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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级、78级大学生在新中国大学史上可能也是比较特殊的群体，特就特在这两届学生在结构上是在职的考生多，而从中学直接考入大学的反倒占比少，因此从年龄结构上也自然是年龄大的学生多。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十年文革对中国大学教育所造成的伤害，几乎耽搁了一代人的大学教育。因年龄、爱好、性格、经历的不同，所以同学的交往对象也是有所不同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到啥时候都有它的道理。
　　毋庸赘言，同宿舍的人当然要交往的多些，但也不一定能做到个个情投意合。时间一长，兴趣、“三观”较一致的人自然就会联系紧密起来。女生表现得比较明显的应属李娟和冯然。俩人都有文学嗜好，加上对人、对事看法常常一致，共同的话题要多过他人，因此俩人课堂以外常漆在一起。好在那时还未流行homosexuals，不然很可能会引起人们的一些联想。但让冯然郁闷的是，同学在撮合李娟和金麟根婚姻时特别强调要避开冯然，理由是怕她打破头楔，说金麟根的坏话。待金李二人关系已牢不可破了，李娟才把恋情告诉了冯然。从这件事也能看出：世界上的绝对“铁瓷”也是有条件的。
　　一些即使是住在同一个城市的同学入学前也可能素未谋面。韩柏入学没几天和高景春坐到一起闲聊，聊起来竟得知自己和高景春的父亲、哥哥是同一厂职工，而高景春只能算工厂子弟，韩柏自此在高景春面前总有一种“高人一等”之感，俩人每每见面总是先要嘻笑一番，之后才会扯些别的话题，不用说，俩人的关系也要比其他人亲密好多。程云刚是张卫民哥哥的同学，程云刚弟弟则是张卫民中学的同学，而张卫民又和姜浩是小学、中学直至大学的“三学”同学，这几个人的关系也就可想而知了，张卫民和姜浩更是经常出双入对地出入校门。刘连舸和于为群算是老乡，又同为班级文艺骨干，俩人虽年龄有差距，但他俩共同语言要比其他人多好多，也经常会看到他俩一高一矮的身影出没于校园。
　　那时也有一些家住长春的同学和外地同学保持了很好的关系。赵长义每逢周末回家前都会把周六晚、周日三餐的饭票留给生活困难的魏宝山、蒋长明、黄宝仁等人，我也应邀到赵长义、王传威、纪有新、陈廷久、高景春、王启林、张卫民、姜桂芝家做过客，有的同学家去了远不只一次。那时虽然物资匮乏，但我敢说每一个同学家里都拿出了最丰盛的食品招待了我们，每次都会让所有同学酒足饭饱。那种情谊至今忆起都会令我感动莫名。
　　蒋长明、黄宝仁等属于农村考入的考生，所以有時他们在一起交流的时间可能多些。据高景春讲，有一次听到蒋长明和黄宝仁争吵起来，细听内容不禁莞尔，俩人争吵内容是城里学生绝对想不到的，也是绝对答不出的：一是猫狗的孕期，二是母猪的乳头数量。这题目不是畜牧学的博士估计都答不出来。为了弄清他俩当年争议的问题，在写这段轶事时我还真上网查了些资料，特别对后一个问题，完全不可能有定论，因为中国的母猪、外国的母猪、同品种的母猪乳头量都会是不同的。——涨姿势！
　　我那时是班级团支部书记，除了在学习、生活上要做表率外，一个重要责任所在就是要广泛团结团员、青年。像冯然这样不怎么求上进的女青年就是在我的教育下发展入团的。大学四年，我和郑晖、王永祥、富丰交流要多些。郑晖我俩同寝室四年，基本上属没什么话不能说，包括他追女孩。系篮球队发给我的运动服他说穿就穿，一出街就会背上我的“马桶包”，连晚上抓坏人他也会先想起我。一天半夜他上厕所回来，趴在我耳边小声叫：“浣非，有情况。”当时我正在沉睡之中，听到有情况一个激冷就醒了，小声问他：“咋回事？”他答：“隔壁房间有人。”一听隔壁房间有人，我立即觉得真有些不对了，隔壁房间是一间空了很长时间的宿舍，而且门是长期上锁，怎么能有人进去呢？不管怎么样也得管了。我匆匆穿好衣服从上铺下地，又小声敲开对面宿舍门叫出万峰，只小声说了句：“可能有坏人”，俩人就轻手轻脚地跑出了宿舍楼。出了宿舍楼我俩就撒丫子往吉林大学派出所方向跑，万峰是长跑高手，跑着跑着我就跟不上了，怕耽搁事，我赶紧让万峰先去报案，我会随后赶去。等到我也__到了吉大派出所门口时，万峰已从里面出来了，告诉我：财院治安不归吉大派出所管，而是由树勋派出所管，吉大派出所已通知树勋派出所出警和我们在学校汇合。当我和万峰回到宿舍楼门前已有七八个警察在等我们，问清情况后，警察荷枪实弹兵分两路，一路去堵宿舍后窗，一路则直逼宿舍前门。我们远远地看到一个身材强壮的警察猛地一脚把门踢开，其余警察瞬时一拥而进，不一会从里面铐出两个人。后来查明是俩个有劣迹的教工子弟为了躲事，不知道从什么渠道拿到了这间房的钥匙，进去后又让人在外面上了锁，以作无人一样。为这事，我和万峰还遭到了系里的“表扬”，“事迹”上了系里的黑板报。毕业实习我和郑晖都留在长春，回到宿舍我们俩就会交流毕业论文撰写之事，有时竟可旁若无人地坐在宿舍里一边看书一边思索一边写半天不说一句话。
　　有一天我俩发出感慨：有这种学习劲头什么研究生都考上了！他当时的选题是未来中国金融体系的专业化建设问题，那样的选题如果没有对问题的深入系统把握，是很难写出点名堂的，但在最后我们俩在交换看论文时，依然被其论文立意之宏大、观点之鲜明、文字之流畅所震动，印象中论文已提到了政策性银行设立构想。和王永祥接触多一是一入学我们就分在同一宿舍，二是王永祥人极开朗随和，无论我怎么开玩笑他都不会有愠色，三是我还是他婚姻的媒人。有时他也不荤不素地和我开些玩笑，周末见我出去，总会暧昧地问上一句：“又去泡花姑娘？”我每每都会附和他说下去，有时还会抖抖装了硬币的裤兜做肯定回答。时间一长，他给我起了个“流氓团支书”绰号。一年夏天的傍晚，因无聊看一本有当时电影明星张瑜照片当封面的《大众电影》打发时间，张瑜当时可谓是家喻户晓，她主演的电影《芦山恋》后来创下了播放次数最多的吉尼斯记录。他看我不怎么理他就调侃我：“美女的吸引力真大，真投入！”我反诘道：“羡慕吧？”之后佯装亲了下封面。这一下让他兴奋了起来，像发现了重大秘密一样，寝室每回来一个人他都会讲上一遍：“关浣非亲张瑜了！”一连讲了好几天。 　　富丰是我的同桌，关系也自然近些了。我们俩基本上也是无话不谈，有时考试甚至还会有些“小作弊”。他是走读生，每天都是骑着一辆自行车匆匆地来，下课没事了就会一溜烟地离开了学校。他上学前就已有了婚姻对象，所以同学常会说他又去找“艳艳”了（其对象名郑艳艳）。有时周末他也会约我到他父母家以外的另一处房子逗留，做些吃的或者喝点什么，每每我都会打趣问他：“会不会影响他们夫妻团聚？”他也总是含混不清地回答：“你不要往下流处想。”有一年秋天到学校农场劳动割高粱，当时我想割快一些，就一刀两根高粱地一起往下割，可能是当时大意了，见到两根粗些的高粱下意识地加了力，高粱割下了，但也觉得右腿膝盖下面好像被刮了一下。我未在意又向前割了一会，突然觉得鞋湿了，低头一看，鞋面已被血染红了。我赶紧坐下，再一细看，裤子膝盖处已出现了一条整齐的大口子，周围被喷出来的血染成了浅黑色。我赶紧叫来离我不远的富丰，他看到血止不住也很紧张，那时也顾不上什么了，我抓了把细沙土就直接捂到了伤口上。之后我让他跑回宿舍找回了一件衬衫撕成布条做了简单包扎，然后陪我去孟家屯火车站搭上了回市区的火车，接着我又乘公共汽车赶到吉林大学附近的一所医院。到医院时我遇到的是位女医生，她看了我腿上的伤口后第一句话是：“你往伤口上捂了土，要想愈合得好，只能不打麻药给你做缝合。”之后像电影电视展现的那样，让我坐在一张诊治床上紧紧靠住墙，又递给我一块毛巾让我咬住，做了创面消毒清理后，接着就看她拿着粗细不等的缝合针开始操作了，那粗的针足可缝麻袋。当时有多疼我已无法描述，至今仍记得整个手术完成我全身已如水洗的一般。在后面的劳动时间，富丰还专门请假返回学校来看我。当时跨班交往的也大有人在，会计专业的潘德源、方之龍，商经的罗哲夫、袁群等就会常到我们寝室找郑晖打桥牌，有时郑晖也会到他们各自的寝室去玩。当时我也想往里凑凑，但后来听说人不聪明打不好桥牌，觉得自己很难跻身聪明人的行列，最后只能放弃了学打桥牌的念头。而郑晖和罗哲夫从学校到现在，一直是非常有默契的桥牌搭子，据说在高手云集的京城也颇有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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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班个性鲜明的同学不只一个、两个，而且不用夸张就可成为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女生对外有整体彪悍之感，班级间比赛拔河很多班女生见到她们常是“望风而逃”。记得一年运动会她们只比了一两场就得了冠军，后面的几个班根本就没上场，听到一次次某某班弃权的消息，她们也露出了一种孤独求败的得意。她们在女生宿舍里也是常被投诉的对象，因为她们一放肆起来常搞得四邻不宁，晚上人家不砸墙她们都不会收敛声音。赵长义为人随和热诚，接触的人品流不一，所以他知道的八卦新闻会多些，讲的段子也会多。到现在我还记得他讲过的一个段子：说是一个男青年第一次去到女朋友家拜见女朋友父母。他想给未来的岳父母大人留下个好印象，故从进门就一直表现得小心翼翼，丝毫不敢造次。女朋友父亲见他相貌尚可，谈吐不乱，便从心里认可了这个未来的女婿，之后就张罗好酒好菜要款待一番。男青年饭间初时有些拘谨，每端起酒杯敬酒都要先称叔叔，几杯酒落肚后就渐渐忘了礼数，当他又一次给女朋友父亲敬酒而女朋友父亲一饮而尽后，他一激动，拍着女朋友父亲的肩膀直接就说了句：哥们你真够意思！说完人立即就没声了。他还讲过他们厂开运动会的故事。一个工友觉得报冷门项目会出成绩，于是就报了三级跳。可他第一跳和我们班白力一样：连沙坑都没进。一般人离开赛场就是了，可他却在沙坑旁躺下不动了，一直到剩下三四个人时他仍然躺在那里。远处观战的工友以为他进了前几名，可到最后只剩下了他一个人。赵长义讲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千万别让他发现漏洞，不然他一定会用他一贯的调侃口吻来奚落你。一次我把电影《追捕》中的“真由美”故意说成了“真优美”，他可能觉得我意识上有什么问题，逢人便讲我说人家叫“真优美”之事。结果搞得一些同学见我就问“真优美”是咋回事。
　　一些辽宁的校友发信息让我写写高景春，前面我已写了一些。他说白了就是一个“淘小子”，上课都不会认真听讲，也就更谈不上课余自习了。所以大学四年他也一直是系里、班里放心不下的学生。系书记张平就交待班党支部书记王松奇重点看好高景春，可那时谁也不知道怎么才能看好他。毕业以后他自己才说出来，他最怕的是学校去找他家里，他是一个孝子，最怕母亲为他伤心。高景春在文学方面有很好的素养，写个小诗、讲些故事常能引人入胜，因此他当时也是被老师和同学评价为有“歪才”的学生。别看他整天和一帮淘小子“打连连”，倒有女孩子对他穷追不舍，从他身上也应了那句“男孩不坏、女孩不爱”的老话。吉林大学就有一个很清秀的女孩总来找他，可他却看不出什么热情，最后俩人的情感也只能不了了之。
　　郑晖中学毕业于北京名校，后到吉林省突泉县下乡插队。老父亲是中共高干，文革前已是空军九级。郑晖平时与同学相处并不见一些高干子女的高傲，但对一些行政系统老师的说教他倒常常地表现出浑身不舒服。所以在系里的个别老师眼里他也算得上一个不太好摆弄的学生。郑晖无论在学习上还是在生活里都是一个很细心的人，课堂笔记永远是记得规规整整，一手漂亮的钢笔字永远是一丝不苟。而在生活中他也很讲究，发型一定是要见型见款的，出门时一定要做些梳理；脸上也常要抹上些滋润皮肤的蜜啊或霜啊之类。他不在时床要被谁坐过了他回来都能发现，他一段时间在靠墙一侧悬起来的一条长板上摆了几只不知谁送的无锡泥人小玩偶，若是被人动过他一定会扳着脸。即使是打篮球，若是上篮时球被人劫下，他也会继续完成余下的动作，并言称丢球不丢姿势。每到考试时，他会有意识地增加营养，那时也没有什么好的选择，一是喝点麦乳精，二就是考试前不再到学生食堂吃早饭，而是起早到教师宿舍地下室里的一个餐馆买上三两新出锅的榨油条和一碗热豆浆，热气腾腾地吃进肚后再抓紧复习一会，接着就进考场了。还别说，有这样的早餐垫底，考试时还真觉得脑子能转动得开。他未得肝炎前曾做过班级体育委员，每天带领全班同学出早操从不懈怠，那时清晨街上车辆较少，空气也非常清新，他时而队前时而队后地督促同学加劲，全班同学在斯大林大街两侧跑步时喊出的口号永远是整齐有力的。郑晖的细腻在做事上则表现为不仅是要拿得起来，而且还要有板有眼。入学不久学校组织各班歌咏比赛，起初是班里的一爱好文艺的男生党员牵头做比赛准备，但当时唱来唱去只能是些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一些歌曲，韵律一样，腔调一样，怎么练也练不出名堂，唱也唱不出情绪。这时郑晖提出能否在选曲上打破陈规，并提议唱《马赛曲》。在得到了大家响应后，他不仅亲自准备歌篇儿，还自告奋勇担任指挥，并且把整个歌曲作了二部轮唱处理。在一次次练习中，他比谁都认真，从不放过任何一个瑕疵，大家的情绪也越来越高。当最后上台比赛时，我们班的男生合唱队一开口，气势上已经是胜人一筹，歌声结束，台下自是欢声一片，我们班也实至名归地得到了比赛第一名。时至今日，他拳头翻飞地指挥唱歌的情景仍会经常出现在我的眼前。冯然在广东长大，是军队干部子女。入学后经常讲广东气候好，草木一年四季长绿，而且广东人没有不会游泳的。可我们在上体育课游泳时，就看她只穿件游泳衣在游泳池周围打转转，可人就是不下水。问她为何不下水，她不屑地表示在游泳池里游水没意思，再问她则表示来到东北忘了咋游泳了。真是一只南桔北枳的奇葩。 　　现在民主已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也是过去多少年西方国家向中国施压的一个法码。但回头想想，我们在学校的很多活动都是贯彻了民主的原则的，大到选班长、团支部书记，小到选课代表、小组长，无一不是通过选举产生。估计让王柯郁闷半生的不只是被白力气得辞去了班长，还有就是在这种选举中被选掉了语文课代表，而原因不是其他，只是他说话太磨叽。当时我们班分成四个小组，每年都会重选小组长。一次选小组长时，和我同在二组的韩柏可能要搞什么恶作剧，突然提出选邢玉卓为组长。邢玉卓是诗歌青年，大学时已有诗歌发表在《吉林日报》和《春风》杂志上，平时会得意于自己的精神世界，遇开玩笑常会嗫嚅，根本不愿意理别人的事。一听说要选自己当组长他立即拱手求饶，并拿出五元钱说：只要不选他，他宁肯花钱请客。五元钱在现在可能连个盒饭都买不了了，可当时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但结果是全组人__员一致推选他当组长，五元钱也被大伙没收了，当官不用经费在哪个国家都是不可能的。看来民主结果也常带有戏剧性的。赵放说话不紧不慢，是遇事愿较真的人，他在生活中有一个至今要被同学提起的独特习惯：一年四季要洗冷水浴。夏天还好说，可冬天在一个四面透风的水房里照样穿个三角裤兜头往下浇凉水，那没点意志是没可能坚持的。赵放冬天洗冷水浴时常还会放开嗓子吼京剧《智取威虎山》杨子荣的唱段：“穿林海——跨雪原……”所以那时一些同学不会夸他有毅力，反倒会说他精神有问题。当然肯定是精神没问题了，否则最后学校卫生所的毛医生也不会心甘情愿的嫁给他。就去年那样的中國股票市场，人家硬是赚了七位数，不时地会在长春张罗请同学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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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四年，同学的“糗事”自然是不会少的。比如：在女生宿舍里就发生过地震“事件”。一年夏天的中午，大家吃完饭回到宿舍即如惯常一样午睡。冯然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竟毫无睡意。在上铺干躺着实在无聊，竟一起一仰地玩起了仰卧起坐。冯然属于质量不轻的女生，而老宿舍楼的床都是紧紧地挨着的，她在上铺忽忽悠悠地折腾，一边的四张床也都有节奏地波动起来。不知是崔乃琳还是张季冰正在半梦半醒之间，感觉床在晃动也没多看，第一个意识是有地震发生，接着就狂喊“地震了，地震了”，之后便是夺门而逃。其他正睡着的同学也顾不上仔细反应，慌乱跳下床争抢往外跑。她们这一闹腾，把其他宿舍的人也折腾出来了，可大家出来一看，整个宿舍楼依然和平时一样安静，并无任何异样，腼腼相觑心生诧异，返回宿舍再看，只见冯然无事人似的还在床上起仰呢。
　　赵明丰上学前已干了几年会计工作，开始上会计课时也就顺理成章地被选为了会计课代表。因有经验，所以同学有问题常会向她讨教，有时她也俨然成了半个老师，并会嘲笑一些平时愿意和她开玩笑的男同学为“榆木脑袋”。无论是同学还是她自己，都觉得全班若是考试就是一个人得满分，那一定非她莫属。可有时事情就那么“寸”，在《工业会计》考试中赵明丰竟答错了一道题，当考完试和亓玉良、姜浩对答案她知道有错题时，人一下子紧张起来，自然自语地开始嘀咕：“完了，打不了100分了，打不了100分了。”而亓玉良、姜浩则幸灾乐祸地唱起了南斯拉夫电影《桥》的插曲：“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此时已处于极度懊悔之中的赵明丰真是又急又恼，又没心思和亓玉良、姜浩再作计较，一气之下趴在书桌上呜呜哭了起来。亓、姜二人见赵明丰哭了，知道赵明丰真把这事往心里去了，赶紧叩头作揖、好言安抚，一个劲表示：“你永远是789班的会计大拿，你永远是我们心中的100分，等等。”劝着劝着，赵明丰很快止住了哭声，接着又反啼为笑了。
　　黄宝仁能被吉林财贸学院录取估计是学校当时绝无仅有的特例。他大学高考考的是理科，可填写志愿却都是文科院校，但奇就奇在他竟能一路稀里糊涂地被学校录取，待发现时已是入学几星期以后了。学校当时主张退档省教委另行分配，可当时各大学已录取完毕，真要退档还不知给他分哪个学校去呢。他在长春无依无靠，也不愿意再被人折腾一遍，这时我们班干部纷纷出面和学校各层面沟通，并保证一定会照顾好他的学习和生活。最后学校也真算是大度，同意了黄宝仁继续留校学习。但后来语文老师戚露荷发现了问题，怎么看黄宝仁写的作文不象是文科大学生写的，为此她还专门把黄宝仁叫到语文教研室询问情况，最后才弄清学校还有这么一个背景特殊的大学生。当然，黄宝仁后来在语文学习上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现在看他在吉林财经大学深圳校友微信群中所发的股市解盘分析，已经能感觉到他文字的老练了。
　　王柯为人正统， 但性格却直率乐观，遇事很少会往坏处想。一天上午课间操，班里一同学告诉他：“刚才楼下收发室接到一电话要找你。”听了王柯赶紧问：“是男的还是女的？”同学答他：“像是女的。”王柯又问：“说没说哪个单位？”同学答：“没有。”接下来上课王柯就变得心神不定了，好不容易捱到上午课结束，他连午饭都未顾得上吃，借了一辆自行车就离开学校绝尘而去。后来知道他先是回了原工作单位，先是逮着女同事问：“打电话找过我吗？”当一一得到否定答复后，又逐个把男同事问了个遍。在原单位未问出所以然他不甘心，接着又跑到对象单位去查询，结果也是未有答案，直到晚饭时他才悻悻返回了学校。碰巧他先遇到了给他消息的同学，他不依不饶地问：快告诉我到底是谁给我打的电话？那个同学诡异地一笑：“有人给你打过电话吗？没有吧！”这时王柯才恍然大悟，知道上当了。但他只是给了那个同学一拳、骂了句“真混蛋”了事。
　　大三时我们到通化实习。许森没事逛书店竟买了本《新婚性知识问答》，怕别人发现笑他，就用牛皮纸包了书皮，而且还胆大包天地写了“毛泽东选集”五个字。在宿舍里魏宝山发现他看此书非常投入，就问他在看什么书？他则不犹豫地答：毛选。魏宝山看那书的厚度不似毛选，便趁他不注意抢了过来，待定睛看过魏宝山也放不下了，接着就是全体在通化实习男生的轮流传看，而且每人看书时间不得超过两天。那一段时间，书里的一些内容成了一众人开玩笑的重点，有人竟表示书中一些内容实在有深入研究下去的必__要，在通化实习的同学除了应提交学年论文外，还可以在这方面提交一篇论文，并且还提出了几个论文题目。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造成了全球金融资产天量损失后，我和许森讨论过危机的成因，我说美国佬把毒资产包装成投资产品，这和你在通化买书后包上毛选书皮做法并无二致。想想国内一些所谓金融机构现在挂羊头、卖狗肉销售的某些产品，实质和美国佬玩的是同样的伎俩，但专业上却不如人家玩得那么深奥。 　　20世纪80年代初流行一首《美丽的太阳岛》歌曲，是郑绪岚唱的，曲调优雅动人，歌词也写得美妙，引致了很多人对哈尔滨太阳岛的暇想和向往。那时学生穷，但又想去玩，怎么办？骑自行车去。81年暑假王启林、纪有新、张维谦等就生生骑自行车从长春干到了哈尔滨。但那可不是百八十里的路程，骑到半路纪有新就想打退堂鼓了，后来被连拖带拽地骑到了哈尔滨，等筋疲力尽地望见了太阳岛时，纪有新竟流下了眼泪，累的。当年一帮人去吉林市也是如此，到地了往同学家一住，吃住都不用花钱了。当然，有的同学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游玩，有的是奔“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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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群体是否具有凝聚力，一是取决于全体成员的素质，二是在于骨干成员的帅先垂范。整体上看，我们班同学都比较大气，有正事且心比较齐，包容性和集体荣誉感强，有不甘人后精神。而班里干部除了在学习中表现上乘，在遵守纪律方面成为表率外，在生活中也处处是关心同学的有心人和热心人，肯于为班级、为同学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在完成校、系一些工作要求方面則更多地考虑同学的情绪和心理，不是简单生硬地去搞一些过于“形而上”的东西，包括僵硬的说教。通过细雨润物的熏染和诱发精神层面的自觉契合，使班级积极向上的氛围越来越浓，集体的凝聚力也变得越来越强。用今天的话说，正能量的东西在班级里得到了生生不息的成长，而负能量的东西则没有什么存在的空间。
　　其实想想，我们班的一些集体性活动都是有班干部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大学四年的每次农场劳动，对女生行李从宿舍四楼的搬上搬下，班干部事先都做好了安排，到后来已变成了男生的自觉行动。大学毕业时很多同学已按分配奔赴四面八方，但最后一个离校女同学的行李依然是留在长春的男同学帮助从四楼抬下，并一直送到火车上。在农场劳动铲地，女同学不用太焦虑被拉下，先铲到头的班干部或男生不用多说，都会调头去帮那些落后的女同学把余下的地铲好。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班女生从来都认为我们班男生很爷们，我想这也算是绅士风度的一种体现吧。同样在农场劳动，我们班的干活速度永远会快过同去的财政789班和金融7810班，无论是种地、铲地，还是收割。
　　我们班所以能在学校运动会上年年夺冠，除了班干部的精心组织动员，更与一些班干部和骨干同学的致力参与有直接关系。万峰除了报名中长跑和个人全能项目外，更督促、帮助冯然、赵明丰的铅球、铁饼训练，而且目标是一定要进前三。所以说万峰、赵明丰的婚姻与当时的这种一招一式、手把手的训练也是有感情联系的。刘艺欣本不善长体育，但女生人数少，一些项目又不能空，程云刚、赵长义就主动帮助她训练，最后刘艺欣成了4x100米、4x200米接力不可缺少的一员，郑晖当时就评价刘艺欣是穆桂英，阵阵落不下。但当时看刘艺欣比赛，总觉得她像穿高跟鞋在跑一样。
　　大学时期是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重要阶段。为了使大家能保持对学习的长久热情和韧劲，我们班自己举行过有关人生、学习的演讲会，两个小时的时间大部分同学轮流上台，整个演讲会演讲基调非常昂扬、向上，一些同学的演讲可谓是看法不凡，妙语连珠，记得是万峰在演讲中说出了一句：飞瀑之下、必有深潭，着实让同学感到他真为演讲做了认真的准备。我们在校时候正是中国社会信仰发生重大改变及走向多元化的转折阶段，一些人在“三观”上走向彷徨并开始怀疑一切，对一些“泊来品”简单全收。对这些观念上的变化，机械地搞说教、一味地否定，根本于事无补。为使大家对社会发展能有一个相对客观的认识，我们专门搞过当代西方价值观思潮的介绍，针对同学中的“以后什么都不信了”的想法，直接讲清这也正是西方“虚无主义”的一种观念，实际上也是一种信仰表现。为了搞清楚《圣经》的来龙去脉，我们专门找来北京师范大学李燕杰教授的有关录音带，在团员青年活动时进行播放，之后并开展相关讨论，使大家对西方国家的主要宗教起源、流派及其作用有了客观、清醒的认识。
　　为了丰富大家的学习生活，大二那一年我们还在班里开展了学书法活动，一时间教室、宿舍不时是墨香飘溢，书法基础好的王松奇、郑晖则扮演指导角色，最后全班同学把自己的作品在班里做了展示，并投票评选出了一、二、三等奖。记得还拿了班费作了奖励。相信78级学生的整体书法水平我们班也应是最高的。78级毕业30周年时学校搞了校友林，立在校友林一端纪念石上的字就是王松奇题的。
　　（作者系香港某上市公司董事局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