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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台湾蓝绿对决的政党竞争框架下，民进党与“时代力量”同为绿营政党，分别为“大绿”和“小绿”。在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束后，“大绿”与“小绿”的关系经历了审核“劳基法”“一例一休”和“婚姻平权法案”等事件，逐步从合作走向竞争。民进党与“时代力量”的关系对台湾政党形势和台湾政治的走向具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民进党；“时代力量”；台湾政党政治；对台工作
中图分类号：D67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17）03-00106-07
2014年后，“时代力量”的产生与发展在本质上是对2014年“反服贸”和“太阳花学运”政治资本的收割。除去混杂的意识形态和口号，“太阳花学运”发生的社会背景是台湾年轻人尤其是学生群体对台湾经济长期停滞、薪资待遇低下、就业困难、分配不公的焦虑，同时反映出台湾经济转型缓慢、产业空心化、蓝绿恶斗造成的政治空转等问题。“太阳花学运”的参与者大多是不满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愤怒的年轻人”。“时代力量”的崛起正是依靠这一股民粹主义的浪潮。民进党和“时代力量”在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和“立委”选举中形成的合作关系在选举结束后逐渐破裂，民进党对“时代力量”的发展越来越警惕。“大绿”与“小绿”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牵动着台湾政党政治的走向。鉴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目前还不多，笔者主要从民进党对“时代力量”的态度与策略角度进行初步的梳理与解读。
一、民进党与“时代力量”关系的演变
（一）2016年初选举中的合作关系
在2016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和“立委”选举中，民进党和“时代力量”在表面上是合作关系。尤其是在“立委”选举中，民进党对“时代力量”的候选人进行了诸多礼让并参与了后者的助选。民进党在新北市第12选区、台中市第3选区、台北市第5选区分别支持了“时代力量”候选人黄国昌、洪慈庸、林昶佐[1]。民进党名义上的支持理由是其提出的“终结政治恶斗”主张，即蔡英文在竞选时宣称的：要让台湾摆脱政治恶斗，所以民进党“执政”绝不会成为政党恶斗乱源，就算民进党在“国会”单独过半，也不会“整碗捧去”，会组成稳定多数的“进步大联盟”，让来自各方的人才参与“执政”行列[2]。
在新北市第12选区，黄国昌以80 508票对68 318票，51.52%对43.72%的得票率击败了担任“立委”达23年之久的国民党籍参选人李庆华，尤其是在传统的蓝营票仓汐止大胜对手近一万票。在台中市第3选区，洪慈庸击败在2012年选举中得票率超过57%的国民党籍“立委”杨琼璎。在台北市第5选区，“时代力量”候选人、摇滚歌手林昶佐以6 000票的优势击败了国民党籍“立委”、军事外交专家林郁方。基于民进党与“时代力量”的合作，在区域“立委”方面，绿营相继在一个个传统蓝营选区击败了国民党籍候选人，实现了胜选最大化的目标。从现实的政治操作层面看，民进党对“时代力量”的合作与礼让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争取中间选民的政治目的。2014年底，民进党在台北市市长选举中礼让帮助柯文哲，使其作为“白色力量”竞选成功。柯文哲以“超越蓝绿”的主张胜选，显示了台湾民众对蓝绿政党恶斗的厌恶。民进党试图通过类似合作与礼让行动，改善政党形象，争取中间选民。
其二，利用“时代力量”的号召力。虽然在“统独”意识形态光谱上，民进党与“时代力量”共享偏“独”、偏劳工、中小企业、环保、平权等社运团体的选民基本盘，但是“时代力量”对30岁以下的年轻群体很有号召力。民进党试图通过在“立委”选举中的若干礼让，通过“时代力量”动员年轻人群体在“总统”票中支持民进党，整体拉抬选情。“时代力量”在单一选区两票制度的“立委”选举中，若不与民进党合作，恐在选举中发生“弃保效应”。两党合作是各取所需。
其三，对“时代力量”发展的误判。民进党最初估计，“时代力量”将面临如新党、亲民党和台联党一样的局面。在台湾岛内政治生态向两党制发展的大背景下，小党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大多被边缘化、泡沫化[3]。最初，民进党对未来岛内政党政治的发展方向在大体上仍是基于两党制的判断。因此，民进党对“时代力量”的参选并未持激烈的反對立场，而是采取既合作又竞争的立场。尽管“时代力量”被边缘化和泡沫化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台湾TVBS、自由时报、台湾指标民调等媒体和民调机构的选前民意调查显示，“时代力量”在不分区“立委”的政党票部分的支持度大幅度提升，一度高达10%。外界纷纷预估“时代力量”将取得不小的成绩。民进党这才开始紧张起来，担心选民分裂投票、自身政党票大量流失将影响“国会”过半的选举目标。于是，民进党先由台湾地区副领导人候选人陈建仁出面呼吁政党票不要投小党。之后，民进党上下动员，稳固政党票，甚至提出了“时代力量”的不分区“立委”名单人数少、政党票多投“时代力量”是浪费等口号，最终压缩了“时代力量”的政党票[4]。从最终的选举结果来看，在政党票及不分区“立委”方面，“时代力量”取得了731 461票，得票率达到6.1%，获得2席不分区“立委”席次。因此，“时代力量”在此次选举中累计获得5个席次，能够在台湾立法机构中组成“时代力量”党团。
但是，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在新竹市的区域“立委”选举中，民进党并未与“时代力量”做出很好的整合。代表民进党参选的柯建铭在选前就指责：何以民进党在许多选区礼让“时代力量”，却迟迟无法在新竹市达成整合共识，无法把新竹市“换回来”。柯建铭虽然获得90 227票，以41.3%的得票率当选，赢过“时代力量”的候选人邱显智36 215票、16.5%的得票率。但是在选举过程中，“时代力量”候选人邱显智的团队不断指责柯建铭在党团协商中涉嫌“密室协商、黑箱作业”，有害民主等，与其在竞选中埋下了心结[5]。在选后民进党与“时代力量”的摩擦中，柯建铭率先批评“时代力量”靠谎言抹黑民进党而成长。 （二）2016年“大选”后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鉴于有深绿阵营的“台联党”在台湾政坛泡沫化、空心化的前车之鉴，“时代力量”极力避免重蹈“台联党”的覆辙。在民进党在野时，“台联党”与其的合作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台联党”以极端主张巩固深绿基本盘，而民进党为赢得大选适当标榜中间路线，争取中间选民。但是在民进党“执政”时，一旦其“执政”成绩不好，出现“执政”危机和民意支持度下降，必然回归争取“台独基本教义派”的支持，势必大挖“台联党”的墙角[6]。“台联党”逐渐泡沫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民党与民进党的挤压、李登辉的个人光环逐渐褪色、“急独”立场逐渐失去市场等等。“时代力量”在选后所力图避免的就是“台联化”，即和亲民党类似“恩庇型”政党的结构性危机[7]。因“统独”意识形态色彩的问题，“时代力量”很难吸引传统的泛蓝支持者的选票，所以与同属绿营的民进党在政策主张上做出区隔就成为其重中之重。
虽然有必要做出政策区隔，但毕竟并非国民党与民进党之间可以做出明显的政策主张区分那样，这时候议题的选择与对抗的尺度就很有政治操作的技巧。在2016年的“国民党党产”“司法改革”“年金改革”和两岸关系等议题上，“时代力量”未主动发挥优势，多是在研判政治情势后，基本追随民进党的政策主张。但在2016年底，“时代力量”选择以“一例一休”议题作为批判民进党政策、凸显自我的着力点。民进党对“一例一休”政策的推动，在本质上是从在野党到“执政党”后，面对“执政”的现实和台湾经济的现状而不得不对“周休二日”的竞选承诺的修正。同时，因为民进党所推出的“一例一休”政策内容与国民党“执政”时期所力主的“劳动法”修正案主张并无实质区别，国民党对民进党“一例一休”政策的批评缺乏社会动员的根基，容易被批判为“为反对而反对”。“时代力量”恰好可以借此议题，在劳工社运团体与民进党政府的激烈冲突之际，收割绿色选票。
2016年10月27日，“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总召徐永明说，有人说民进党可以不要“不支持‘一例一休’”的选票，但他质疑民进党是否也可以不要“支持‘国会’改革”的选票。同日，“时代力量”“立委”高潞·以用·巴魕剌抨击民进党粗暴推动“一例一休”草案，已经违背对人民的承诺、背叛人民的期待[8]。11月14日，她在质询台湾“劳动部”部长郭芳煜时，播放了民进党“立委”们在4月8日质询马英九政府劳动政策的影片，抨击民进党的劳动政策：“520‘执政’前，民进党‘立委’为劳工据理力争需要两例假日；却在‘执政’后出现180度发夹弯，这些过往的承诺都不用履行吗？”[9]
根據政党认同的民意调查，有台湾学者分析，“‘时代力量’虽然仍和民进党有段差距，但已和国民党相差无几”，原因是“年轻基本盘力挺、民进党政绩不利、国民党监督力道不足、善于操作议题”。同时，“民进党主导的‘立法院’，虽宣誓要强化‘国会’改革、提振议事效率，但显然没达标，‘时代力量’还能以此为基础狠批蓝绿两党，深化其改革形象向民众诉求”[10]。对此，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柯建铭和相关民进党党员不仅在议场和媒体批判“时代力量”，更提出要封杀联署 “时代力量”的法案[11]。民进党籍“立委”更是在会场怒斥“时代力量”徐永明：“你们不能靠说谎茁壮，‘时代力量’就是靠说谎茁壮，我看不起你！”[12]柯建铭在12月12日接受电台采访时称：“民进党从党外时期走过来，已经30年，背负时代的使命，‘执政’了必须解决问题。大家对‘时代力量’有期待，希望‘时代力量’不要靠抹黑来成长，日前‘劳基法’三读时，他曾在‘立法院会’说过，‘时代力量’是‘时代新衣’，一个政党若建立在对别人抹黑，迟早会被看穿，这个党也不可能会成长。”[13]
民进党籍“立委”段宜康在电视台政论节目中，对于“时代力量”的一番见解是观察民进党对“时代力量”的判断与认知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段宜康曾是民进党内新潮流系的总召，尤其是对近年来的选举策略操盘多有建言。因此，他的立场与观察可以反映民进党内对“时代力量”发展和警惕的独特一面。段宜康称，传统上把民进党与“时代力量”称为“大绿”与“小绿”，但是这并不准确。首先，据民意调查，“时代力量”的支持率在台湾北部地区较高，而向南方递减，这与民进党自高雄台南向北递减的传统局面有很大区别。其次，从民进党的支持者与“时代力量”目前的支持者来看，两者之间存在年龄、时代的差异，颇有“新绿”与“老绿”的分野。“时代力量”以年轻人的支持为导向，尤其是抢夺了民进党在地方进步改革的形象牌。这一点得到了民意调查数据的证实。台湾智库的民调显示，在20至29岁的年龄层，“时代力量”的政党支持率达24.3%，高于国民党的19.8%和民进党的16.9%；在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选民中，“时代力量”也以23.8%的支持率，高于国民党的22.6%与民进党的22%[14]。这意味着，相较于曾经的第三势力“台联党”，“时代力量”有显著的不同。其支持群体以及政策主张都有可能给民进党带来巨大威胁。民进党势必会在更多的领域对“时代力量”采取竞争和防范的态度，而不是原来在选举中的合作与礼让态度。
（三）2018年选战布局中的竞争关系
在传统的蓝绿对决的政治格局下，民进党擅长宣传和意识形态动员，而国民党由于在台湾长期“执政”的遗产，在财政实力、政商关系和地方派系上有优势且善于组织动员。但是，国民党在2014年县市长基层选举中大败，丧失了地方行政资源的优势；民进党在国民党党产问题上不断追讨发酵，使得国民党原先的组织动员能力陷于瓦解，在依靠地方政治派系与网络的中南部地区更是如此。况且国民党内缺乏新生代的政治明星，长期以来党内派系斗争不断，对年轻一代政治人才的提携培养不够。缺乏有号召力的政治理念和政党定位模糊等问题都困扰着国民党的整合与再起。
在2016年的选举中，国民党不仅丢掉了“政权”，而且首次丢掉了“立法院”的控制权，更面临民进党政府利用“不当党产”议题和“转型正义”议题不断清算的压力。在败选后，国民党党内纷争不断。不少台湾绿营人士不断幻想能够实现国民党的进一步边缘化、“外省化”、“新党化”，最后在台湾政坛形成 “时代力量”与民进党的所谓两大本土政党轮流“执政”，或者以民进党为主导的一党支配、长期“执政”的体制。但是对于绿营而言，达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台湾两党制政党政治生态的制度根基在于2005年“修宪案”所采取的分立式的“单一选区两票制”。这种有利于大党而不利于小党的制度，压缩了小党和第三党的生存空间，自然形成了蓝绿对决的基本政治格局。在2016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民进党参选人蔡英文虽然领先国民党参选人朱立伦308万票，得票689万票，但比2012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时仅仅多出了80万票。无论是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还是在政党票方面，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得票率都出现了下滑的趋势。这意味着在选民的支持上，传统的蓝营支持者并未选择转向支持民进党，而是放弃投票，或者投票给泛蓝的亲民党宋楚瑜。同理，蓝营的支持者和中间选民尤其是经济选民，并不会因为对国民党和民进党的不满就选择“时代力量”。应对“时代力量”的挑战，民进党对政党进行再定位，转向争取中间选民或泛蓝选民的可能性不大，最终可能仍然转向回归深绿，炒作“统独议题”，回归“台独基本教义派”。这是未来对“时代力量”的最大冲击。 对台湾各政党而言，下一次的重要选举是2018年的“县市长选举”和“县市议员选举”，尤其是针对绿明显大于蓝的南部地区县市，绿营内部的初选已经开始酝酿。“时代力量”积极布局地方基层，在2016年就已在各地建立了基层党部，招纳有影响力、形象优秀的年轻人，在各县市推出自己的“县市议员”人选，并积极期望整合绿党、社会民主党等小党，吸纳已有的社运力量。同时，“时代力量”主席黄国昌是否会参选新北市市长受到广泛关注。
新北市的前身为台北县，常住人口近400万，人口数居台湾全岛首位，与台北市并称为“双北”，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台北市、新北市的市长职务更是获取政绩和知名度，进一步争取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重要台阶。与台北市基本是蓝营支持者仍大于绿营支持者的局面相比，新北市的蓝绿形势总体比较平衡。如果民进党有所礼让、蓝营无法推出有力的候选人，黄国昌本人既是新北市人，也是新北市的区域“立委”，其参选就有胜选的可能。“时代力量”可以通过市长选举的曝光率，提振在“县市议员”选举中的选情。
但是就新北市的重要地位而言，民进党势必很难再如2016年的“立委”选举一样，对若干“立委”席次进行礼让。民进党资深“立委”苏系吴秉睿、游系高志鹏及新科“立委”、经常在媒体露面的罗致政都有意在2018年竞选新北市市长。据媒体报道，在民进党方面，党内的政治明星、台南市市长赖清德也有意在2018年参选新北市市长。赖清德的故乡就在新北市，在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时，赖清德多次前往新北市替多位新北市的绿营候选人站台。赖清德一向志在“总统”大位，台南市毕竟在台湾岛内的影响力比不上新北市、台北市。另外，赖清德也有可能“入阁”就任“行政院”职务。但是在台湾经济不好的大环境下，这容易影响其形象和民意支持度，以至背负“执政”压力。因此，出选新北市市长成为其可行的选择，赖清德也未对此作出否认[15]。
与新北市市长选举相比，对各县市议员，“时代力量”主席黄国昌已经表态：“2018在主要选区，‘时力’都会推派议员候选人。希望把更多有理想的‘时力’候选人，送进地方县市‘议会’问政。”[16]台湾“县市议员”选举与“立委”选举不同，需要的当选票数较少，所以对“时代力量”推出的候选人，民进党很难阻挡。与此同时，在民进党推出的“县市议员”中，扎根基层的地方派系议员可能受到的影响较小，但是其主打形象牌和针对年轻候选人的选情势必受到“时代力量”的极大冲击。可以预见，民进党与“时代力量”的竞争会日趋激烈。
二、大陆对台工作的相关应对
在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后，民进党具有完全“执政”的优势。“时代力量”本身不仅没有地方县市的“执政”权，在“立法院”中的党团席位也只有5席。在民进党在“立法院”过半的情况下，“时代力量”在“立法院”投票过程中并不能发挥表决中的关键少数作用，甚至如无国民党与民进党籍“立委”的联署，其法案提案权也受到限制。这种背景下，“时代力量”对民进党的主要影响不在于“立法院”中具体的法案操作和“议会”攻防，而在于其民意支持度和发展潜力对民进党政策的拉扯作用，以及牵动民进党在“执政”后的政党再定位。
民进党与“时代力量”的关系以及民进党对“时代力量”的应对策略，绝不是仅由两者自身决定的。其力量变迁和政策导向势必受到中美关系、东亚局势、两岸关系等大环境，以及国民党与民进党的力量对比、蔡英文当局绩效等小环境的影响。大陆对台工作除坚持长久以来行之有效的相关举措外，在台湾政坛可能充满变数的这一阶段，更需要细腻的技巧运用与周密的“沙盘推演”。
（一）研判“民共交流”的可能性
2017年，国民党党主席的选举十分关键。这一选举本身已经不仅仅是党主席的选举。国民党主席选举既涉及2018年国民党籍县市长候选人提名权，也涉及“立委”的提名权和在“不当党产”问题上的对抗与妥协，甚至还涉及国民党的政党定位、两岸政策和未来发展的路线之争。倘若国民党能够重新整合力量，提出真正有影响力的纲领，尤其是能够实现党内年轻世代的接班与成长，在台北市、新北市提出有极大胜选希望的候选人，则可以重新获得传统蓝营支持者的支持，甚至能够争取一部分中间选民、经济选民，重新成为一个能够给民进党造成威胁的反对党。在这种情况下，民进党政府在两岸关系恶化、“执政”绩效有限的背景下，很有可能会回归深绿和“台独基本教义派”。民进党与“时代力量”在争夺意识形态选民方面的竞争会更加激烈，但是在反国民党的共同立场下，两党关系可能会出现一定缓和。
倘若国民党始终没能妥善解决党内的派系分歧、基层空心化、价值理念空洞化、政治人才的代际交替问题，一个涣散的国民党是很难给予民进党有效制约的。民进党与“时代力量”的整体冲突可能会更激烈。但是在民进党一党独大的政治生态下，应对“时代力量”的挑战，民进党的政党定位可能向中间靠拢，争取中间选民和部分泛蓝民众的可能性更大。从传统意义上讲，民进党在选举策略中关于“立委”的候选人竞争会更激进，更偏向“台独”，以动员深绿和特定群体。但是在行政首长选举中会更侧重推选有“全民立场”、能够争取中间选民的候选人。这将给民进党党内务实派的发展提供一定契机，也给“民共交流”提供了一定的可能空间。大陆方面已经提出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始终愿意和台湾各党派进行接触交往，无论台湾哪个政党、团体，无论其过去主张过什么，只要承认“九二共识”，认同其核心意涵，我们都愿意同其交往，共同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因此，探讨“民共交流”的可能性，尤其是先期的学者、智库交流的重要性就被突显了出来。
（二）争取台湾民心
既有有效的对台政策应长期、坚持不断地推进。2015年对台工会议提出“三中一青”的工作中心，即对台工作要惠及中小企业、中下阶层、中南部民众及青年。“一个中国”原则以及惠及两岸同胞的目的不会因为台湾的政党轮替而有所改变。在反对“台独”分裂活动，以及打击“台独”分子的过程中，有必要做好宣传工作，以避免某些臺湾政治人物借题发挥，将两岸关系恶化、台湾经济恶化、民众就业困难等议题归因于大陆的“打压”。大陆对台工作仍需要继续努力争取台湾同胞的“民心”。 （三）弹性应对民进党的相关议题
台湾问题是我国的内政问题，但是牵动着中美关系和东亚局势的大格局。在美国新任总统上台和共和党重夺执政权的大背景下，美国的对华政策势必会有一定调整，中美关系很可能会进入一段时间的磨合期。在此期间，民进党与“时代力量”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年金改革”“婚姻平权”等议题闯关之际，不排除民进党会操作两岸议题，尤其是做出“对美军购”等挑动两岸局势和中美关系的举动。中央既要坚定“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的核心立场，也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决走自己的路，不为暂时的外在变化所动。
三、结 语
2016年以来，台湾岛内的政治生态确实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变化，各种政治势力的合作与竞争仍有很大变数。随着2017年国民党党主席选举、民进党和国民党对2018年县市长的党内提名和初选过程的酝酿和“年金改革”“司法改革”“党产问题”的讨论与闯关，台湾岛内政治局势已经处于十字路口。这对对台工作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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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德魁
关键词：民进党；“时代力量”；台湾政党政治；对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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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后，“时代力量”的产生与发展在本质上是对2014年“反服贸”和“太阳花学运”政治资本的收割。除去混杂的意识形态和口号，“太阳花学运”发生的社会背景是台湾年轻人尤其是学生群体对台湾经济长期停滞、薪资待遇低下、就业困难、分配不公的焦虑，同时反映出台湾经济转型缓慢、产业空心化、蓝绿恶斗造成的政治空转等问题。“太阳花学运”的参与者大多是不满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愤怒的年轻人”。“时代力量”的崛起正是依靠这一股民粹主义的浪潮。民进党和“时代力量”在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和“立委”选举中形成的合作关系在选举结束后逐渐破裂，民进党对“时代力量”的发展越来越警惕。“大绿”与“小绿”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牵动着台湾政党政治的走向。鉴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目前还不多，笔者主要从民进党对“时代力量”的态度与策略角度进行初步的梳理与解读。
一、民进党与“时代力量”关系的演变
（一）2016年初选举中的合作关系
在2016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和“立委”选举中，民进党和“时代力量”在表面上是合作关系。尤其是在“立委”选举中，民进党对“时代力量”的候选人进行了诸多礼让并参与了后者的助选。民进党在新北市第12选区、台中市第3选区、台北市第5选区分别支持了“时代力量”候选人黄国昌、洪慈庸、林昶佐[1]。民进党名义上的支持理由是其提出的“终结政治恶斗”主张，即蔡英文在竞选时宣称的：要让台湾摆脱政治恶斗，所以民进党“执政”绝不会成为政党恶斗乱源，就算民进党在“国会”单独过半，也不会“整碗捧去”，会组成稳定多数的“进步大联盟”，让来自各方的人才参与“执政”行列[2]。
在新北市第12选区，黄国昌以80 508票对68 318票，51.52%对43.72%的得票率击败了担任“立委”达23年之久的国民党籍参选人李庆华，尤其是在传统的蓝营票仓汐止大胜对手近一万票。在台中市第3选区，洪慈庸击败在2012年选举中得票率超过57%的国民党籍“立委”杨琼璎。在台北市第5选区，“时代力量”候选人、摇滚歌手林昶佐以6 000票的优势击败了国民党籍“立委”、军事外交专家林郁方。基于民进党与“时代力量”的合作，在区域“立委”方面，绿营相继在一个个传统蓝营选区击败了国民党籍候选人，实现了胜选最大化的目标。从现实的政治操作层面看，民进党对“时代力量”的合作与礼让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争取中间选民的政治目的。2014年底，民进党在台北市市长选举中礼让帮助柯文哲，使其作为“白色力量”竞选成功。柯文哲以“超越蓝绿”的主张胜选，显示了台湾民众对蓝绿政党恶斗的厌恶。民进党试图通过类似合作与礼让行动，改善政党形象，争取中间选民。
其二，利用“时代力量”的号召力。虽然在“统独”意识形态光谱上，民进党与“时代力量”共享偏“独”、偏劳工、中小企业、环保、平权等社运团体的选民基本盘，但是“时代力量”对30岁以下的年轻群体很有号召力。民进党试图通过在“立委”选举中的若干礼让，通过“时代力量”动员年轻人群体在“总统”票中支持民进党，整体拉抬选情。“时代力量”在单一选区两票制度的“立委”选举中，若不与民进党合作，恐在选举中发生“弃保效应”。两党合作是各取所需。
其三，对“时代力量”发展的误判。民进党最初估计，“时代力量”将面临如新党、亲民党和台联党一样的局面。在台湾岛内政治生态向两党制发展的大背景下，小党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大多被边缘化、泡沫化[3]。最初，民进党对未来岛内政党政治的发展方向在大体上仍是基于两党制的判断。因此，民进党对“时代力量”的参选并未持激烈的反對立场，而是采取既合作又竞争的立场。尽管“时代力量”被边缘化和泡沫化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台湾TVBS、自由时报、台湾指标民调等媒体和民调机构的选前民意调查显示，“时代力量”在不分区“立委”的政党票部分的支持度大幅度提升，一度高达10%。外界纷纷预估“时代力量”将取得不小的成绩。民进党这才开始紧张起来，担心选民分裂投票、自身政党票大量流失将影响“国会”过半的选举目标。于是，民进党先由台湾地区副领导人候选人陈建仁出面呼吁政党票不要投小党。之后，民进党上下动员，稳固政党票，甚至提出了“时代力量”的不分区“立委”名单人数少、政党票多投“时代力量”是浪费等口号，最终压缩了“时代力量”的政党票[4]。从最终的选举结果来看，在政党票及不分区“立委”方面，“时代力量”取得了731 461票，得票率达到6.1%，获得2席不分区“立委”席次。因此，“时代力量”在此次选举中累计获得5个席次，能够在台湾立法机构中组成“时代力量”党团。
但是，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在新竹市的区域“立委”选举中，民进党并未与“时代力量”做出很好的整合。代表民进党参选的柯建铭在选前就指责：何以民进党在许多选区礼让“时代力量”，却迟迟无法在新竹市达成整合共识，无法把新竹市“换回来”。柯建铭虽然获得90 227票，以41.3%的得票率当选，赢过“时代力量”的候选人邱显智36 215票、16.5%的得票率。但是在选举过程中，“时代力量”候选人邱显智的团队不断指责柯建铭在党团协商中涉嫌“密室协商、黑箱作业”，有害民主等，与其在竞选中埋下了心结[5]。在选后民进党与“时代力量”的摩擦中，柯建铭率先批评“时代力量”靠谎言抹黑民进党而成长。 （二）2016年“大选”后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鉴于有深绿阵营的“台联党”在台湾政坛泡沫化、空心化的前车之鉴，“时代力量”极力避免重蹈“台联党”的覆辙。在民进党在野时，“台联党”与其的合作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台联党”以极端主张巩固深绿基本盘，而民进党为赢得大选适当标榜中间路线，争取中间选民。但是在民进党“执政”时，一旦其“执政”成绩不好，出现“执政”危机和民意支持度下降，必然回归争取“台独基本教义派”的支持，势必大挖“台联党”的墙角[6]。“台联党”逐渐泡沫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民党与民进党的挤压、李登辉的个人光环逐渐褪色、“急独”立场逐渐失去市场等等。“时代力量”在选后所力图避免的就是“台联化”，即和亲民党类似“恩庇型”政党的结构性危机[7]。因“统独”意识形态色彩的问题，“时代力量”很难吸引传统的泛蓝支持者的选票，所以与同属绿营的民进党在政策主张上做出区隔就成为其重中之重。
虽然有必要做出政策区隔，但毕竟并非国民党与民进党之间可以做出明显的政策主张区分那样，这时候议题的选择与对抗的尺度就很有政治操作的技巧。在2016年的“国民党党产”“司法改革”“年金改革”和两岸关系等议题上，“时代力量”未主动发挥优势，多是在研判政治情势后，基本追随民进党的政策主张。但在2016年底，“时代力量”选择以“一例一休”议题作为批判民进党政策、凸显自我的着力点。民进党对“一例一休”政策的推动，在本质上是从在野党到“执政党”后，面对“执政”的现实和台湾经济的现状而不得不对“周休二日”的竞选承诺的修正。同时，因为民进党所推出的“一例一休”政策内容与国民党“执政”时期所力主的“劳动法”修正案主张并无实质区别，国民党对民进党“一例一休”政策的批评缺乏社会动员的根基，容易被批判为“为反对而反对”。“时代力量”恰好可以借此议题，在劳工社运团体与民进党政府的激烈冲突之际，收割绿色选票。
2016年10月27日，“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总召徐永明说，有人说民进党可以不要“不支持‘一例一休’”的选票，但他质疑民进党是否也可以不要“支持‘国会’改革”的选票。同日，“时代力量”“立委”高潞·以用·巴魕剌抨击民进党粗暴推动“一例一休”草案，已经违背对人民的承诺、背叛人民的期待[8]。11月14日，她在质询台湾“劳动部”部长郭芳煜时，播放了民进党“立委”们在4月8日质询马英九政府劳动政策的影片，抨击民进党的劳动政策：“520‘执政’前，民进党‘立委’为劳工据理力争需要两例假日；却在‘执政’后出现180度发夹弯，这些过往的承诺都不用履行吗？”[9]
根據政党认同的民意调查，有台湾学者分析，“‘时代力量’虽然仍和民进党有段差距，但已和国民党相差无几”，原因是“年轻基本盘力挺、民进党政绩不利、国民党监督力道不足、善于操作议题”。同时，“民进党主导的‘立法院’，虽宣誓要强化‘国会’改革、提振议事效率，但显然没达标，‘时代力量’还能以此为基础狠批蓝绿两党，深化其改革形象向民众诉求”[10]。对此，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柯建铭和相关民进党党员不仅在议场和媒体批判“时代力量”，更提出要封杀联署 “时代力量”的法案[11]。民进党籍“立委”更是在会场怒斥“时代力量”徐永明：“你们不能靠说谎茁壮，‘时代力量’就是靠说谎茁壮，我看不起你！”[12]柯建铭在12月12日接受电台采访时称：“民进党从党外时期走过来，已经30年，背负时代的使命，‘执政’了必须解决问题。大家对‘时代力量’有期待，希望‘时代力量’不要靠抹黑来成长，日前‘劳基法’三读时，他曾在‘立法院会’说过，‘时代力量’是‘时代新衣’，一个政党若建立在对别人抹黑，迟早会被看穿，这个党也不可能会成长。”[13]
民进党籍“立委”段宜康在电视台政论节目中，对于“时代力量”的一番见解是观察民进党对“时代力量”的判断与认知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段宜康曾是民进党内新潮流系的总召，尤其是对近年来的选举策略操盘多有建言。因此，他的立场与观察可以反映民进党内对“时代力量”发展和警惕的独特一面。段宜康称，传统上把民进党与“时代力量”称为“大绿”与“小绿”，但是这并不准确。首先，据民意调查，“时代力量”的支持率在台湾北部地区较高，而向南方递减，这与民进党自高雄台南向北递减的传统局面有很大区别。其次，从民进党的支持者与“时代力量”目前的支持者来看，两者之间存在年龄、时代的差异，颇有“新绿”与“老绿”的分野。“时代力量”以年轻人的支持为导向，尤其是抢夺了民进党在地方进步改革的形象牌。这一点得到了民意调查数据的证实。台湾智库的民调显示，在20至29岁的年龄层，“时代力量”的政党支持率达24.3%，高于国民党的19.8%和民进党的16.9%；在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选民中，“时代力量”也以23.8%的支持率，高于国民党的22.6%与民进党的22%[14]。这意味着，相较于曾经的第三势力“台联党”，“时代力量”有显著的不同。其支持群体以及政策主张都有可能给民进党带来巨大威胁。民进党势必会在更多的领域对“时代力量”采取竞争和防范的态度，而不是原来在选举中的合作与礼让态度。
（三）2018年选战布局中的竞争关系
在传统的蓝绿对决的政治格局下，民进党擅长宣传和意识形态动员，而国民党由于在台湾长期“执政”的遗产，在财政实力、政商关系和地方派系上有优势且善于组织动员。但是，国民党在2014年县市长基层选举中大败，丧失了地方行政资源的优势；民进党在国民党党产问题上不断追讨发酵，使得国民党原先的组织动员能力陷于瓦解，在依靠地方政治派系与网络的中南部地区更是如此。况且国民党内缺乏新生代的政治明星，长期以来党内派系斗争不断，对年轻一代政治人才的提携培养不够。缺乏有号召力的政治理念和政党定位模糊等问题都困扰着国民党的整合与再起。
在2016年的选举中，国民党不仅丢掉了“政权”，而且首次丢掉了“立法院”的控制权，更面临民进党政府利用“不当党产”议题和“转型正义”议题不断清算的压力。在败选后，国民党党内纷争不断。不少台湾绿营人士不断幻想能够实现国民党的进一步边缘化、“外省化”、“新党化”，最后在台湾政坛形成 “时代力量”与民进党的所谓两大本土政党轮流“执政”，或者以民进党为主导的一党支配、长期“执政”的体制。但是对于绿营而言，达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台湾两党制政党政治生态的制度根基在于2005年“修宪案”所采取的分立式的“单一选区两票制”。这种有利于大党而不利于小党的制度，压缩了小党和第三党的生存空间，自然形成了蓝绿对决的基本政治格局。在2016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民进党参选人蔡英文虽然领先国民党参选人朱立伦308万票，得票689万票，但比2012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时仅仅多出了80万票。无论是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还是在政党票方面，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得票率都出现了下滑的趋势。这意味着在选民的支持上，传统的蓝营支持者并未选择转向支持民进党，而是放弃投票，或者投票给泛蓝的亲民党宋楚瑜。同理，蓝营的支持者和中间选民尤其是经济选民，并不会因为对国民党和民进党的不满就选择“时代力量”。应对“时代力量”的挑战，民进党对政党进行再定位，转向争取中间选民或泛蓝选民的可能性不大，最终可能仍然转向回归深绿，炒作“统独议题”，回归“台独基本教义派”。这是未来对“时代力量”的最大冲击。 对台湾各政党而言，下一次的重要选举是2018年的“县市长选举”和“县市议员选举”，尤其是针对绿明显大于蓝的南部地区县市，绿营内部的初选已经开始酝酿。“时代力量”积极布局地方基层，在2016年就已在各地建立了基层党部，招纳有影响力、形象优秀的年轻人，在各县市推出自己的“县市议员”人选，并积极期望整合绿党、社会民主党等小党，吸纳已有的社运力量。同时，“时代力量”主席黄国昌是否会参选新北市市长受到广泛关注。
新北市的前身为台北县，常住人口近400万，人口数居台湾全岛首位，与台北市并称为“双北”，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台北市、新北市的市长职务更是获取政绩和知名度，进一步争取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重要台阶。与台北市基本是蓝营支持者仍大于绿营支持者的局面相比，新北市的蓝绿形势总体比较平衡。如果民进党有所礼让、蓝营无法推出有力的候选人，黄国昌本人既是新北市人，也是新北市的区域“立委”，其参选就有胜选的可能。“时代力量”可以通过市长选举的曝光率，提振在“县市议员”选举中的选情。
但是就新北市的重要地位而言，民进党势必很难再如2016年的“立委”选举一样，对若干“立委”席次进行礼让。民进党资深“立委”苏系吴秉睿、游系高志鹏及新科“立委”、经常在媒体露面的罗致政都有意在2018年竞选新北市市长。据媒体报道，在民进党方面，党内的政治明星、台南市市长赖清德也有意在2018年参选新北市市长。赖清德的故乡就在新北市，在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时，赖清德多次前往新北市替多位新北市的绿营候选人站台。赖清德一向志在“总统”大位，台南市毕竟在台湾岛内的影响力比不上新北市、台北市。另外，赖清德也有可能“入阁”就任“行政院”职务。但是在台湾经济不好的大环境下，这容易影响其形象和民意支持度，以至背负“执政”压力。因此，出选新北市市长成为其可行的选择，赖清德也未对此作出否认[15]。
与新北市市长选举相比，对各县市议员，“时代力量”主席黄国昌已经表态：“2018在主要选区，‘时力’都会推派议员候选人。希望把更多有理想的‘时力’候选人，送进地方县市‘议会’问政。”[16]台湾“县市议员”选举与“立委”选举不同，需要的当选票数较少，所以对“时代力量”推出的候选人，民进党很难阻挡。与此同时，在民进党推出的“县市议员”中，扎根基层的地方派系议员可能受到的影响较小，但是其主打形象牌和针对年轻候选人的选情势必受到“时代力量”的极大冲击。可以预见，民进党与“时代力量”的竞争会日趋激烈。
二、大陆对台工作的相关应对
在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后，民进党具有完全“执政”的优势。“时代力量”本身不仅没有地方县市的“执政”权，在“立法院”中的党团席位也只有5席。在民进党在“立法院”过半的情况下，“时代力量”在“立法院”投票过程中并不能发挥表决中的关键少数作用，甚至如无国民党与民进党籍“立委”的联署，其法案提案权也受到限制。这种背景下，“时代力量”对民进党的主要影响不在于“立法院”中具体的法案操作和“议会”攻防，而在于其民意支持度和发展潜力对民进党政策的拉扯作用，以及牵动民进党在“执政”后的政党再定位。
民进党与“时代力量”的关系以及民进党对“时代力量”的应对策略，绝不是仅由两者自身决定的。其力量变迁和政策导向势必受到中美关系、东亚局势、两岸关系等大环境，以及国民党与民进党的力量对比、蔡英文当局绩效等小环境的影响。大陆对台工作除坚持长久以来行之有效的相关举措外，在台湾政坛可能充满变数的这一阶段，更需要细腻的技巧运用与周密的“沙盘推演”。
（一）研判“民共交流”的可能性
2017年，国民党党主席的选举十分关键。这一选举本身已经不仅仅是党主席的选举。国民党主席选举既涉及2018年国民党籍县市长候选人提名权，也涉及“立委”的提名权和在“不当党产”问题上的对抗与妥协，甚至还涉及国民党的政党定位、两岸政策和未来发展的路线之争。倘若国民党能够重新整合力量，提出真正有影响力的纲领，尤其是能够实现党内年轻世代的接班与成长，在台北市、新北市提出有极大胜选希望的候选人，则可以重新获得传统蓝营支持者的支持，甚至能够争取一部分中间选民、经济选民，重新成为一个能够给民进党造成威胁的反对党。在这种情况下，民进党政府在两岸关系恶化、“执政”绩效有限的背景下，很有可能会回归深绿和“台独基本教义派”。民进党与“时代力量”在争夺意识形态选民方面的竞争会更加激烈，但是在反国民党的共同立场下，两党关系可能会出现一定缓和。
倘若国民党始终没能妥善解决党内的派系分歧、基层空心化、价值理念空洞化、政治人才的代际交替问题，一个涣散的国民党是很难给予民进党有效制约的。民进党与“时代力量”的整体冲突可能会更激烈。但是在民进党一党独大的政治生态下，应对“时代力量”的挑战，民进党的政党定位可能向中间靠拢，争取中间选民和部分泛蓝民众的可能性更大。从传统意义上讲，民进党在选举策略中关于“立委”的候选人竞争会更激进，更偏向“台独”，以动员深绿和特定群体。但是在行政首长选举中会更侧重推选有“全民立场”、能够争取中间选民的候选人。这将给民进党党内务实派的发展提供一定契机，也给“民共交流”提供了一定的可能空间。大陆方面已经提出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始终愿意和台湾各党派进行接触交往，无论台湾哪个政党、团体，无论其过去主张过什么，只要承认“九二共识”，认同其核心意涵，我们都愿意同其交往，共同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因此，探讨“民共交流”的可能性，尤其是先期的学者、智库交流的重要性就被突显了出来。
（二）争取台湾民心
既有有效的对台政策应长期、坚持不断地推进。2015年对台工会议提出“三中一青”的工作中心，即对台工作要惠及中小企业、中下阶层、中南部民众及青年。“一个中国”原则以及惠及两岸同胞的目的不会因为台湾的政党轮替而有所改变。在反对“台独”分裂活动，以及打击“台独”分子的过程中，有必要做好宣传工作，以避免某些臺湾政治人物借题发挥，将两岸关系恶化、台湾经济恶化、民众就业困难等议题归因于大陆的“打压”。大陆对台工作仍需要继续努力争取台湾同胞的“民心”。 （三）弹性应对民进党的相关议题
台湾问题是我国的内政问题，但是牵动着中美关系和东亚局势的大格局。在美国新任总统上台和共和党重夺执政权的大背景下，美国的对华政策势必会有一定调整，中美关系很可能会进入一段时间的磨合期。在此期间，民进党与“时代力量”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年金改革”“婚姻平权”等议题闯关之际，不排除民进党会操作两岸议题，尤其是做出“对美军购”等挑动两岸局势和中美关系的举动。中央既要坚定“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的核心立场，也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决走自己的路，不为暂时的外在变化所动。
三、结 语
2016年以来，台湾岛内的政治生态确实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变化，各种政治势力的合作与竞争仍有很大变数。随着2017年国民党党主席选举、民进党和国民党对2018年县市长的党内提名和初选过程的酝酿和“年金改革”“司法改革”“党产问题”的讨论与闯关，台湾岛内政治局势已经处于十字路口。这对对台工作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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