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眼，万隆会议召开至今已整整五十年过去了，万隆会议精神至今仍作为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合作的普遍原则，而受到全世界的尊重、遵守。万隆会议，是在一个不平凡的年代，召开的一次不平凡的会议！
　　
　　万隆会议之源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势力遭到严重削弱，世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亚非地区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到万隆会议召开的前夕，亚非地区出现了近30个民族独立国家。
　　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不甘心自己在亚非地区的失败。1954年9月，在美国一手策划下，以西方国家为主体的军事同盟——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严重破坏了由于达成日内瓦协议给东南亚地区带来的短暂缓和。美国利用这个组织把冷战正式引进了东南亚地区。在此期间，美国不仅通过它的军事集团来“遏制”新中国，还同台湾当局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公开在我国台湾地区进行战争挑衅。1955年，在美国的策划与支持下，旨在镇压中东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巴格达条约组织”成立。美国通过“巴格达条约组织”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体系连结起来，形成了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包围社会主义国家的新月形军事同盟条约网。此外，美国还积极推行“第四点计划”，加紧向亚非国家进行渗透。
　　


　　1953年8月，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曾提出召开亚非会议的设想。1954年4月，南亚5国总理在科伦坡召开会议，讨论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会前发表的一项声明中，正式提出“举行一次更广泛的亚非国家会议的可能性”的问题。科伦坡会议讨论了印尼总理的这项倡议。会议的“最后公报”表示：“支持印尼总理探讨召开这种会议的可能性”。1954年12月底，南亚5国总理在印尼茂物举行会议，研究召开亚非会议问题。会议决定与会5国联合发起召开亚非会议，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25个亚非国家和地区参加，并定于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举行。
　　
　　万隆会议之成果
　　
　　1955年4月19日─24日，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亚非会议，史称万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阿富汗、缅甸、柬埔寨、中华人民共和国、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今加纳）、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沙特阿拉伯、锡兰（今斯里兰卡）、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和也门。发起国为印度、印尼、缅甸、锡兰和巴基斯坦。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坚决贯彻中国的外交路线，高举团结反帝的旗帜，坚持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原则，为会议的成功召开做出了杰出贡献。这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自行召开的会议。会议讨论了国际形势和有关亚非国家人民共同利害关系的问题，反映了亚非人民团结反帝的共同愿望和要求。
　　


　　会议通过的亚非会议十项原则鼓舞和激励了亚非人民加入到反帝、反殖、反对政治上不公正和经济上不平等的斗争中，从而产生了倡导亚非之间团结、平等、合作的“万隆精神”。中国所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是成为处理社会制度不同国家相互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
　　最后公报还提出了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相一致的、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十项国际关系原则。这十项原则是：
　　1.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2.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3.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
　　4.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
　　5.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
　　6.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
　　7.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8.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
　　9.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
　　10.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周恩来力挽狂澜凸现中国外交艺术
　　
　　万隆会议召开之际，美国正在对中国进行围堵，并扶持台湾当局制造紧张局势，企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在这种背景下，周恩来总理不负众望，以卓越的外交才能在会议上三次力挽狂澜，树立了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万隆精神。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外交举动有效地赢得了亚非国家的同情与支持，打破了中国所处的外交僵局。
　　在赴印尼出席万隆会议之前，周恩来总理审时度势，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为中国代表团制定了战略总方针：在妥协中坚持原则，在和解中达到目的。这显然是一个以柔克刚的、唯一现实可行的、正确的战略方案。还在亚非会议刚酝酿时，周总理就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闪电般地访问了印度和缅甸。亚非会议开幕前夕，他不是直飞万隆，而是特地绕道去缅甸同尼赫鲁等人再次会晤，正式达成中立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在亚非会议上合作的君子协定，为以后的亚非会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一回合：伊拉克代表首先发难 总理发言掷地有声
　　在万隆会议召开之初，总体上还是倾向于亲善和合作。但是好景不长，这种和谐的局面在第一天会议快要结束时被打破，伊拉克的发言人法迪尔·贾马利开始疯狂地攻击共产主义。他宣称当时世界上存在着三股扰乱和平和和谐的国际性势力，而第三股就是共产主义。他声称共产党已经创造了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并号召非共产党国家认真对待共产主义危险的严重性。贾马利的发言犹如向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瞬间激起了轩然大波。第二天，大会公开发言形式继续急剧恶化。周恩来当机立断，抓住时机发表了演说，第一句话就掷地有声地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先前紧张的会场气氛一下子松弛了下来，也打破了美国妄图让万隆会议演变为一场意识形态大战的阴谋。周恩来巧妙的语言既申述了中国的立场，又给与会者留下了一种自我克制、通情达理的印象。最为重要的是，周恩来发言中一贯始终的中心思想——求同存异，实际上为与会国提供了互相合作的基本准则，而这也是后来被称为“万隆精神”的主干。至此，周恩来以他的真诚和机智巧妙化解了第一次危机。
　　


　　第二回合：锡兰总理节外生枝 周总理机智巧避锋芒
　　两天的公开发言结束之后，万隆会议进入秘密会议阶段。这个阶段，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充当了第二次进攻的号手，当时锡兰的反共立场非常极端和强硬。他直截了当地说：台湾应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并建议将台湾置于联合国或者亚洲国家的共同托管之下。在随后举行的会议上，科特拉瓦拉又公然提出要向反对西方殖民主义一样反对苏联殖民主义。共产主义与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论争眼看就要剑拔弩张了。但是第二天，当科特拉瓦拉一改前一天语调，委婉地说他昨天的发言无意把会议引向分裂。为什么他一夜之间在语气上发生了这么明显的变化呢？人们注意到，在前一天下午的会议结束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周恩来和科特拉瓦拉才从会议室里并肩走出来。随后周恩来发言称，自己和科特拉瓦拉已经在私下通过交谈彼此取得了谅解，虽然他无法同意科特拉瓦拉新式殖民主义的解释，但他赞赏科特拉瓦拉积极的精神。周恩来就这样化解了科特拉瓦拉所设置的障碍。
　　
　　第三回合：中立国与结盟国家激烈交锋 周恩来选择时机后发制人
　　随后中立国家与亲西方的国家为中立和结盟问题又吵得不可开交，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几乎一言未发，其实他是在冷眼观察，等候时机。当中立国领导人印度总理尼赫鲁被亲西方国家攻击的异常愤怒时，周恩来不失时机地站了出来，灵巧地避开争论，重申求同存异的主导思想，宽宏大量地建议把有人不喜欢的共处改为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共处，将5项原则改为7项原则。周恩来充满和解精神的讲话再次平息了争论，使误入歧途的会议又回到了正确的轨道。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震惊世界
　　
　　1955年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召开之前，国际反动势力和台湾当局相勾结，阴谋暗害出席亚非会议的周恩来总理，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1955年4月11日中午12时25分（当地时间），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和随同采访的中外记者共11人乘坐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途经雅加达转赴万隆。当飞机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海面上空时爆炸起火，机身坠入海中。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记者沈建图、黄作梅、杜宏、李平、郝凤格及同机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芳，波兰记者斯塔列茨和奥地利记者严斐德等人全部遇难。据雅加达机场报告，飞机在失事前10分钟曾向机场报告航行情况正常。13日，失事飞机的残骸在新加坡东北500公里的印度尼西亚所属的纳土纳群岛的斯达瑙岛附近发现，机身坠入离海岸１公里的水中。万幸的是，周总理接受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临时改变行程去了仰光。4月12日，中国外交部就此事件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这起骇人听闻的谋杀事件，表明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
　　据印度尼西亚调查委员会公布的调查结果说，“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失事“是由于放在飞机右翼轮舱处的一个定时炸弹爆炸造成的”。9月3日，香港政府发表声明说，港英警务处已从法官处获得对被控有阴谋谋杀罪的周梓铭（化名周驹）的逮捕状，周梓铭已于5月18日离香港赴台湾。英国已要求台湾当局将周梓铭交回香港当局受审。9月6日，香港《大公报》刊登了黄审文署名的“凶犯周梓铭炸机前后”的特稿。文章指出，周梓铭系广东开平人，1950年入“香港飞机工程公司”工作，周平时工资不多，但十分好赌。飞机失事当天，周负责清洁飞机的机轮轮舱部分。事件发生后，周梓铭已逃往台湾。
　　1995年，台湾《中国时报》周刊第171期刊登了专访谷正文谈筹划刺杀周恩来始末的文章。当时任台湾保密局侦防组组长的谷正文承认，“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是台湾特务人员干的。直接参与这一阴谋的一个是时任保密局敌后部署组组长的周斌成，另一个是组员陈鸿举，最后选中周驹在飞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
　　


　　再谈“万隆精神”
　　
　　谷源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所长
　　万隆会议所倡导的基本精神已被许多国家所接受，成为处理国家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南北问题，而南北问题的核心则是“全球村民”将以什么样的国际准则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以求得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国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并提出了四个“应和不应”：一是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二是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三是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四是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四个“应和不应”是对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进行的全面、准确、高度的概括，是对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做出的新发展，是对万隆会议精神的弘扬。
　　
　　钱永年：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会长
　　当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横行，战争阴影不时笼罩一些国家的天空，由民族、宗教矛盾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不断发生，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仍然经济困难，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和平与发展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当然，现在形势变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应有所变化，但是，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没有过时，它们仍应是解决国际问题的基本指导原则，仍应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内容。
　　
　　杨振亚：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名誉会长
　　亚非会议十项原则的核心，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五项原则的精髓是国家主权平等，这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国际关系准则。50年来的实践证明，不论各国采取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也不论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只要严格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相互的国家主权，平等待人，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就一定能够实现各国之间的长期友好相处，从而有利于世界和平。我们应发扬求同存异的精神，尊重世界的多样性，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而不应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发展模式强加于他人，更不应该以武力威胁他人，这样才有利于各国的和平共处，共同构筑公平合理的新型国际秩序。
　　
　　郭天民: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理事
　　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深刻变化，“万隆精神”已成为国际社会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普遍准则。“万隆精神”已被所有非洲国家所接受，激励并影响了几代非洲人争取独立、消除战乱、联合自强和维护合法权益的正义斗争。“万隆精神”唤醒了沉睡的非洲大陆，激发了非洲人民的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志，鼓舞了非洲人民在求和平、图稳定、谋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万隆精神”是非洲人民值得珍惜的宝贵财富，它将焕发出新的异彩。
　　
　　程瑞声：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顾问
　　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是中国、印度和缅甸在1954年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伸和具体化，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推动各国和平共处与友好合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亚非会议所体现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要求建立和发展友好、团结、合作的关系，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共同斗争的精神，被人们称为万隆精神。万隆精神是时代的产物，又推动了时代的前进。但是，亚非会议所提出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一历史任务并没有完成，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同亚非会议所倡导的十项原则背道而驰，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了严重挑战，也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威胁。与此同时，国际恐怖主义活动频繁，南北差距拉大，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总之，世界还很不安宁。在当前这种国际形势下，亚非会议所倡导的万隆精神并没有过时。发展中国家需要继续发扬万隆精神，坚持以下三条：首先是坚持独立与主权，并结合自己的国情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其次是联合自强，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积极奋斗，反对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第三是在发展中国家相互间的关系中，排除狭隘民族主义的干扰，以大局为重，通过协商、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各种争端，实现友好的合作。
　　
　　刘江永：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体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堪称是处理国际关系的经典原则。虽然历经半个世纪，但今天看来，仍然是那么新鲜，那么具有针对性，那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有理由向全球大力提倡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争取万隆精神全球化，进而成为具有普世性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道德标准，而不仅只停留在50年前29个亚非国家的共识。
　　


　　南威哲:印度资深外交家
　　
　　当时亚非国家领导人聚首万隆并通过了十项原则，是希望改变二战结束后由两个超级大国主导国际关系的一次重要努力。这十项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原则是亚洲和非洲国家领导人对国际关系做出的重要贡献。万隆会议的精神至今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虽然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和平共处的愿望和原则没有变。我们必须尊重国家之间的差异，不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问题。允许各国对国际事务做出自己的独立判断，尊重各国选择自己政治制度的权利，这就是不干涉内政，这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要内容。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必须在世界上建立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准则，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强调了继续保持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不但在过去，而且在现在和将来都是处理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没有各国间的和平共处，就没有真正的跨国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再次召开亚非首脑会议，使得亚洲和非洲的领导人能够在一起，重新审视万隆会议的精神，认清国际关系的新变化以及我们面临的新挑战，这就是我们隆重庆祝万隆会议的主要原因和意义所在。
　　
　　亚非携手再创辉煌
　　
　　举世瞩目的2005年亚非峰会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拉开帷幕，这是继50年前在印尼举行的万隆会议之后，亚非领导人和政府代表的再次相聚。当年的亚非会议十项原则于今天依然具有指导意义，面对新形势，亚非大家庭105个成员将发扬“万隆精神”，共同探讨推动亚非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方略，共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构筑战略伙伴关系的大计。这一历史性聚会必将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新秩序的发展进程中，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地区间的关系进一步密切。环太平洋地区出现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后，最近又积极促成同南美洲之间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亚洲和欧洲之间也通过亚欧会议机制增进了政治磋商和经济文化交流；非洲国家则在非洲统一组织的基础上组成了非洲联盟，制定了以根除贫困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为主要宗旨的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战略。
　　然而，在反帝反殖斗争中结成深厚情谊的亚洲和非洲却依然没有紧密的合作框架。亚非两大洲有100多个国家，土地面积约占全球总面积的近一半，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70％以上，国民生产总值约为9.3万亿美元，并拥有世界最大的市场和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亚洲地区曾经历过上世纪末的一场金融危机，但经济依然保持了较为旺盛的回升势头，而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合作的步伐也伴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取得进展。在非洲地区，许多国家已结束了多年战乱，经济逐渐走向恢复和稳定。在此背景下，亚非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合作框架势在必行。分析人士认为，通过建立新合作伙伴关系，非洲可以借鉴亚洲在贸易、引资、人力资源开发和信息技术等方面的经验，促进自身发展。一个稳定和繁荣的非洲有望成为亚洲强有力的经济和社会合作伙伴，也必将成为促进地区与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近年来，亚非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通过双边或多边框架，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经贸合作也卓有成效。为构筑新的战略伙伴合作框架，2003年以来举行的两次“亚非次区域组织会议”已拟定几项新原则，其中包括坚持当年的“万隆精神”，承认地区之间在社会和经济发展制度方面的多元化与发展阶段上的差异，强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基础上的公开对话协商以及根据实际情况和各自优势进行有效合作。这些都是绝大多数亚非国家所一直坚持和赞同的。
　　不过，亚非两大洲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亚非国家在维护国家独立与主权的同时，也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其中包括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争取社会平等与合理贸易关系、消除贫困与舒缓外债压力，以及减少经济全球化负面影响和适应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等。当前，两大洲领导人都认识到亚非之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合作的紧迫性，并期待着通过2005年亚非峰会使双方合作的愿望尽早变为现实。
　　
　　“万隆精神”引领中国与亚非国家长期合作
　　
　　50年前，中国领导人与其他亚非国家首脑一同在印度尼西亚名城万隆绘下亚非合作的蓝图；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以团结、友谊、合作为核心的“万隆精神”仍在引领亚非国家携手前行，不断寻求深入合作的新契机。
　　求同首先体现在加强经贸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上。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国与亚非地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贸合作日益深化。在中国去年十大贸易伙伴中，有6个位于亚洲；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合作也从单纯的经济援助、原材料贸易发展到电子、通讯、农业、渔业和旅游等诸多方面。中国还先后倡导主办了中非合作论坛和中阿合作论坛，使其成为加强各方政府和企业间对话的主要渠道之一。上海合作组织也正从政治议题向经贸议题拓展。中国与亚非国家的经贸合作也上升到新层次。预计于2010年建成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已为本地区各国开展经贸合作带来广阔前景。目前，中国已先后启动了与南部非洲关税同盟、海湾合作委员会等亚非国家和地区的自由贸易区谈判，并正在与巴基斯坦等国进行自贸区建设的可行性研究。此外，中国与其他亚非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领域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中国还积极推动亚非国家间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南北合作，使各国能共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
　　在南海问题上，中国本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与东盟各国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强调通过友好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有关争议。在边界问题上，中国与印度通过对话就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达成一致，强调通过和平友好方式协商解决边界问题。这些都为其他国家和地区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思路。
　　同时，中国与其他亚非国家还通过加强文化交流，在保持各自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不断促进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交流。从互派留学生到举办文化节，中国与其他亚非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互相了解，扩大共同点。
　　展望未来，中国和其它亚非国家应继续把握“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政治上增进互信与协商，推进南南合作、南北合作；经贸上优势互补，推动商贸、技术、资源和投资合作，加强在世贸组织等多边经贸领域合作；加强社会、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为亚非这两个曾经饱受磨难的大洲在新世纪的蓬勃发展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