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是如何留在祖国大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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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中国。此时,浙江大学是否跟随国民党迁往台湾,成为全校师生密切关注的头等大事。1949年1月中旬,浙大学生应变会举办了一场座谈会,竺可桢校长对时局发表谈话,面对广大师生和夹杂其间的国民党特务,他公开说道:“我们学校是办教育的,不应该受国内时局变化的影响。浙江大学是浙江的大学,无论国内时局如何变化,决不搬到任何地方去。师生员工的安全,学校当尽力保护,希望大家安心教学。”
  而竺可桢本人已打定主意不去台湾。5月2日,他上街买报纸,发现报载他已经“飞台湾”,这让他意识到周围的环境已险象四伏,遂隐居于朋友家中。蒋经国亲自说叫人给他买机票,并称以他的父亲的名义劝竺可桢即刻赴台。也被竺可桢回绝。竺可桢后迁避到一间化学实验室。5月26日,竺可桢一觉醒来,上海街头已经飘扬着人民解放军的旗帜。他在日记中深情地写道:“解放军在路站岗,秩序极佳,绝不见欺侮老百姓之事。在研究院门前亦有岗位,院中同人予以食物均不受。守门之站岗者倦则卧地,亦绝不扰人,纪律之佳诚难得也。”
  1949年10月16日,竺可桢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以坚定的信念和百倍的精神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新中国建设中。
  (摘自 《红色档案揭秘》,现代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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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三代人》这本书,我特为亲切。汤一介先生是我从北大起就追随、学习的榜样。汤用彤先生我也有幸亲自瞻仰其风采。1957年我入北大,汤先生是北大副校长和哲学系教授,住燕南园,和我读大学和研究生时的宿舍只有一墙之隔,有幸几次见到他。那时哲学系名家云集,有极多有名的教授。但老师们让我知道,全系老师最倾服敬仰的,就是汤老的治学和学问。后来我拜读汤老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以及《全集》七卷等,不能不由衷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