、与国民党统治相比，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胜利的一大法宝”
战后费正清认识到，国共两党失去和取得政权的关键性因素就在于民心向背。他认为：“中共的力量源泉就在于有理想的、无私的、为改善人民大众生活而努力的组织。”[2]p305他认识到群众路线将是“中国共产党胜利的一大法宝”。相较于国民党的统治，群众路线具有巨大优势。
（一）对待知识分子方面
1941年费正清来到昆明，了解到“西南联大的教授们正在缓慢的陷于精神和肉体两个方面的饥饿状态中”。由于国民党忽视知识分子，在重庆以外的文化知识界更为明目张胆的反对国民党，“使原来强烈的反共的，亲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今正在提出和共产党一致的意见”[1]p336。而中共在1945年抗战结束之后提出的联合政府这一路线迎合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联合政府可以解释为包括对国民党内的联合，也可以解释为同一些小党和自由主义分子共同反对国民党的联合”[3]p284。这条路线对于那些具有新思想却郁郁不得志的知识分子特别具有吸引力，使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涌向延安，成为战后从事建设的基本人才，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对待农民方面
与共产党相比，“国民党在对待农民方面一点也不高明”。费正清说：“他们觉得战争只是军事单位的事，用不着动员学生，识字运动也根本不到农村去。”[2]p329中共“都着眼于农民渴望改善经济状况的基本要求，着眼于千百万人处于苦难之中的紧急状况，而不是着眼于农民从未知道的政治表白的需要”[4]p330。为了改善农民的贫困状况，中共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入手。首先，实行土地改革，保证农民的物质利益。在他看来，“中共不断壮大的力量源泉是行之有效的土地政策，保证了广大农民的物质利益，使得中共获得政权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4]p314。其次，开展文化活动，丰富农民的精神境界。“在共产党区发起了农民的文化运动，为公众提供了娱乐方式，同时也受到了政治教育。”[3]p283群众在心理上受到了新的信仰的感化，为中国共产党赢得民众的支持提供了思想基础。
20世纪40年代，费正清看到了国民党已经失去民心，国民党政权也必将失去，而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将成为一股新生力量。因此，他开始认识到美国对华政策存在缺陷。他试图建议美国当局：在中国问题上要“保持对中国政治有一定的灵活性”，以免最终失去在华利益。从费正清的言论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的众多理论都是为美国政府服务的具有官学色彩的工具。在给美国政府的意见书中，他曾多次提到：“我们的问题是如何为了自己的恰当利益而对中国的革命运动施加影响。”因此，对于费正清在延安时期对中国问题的观察上，我们应该理性看待，有所甄别。
参考文献：
[1]费正清.对华回忆录[M].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
[2]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M].上海：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
[3]费正清.美国与中国[M].上海：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
[4]陶文钊编.费正清文集[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彭月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