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浪漫的女子而言，有些非常有才华的“好人”生来是让人理解和欣赏，而不是去嫁的。在沈从文面前，张兆和却做了相反的事情——她嫁给了他，却自言并不完全懂得他。
　　沈从文对张兆和说过一句话：“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华的人。”这样的深情表白，不由人不动心。
　　多少年前，当这段良缘将开始未开始之际，胡适一边笑言安抚当时还是学生、拿着沈从文的一大叠情书前来告状的张兆和，说身为校长也不便管感情的事；另一边在悄悄了解了来龙去脉后正告沈从文：你们是两种人，这个女孩“不一定能透彻了解完整的你”。
　　也许胡适说对了，也许没有，答案只有沈、张两人自己知晓。沈从文本身就是一本人生的书，离奇曲折处，皆为淡定道来，仿佛一切均在昨日。他的天赋文字如此真挚深切，足够打动一切真正读“书”的人。所以连他自己也曾抱怨，张兆和似乎更喜欢与他两地分居，因为这样就可以读他那绵长温暖、可以打动所有识汉字的人的信件了。然而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在沈从文辞世后，张兆和却发出了两人的结合于彼此“一生是幸还是不幸”的疑问（我亲见立于凤凰沈从文墓附近的石碑）。
　　爱情可以从相同处来，也可以从相异处来。沈与张应都属于那种真诚坦率、素朴善良的人，而且均具才情。但他们不同的地方更多。张可算是一个大家闺秀，而沈却是在流浪中凭着一颗好学的心，吸收了各方面的营养，见证了人生灾难，成了一个外表温和、内心依旧不羁的“乡下人”。所以张会慨叹“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两个人在一起度过了几年的快乐时光，当光环散去、真实浮现时，内心的冲撞接踵而至。但那一个个似乎会令船舶沉没的暗礁，以及不断到来的逆境，却因两人的教养、善良，而不曾发挥毁灭性的功用。
　　张兆和看起来不像是一个爱流泪的人，但在心里，她可能为自己哭过很多次。她的一生本来可以过得像公主般灿烂，以她的外在条件与内在种种（前提是另嫁一个相当的人，而且要尽早出国，如其妹妹张充和，充和倒是一个真正了解沈从文的人），但因为那些信件、那些因为第一个选择之后的一连串到来的无可选择的选择，她一生中相当一部分时光在等待、辛劳、担忧中度过，当然，也是在寂寞中度过，尤其是后半生更是如此。因为连沈从文自己都承认，从1949年后，他的生命除了沉浸在文物世界中，没有其他的生活。而1949年，张兆和还不足40岁。
　　当然，更大的不幸，还是那离奇的社会运动给予的。否则，他们本可以开创一些共同的天空，本可以在静静相守中多一些相知。但在尊严和知识均被扫地出门的日子里，何谈分享？所以，张兆和在所有有关那段岁月的文字中，在看似无意的描述和平淡的语言中，均隐藏着深深的愤恨与悲哀。尽管如此，张兆和不见得有多么后悔，因为在沈走后，她深觉“斯人可贵”。可惜，岁月和患难的烟雾，掩盖了多少灵性。一切真的来不及了。
　　梦碎的还有沈从文。以谦逊著称的他曾经毫不谦虚地说，文学是他随意一抓而抓来的事业，还有很多事情只要他专心去做也必可做好。当他成为一个功底深厚、成绩斐然的文物专家时，没人敢说这是一句大话。许多人都在遗憾他丢掉了那支可以随心所欲的文学之笔时，只有他自己早已预见到了那一天。其实他对于最接近他心灵的文学并没有别人想象中的决绝，他曾经非常努力地想要重新拾取，但天赋的魔法已失，被种种人、种种事情夺去。
　　在被逼到墙角之后，他用自己的方式，隐忍、沉默、坚强地站立了起来，一样的骄傲，一样的辉煌。在他不羁的心里，一直在藐视那些“逼”他的人和事。只是，他不曾笑出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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