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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硕龙到大新，再到东莞，越南在华务工人员追逐着越来越大的梦想，也承担着越来越大的风险。
2015年10月28日，黎明之前，天灰蒙蒙的。越南高平省下琅县一间农房里，38岁的黄春兰已经起身。她用了半个小时做好早饭，叫醒了要下田耕种的丈夫，换上绿色工作服，走向中越边界。绕过一个小山坡，黄春兰只用了不到10分钟就走到中方检查站。中方武警随便看了看边民证，打了声招呼，“返工啦！”她笑着应了一声。一分钟后，她就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大新县硕龙镇的老桥头饭店——她的工作单位。
九百米，越南劳工的希望
硕龙镇位于大新县城西面。地处中越边境，边境线长30余公里，镇的中心是一条老街，镇政府、商店饭馆都集中在这里。老街西端是一座桥，横跨归春河，桥西是边检站，老桥头饭店坐落在桥东。黄春兰的家离老桥头饭店仅有900米。早晨六点的光景，除了她，还有许多骑着三轮的越南人越过这座桥，车上装满越南特产——盔式帽、酸奶及香烟等，越南烟很便宜，十块钱一条，但未经过烤制的香烟味道非常冲，非大烟鬼不能适应。这些越南商贩在过境时要向中方交纳一元人民币的税款。无论是黄春兰，还是来来往往的越南商贩，他们的衣着打扮都与中国人无异，甚至摩托车都挂着中国的“桂”字头牌照。
硕龙镇有一万一千人，据硕龙镇街道办主任梁海燕透露，仅仅在老街上，有固定工作的越南人就接近一百人，他们或者当服务员，或者搞装修，从事最底层的体力劳动，填补硕龙镇的人力资源空缺。梁海燕自己也开着一间饭店，在老街的中心。在她的饭店里，有两个越南服务员，月工资都是一千多。硕龙镇饭店的顾客主要都是游客，这些越南工人的语言和壮语接近，和当地人可以交流，但无法胜任与游客的对话。
硕龙镇上随处可见飘扬的五星红旗，无论是边民的住家楼房，还是酒店、商店，也不论这楼房是高耸豪华，还是低矮简陋，一律在楼房顶部用电焊固定钢筋制成旗杆，上面高扬国旗。大新的交通主干道是325县道，与老街成直角，这原本是一条军用公路，为配合1979年的对越反击战所修建。
黄春兰有两个半大儿子，都已经不再上学。除了种地，阿兰的丈夫和儿子都没有其他固定收入，有时候爷仨会一起到中国打杂工。她在老桥头饭店每月一千二的工资是全家最大的一笔收入。
每逢阴历的2、5和8日，是中越双方边民的赶集日，这一天，前往硕龙卖东西的越南村民格外多。2013年以前，黄春兰也是赶集大潮中的一员，将挖到的草药野菜运到硕龙老街。经过的次数多了，看到老桥头饭店生意兴旺就有了打工的念头。“虽然只有一河之隔，越南那边还是比较穷的，她丈夫那段时间生病，急需钱用。”饭店老板宁女士告诉记者。2013年国庆节，由于生意繁忙，宁女士就收下了她。刚开始是按天算钱，过年后转为固定工。
在硕龙，双方村民过境不用护照，而是用边民证，向当地的派出所申请核发，每年年审，成本20元。出入境只需在边民证上盖章，理论上必须当天往返，但偶尔停留几天也不会有问题。由于边境线太长，很多越南人甚至都不办理边民证，划着竹排跨过归春河就入境了，中方的边界警察对此查得并不严格。
除了工资外，黄春兰并没有别的福利，宁女士逢年过节会给她包个几百元的红包。她知道当地人做一样的工作工资是她的两倍，也知道中国员工有五险一金，但她还是愿意留下来。“老板很好，客人也很好。”她反复说。虽然被客人骂过，她依然很满足。在越南，女性地位很低，黄春兰在家要等到丈夫儿子吃完饭才能用餐，中国女性地位之高让她非常惊奇，“在我们店，都是老板娘说了算。”
九十公里，能干者的聚集地
当黄春兰在打扫卫生时，她的丈夫正在距离硕龙镇九十公里的大新县城中做房屋外装修。这里不但盛产龙眼，铅矿和锌矿都有很高产量，当地也有很多人挖山采石，早早就富裕了起来，几乎家家户户都盖起了小楼。
从2008年开始，越南的外墙雕饰开始传到大新，很多大新人盖楼后，外装修指明要做越式风格——小洋楼一般会做个尖顶，窗棂比较精致，红色为主色调，外立面做飞龙雕饰。“我们生意非常忙，基本上就是一单接一单，很少有空闲。”大新县某雕饰公司的老板李福军（化名）告诉记者，天龙是当地最大的越式装修公司，李手下有二十多个越南工匠。
“现在大新有五百个左右的越南工匠专门从事外装修。”李福军说，他们一般由工头带领，进入国内。工头会说中国话，了解国内装修行情。
阮文贤三个月前来到大新，他没有护照，也没有边民证，从山区小路进入中国的德天边境，然后坐车到了大新。他是越南永福省人，今年17岁，有着一双很浓的眉毛，矮矮胖胖，看上去很敦实。当记者见到他时，他穿着红色T恤和牛仔裤，正蹲在脚手架上粉刷天花板。
抽烟是阮文贤生活中最大的开支项。平日里，他和同伴住在郊区的平房当中，两人一张床，一间房住8个人。每天工作9个小时，没有休息日，每月能拿到一千六百元。阮文贤并不喜欢中国，甚至有些敌对情绪。他觉得中国烟太贵，而且没有劲，中国电视不好看，中国女孩太丑。他告诉记者，“胡志明市也有赚大钱的机会，我春节后要去那里。”
这种敌对情绪来自那场战争。大新商人李红前些年经常去越南做进口木材生意，“很多越南人都滞留在大新，警方都不会管，但我们在越南多留一两天都不行，酒店都会举报你，把你抓起来。做生意听说你是中国人就刁难你，到现在他们还认为我们是侵略者。”
然而，敌视与否并不能改变硕龙、大新劳动力逐渐短缺的现实。李红最近租下了三百亩农田，打算种木瓜，但他怎么都找不到年轻劳动力，最后只好雇了十二个老年人帮他打理。“年纪最小的都五十六了，我挺害怕他们生病出事。”十一月是大新甘蔗成熟的季节，每当此时，漫山遍野的越南农民就从边境涌过来当小工砍甘蔗，最多时超过五万人。
越南劳动力逐渐凭借着各种的优势占据了大新的市场，他们不仅年轻，而且还有技术专长。“很多人点名要求越南人装修，他们不信任中国人的手艺，”李福军说，他手下的“头牌”是一对越南父子，父亲从事外墙雕饰已有二十年，“那个效果中国人根本做不出来。”
虽然如此，赚大钱的还是李福军这样的中国老板。由于掌握了客户，李福军接单后再转给越南人，30元每平米接的活25元转包出去，这些越南人成为他的摇钱树。虽然李福军不够光明磊落，但相比九百公里外的东莞，他已经是一个非常仁厚的老板了。
九百公里：越南打工者的终极梦想
东莞是越南打工者的终极梦想，每年的9月和10月，他们在越南工头的带领下，乘坐各种交通工具，以每批数十人的规模来到这里。
东莞的劳动力成本一路攀升。“新劳动法规定了工人底薪与加班费的标准，企业赚钱的利润空间就缩小了。”一位电子厂的老板告诉记者，目前他手下的工人月平均工资在四千元。2015年年初，东莞市还调整了全市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包括平时及周末的加班费用，但越南工人并不在此列，他们的普遍时薪只有每小时10元，没有任何加班补偿。
引入便宜的越南劳工，成为东莞制造业的现实需求。据不愿透露姓名的当地公安介绍，电子厂和制衣厂集中的厚街和常平成为引入越南劳工最多的两个镇。“他们没有护照，更没有工作签证，属于非法劳工，老板不让他们外出，所以很难统计具体数字。”
与硕龙的打工者不同，东莞的越南劳工存在着明显的剥削阶层——工头。除极个别单独闯荡的越南人，越南劳工都由工头介绍。他们懂中国话，在越南物色老乡，并提供入境、联系工厂的一条龙服务，最后还帮助东莞老板管理工人。老板每月会把工资发给工头，工头从中扣除20%，再转发给手下。“这些工头对手下经常恫吓，不听话就威胁要把他们交给警方，有时还有暴力殴打。”上述公安说。
从硕龙到东莞，越南在华务工人员追逐着越来越大的梦想，也承担更多风险。即便如此，黄春兰仍想将儿子送过去，她也想一直在老桥头饭店做下去，攒钱为家里盖一栋楼。宁女士却已经在考虑解雇她，“稍微要说话的活就做不了，我在旁边做事时常要被叫过去帮忙，”宁女士说，“只要能招到本地人就不让她做了。”
（《看天下》2015年32期）
2015年10月28日，黎明之前，天灰蒙蒙的。越南高平省下琅县一间农房里，38岁的黄春兰已经起身。她用了半个小时做好早饭，叫醒了要下田耕种的丈夫，换上绿色工作服，走向中越边界。绕过一个小山坡，黄春兰只用了不到10分钟就走到中方检查站。中方武警随便看了看边民证，打了声招呼，“返工啦！”她笑着应了一声。一分钟后，她就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大新县硕龙镇的老桥头饭店——她的工作单位。
九百米，越南劳工的希望
硕龙镇位于大新县城西面。地处中越边境，边境线长30余公里，镇的中心是一条老街，镇政府、商店饭馆都集中在这里。老街西端是一座桥，横跨归春河，桥西是边检站，老桥头饭店坐落在桥东。黄春兰的家离老桥头饭店仅有900米。早晨六点的光景，除了她，还有许多骑着三轮的越南人越过这座桥，车上装满越南特产——盔式帽、酸奶及香烟等，越南烟很便宜，十块钱一条，但未经过烤制的香烟味道非常冲，非大烟鬼不能适应。这些越南商贩在过境时要向中方交纳一元人民币的税款。无论是黄春兰，还是来来往往的越南商贩，他们的衣着打扮都与中国人无异，甚至摩托车都挂着中国的“桂”字头牌照。
硕龙镇有一万一千人，据硕龙镇街道办主任梁海燕透露，仅仅在老街上，有固定工作的越南人就接近一百人，他们或者当服务员，或者搞装修，从事最底层的体力劳动，填补硕龙镇的人力资源空缺。梁海燕自己也开着一间饭店，在老街的中心。在她的饭店里，有两个越南服务员，月工资都是一千多。硕龙镇饭店的顾客主要都是游客，这些越南工人的语言和壮语接近，和当地人可以交流，但无法胜任与游客的对话。
硕龙镇上随处可见飘扬的五星红旗，无论是边民的住家楼房，还是酒店、商店，也不论这楼房是高耸豪华，还是低矮简陋，一律在楼房顶部用电焊固定钢筋制成旗杆，上面高扬国旗。大新的交通主干道是325县道，与老街成直角，这原本是一条军用公路，为配合1979年的对越反击战所修建。
黄春兰有两个半大儿子，都已经不再上学。除了种地，阿兰的丈夫和儿子都没有其他固定收入，有时候爷仨会一起到中国打杂工。她在老桥头饭店每月一千二的工资是全家最大的一笔收入。
每逢阴历的2、5和8日，是中越双方边民的赶集日，这一天，前往硕龙卖东西的越南村民格外多。2013年以前，黄春兰也是赶集大潮中的一员，将挖到的草药野菜运到硕龙老街。经过的次数多了，看到老桥头饭店生意兴旺就有了打工的念头。“虽然只有一河之隔，越南那边还是比较穷的，她丈夫那段时间生病，急需钱用。”饭店老板宁女士告诉记者。2013年国庆节，由于生意繁忙，宁女士就收下了她。刚开始是按天算钱，过年后转为固定工。
在硕龙，双方村民过境不用护照，而是用边民证，向当地的派出所申请核发，每年年审，成本20元。出入境只需在边民证上盖章，理论上必须当天往返，但偶尔停留几天也不会有问题。由于边境线太长，很多越南人甚至都不办理边民证，划着竹排跨过归春河就入境了，中方的边界警察对此查得并不严格。
除了工资外，黄春兰并没有别的福利，宁女士逢年过节会给她包个几百元的红包。她知道当地人做一样的工作工资是她的两倍，也知道中国员工有五险一金，但她还是愿意留下来。“老板很好，客人也很好。”她反复说。虽然被客人骂过，她依然很满足。在越南，女性地位很低，黄春兰在家要等到丈夫儿子吃完饭才能用餐，中国女性地位之高让她非常惊奇，“在我们店，都是老板娘说了算。”
九十公里，能干者的聚集地
当黄春兰在打扫卫生时，她的丈夫正在距离硕龙镇九十公里的大新县城中做房屋外装修。这里不但盛产龙眼，铅矿和锌矿都有很高产量，当地也有很多人挖山采石，早早就富裕了起来，几乎家家户户都盖起了小楼。
从2008年开始，越南的外墙雕饰开始传到大新，很多大新人盖楼后，外装修指明要做越式风格——小洋楼一般会做个尖顶，窗棂比较精致，红色为主色调，外立面做飞龙雕饰。“我们生意非常忙，基本上就是一单接一单，很少有空闲。”大新县某雕饰公司的老板李福军（化名）告诉记者，天龙是当地最大的越式装修公司，李手下有二十多个越南工匠。
“现在大新有五百个左右的越南工匠专门从事外装修。”李福军说，他们一般由工头带领，进入国内。工头会说中国话，了解国内装修行情。
阮文贤三个月前来到大新，他没有护照，也没有边民证，从山区小路进入中国的德天边境，然后坐车到了大新。他是越南永福省人，今年17岁，有着一双很浓的眉毛，矮矮胖胖，看上去很敦实。当记者见到他时，他穿着红色T恤和牛仔裤，正蹲在脚手架上粉刷天花板。
抽烟是阮文贤生活中最大的开支项。平日里，他和同伴住在郊区的平房当中，两人一张床，一间房住8个人。每天工作9个小时，没有休息日，每月能拿到一千六百元。阮文贤并不喜欢中国，甚至有些敌对情绪。他觉得中国烟太贵，而且没有劲，中国电视不好看，中国女孩太丑。他告诉记者，“胡志明市也有赚大钱的机会，我春节后要去那里。”
这种敌对情绪来自那场战争。大新商人李红前些年经常去越南做进口木材生意，“很多越南人都滞留在大新，警方都不会管，但我们在越南多留一两天都不行，酒店都会举报你，把你抓起来。做生意听说你是中国人就刁难你，到现在他们还认为我们是侵略者。”
然而，敌视与否并不能改变硕龙、大新劳动力逐渐短缺的现实。李红最近租下了三百亩农田，打算种木瓜，但他怎么都找不到年轻劳动力，最后只好雇了十二个老年人帮他打理。“年纪最小的都五十六了，我挺害怕他们生病出事。”十一月是大新甘蔗成熟的季节，每当此时，漫山遍野的越南农民就从边境涌过来当小工砍甘蔗，最多时超过五万人。
越南劳动力逐渐凭借着各种的优势占据了大新的市场，他们不仅年轻，而且还有技术专长。“很多人点名要求越南人装修，他们不信任中国人的手艺，”李福军说，他手下的“头牌”是一对越南父子，父亲从事外墙雕饰已有二十年，“那个效果中国人根本做不出来。”
虽然如此，赚大钱的还是李福军这样的中国老板。由于掌握了客户，李福军接单后再转给越南人，30元每平米接的活25元转包出去，这些越南人成为他的摇钱树。虽然李福军不够光明磊落，但相比九百公里外的东莞，他已经是一个非常仁厚的老板了。
九百公里：越南打工者的终极梦想
东莞是越南打工者的终极梦想，每年的9月和10月，他们在越南工头的带领下，乘坐各种交通工具，以每批数十人的规模来到这里。
东莞的劳动力成本一路攀升。“新劳动法规定了工人底薪与加班费的标准，企业赚钱的利润空间就缩小了。”一位电子厂的老板告诉记者，目前他手下的工人月平均工资在四千元。2015年年初，东莞市还调整了全市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包括平时及周末的加班费用，但越南工人并不在此列，他们的普遍时薪只有每小时10元，没有任何加班补偿。
引入便宜的越南劳工，成为东莞制造业的现实需求。据不愿透露姓名的当地公安介绍，电子厂和制衣厂集中的厚街和常平成为引入越南劳工最多的两个镇。“他们没有护照，更没有工作签证，属于非法劳工，老板不让他们外出，所以很难统计具体数字。”
与硕龙的打工者不同，东莞的越南劳工存在着明显的剥削阶层——工头。除极个别单独闯荡的越南人，越南劳工都由工头介绍。他们懂中国话，在越南物色老乡，并提供入境、联系工厂的一条龙服务，最后还帮助东莞老板管理工人。老板每月会把工资发给工头，工头从中扣除20%，再转发给手下。“这些工头对手下经常恫吓，不听话就威胁要把他们交给警方，有时还有暴力殴打。”上述公安说。
从硕龙到东莞，越南在华务工人员追逐着越来越大的梦想，也承担更多风险。即便如此，黄春兰仍想将儿子送过去，她也想一直在老桥头饭店做下去，攒钱为家里盖一栋楼。宁女士却已经在考虑解雇她，“稍微要说话的活就做不了，我在旁边做事时常要被叫过去帮忙，”宁女士说，“只要能招到本地人就不让她做了。”
（《看天下》2015年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