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什么好说的，就是要把作品捐给你们”
　　
　　承蒙朋友介绍，我拜访了德高望重的老画家王琦先生，希望通过他的讲述，写出一篇关于他人生经历的文章。初见王琦先生夫妇，得到二位热情的招待。当我说明来意，王琦先生收敛笑容，陷入深深的回忆中，待先生沉思片刻面对我讲述的时候，一部艰难曲折、饱经沧桑的生活历史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在我眼前展开。3个多小时后，王琦先生讲完了一生的传奇故事，内容既翔实又感人。我正要起身告辞，王夫人又为我拿来几本先生的画册，其中一本中国美术馆出版的《王琦捐赠作品展》画册，又使我坐了下来。在我问起这次为中国美术馆捐赠的情况时，王琦先生未做过多的介绍，只是说：“这次捐了800多幅作品，家人也都同意，没什么可说的。”就在我回家后又一次去电话询问时，王琦先生仍然未做过多的说明。最后，我还是通过王琦先生的儿子《美术》杂志主编王仲先生，找到了中国美术馆典藏部的王晓梅、郑作良、韩劲松三位老师，这个谜底才被揭开。
　　2004年12月，中国美术馆召开了一次有30多位美术专家参加的研讨会。与会的王琦先生讲话不多，最后才说了一句话：“我没什么好说的，就是要把作品捐给你们。”听到这话，大会所有同志都热烈地鼓起掌来。而在美术馆的另一次会上，王琦先生的儿子王仲也提出父亲要捐赠作品。王琦先生捐赠作品得到了全家人的支持。
　　随后，中国美术馆根据王琦先生的愿望到他家取回作品，当时，他什么也没有说（他一贯是这样）。过后美术馆派工作人员看望王老，问到有什么要求，王琦先生仍然未提任何要求，相反还提到不要办和他有关的任何展览。他那无私的举动感动了所有在场的工作人员。
　　王琦先生捐赠作品共816件，他自己的作品519件，他捐赠收藏的作品有两类：一是中国抗战时期版画170件，二是外国作品127件。
　　我们沿着519件个人作品的轨迹，仿佛又回到当年他中学时期在重庆看书绘画，大学时期在上海美专进行旅行写生，参加工作后，在武汉政治部三厅上街游行，在延安“鲁艺”第一次拿起木刻刀，在重庆又吹起“战斗号角”，在昆明撰写理论文章，在《新华日报》主编《木刻阵线》，回重庆筹备“木研会”的成立，在天宫府为文委会工作，在抗战八年木刻展布置作品……为抗战辗转于各地的岁月里，他的作品始终表现的是广大的民众。在这些作品中，土改题材（33幅）、林区延边生活（41幅）、阜新露天煤矿（7幅）、十三陵水库（11幅）、官厅水库（12幅）、长辛店机车厂（7幅）、大连造船厂（25幅）、十大建筑（11幅）。这件件作品的集合为我们勾勒出中国革命历史中重要的一笔。
　　在捐赠中，创作于抗战时期，王琦先生朋友的版画包括了李桦、罗清桢、张怀江、蔡迪之、杨纳维、张漾兮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木刻名家的作品。像李桦的《秋收》、蔡迪之的《野火》、葛克俭的《苦闷群》、张漾兮的《瓦窑工人的孩子》、刘铁华的《雪地前哨》等，这些画风严谨，构图巧妙的作品，均来自王琦在抗战时期，与各地画家互办交流展和大型画展时的收藏。这些大部分作于30年代的作品，是研究早期新兴木刻的珍贵史料。
　　王琦先生捐赠美术馆的外国版画共有127件，是他在主编《抗战美术》时期托朋友从国外带回的作品。
　　其实，王琦先生不仅这次捐赠作品，2001年他还捐赠给广东美术馆100幅版画，2002年为建立重庆工商大学，“王琦美术馆”捐出150幅版画长期陈列，2006年3月，捐给中央美术学院137幅版画。他的一生为祖国、为事业做出了无数次的捐献，直到今天他还在书写着人生的真谛。要想更深地了解王琦先生，您还要随我走进他的历史以及来到北京后的生活。
　　
　　凡是有劳动者的地方，对他都有强烈的吸引力
　　
　　从上大学开始，到结婚前后，王琦一直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为了自己的事业能有更快的发展，他想到了北京。在朋友王式廓、王朝闻的鼓励下，王琦增强了去北京的信心：北京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那里还有更多的朋友工作得都十分出色，那里也很适合自己的发展。决心已定，他便和友人吴视一起从上海北站出发，向着北京的方向前进。
　　来到北京，在朋友的帮助下，他来到中央美术学院并安顿下来。学院细心周到的接待使他感到了家一样的温暖。使他不由得想到：这里应该是自己多年来到处奔波不定后的落脚点了。自己可以在这里好好干他一辈子，为人民美术事业奋斗终生了。
　　刚到中央美院，王琦先生便到院长办公室见到了主任丁井文和副主任陈晓南，接着又在不同场合见到老朋友李桦、冯法祀、王式廓、蔡仪、张光宇、罗工柳等，并被分配在预科教师小组参加学习。
　　在这次政治学习过后，教学研究室主任蔡仪安排王琦为全院同学上一次大课，题目是“凯绥珂勒惠支的艺术”。王琦接受了这项工作，但他内心还有些犹豫，因为他在上海行知学校讲课时面对的是中学生，而现在是大学，学员都具有一定的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自己得特别对待这第一堂讲课。在做了充分准备后，他第一次走上了美院的讲台，滔滔不绝地讲了3个小时。当结束讲课的时候，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事后，这篇讲演稿经王朝闻提出修改意见，王琦修改后，在《光明日报》刊登，这也是王琦来北京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稿。
　　讲稿在报纸上发表也只是个开始，他来北京后的第一幅钢笔画《办上货》也于春节前夕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些作品的发表，也正像王琦初到北京时预计的一样，为人民美术事业也是为自己从事的事业，开辟了良好的开端。
　　王琦一贯坚持的创作方法是作者常去工农业基地体验生活，实地写生，锻炼表现技巧，提高创作水平。来到美院不久，他就应《北京日报》的约请，到长辛店机车修理厂写生去了。
　　来到修理厂，王琦发现了新天地，看到工人们紧张、热烈的劳动场面，王琦心里也被感染，他头脑中一个个生动的画面飞快地闪现，手中的画笔疾速移动，他恨不得将那热气腾腾的场面全部记录下来，抒发自己对劳动者、对人民的热爱之情。这种良好的状态延续了半个月，每天作两张相当规模的写生画，待画夹里积累了二三十幅素描写生，他才恋恋不舍地回到学院。
　　王琦经过多年的磨炼，对普通民众有了深厚的感情。他的作品常以表现劳动大众作为他的创作初衷和基础，他把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化作了他的创作热情，化作了他事业发展的动力。他的足迹遍及祖国的山山水水，乡林、工厂、建筑工地，凡是有劳动者的地方，对他都有强烈的吸引力。
　　那年夏天，作为美院教授，王琦和李宗津、李斛、荒烟、文金扬，一同扛着行李到官厅水库住了半个多月。在当地建设工地指挥部的热情接待下，住在工地的住房里。每天早上就开始，到处寻找要表现的对象。每当王琦坐下来写生时，身边总是围上一圈工人，他们边看边议论着：“画得真像！”“你们看，这个人两只手支撑在脚手架上，就是那么一股神气。”“唔，这画看起来才有点意思！”不绝的赞美之词无疑对王琦是一种难得的鼓励，从而也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自己的作品一定要为广大民众服务，被广大民众所欣赏，所接受。自己从创作中得到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也只有从这里才能获得。
　　建国10周年到来之际，首都计划兴建十大建筑来迎接国庆。从1957年到1958年，北京各界掀起了为十大建筑义务劳动的热潮。其间，王琦和美术理论教研室的老师在齐速副院长的带领下，也去中国美术馆工地劳动了一天。上海《文汇报》特请王琦为十大建筑画写生并在该报发表。《文汇报》的驻京记者每天开来小车送他到建筑工地作画，上午、下午都不停笔，中午也不休息，午饭就在附近的小饭馆就餐。这一次共画了5天，把十大建筑接近落成时的形象展现在画幅上，有的建筑他不仅画一幅，而且把局部也描绘下来。《人民日报》和《新观察》杂志也约他画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
　　这以后，王琦的事业蒸蒸日上，成绩日新月异。1960年，他先到吉林延边写生，后又与古元、黄永玉等艺术家创作了《古柏树下》悬挂在北京人民大会堂。1975年他在大连造船厂创作了《朝霞映船台》《铁臂入云端》《海湾的早晨》《一日千里》等一大批组画。1977年到1979年，他的作品《鲁迅组画》《北伐时代的周恩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周恩来》《长征路上的贺龙》相继问世。并于1979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70年来，他的作品颇丰，如《石工》《晚归》《嘉陵江上》《渔民生涯》《煤气站》《春游》《古榕道上》等等，受到国内外美术界的广泛赞赏。
　　另外，他还于1963年在长春举办了3次个人画展，1980年在日本神户举办了“王琦、彦涵版画联展”，1987年在维也纳举办了“王琦、王炜版画联展”。第二年又在中国台北举办了“李桦、力群、彦涵、王琦、古元版画作品展”。1991年在纽约举办了“力群、王琦、古元三人画展”。面对这些，今天的王琦无疑已当之无愧地成为闻名中外的有杰出贡献的美术理论家、美术教育家、美术活动家。
　　
　　创办《战斗美术》，经常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他也不觉得累，反而心情格外舒畅
　　
　　王琦出生在重庆江北县，父亲是盐局局长，在父母亲的影响下，音乐和美术的因素在他精神细胞里渐渐滋长并不断壮大。
　　他入学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前后，通过老师，他第一次知道马列主义和孙中山、李大钊的名字，也是从那时起，他幼小的心灵里便种上了对帝国主义、军阀仇恨的种子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进入中学后，王琦在袁亭楷老师的教授下，成绩最好的仍然是作文、图画和音乐。至今，他仍深深怀念着从思想、艺术上给自己很大影响的陈小寅老师和袁亭楷老师。
　　1934年，王琦考入了以刘海粟为校长的上海美专。“美专是一所比较开放的学校，在艺术上是海纳百川，古典派、印象派、现代派都能在这里找到它的信奉者。在这样的环境里，也使我广泛地吸收了各方面的艺术营养，培养了我多方面的审美情趣和兼容并包的视角。”
　　在美专最使人难忘的是每学期一次的旅游写生，虽然只有两周时间，却是王琦在学习中的黄金时间。在青岛和杭州等多次旅行写生中，王琦的油画技艺提高很快，更重要的是，他通过这种煅炼为他今后的事业描绘出重要的一笔。1937年，王琦准备在潘玉良老师的画室进修后去法国深造，然而，7月7日那天，卢沟桥打响了全国抗战的第一枪，7月13日，王琦从上海回到重庆，开始了他的抗战美术征程。
　　到重庆，王琦和美专同学丁正献在报考航空军官学校失败后，又在美专老师倪贻德的建议下和丁正献双双进入武汉政治部第三厅，在郭沫若为厅长、阳翰笙为助手的政治部第三厅开始了抗战工作。
　　政治部第三厅，名义上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所属的一个从事文化宣传的机构，可是从它的组织成员来说，又是以共产党员为主体而且是在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一个统一战线机构。当时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部长，主管三厅的工作。
　　1938年7月7日这天是抗日战争一周年。三厅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美术科的同志也绘制了近百幅小型宣传画，在武汉三镇街头一路高喊口号，高唱抗战歌曲，还演着街头活报剧。王琦也与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一样，激情的火焰在胸中燃烧。在一系列的抗战宣传中，王琦接触了大量木刻作品，而他在美专时就对木刻有着狂热的爱好，只要发现有木刻作品的报刊，他都如获至宝。这一天他看到木刻家力群和卢鸿基创作的木刻，更加提高了他对木刻的兴趣，使他产生了由绘画转向木刻的想法。
　　在三厅的几个月很快就过去了，王琦逐渐发现这里有些人“官气”越来越重，互相拉拉扯扯、吃吃喝喝的不正之风越来越重，便产生了不满和沮丧的情绪。他和冯法祀、王式廓想到了千万年轻人投奔的革命圣地——延安。决心已定，毫不犹豫，在经过一番周折，王琦见到了延安“鲁艺”八路军负责人龙潜后，便和冯法祀屹然离开了享有较优厚待遇的三厅，踏上了由武汉去西安的火车。
　　来延安的第二天，王琦通过考试，成为“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第二期学员。第二期学员最多，除王琦和同窑洞的10位同志，还有冯法祀、纱季同、夏林、钮因棠、刘寿增、王文秋、黄薇等。美术主任是沃渣，王曼硕是素描老师，胡一川是木刻老师。“理论联系实际”“一切服从神圣的抗战”。这是“鲁艺”校歌里的两句话。在这里，课堂教学就是大家坐下来画速写，请老乡当模特。木刻是正式课程，王琦在这里第一次拿起木刻刀和木板从事木刻创作，第一幅作品是表现三个游击队战士上前线，可是，由于初次试刀，还未掌握其性能，这张处女作就这样失败了。
　　“鲁艺”第二期的学习过去了，同学们都听候组织上的分配。这时候，王琦对文艺为抗战服务，走现实主义道路的信念坚定不移，可是，还觉得自己在艺术的基本训练上较差，认为只有在艺术院校的课堂上才能学好基本功。在和冯法祀谈起今后的去向时，他也有同感。他主张两人回到重庆去，进入徐悲鸿主持的中大艺术系，学习两年绘画基本功，然后参加工作。去意已决，王琦经过沙可夫院长的同意，和冯法祀等搭上军车离开延安奔赴西安，回到重庆家中。
　　就是在家等待上学的日子，王琦开始木刻创作。最初完成的是一张《恩格斯头像》，一天完成，拓印画面，效果很好，比延安的第一幅作品有很大提高。此后，又连续完成《列宁头像》《在冰天雪地中的游击队》《伏击》等。三厅的同志卢鸿基、钱远铎到家看到了这些作品，劝他今后就专门从事木刻创作，不要再画其他画了。过后，在与《新华日报》编辑黄铸夫、戈宝权同志取得联系后，他们非常欣赏王琦的这些作品，并希望他多创作新的作品，报纸会陆续刊用，并发表了王琦的《冰天雪地中的游击队》，这是王琦的木刻版画首次公开发表。
　　这期间，王琦一面创作版画，一面和冯法祀、卢鸿基等，积极筹备美术刊物，经过商议，刊物的名称叫《战斗美术》。当创刊号的纸张、印刷费等落实以后，王琦和卢鸿基开始紧张地写稿和约稿。《战斗美术》的编辑部就在王琦的亭子间里，7平方米的地方，放下了一张床，写字台和两把椅子，每次编辑部开会都在这里召开。卢鸿基经常从乡下跑到城里，就是要和王琦共同研究各种事物。王琦则把排版、印刷、校对的工作全部承担下来。那时工作的热情特别高，经常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也不觉得劳累，反而心情格外舒畅。
　　创刊号出来不久，就收到很多读者的来信说，在书店看到这本刊物，感动得要流下眼泪，现在能看到这样一本宣传抗日的美术刊物，真是太难能可贵了。
　　就在这个时候，日寇开始了在重庆的大轰炸，山城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王琦也从机房街迁到上清寺街，他的大哥家，这里又成了《战斗美术》的编辑部。这时期，法币天天贬值，纸价飞涨，已无力再用白报纸了，只好用土报纸印刷。印刷厂在郊外的小龙坎，离市区30多公里，在近40摄氏度的阳光炙烤下，王琦要步行去印刷厂，校对完毕要步行回家。
　　王琦的朋友郑少愚，知道他们办刊困难，主动提出为刊物筹措资金。不久，他果然给王琦寄来70多元捐款，这些钱足够第二期的印刷费。在第二期出版时，正是“七七事变”两周年。这期《战斗美术》的封面，是王琦的木刻《冲过卢沟桥》，里面还刊登了他的木刻组画《新都浩劫》。这一期共印了1000份，在生活书店代售时，余下200份。由于经济压力越来越大，书店总经销的希望成了泡影。就这样，《战斗美术》出到三四期合刊后，就不得不停刊了。那时《战斗美术》的战斗生命还不到一年。
　　
　　为革命奔波一生，而今为艺术仍在忙碌
　　
　　1939年夏天，王琦通过大嫂，认识了兄嫂的邻居韦贤小姐。他们俩性情相似、缘分不浅，便于第二年4月15日结为夫妻。婚后的生活虽然幸福，但经济上要负担更大的压力。这时通过朋友的帮助，夫妻二人分别进入重庆南岸的精益中学和裕华小学，担任美术和音乐教师，居住地安排在裕华小学宿舍，自此，两人的生活才算安顿下来。
　　生活安顿，但王琦的爱国热情丝毫未减。他一面从事教学，一面创作作品。他的《嘉陵江上》《小巷晾沙》《春耕》《雪屋》《警报解除以后》《奔马》《挖防空洞》等作品，均出自这一时期。而这些作品又被南方局领导的刊物《战时青年》陆续刊登出来。这些木刻作品，还被周恩来看到，并赞赏地说：“我们也有这么好的木刻家，以后可以让他为我们的刊物和报纸多提供些作品嘛！”
　　就在一片和平的气氛中，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就要来临。不久张颖同志传达了党的指示：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要把革命同志和进步人士转移到外地。根据党的指示，同志们决定，先去昆明，最后的目的地是仰光。
　　一个月后，王琦和韦贤还有赵沨夫妇，一同搭王琦三哥的车前往昆明，临别，韦贤两眼泪汪汪地和母亲告别，她们母女一直相依为命，而母亲立誓不让她嫁给外省人，就是不愿母女离别，没想到结婚还不到一年，她们就要两地分别，这是何等的伤心事啊！
　　按照组织的安排，一行人到云南大学，得到胡嘉谟先生的帮助后，李凌、云枫等离开昆明去仰光。王琦和韦贤也随后搭上了三哥的汽车。车开起来王琦才发现，他们在卡车上坐在了军用品钨砂包上，他们可以躺在上面睡觉，省去了去旅店的费用。他们走的这条路山高坡陡，惊险百出，一不小心，车就会翻下山去。路途上他们看到山坡下摔碎的卡车，旁边放着棺材，其上点着煤油灯，一阵轻风吹过，纸钱随风飘荡，这种情景真叫人毛骨悚然。他们坐的这辆车没有刹车，上下坡时，车上的工人慌忙地用木块将前后轮卡住，以防下滑。以这样的速度跑长途行程用去十几天，到达中缅边境的畹町，已是6月初了，而王琦的护照只签到5月底，已过期好几天了，海关人员不许他们过境，要他们回昆明办延期手续。无奈王琦和韦贤只得滞留于畹町。在这里滞留，白天还好，到了晚上王琦和韦贤只能住在拥挤不堪的用蓆棚搭成的旅舍里，仅有6平方米的小屋，王琦和韦贤只能挤在一张单人床上。几天后，一行人才乘原车返回，到达昆明已是6月中旬了，王琦、韦贤仍住云南服务社。本计划去外交部云南办事处办理护照延期手续，可是6月21日的报纸以显赫的位置刊登了苏德战争爆发的消息。这一震惊世界的事件极大地影响了国内政治气氛，预计国共两党的紧张关系也会因此而缓和。于是，王琦夫妇暂时打消了去仰光的计划，做好了回重庆的准备。
　　8月初，王琦夫妇回到了重庆，回来后他被介绍到南岸文德女中担任美术老师，韦贤仍到裕华小学教音乐，二人仍住在原来那间小屋子里。每当站在窗前向下望，青瓦粉墙错落有致，仿佛一块块玉石装扮着山城。扬子江上船舶往来，悄无声息的雾气拉不开，扯不碎，一切景物都迷迷茫茫，似真似假，山城那神秘的景色像一幅抽象的油画，给人以无限的遐想。
　　1942年3月17日，王琦的第一个孩子王炜在他最困难的时候诞生了，他出生的接产费400元，是他妈妈在学校两个月的工资。正在这时，文德女中未继续聘用王琦为教师，王琦处在失业的状态，使刚为人父母的两人的生活雪上加霜。此后，王琦在多方求职后，来到了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搞美术，他居住的地方也从家里搬到了曾家岩的半山坡上。这样一来可把韦贤累坏了，她一面教书，一面还要带孩子，只有一个不到12岁的小表妹在身边帮忙。每次王琦回到家看到她面目憔悴，眼睛里失去了温和的笑容，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酸楚。但让二人欣慰的是，就是在那最困难的时候，他们也从来没有相互埋怨、相互指责，而是心连心、手挽手地去迎接生活的挑战，去迎接美好的未来。
　　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王琦和韦贤又失去了工作，就在他们贫困交加、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张颖得知，便以八路军办事处的名义给王琦送来500元钱，李凌、赵沨也从桂林寄来400元。同志们的友情增添了王琦的力量和信心，他一面协助韦贤做家务，照料幼小的王炜，一面继续找工作并创作作品。
　　生活的重担没有将王琦压垮，手中的木刻创作也一直未停。他先后完成了《马车站》《听讲演》《待发》《农村之秋》《拉纤夫》等木刻作品。他在刻《马车站》这幅作品的时候，常常把原版放在衣橱顶上再三琢磨，考虑如何动刀。他一面抱着孩子，一面抬头看看原版，并摇摆着身体哼着小调。韦贤从外面买菜回来，看到王琦那得意的样子，高兴地说道：“看样子你现在最为自豪的是两件事，一件是你的木刻，另一件是你手中抱着的孩子。”听了这话，王琦大笑着说：“你真知我也。”
　　此后，王琦找了一份国际宣传处资料员的工作，还负责3个木刻副刊的编辑。此时他又遇到了两件喜事，第一件是韦贤又于1944年6月生下了次子王仲，第二件是他的个人画展在夫子池励志社揭幕。
　　个人画展结束后，王琦又来到南京，被选为“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理事之后，便投入到筹备“抗战八年木刻展”的工作之中。“抗战八年木刻展”于1946年9月18日上午开幕，没有举行仪式，没有邀请达官贵人，可是观众像潮水般涌进会场，他们蜂拥着在意见簿上写满了赞美之词，这是对版画家们最引为欣慰的回报。
　　在南京摸爬滚打一番后，形势又发生了变化。朋友所亚去香港后，常谈起港方的情况，希望王琦去那里与他们会师。不久，李桦也应徐悲鸿的邀请去北平国立艺专执教。王琦去上海已不可能，朝夕相处的战友们相继离去，王琦也做好了准备，时机成熟便可动身。其后，王琦一家和母亲才到香港暂时定居。
　　到此时为止，王琦的生活一直是在颠沛流离的状况下度过的，没结婚时还好，尤其是结婚6年来，他和韦贤在重庆、上海、昆明、南京、香港四处漂泊，居无定所，孩子出生后也要和他们四处奔波。自成家后，对家庭对父母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反而要父母、兄妹整日为他们操心。这样，王琦在无任何顾虑的情况下，投入抗战救国的战斗中，投入到自己的美术事业中。
　　我写好了关于王琦先生的稿件交给王琦先生过目，第二次来到他的家中，当我落座以后，发现王琦先生的写字台上堆满了书籍和材料。原来，近一时期他格外忙碌，为的是撰写书籍。作为参加过几十年革命运动，后成为中央美院教授、美术杂志主编、中国版画家协会主席、中国美协党组书记、顾问的王琦先生，其经历实在是太曲折丰富了，为了总结人生历程，告诫后辈，他应中国文联、中国美协等6个单位的邀请，于2007年11月之前完成6本文集，其中回忆录两本（一本别人写他的）、理论集两本、纪念文章一本、论外国美术一本。另外还要为2007年他本人的90岁生日准备一次个人画展。
　　看着王琦先生略显疲惫的面容，自己倍感敬佩，年近九旬的老先生，每天还在忙于写作，真让我等晚辈自叹不如，可同时我又倍感欣慰，因为通过这次写作，使我对奉献与追求的理解进一步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