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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美学大家袁鼎生教授在其《超循环：生态方法论》一书中所阐述的学术范式中的生态范式是学科研究的重点，其中包括依生、竞生、共生三大范式。中国古代文学中大多数文学现象都可以阐释这种生态范式，而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方式也不应仅停留在一般的学术研究上，还可以拓展至以超循环的、生态的方法去研究这门学科。而《史记》因是在先秦文史哲不分传统下沿袭中有了模糊的分离概念，便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可研究的意义。
【关键词】生态范式；依生；竞生；共生；《史记》
学术研究的生态范式，是在生态世界观的基础上生成的。它从生态哲学的视角，探索学术规律和学术规范。而生态范式又被划分为三大范式，即依生、竞生、共生，这三大范式虽然产生的时期不同，但都可以运用到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中，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开辟一条新的研究道路。
人类古代形成了学术研究的依生范式。在主体依生客体的总体框架里，形成了由客体衍生主体，主体向客体回生，主体与客体同生这三大质区依序生发质构的学术制式，形成了主客和谐的学术制线。[1]96而在依生范式中，最主要的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依生于自然、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过程。这也就形成了先秦时期一直后是很长一段时间内醉心于神鬼论的习俗。
而在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一书，却很明显地体现除了生态范式中的竞生范式。学术研究的竞生范式虽然产生在人类的近代，但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依然运用诸多。在主体与客体竞生的框架里，形成了以整体主体、理性主体、感性主体、个体主体、间性主体为本为根的学术理式的发展格局，形成了由主体的人化、自然的人化、整体的人化三大环节构成的主体化的学术制式。[1]99从此看出，竞生范式的主要活动对象是自由的主体，是利用客体、改造客体的主体，而非依生范式中依赖于客体的主体。
恰如后期的儒家学者那样，他们已经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不是自然的附属品，而是通过运用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去适应自然、通过自身力量改变自然、通过尊重利用客观规律以达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的。在西方的宗教改革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凸显了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以及在与世界统一中的自主性与主导性。在中国的古代也同样如此，人的本质力量在依生关系中开始增长，以人为主导、主体的生态结构、生态关系的历史趋向开始形成。而《史记》恰是这方面的典型。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纵横古今数千年的历史巨著。他创作的初衷是秉承父命以承继父亲衣钵。而后有李陵之祸，他为李陵辩解不成，反而自己身受宫刑，没有钱去豁免自身刑罚的太史公，充满了对世态炎凉、人心不公的愤懑。因而他撰述的史书不仅有对历史的真实记述，还包括自身情感的寄托以及对世态炎凉、人心不古的隐晦表述。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记载各类人物活动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有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种体例，基本都是围绕人物展开，这就突出了该著作以人为本的观念。例如司马迁在《越王句践世家》中描写范蠡这一角色，书中范蠡随勾践入吴为奴，为勾践出谋划策，离间计、美人计，一招一式，都是范蠡悉心设计，最后吴越之争，越王勾践夺得霸主之位，皆可谓范蠡、文种之功。然而范蠡深知勾践为人，“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于是功成身退，泛舟游于五湖而不返。不听范蠡劝告的文种，留恋功名却最终被勾践赐死。而范蠡三徙三成名，两次富可敌国的成功经历，让司马迁赞不绝口，因为司马迁同样想成为像范蠡那样的人，达到“布衣之极”然后功成身退；也想像范蠡那样富可敵国，如此便可在当日获罪时大撒金钱豁免耻辱的宫刑。于是在《史记》中司马迁极力彰显范蠡的人品高尚，却并没有当时汉武帝推崇重农抑商而贬低范蠡的职业。
《史记》中的本纪原本主要是为帝王作传，而司马迁偏偏将项羽列入其中，从此可看出司马迁对项羽的情感倾向。楚汉之争，司马迁将刘邦的过人之处都放在了《高祖本纪》之中，而将他不为人知的缺点都放在他人的传中。然而司马迁笔下的项羽虽然残暴，也不懂得像刘邦那样收拢人心，然而就在项羽被刘邦军队逼至乌江时，司马迁为项羽吼出一句“天之亡我，非战之罪”，这是司马迁为项羽的开脱，但是这体现了司马迁本人的态度，这就是他对文本以及历史的再创造。
还有诸如《陈涉世家》和《外戚世家》中司马迁添加“苟富贵，无相忘”的语句。第一次是陈涉对庸耕者说的“苟富贵，无相忘”，第二次在《外戚世家》中薄太后与管夫人和赵子儿相约的“先贵勿相忘”，同样在这一篇中出现平阳公主对卫子夫说“即贵，无相忘”。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言富贵勿忘者反而是背叛诺言的一方。显然这样的语句极不可能被第三人听到，但司马迁还是将其叙述出来，并注入了自己的情感色彩。他虽处处想要表现自己所推崇的不过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价值观念，然而在其内心深处却隐隐可见他持守正义、摒弃势利之交的赤子之心。
在书中很多情节中，司马迁都对文本进行了生发与创造，因而以上事例便可以表现司马迁作为创作主体对历史事实（或《史记》一书）这一客体的生发、统一和同化。司马迁利用《史记》一书，在记录历史之余，将实地考察得来的神话传说写入史书，加注自己情感与意志，投射到各个人物传记中，也就是司马迁将自己的灵魂附着在历史人物之上，达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这也就是袁鼎生教授在其《超循环：生态方法论》中所阐释的主客竞生的运动，即主体实现和力图实现对客体的生发、统一和同化，实现客体向主体的生成，实现和力图实现主体向整体的生成，以形成主体整生的质域。[1]101
另外，在司马迁与《史记》之前的孔子《论语·乡党》也有：“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也有以人为本的成分。以及之后的孟子在《孟子·尽心下》提出民贵君轻的仁政观念，在当时而言，孟子提出的观点并没有把百姓当做封建君主的奴隶、附庸，而是切实将百姓利益放在首位，作为君主统治天下、赢得民心的方式。而他在《寡人之于国也》一文中又提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而这又包含了人与自然和谐、人依生于自然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
除此之外，超循环生态范式中还有共生范式，而这种共生范式的产生却是人类现当代及未来正在形成和将形成的学术研究范式，共生范式既有相对独立性，又是整生范式的初级形态。
文中简要阐释的三种生态范式，是超循环中的冰山一角，引用袁鼎生教授书中的一段话来总结三种范式：“依生范式生发了客体性超循环，竞生范式生发了主体性超循环，共生范式生发了主客整体性超循环，整生范式生发了生态系统总体性超循环。”[1]112生态范式只是超循环范畴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却可以帮助我们后世学者运用新的方法更好地进行各类研究。
参考文献：
[1] 袁鼎生.超循环生态方法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2]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59.
[3]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
[4] 万丽华，蓝旭译注.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9月第1版.
[5] 袁鼎生.生态方法简论[J].梧州学院学报，2011.
【关键词】生态范式；依生；竞生；共生；《史记》
学术研究的生态范式，是在生态世界观的基础上生成的。它从生态哲学的视角，探索学术规律和学术规范。而生态范式又被划分为三大范式，即依生、竞生、共生，这三大范式虽然产生的时期不同，但都可以运用到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中，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开辟一条新的研究道路。
人类古代形成了学术研究的依生范式。在主体依生客体的总体框架里，形成了由客体衍生主体，主体向客体回生，主体与客体同生这三大质区依序生发质构的学术制式，形成了主客和谐的学术制线。[1]96而在依生范式中，最主要的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依生于自然、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过程。这也就形成了先秦时期一直后是很长一段时间内醉心于神鬼论的习俗。
而在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一书，却很明显地体现除了生态范式中的竞生范式。学术研究的竞生范式虽然产生在人类的近代，但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依然运用诸多。在主体与客体竞生的框架里，形成了以整体主体、理性主体、感性主体、个体主体、间性主体为本为根的学术理式的发展格局，形成了由主体的人化、自然的人化、整体的人化三大环节构成的主体化的学术制式。[1]99从此看出，竞生范式的主要活动对象是自由的主体，是利用客体、改造客体的主体，而非依生范式中依赖于客体的主体。
恰如后期的儒家学者那样，他们已经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不是自然的附属品，而是通过运用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去适应自然、通过自身力量改变自然、通过尊重利用客观规律以达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的。在西方的宗教改革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凸显了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以及在与世界统一中的自主性与主导性。在中国的古代也同样如此，人的本质力量在依生关系中开始增长，以人为主导、主体的生态结构、生态关系的历史趋向开始形成。而《史记》恰是这方面的典型。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纵横古今数千年的历史巨著。他创作的初衷是秉承父命以承继父亲衣钵。而后有李陵之祸，他为李陵辩解不成，反而自己身受宫刑，没有钱去豁免自身刑罚的太史公，充满了对世态炎凉、人心不公的愤懑。因而他撰述的史书不仅有对历史的真实记述，还包括自身情感的寄托以及对世态炎凉、人心不古的隐晦表述。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记载各类人物活动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有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种体例，基本都是围绕人物展开，这就突出了该著作以人为本的观念。例如司马迁在《越王句践世家》中描写范蠡这一角色，书中范蠡随勾践入吴为奴，为勾践出谋划策，离间计、美人计，一招一式，都是范蠡悉心设计，最后吴越之争，越王勾践夺得霸主之位，皆可谓范蠡、文种之功。然而范蠡深知勾践为人，“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于是功成身退，泛舟游于五湖而不返。不听范蠡劝告的文种，留恋功名却最终被勾践赐死。而范蠡三徙三成名，两次富可敌国的成功经历，让司马迁赞不绝口，因为司马迁同样想成为像范蠡那样的人，达到“布衣之极”然后功成身退；也想像范蠡那样富可敵国，如此便可在当日获罪时大撒金钱豁免耻辱的宫刑。于是在《史记》中司马迁极力彰显范蠡的人品高尚，却并没有当时汉武帝推崇重农抑商而贬低范蠡的职业。
《史记》中的本纪原本主要是为帝王作传，而司马迁偏偏将项羽列入其中，从此可看出司马迁对项羽的情感倾向。楚汉之争，司马迁将刘邦的过人之处都放在了《高祖本纪》之中，而将他不为人知的缺点都放在他人的传中。然而司马迁笔下的项羽虽然残暴，也不懂得像刘邦那样收拢人心，然而就在项羽被刘邦军队逼至乌江时，司马迁为项羽吼出一句“天之亡我，非战之罪”，这是司马迁为项羽的开脱，但是这体现了司马迁本人的态度，这就是他对文本以及历史的再创造。
还有诸如《陈涉世家》和《外戚世家》中司马迁添加“苟富贵，无相忘”的语句。第一次是陈涉对庸耕者说的“苟富贵，无相忘”，第二次在《外戚世家》中薄太后与管夫人和赵子儿相约的“先贵勿相忘”，同样在这一篇中出现平阳公主对卫子夫说“即贵，无相忘”。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言富贵勿忘者反而是背叛诺言的一方。显然这样的语句极不可能被第三人听到，但司马迁还是将其叙述出来，并注入了自己的情感色彩。他虽处处想要表现自己所推崇的不过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价值观念，然而在其内心深处却隐隐可见他持守正义、摒弃势利之交的赤子之心。
在书中很多情节中，司马迁都对文本进行了生发与创造，因而以上事例便可以表现司马迁作为创作主体对历史事实（或《史记》一书）这一客体的生发、统一和同化。司马迁利用《史记》一书，在记录历史之余，将实地考察得来的神话传说写入史书，加注自己情感与意志，投射到各个人物传记中，也就是司马迁将自己的灵魂附着在历史人物之上，达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这也就是袁鼎生教授在其《超循环：生态方法论》中所阐释的主客竞生的运动，即主体实现和力图实现对客体的生发、统一和同化，实现客体向主体的生成，实现和力图实现主体向整体的生成，以形成主体整生的质域。[1]101
另外，在司马迁与《史记》之前的孔子《论语·乡党》也有：“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也有以人为本的成分。以及之后的孟子在《孟子·尽心下》提出民贵君轻的仁政观念，在当时而言，孟子提出的观点并没有把百姓当做封建君主的奴隶、附庸，而是切实将百姓利益放在首位，作为君主统治天下、赢得民心的方式。而他在《寡人之于国也》一文中又提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而这又包含了人与自然和谐、人依生于自然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
除此之外，超循环生态范式中还有共生范式，而这种共生范式的产生却是人类现当代及未来正在形成和将形成的学术研究范式，共生范式既有相对独立性，又是整生范式的初级形态。
文中简要阐释的三种生态范式，是超循环中的冰山一角，引用袁鼎生教授书中的一段话来总结三种范式：“依生范式生发了客体性超循环，竞生范式生发了主体性超循环，共生范式生发了主客整体性超循环，整生范式生发了生态系统总体性超循环。”[1]112生态范式只是超循环范畴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却可以帮助我们后世学者运用新的方法更好地进行各类研究。
参考文献：
[1] 袁鼎生.超循环生态方法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2]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59.
[3]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
[4] 万丽华，蓝旭译注.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9月第1版.
[5] 袁鼎生.生态方法简论[J].梧州学院学报，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