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自1988年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提出“Historiophoty”的概念，用于表达影视和史学的关系，至1990年代该词翻译进入学界以来，不断有学者结合西方史学和中国史学传统，阐释影像材料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讨论影像作为史料的优缺点，从不同的角度解读这一史学研究的新概念。事实上，围绕这一概念的认知和实践，国内史学界不断有诸如前缀“影视”“图像”“影像”等定语的史学文章出现，概念交叉常导致在教学和实践中逻辑的不自洽。在多年从事影像创作实践和高校历史实验教学的基础上，探讨“Historiophoty”作为“影像史学”的本体内涵对当前国内影像史学理论建设是必要的。
[关键词] 后现代;“Historiophoty”影像史学;影像实验
[中图分类号] J9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672-4917（2021）01-0073-06
一、“Hisotoriophoty”的词源考释
从构词和词源的角度，“Historiophoty”由 histori-和phot-两个词根组成，histori-自然来自历史history一词，可以追溯到拉丁文 historia 意为“叙事、记述、故事”，再追溯到希腊文同义词意为“通过调查获取知识、叙事”。phot-是怀特借用英文photo一词，photo本源自希腊语“光”，但这里应该是photograph的缩写，英国科学家约翰·赫谢尔（John Herschel）爵士于1839年3月14日发表在皇家科学院的文章中首次出现该词[1]300。其中-graph源自希腊语 graphein，意为“书写、记录”，因此 photograph 原意为“用光记录”，引申为“照片、影像”，后缀 -y将其专有名词概念化即photography，意为“摄影术”。那么，“Historiophoty”本意应为“历史化的影像手段”。怀特并没有拟造如Photohistory（“影像的历史”）一类的词来代表他的理论。这说明，“Historiophoty”的概念除了具有史学研究重视的历史叙事，还有和历史学研究相关的跨学科的内涵。
二、“Hisotoriophoty”与后现代
尽管海登·怀特本人一再否认，在历史哲学研究领域，他仍被认为是所谓“后现代历史哲学”的标志，他关于“元史学”、修辞学、话语转义的研究将文学分析引入史学批评领域，是历史哲学“语言学转向”早期的主要倡导者。怀特在1988年提出“Hisotoriophoty”实际上与他的历史哲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然而，他在學术著述中并没有充分地论述 “Historiophoty”这一概念，在他发表了标志性的《历史编纂与影视史学》（1988年）一文以后，只在2008年对一篇书评的回应文章中，阐释了他创造“Historiophoty”一词的初衷，可以说，“Historiophoty”的概念没有在怀特思想内容中占据显著位置，他本人对其学术内涵和实践缺乏进一步的阐释和界定。
那么，“Historiophoty”和后现代史学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影像表达历史进入“后现代”思潮后扮演什么角色？20世纪历史哲学的发展为上述问题提供了思考视角。
象研究自然科学一样去研究人类文化既是启蒙思想的内涵，也是自然科学助推的结果。这一倾向导致实证研究逐渐在19世纪的史学探讨中占据了主流。实证主义史学以求真为目的、以科学客观为基本态度，运用人类知识的一切手段，还原历史真实，摒弃和避免历史编纂中的主观性。在很大程度上，实证主义划分了现代历史学的学科边界，方式是将历史学与实证研究紧紧结合起来。在实证主义时代，历史学自信地以描绘人类历史的全部图景为己任，历史学家被认为和科学家是一类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反对历史主义来支配历史学研究，他认为历史主义是哲学家的任务，而哲学家是不用去验证史实的真实与否的。兰克说，“哲学家以事件从属于其观念，只在从属于其概念时采取认识它，是一种概念的历史。如果这个过程正确，历史学将失去其独立性”[2]46。实证主义将历史研究的重点从概念构建转移到实证研究上来，以求真为根本目的，以客观为基本态度，将历史学从哲学式的概念建构中解放出来，近代科学研究中经常使用的诸如实验、调查、计量等观念和方法被用于认识和解决历史学研究中的问题，从而推动了现代历史学科的形成。拉丁文 historia “通过调查获取知识、叙事”和photography的“摄影技术”功能在实证主义史学的背景下走向结合。
传统历史学和近代科学的结合并非一帆风顺。20世纪初的历史哲学领域，反对和批判启蒙精神的声音不绝于耳。启蒙时代的主旋律是科学和理性，真正对启蒙理性构成严肃批判的思考，是质疑科学理性是否有存在一个相辅相成的对立面，比如人文精神。如冯·赖特（Von Wright）所说，人文学科是对作为文化存在物的人的研究[3]89，那么是否人文学科可以沿着物理学、生物学那样的方式获得最终的完善？对于历史学科来说，在实证主义史学大行其道的19世纪末，学者也在尽力思考人文学科区别于自然科学的自主性。文德尔班用“规范的”（nomothrtic）和“表意的”（ideographic）来描述自然科学和人文研究的差异，认为前者是普遍性和规范法则的探索，采用的是抽象和演绎的研究方法;后者对个别性和唯一性感兴趣，采用的是直观和体验的研究方法，狄尔泰在《精神科学导论》用“解释”（erklaren）和“理解”（verstehen）来解释这种差异[4]381-400。20世纪初期，实证主义的哲学理论发展到顶点，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哲学思想蔓延到历史哲学领域，代表是1942年亨佩尔发表《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一文。亨佩尔提出的历史解释的“覆盖率模式”，将实证主义史学的方法论进一步形式化。[5]35-48物极必反，逻辑实证主义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展到顶峰后，旋即跌下神坛，自然科学倾向的实证主义历史研究，未能给人文研究提供一个满意的哲学基础，马克·布洛赫说“将历史诉诸感情并不有损理智”[6]10。在实证史学的学术框架中，没有位置留给人类文化的感性部分，对此，冯·赖特认为，自然科学的理论范式在处理人文问题时天然存在一种“概念的贫乏”[3]99。“Historiophoty”要作为历史学研究的概念呈现，需要注入新的内涵。 语言学的结构主义思想，质疑和颠覆了历史知识最基础的概念，为影像叙述历史提供了历史解释的新方法。索绪尔说，语言是系统中的一个符号，由“能指”和“所指”两部分组成。而对于历史文本来说，长期以来忽略了关于“能指”的一面。从语言学引入的结构主义将历史文本与真实历史事件在哲学上区分开来。从结构主义的理论来看，历史学是一个巨大的意义结构系统，它的结构特征“既是由历史事实的历时序列決定的，也是由解释或叙述历史的语言决定的”[7]48-300，这为20世纪60年代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埋下伏笔。历史的结构性，首先是历史知识的结构性，它消除了以文本为基础的历史学具有的连续性意义。历史知识是构建出来的，历史是对复杂的社会生活进行的一种编码，这种观点的代表是列维·施特劳斯。德里达认为，概念与符号表达基础之间有着牢不可破的关系，符号在先验层面上先于意义。福柯说，权力隐藏在作为真理意志的话语中，他认为理性人文知识的绝大部分是一种结构，而政治这种结构确立了理性的权威，成了现代性主体意识的中介。在哈贝马斯看来，福柯的思想用人文科学（尤其是考古学和谱系学）对理性完成了彻底的批判，以“历史的反科学形式来超越人文科学”。按照福柯的观点，历史学应该杜绝目的论和宏大的因果关系，应当没有“历史真理”，因为一切真理都是权力意志的表达。在福柯活跃的20世纪60年代，轰轰烈烈的左翼民主风潮影响到了学术界，分析哲学和结构主义以民主的名义对主流历史哲学进行反叛。
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使得“Historiophoty”成为后现代史学有力的帮手。1960年代以来，西方知识界开始对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展开批判，如历史进步论、社会演进观念、民族主义和民主制度等。如果说语言学转向对于历史学来说是研究范式的变革，是认识论和形式上的冲击，这些“新”史学浪潮则是对传统历史以内容和精神上的冲击，它们很多时候被冠以“后现代”的称谓。例如，史学新思潮批判现代社会进步理论的实质是欧洲中心论的文化霸权主义，呼吁关注长期压制在主流历史之下的少数民族、底层劳工、失足妇女、精神病人等边缘人群的身份认同，催生出诸如新文化史、微观史学、社群史、口述史、记忆史等新的研究领域。相比于传统历史学的文献史料研究和应用，这些历史问题的研究、表达和视听技术发展关系密切，形成了史学研究的新范式。美国历史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认为，“后殖民主义”是后现代主义在第三世界国家殖民历史中的体现，他认为应该用另一种历史来代替现有的、西方文明霸权的历史内容。如萨义德（Edward W. Said）的《东方学》直接质疑历史证据，否定西方殖民主义认识体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他认为，欧洲对东方文化及其历史的关注是因为“有助于西方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是欧洲“在东方关系中处于强势地位的符号”，“东方学”（Orientalism）是由西方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包含着西方对东方上千年认识的积淀，并成了一种知识的“过滤框架”，“东方即通过此框架进入西方的意识之中”[8]199。印裔历史学家斯皮瓦克（Gayatri G. Spivak）提出“作为‘他者’的欧洲”（Europe as an Other）的概念，她在《后殖民主义史学理性批判》（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一书中直白地说，“殖民主义在塑造自身形象的多种方式：以外来者的身份视自己为主人;将权利改写为服从;将欲望定义为法律——这些都制造出了一个‘他者’为主体的历史文本，后来变成为了这些地区的‘信史’”[8]199。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希望以另一种文化内核替代传统史学的内核，颠覆围绕现代性构建起来的价值评判标准。
镜头语言记录和表达历史的观念和方法进入“后现代”历史学研究领域，对历史学和历史认识产生了重要影响。史学学者理查德·范（Richard T. Vann）在分析美国主流历史理论研究期刊《历史与理论》后认为，1960年代到1970年代历史学术争论点发生了转变[9]40-70。他通过分析不同作者的史学分析模式发现，到1975年时，历史学的知识范式发生了转变，从实证主义哲学模式下居主导地位的经验验证性论述和正确逻辑性的自然科学概念，转变到由以叙事和文本分析的文学模式占主导的“新”历史哲学形式，看重对历史文本的情景化、结构化语言碎片的分析[10]236。将文学的表意理论运用到史学文本的结果，是在对历史知识的观察之外，更多地将文本视为一种美学的整体，有自身的语法、术语和诗意的意向。海登·怀特是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中坚人物，他的代表作《元史学》认为历史的叙事结构和修辞手法同样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且应该被推向历史研究的核心地位。怀特的语言学转向是英美分析历史哲学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结构主义思潮长期影响的结果。他的理论也从来不缺乏反对的声音。美国历史学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认为，对历史学的语言文学内涵的关注将使得历史学最根本的学科属性产生退化[11]28。怀特所认为的历史文本同时也是按照一定标准组织起来的文学文本，尽管他坚持历史文本本质上不具有文学以外的内涵，是诗意的创作，这便触及“历史学的底线”;阿里夫·德里克认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不管是由后现代史学还是元史学家倡导，“背后被一种历史学的民主化渴望所推动”[12]45，并且导致了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边缘化。“怀特坚持‘想象’（fiction）和‘历史’（history）之间存在区别，他希望以一种‘现代性的’真实来适应‘崇高的’历史实践的展现。”[13]143传统史学学者认为：历史学研究需要严格的“程序正义”保证研究的真实性，要坚持自然科学研究的知识谱系。后现代主义带来的研究方向的泛化和价值体系多元化是对传统史学的挑战。
三、怀特笔下“Hisotoriophoty”的意指
“Historiophoty”正是在“后现代”史学思潮和“语言学转向”的话语体系共同作用下产生的。一方面，后现代主义代表的反叛精神，促使史学价值、标准向多元化发展，构成研究内容上的突破;另一方面，语言学转向极力呼吁的叙事结构的研究，关注历史的建构过程，是研究形式上的突破。从启蒙时期以来历史学建立起的实证主义基础被突破了。所以，对于“Historiophoty”，怀特在其1988年标志性的文章《历史编纂与影视史学》中将其解释为 “历史和历史思考内容的影像化呈现方式”。怀特认为，这种新的历史表现形式能够“充分体现历史思维的复杂性、批判性和可靠性”，因为所有的历史书写都是“归纳、置换和象征的过程”，而这些无一不是电影的呈现特点。书写历史和“Historiophoty”之间只有“中介形式”的不同。而根本上的，“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取决于历史学家对材料塑造的真实性，‘事实’并非普遍而是专业化的，‘历史’和‘非历史’的区别只在于历史学家的专业知识。如果考虑到历史影像的无限性和充分性，便可以完成视觉语言对历史事实的转换。”[14]1193-1199这段话可以看作是怀特为影像表达历史提供了理论依据。 怀特不是作为一个主流学术的挑战者去创造一个新的历史研究方向，而是希望建立与书写历史相对立的新的历史表达模式。“Historiophoty”的观点是建立在他对历史文本和历史叙事形式研究的基础上的。它是后现代和语言学转向发展到一个高层次的产物，其核心超越了实证意义上的历史真实，而指向后现代意义上的“历史感”，一种“崇高的”历史真实。在怀特2007年回应路易·梅纳什（Louis Menashe）对罗伯特·罗森斯通的书评时称“Historiophoty”一词是“书写历史”（Historiography）一词的类推，是因为历史的影像表达并不是书写历史。这个名词产生了不好的引导是，有人倾向去挑出影像中与书写历史对立的部分。怀特没有将虚构与历史真实统一起来，也没有试图用历史想象来代替历史书写。他希望创造的是对立于书写历史的另一种形式的历史体裁，一种新的历史叙事模式。怀特又提到，“影像理论总是试图将历史的影像表达与书写历史等而视之，我希望找到一种方式将它从这个束缚中解放出来”[15]83。怀特解放出来的影像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叙事模式、一种意义与形式之间的纽带。这一点与怀特长期以来高举的“文学转向”，关注“形式的内容”，是一脉相承的。
怀特思想的核心是关于“话语转义”（the tropics of discourse）的理论，而这一理论的基础来自维柯。转义就是宏观意义上的比喻，是文本和思维中对意向的类比和迁移。与其说，怀特所推崇的转义理论是将文学方法吸收到历史文本的研究领域，不如说他利用转义理论构建了语义分析的结构体系， 并运用这一理论发现了历史文本的修辞结构。在《话语的转义》一书的前言中，怀特从皮亚杰的儿童心理发展理论、维柯的“诗性逻辑”以及黑格尔和尼采的思想中找到佐证，试图证明比喻是理性的基本条件。怀特认为，根据人类认知的基本理论，思维将新的内容引入经验的内容和结构中来，必然会产生意义的转义。这种“转义”既是各种理论展开的条件，也是认知的过程。对于历史文本来说，情节结构正是这种转义理论的表现形式，也是使历史变得可理解的必要条件。怀特为史学文本的情节模式设定了四种类型，并把历史话语区分为历史事实意义与对事实形式的解释和阐释所形成的“表层”意义[16]119。对历史的情节结构的研究指向深层的历史结构意义，有助于理解“想象与思想之间的连续性”[16]25，以及事实和解释之间的互补关系。理解转义理论，便可以理解怀特史学思想中的“后现代”的部分。怀特着力论述的是转义的过程，意义从A到B的过程，而A和B分别的具体形式，是转义理论较少关注的。怀特思想的基础是转义理论，是建立思想的“元过程”，而不是将文学修辞手法套用在历史知识形成过程中，更不是将一切历史知识都看成是虚构的。怀特的转义理论，可以看作是结构主义“能指”和“所指”的概念在历史文本中的深刻运用。
怀特的不同在于，用形式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历史中的主观性。怀特多次否认自己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从一个方面说，后现代主义从来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它的名称的主干“现代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宏大空旷的概念。怀特认为自己是一个“形式主义者”，认为自己的研究方法是结构主义的。怀特的研究关注点在于“历史与文学的结合部分”。所以当我们在怀特的思想体系中去思考“Historiophoty”时，发现它不是方法论层面的概念，不是接近历史真相的诸多手段之一，而是作为历史叙事的形式，用形式上的变化来突破文字表达的局限。从某种意义上说，怀特的方法也是科学和实证的，因为他研究的对象是历史文本中的主观因素，是历史话语的形成过程。要超越这些“主观”性，怀特的工具是“转义”的概念，用来认识意义的形成机制。怀特的思想是“形式主义”的，他创造的语意研究理论为理解一部分内容作出了贡献。如果说怀特思想对主流历史学造成了冲击，并不在于他否定了什么，而是他建立的这一套方法为认识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从这个角度，“Historiophoty”可以被看作形式上的另一个解放、向外的拓展。
四、“Historiophoty”与“影像史学”
“Historiophoty”包含了以上历史学之外更为宽泛的跨学科的内涵，特别是随着视听觉传播技术的发展，“影像”已在事实上渗进了声音等新的史料元素，因此，将“Historiophoty”译为“影像史学”似更贴切。影像史学作为一种历史叙事和研究范式，应该和史学研究的传统更有机结合并不断发展。换言之，国内对于影像史料的历史研究不应该局限在“Historiophoty”的层次，应该有所取舍和超越。一方面，中國史学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土壤和学术传统积淀，西方史学的发展也有其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和思想源流。就“Historiophoty”而言，如果没有从维柯、尼采以来思想界对实证理性的猛烈反叛，没有摩尔、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为代表的哲学家在分析哲学领域的卓越建树，没有德里达、皮亚杰、罗兰·巴特、列维·施特劳斯、米歇尔·福柯、保罗·利科等思想家在结构主义和叙事理论上的不懈突破，我们是难以对这一概念产生有启发的理解的。“Historiophoty”的概念是西方历史哲学的产物，将其移植到中国史学的学术土壤中，必然会产生一系列新问题。另一方面，从“Historiophoty”的背景即海登·怀特思想的角度来看，关于历史知识的“形式主义”研究，例如历史意识和历史认知的生成、传播、转换的过程，又如语言文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历史学的发生发展，长期以来没有进入主流学界的研究范围中。从某种程度上说，为了研究历史书写的文本性特征，承认历史书写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又何尝不是一种客观严谨的学术精神。怀特理论的可取之处在于，历史叙事理论的突破为影像的解读提供了新思路，后现代史学研究将很多新题材纳入历史学的关注范围，但是其追求“历史感”的核心目标不足以支撑起实证的史学研究。“Historiophoty”的理论将影像分析与历史研究联系起来，但是它不是出于历史学手段和目的。以影像史料为基础的研究必然要突破怀特的理论框架。不应该是影像的语言取代史学的语言，而是史学的叙事吸收影像叙事的特点，从影像材料中分析和佐证实证的历史问题。“Historiophoty”进入国内，不代表这一概念所根植的学术基础移植到了中国。反过来，国内史学界也没有必要为了迎合“Historiophoty”的后现代性，而去追求脱离中国史学传统的历史表达。“形式主义”是手段，不是目的，形式的本质是意义的外在结构，意义才是认识的对象。 近十年来，“影像史学”作为史学新范畴进入国内史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以“传统史学的严谨考证、现代影像技术的科学实证和当代历史影像表达的艺术化特征相结合”[17]，关注影像生成的技术手段，以镜头语言作为切入点，是达到影像实证研究的一个途径。一方面借助镜头语言的分析手段构建意义群体，另一方面完善影像的历史叙事结构，以期将传统历史学研究与视听技术相结合，进而形成新的历史叙事和研究方式。“影像史学”的概念可以看成是对“Historiophoty”的扬弃。脱离“结构主义-语言学转向”以来的历史哲学发展动态，脱离整个后现代历史理论思潮，去审视怀特的转义理论或“元史学”，是片面的。因为怀特理论的合理性是西方历史哲学与历史多元化发展延续统一的结合点，并不是单纯地作为史学主流观点的反对者。因而在理解“Historiophoty”、将新的语言体系或表意符号体系纳入史学研究的范畴时，需要关注影像语言的意义生成与新的话语“转义”，否则便是片面的，容易犯大是大非的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影像史学”的概念出发，去把握影像的生成特征，不仅要打破史料范围的限制，更要突破文字方法的限制。影像史学希望证明，知识形态和知识方法是普遍的，用影像语言来解决历史问题是可能和可行的。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影像材料的探讨逐渐进入更具体的历史研究当中，影像史学已经进入历史学研究的前沿。以影像史料为基础的实证研究路径逐渐清晰，影像材料在解决历史问题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基于中国高校历史学教学和实践的影像史学，和“Historiophoty”一词首次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时相比，其史学学术内涵已显著丰富。
[参考文献]
[1] 《牛津英语词源词典》“Photograph”条，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00页。
[2] [德] 兰克：《论历史科学的特征》，包伟民编：《历史学基础文献选读》，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3] [芬] 冯·赖特：《人文主义与人文科学》，周祯祥、陈波译，转引自陈波编：《知识之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89页。
[4] [德] 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何兆武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81页、第400页。
[5] [德]卡尔·亨佩尔：《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的功能》， 《哲学杂志》1942年第2期。
[6] [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7] 韩震、董立河：《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8页、第300页。
[8] Gayatri G. Spivak：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Havard， 1999， p.199.
[9] Richard T. Vann：Turning Linguistic： History and Thoery， 1960-1975， 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40-70.
[10] John E. Toews：“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 Reflections on Postmodern Historicizing”，History and Theory， Vol 36，No.2，1997，p.236.
[11] Georg G. Iggers：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Scientific Objective to Postmodern Challenge， Wesleyan;2 edition 2005，p.28.
[12] Arif Dirlik： Postmodernism and Chinese History， Boundary 2.28（3）， 2001，p.45.
[13] Richard T. Vann：“The Reception of Hayden White”， History and Theory， Vol.37，No.2， 1998，p.143.
[14] Hayden White：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ophoty”， The American History Review，Vol.93，No.5， 1988， pp.1193-1199.
[15] Hayden White & Louis Menashe： “To coin a phrase”， Cineaste， Vol.33，No.3，2008， p.83.
[16] [美] 海登·懷特：《话语的转义》，董立河译，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第119页。
[17] 吴琼：《影像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探析》，《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卷，总第12卷。
[关键词] 后现代;“Historiophoty”影像史学;影像实验
[中图分类号] J9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672-4917（2021）01-0073-06
一、“Hisotoriophoty”的词源考释
从构词和词源的角度，“Historiophoty”由 histori-和phot-两个词根组成，histori-自然来自历史history一词，可以追溯到拉丁文 historia 意为“叙事、记述、故事”，再追溯到希腊文同义词意为“通过调查获取知识、叙事”。phot-是怀特借用英文photo一词，photo本源自希腊语“光”，但这里应该是photograph的缩写，英国科学家约翰·赫谢尔（John Herschel）爵士于1839年3月14日发表在皇家科学院的文章中首次出现该词[1]300。其中-graph源自希腊语 graphein，意为“书写、记录”，因此 photograph 原意为“用光记录”，引申为“照片、影像”，后缀 -y将其专有名词概念化即photography，意为“摄影术”。那么，“Historiophoty”本意应为“历史化的影像手段”。怀特并没有拟造如Photohistory（“影像的历史”）一类的词来代表他的理论。这说明，“Historiophoty”的概念除了具有史学研究重视的历史叙事，还有和历史学研究相关的跨学科的内涵。
二、“Hisotoriophoty”与后现代
尽管海登·怀特本人一再否认，在历史哲学研究领域，他仍被认为是所谓“后现代历史哲学”的标志，他关于“元史学”、修辞学、话语转义的研究将文学分析引入史学批评领域，是历史哲学“语言学转向”早期的主要倡导者。怀特在1988年提出“Hisotoriophoty”实际上与他的历史哲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然而，他在學术著述中并没有充分地论述 “Historiophoty”这一概念，在他发表了标志性的《历史编纂与影视史学》（1988年）一文以后，只在2008年对一篇书评的回应文章中，阐释了他创造“Historiophoty”一词的初衷，可以说，“Historiophoty”的概念没有在怀特思想内容中占据显著位置，他本人对其学术内涵和实践缺乏进一步的阐释和界定。
那么，“Historiophoty”和后现代史学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影像表达历史进入“后现代”思潮后扮演什么角色？20世纪历史哲学的发展为上述问题提供了思考视角。
象研究自然科学一样去研究人类文化既是启蒙思想的内涵，也是自然科学助推的结果。这一倾向导致实证研究逐渐在19世纪的史学探讨中占据了主流。实证主义史学以求真为目的、以科学客观为基本态度，运用人类知识的一切手段，还原历史真实，摒弃和避免历史编纂中的主观性。在很大程度上，实证主义划分了现代历史学的学科边界，方式是将历史学与实证研究紧紧结合起来。在实证主义时代，历史学自信地以描绘人类历史的全部图景为己任，历史学家被认为和科学家是一类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反对历史主义来支配历史学研究，他认为历史主义是哲学家的任务，而哲学家是不用去验证史实的真实与否的。兰克说，“哲学家以事件从属于其观念，只在从属于其概念时采取认识它，是一种概念的历史。如果这个过程正确，历史学将失去其独立性”[2]46。实证主义将历史研究的重点从概念构建转移到实证研究上来，以求真为根本目的，以客观为基本态度，将历史学从哲学式的概念建构中解放出来，近代科学研究中经常使用的诸如实验、调查、计量等观念和方法被用于认识和解决历史学研究中的问题，从而推动了现代历史学科的形成。拉丁文 historia “通过调查获取知识、叙事”和photography的“摄影技术”功能在实证主义史学的背景下走向结合。
传统历史学和近代科学的结合并非一帆风顺。20世纪初的历史哲学领域，反对和批判启蒙精神的声音不绝于耳。启蒙时代的主旋律是科学和理性，真正对启蒙理性构成严肃批判的思考，是质疑科学理性是否有存在一个相辅相成的对立面，比如人文精神。如冯·赖特（Von Wright）所说，人文学科是对作为文化存在物的人的研究[3]89，那么是否人文学科可以沿着物理学、生物学那样的方式获得最终的完善？对于历史学科来说，在实证主义史学大行其道的19世纪末，学者也在尽力思考人文学科区别于自然科学的自主性。文德尔班用“规范的”（nomothrtic）和“表意的”（ideographic）来描述自然科学和人文研究的差异，认为前者是普遍性和规范法则的探索，采用的是抽象和演绎的研究方法;后者对个别性和唯一性感兴趣，采用的是直观和体验的研究方法，狄尔泰在《精神科学导论》用“解释”（erklaren）和“理解”（verstehen）来解释这种差异[4]381-400。20世纪初期，实证主义的哲学理论发展到顶点，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哲学思想蔓延到历史哲学领域，代表是1942年亨佩尔发表《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一文。亨佩尔提出的历史解释的“覆盖率模式”，将实证主义史学的方法论进一步形式化。[5]35-48物极必反，逻辑实证主义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展到顶峰后，旋即跌下神坛，自然科学倾向的实证主义历史研究，未能给人文研究提供一个满意的哲学基础，马克·布洛赫说“将历史诉诸感情并不有损理智”[6]10。在实证史学的学术框架中，没有位置留给人类文化的感性部分，对此，冯·赖特认为，自然科学的理论范式在处理人文问题时天然存在一种“概念的贫乏”[3]99。“Historiophoty”要作为历史学研究的概念呈现，需要注入新的内涵。 语言学的结构主义思想，质疑和颠覆了历史知识最基础的概念，为影像叙述历史提供了历史解释的新方法。索绪尔说，语言是系统中的一个符号，由“能指”和“所指”两部分组成。而对于历史文本来说，长期以来忽略了关于“能指”的一面。从语言学引入的结构主义将历史文本与真实历史事件在哲学上区分开来。从结构主义的理论来看，历史学是一个巨大的意义结构系统，它的结构特征“既是由历史事实的历时序列決定的，也是由解释或叙述历史的语言决定的”[7]48-300，这为20世纪60年代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埋下伏笔。历史的结构性，首先是历史知识的结构性，它消除了以文本为基础的历史学具有的连续性意义。历史知识是构建出来的，历史是对复杂的社会生活进行的一种编码，这种观点的代表是列维·施特劳斯。德里达认为，概念与符号表达基础之间有着牢不可破的关系，符号在先验层面上先于意义。福柯说，权力隐藏在作为真理意志的话语中，他认为理性人文知识的绝大部分是一种结构，而政治这种结构确立了理性的权威，成了现代性主体意识的中介。在哈贝马斯看来，福柯的思想用人文科学（尤其是考古学和谱系学）对理性完成了彻底的批判，以“历史的反科学形式来超越人文科学”。按照福柯的观点，历史学应该杜绝目的论和宏大的因果关系，应当没有“历史真理”，因为一切真理都是权力意志的表达。在福柯活跃的20世纪60年代，轰轰烈烈的左翼民主风潮影响到了学术界，分析哲学和结构主义以民主的名义对主流历史哲学进行反叛。
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使得“Historiophoty”成为后现代史学有力的帮手。1960年代以来，西方知识界开始对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展开批判，如历史进步论、社会演进观念、民族主义和民主制度等。如果说语言学转向对于历史学来说是研究范式的变革，是认识论和形式上的冲击，这些“新”史学浪潮则是对传统历史以内容和精神上的冲击，它们很多时候被冠以“后现代”的称谓。例如，史学新思潮批判现代社会进步理论的实质是欧洲中心论的文化霸权主义，呼吁关注长期压制在主流历史之下的少数民族、底层劳工、失足妇女、精神病人等边缘人群的身份认同，催生出诸如新文化史、微观史学、社群史、口述史、记忆史等新的研究领域。相比于传统历史学的文献史料研究和应用，这些历史问题的研究、表达和视听技术发展关系密切，形成了史学研究的新范式。美国历史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认为，“后殖民主义”是后现代主义在第三世界国家殖民历史中的体现，他认为应该用另一种历史来代替现有的、西方文明霸权的历史内容。如萨义德（Edward W. Said）的《东方学》直接质疑历史证据，否定西方殖民主义认识体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他认为，欧洲对东方文化及其历史的关注是因为“有助于西方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是欧洲“在东方关系中处于强势地位的符号”，“东方学”（Orientalism）是由西方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包含着西方对东方上千年认识的积淀，并成了一种知识的“过滤框架”，“东方即通过此框架进入西方的意识之中”[8]199。印裔历史学家斯皮瓦克（Gayatri G. Spivak）提出“作为‘他者’的欧洲”（Europe as an Other）的概念，她在《后殖民主义史学理性批判》（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一书中直白地说，“殖民主义在塑造自身形象的多种方式：以外来者的身份视自己为主人;将权利改写为服从;将欲望定义为法律——这些都制造出了一个‘他者’为主体的历史文本，后来变成为了这些地区的‘信史’”[8]199。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希望以另一种文化内核替代传统史学的内核，颠覆围绕现代性构建起来的价值评判标准。
镜头语言记录和表达历史的观念和方法进入“后现代”历史学研究领域，对历史学和历史认识产生了重要影响。史学学者理查德·范（Richard T. Vann）在分析美国主流历史理论研究期刊《历史与理论》后认为，1960年代到1970年代历史学术争论点发生了转变[9]40-70。他通过分析不同作者的史学分析模式发现，到1975年时，历史学的知识范式发生了转变，从实证主义哲学模式下居主导地位的经验验证性论述和正确逻辑性的自然科学概念，转变到由以叙事和文本分析的文学模式占主导的“新”历史哲学形式，看重对历史文本的情景化、结构化语言碎片的分析[10]236。将文学的表意理论运用到史学文本的结果，是在对历史知识的观察之外，更多地将文本视为一种美学的整体，有自身的语法、术语和诗意的意向。海登·怀特是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中坚人物，他的代表作《元史学》认为历史的叙事结构和修辞手法同样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且应该被推向历史研究的核心地位。怀特的语言学转向是英美分析历史哲学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结构主义思潮长期影响的结果。他的理论也从来不缺乏反对的声音。美国历史学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认为，对历史学的语言文学内涵的关注将使得历史学最根本的学科属性产生退化[11]28。怀特所认为的历史文本同时也是按照一定标准组织起来的文学文本，尽管他坚持历史文本本质上不具有文学以外的内涵，是诗意的创作，这便触及“历史学的底线”;阿里夫·德里克认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不管是由后现代史学还是元史学家倡导，“背后被一种历史学的民主化渴望所推动”[12]45，并且导致了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边缘化。“怀特坚持‘想象’（fiction）和‘历史’（history）之间存在区别，他希望以一种‘现代性的’真实来适应‘崇高的’历史实践的展现。”[13]143传统史学学者认为：历史学研究需要严格的“程序正义”保证研究的真实性，要坚持自然科学研究的知识谱系。后现代主义带来的研究方向的泛化和价值体系多元化是对传统史学的挑战。
三、怀特笔下“Hisotoriophoty”的意指
“Historiophoty”正是在“后现代”史学思潮和“语言学转向”的话语体系共同作用下产生的。一方面，后现代主义代表的反叛精神，促使史学价值、标准向多元化发展，构成研究内容上的突破;另一方面，语言学转向极力呼吁的叙事结构的研究，关注历史的建构过程，是研究形式上的突破。从启蒙时期以来历史学建立起的实证主义基础被突破了。所以，对于“Historiophoty”，怀特在其1988年标志性的文章《历史编纂与影视史学》中将其解释为 “历史和历史思考内容的影像化呈现方式”。怀特认为，这种新的历史表现形式能够“充分体现历史思维的复杂性、批判性和可靠性”，因为所有的历史书写都是“归纳、置换和象征的过程”，而这些无一不是电影的呈现特点。书写历史和“Historiophoty”之间只有“中介形式”的不同。而根本上的，“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取决于历史学家对材料塑造的真实性，‘事实’并非普遍而是专业化的，‘历史’和‘非历史’的区别只在于历史学家的专业知识。如果考虑到历史影像的无限性和充分性，便可以完成视觉语言对历史事实的转换。”[14]1193-1199这段话可以看作是怀特为影像表达历史提供了理论依据。 怀特不是作为一个主流学术的挑战者去创造一个新的历史研究方向，而是希望建立与书写历史相对立的新的历史表达模式。“Historiophoty”的观点是建立在他对历史文本和历史叙事形式研究的基础上的。它是后现代和语言学转向发展到一个高层次的产物，其核心超越了实证意义上的历史真实，而指向后现代意义上的“历史感”，一种“崇高的”历史真实。在怀特2007年回应路易·梅纳什（Louis Menashe）对罗伯特·罗森斯通的书评时称“Historiophoty”一词是“书写历史”（Historiography）一词的类推，是因为历史的影像表达并不是书写历史。这个名词产生了不好的引导是，有人倾向去挑出影像中与书写历史对立的部分。怀特没有将虚构与历史真实统一起来，也没有试图用历史想象来代替历史书写。他希望创造的是对立于书写历史的另一种形式的历史体裁，一种新的历史叙事模式。怀特又提到，“影像理论总是试图将历史的影像表达与书写历史等而视之，我希望找到一种方式将它从这个束缚中解放出来”[15]83。怀特解放出来的影像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叙事模式、一种意义与形式之间的纽带。这一点与怀特长期以来高举的“文学转向”，关注“形式的内容”，是一脉相承的。
怀特思想的核心是关于“话语转义”（the tropics of discourse）的理论，而这一理论的基础来自维柯。转义就是宏观意义上的比喻，是文本和思维中对意向的类比和迁移。与其说，怀特所推崇的转义理论是将文学方法吸收到历史文本的研究领域，不如说他利用转义理论构建了语义分析的结构体系， 并运用这一理论发现了历史文本的修辞结构。在《话语的转义》一书的前言中，怀特从皮亚杰的儿童心理发展理论、维柯的“诗性逻辑”以及黑格尔和尼采的思想中找到佐证，试图证明比喻是理性的基本条件。怀特认为，根据人类认知的基本理论，思维将新的内容引入经验的内容和结构中来，必然会产生意义的转义。这种“转义”既是各种理论展开的条件，也是认知的过程。对于历史文本来说，情节结构正是这种转义理论的表现形式，也是使历史变得可理解的必要条件。怀特为史学文本的情节模式设定了四种类型，并把历史话语区分为历史事实意义与对事实形式的解释和阐释所形成的“表层”意义[16]119。对历史的情节结构的研究指向深层的历史结构意义，有助于理解“想象与思想之间的连续性”[16]25，以及事实和解释之间的互补关系。理解转义理论，便可以理解怀特史学思想中的“后现代”的部分。怀特着力论述的是转义的过程，意义从A到B的过程，而A和B分别的具体形式，是转义理论较少关注的。怀特思想的基础是转义理论，是建立思想的“元过程”，而不是将文学修辞手法套用在历史知识形成过程中，更不是将一切历史知识都看成是虚构的。怀特的转义理论，可以看作是结构主义“能指”和“所指”的概念在历史文本中的深刻运用。
怀特的不同在于，用形式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历史中的主观性。怀特多次否认自己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从一个方面说，后现代主义从来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它的名称的主干“现代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宏大空旷的概念。怀特认为自己是一个“形式主义者”，认为自己的研究方法是结构主义的。怀特的研究关注点在于“历史与文学的结合部分”。所以当我们在怀特的思想体系中去思考“Historiophoty”时，发现它不是方法论层面的概念，不是接近历史真相的诸多手段之一，而是作为历史叙事的形式，用形式上的变化来突破文字表达的局限。从某种意义上说，怀特的方法也是科学和实证的，因为他研究的对象是历史文本中的主观因素，是历史话语的形成过程。要超越这些“主观”性，怀特的工具是“转义”的概念，用来认识意义的形成机制。怀特的思想是“形式主义”的，他创造的语意研究理论为理解一部分内容作出了贡献。如果说怀特思想对主流历史学造成了冲击，并不在于他否定了什么，而是他建立的这一套方法为认识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从这个角度，“Historiophoty”可以被看作形式上的另一个解放、向外的拓展。
四、“Historiophoty”与“影像史学”
“Historiophoty”包含了以上历史学之外更为宽泛的跨学科的内涵，特别是随着视听觉传播技术的发展，“影像”已在事实上渗进了声音等新的史料元素，因此，将“Historiophoty”译为“影像史学”似更贴切。影像史学作为一种历史叙事和研究范式，应该和史学研究的传统更有机结合并不断发展。换言之，国内对于影像史料的历史研究不应该局限在“Historiophoty”的层次，应该有所取舍和超越。一方面，中國史学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土壤和学术传统积淀，西方史学的发展也有其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和思想源流。就“Historiophoty”而言，如果没有从维柯、尼采以来思想界对实证理性的猛烈反叛，没有摩尔、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为代表的哲学家在分析哲学领域的卓越建树，没有德里达、皮亚杰、罗兰·巴特、列维·施特劳斯、米歇尔·福柯、保罗·利科等思想家在结构主义和叙事理论上的不懈突破，我们是难以对这一概念产生有启发的理解的。“Historiophoty”的概念是西方历史哲学的产物，将其移植到中国史学的学术土壤中，必然会产生一系列新问题。另一方面，从“Historiophoty”的背景即海登·怀特思想的角度来看，关于历史知识的“形式主义”研究，例如历史意识和历史认知的生成、传播、转换的过程，又如语言文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历史学的发生发展，长期以来没有进入主流学界的研究范围中。从某种程度上说，为了研究历史书写的文本性特征，承认历史书写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又何尝不是一种客观严谨的学术精神。怀特理论的可取之处在于，历史叙事理论的突破为影像的解读提供了新思路，后现代史学研究将很多新题材纳入历史学的关注范围，但是其追求“历史感”的核心目标不足以支撑起实证的史学研究。“Historiophoty”的理论将影像分析与历史研究联系起来，但是它不是出于历史学手段和目的。以影像史料为基础的研究必然要突破怀特的理论框架。不应该是影像的语言取代史学的语言，而是史学的叙事吸收影像叙事的特点，从影像材料中分析和佐证实证的历史问题。“Historiophoty”进入国内，不代表这一概念所根植的学术基础移植到了中国。反过来，国内史学界也没有必要为了迎合“Historiophoty”的后现代性，而去追求脱离中国史学传统的历史表达。“形式主义”是手段，不是目的，形式的本质是意义的外在结构，意义才是认识的对象。 近十年来，“影像史学”作为史学新范畴进入国内史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以“传统史学的严谨考证、现代影像技术的科学实证和当代历史影像表达的艺术化特征相结合”[17]，关注影像生成的技术手段，以镜头语言作为切入点，是达到影像实证研究的一个途径。一方面借助镜头语言的分析手段构建意义群体，另一方面完善影像的历史叙事结构，以期将传统历史学研究与视听技术相结合，进而形成新的历史叙事和研究方式。“影像史学”的概念可以看成是对“Historiophoty”的扬弃。脱离“结构主义-语言学转向”以来的历史哲学发展动态，脱离整个后现代历史理论思潮，去审视怀特的转义理论或“元史学”，是片面的。因为怀特理论的合理性是西方历史哲学与历史多元化发展延续统一的结合点，并不是单纯地作为史学主流观点的反对者。因而在理解“Historiophoty”、将新的语言体系或表意符号体系纳入史学研究的范畴时，需要关注影像语言的意义生成与新的话语“转义”，否则便是片面的，容易犯大是大非的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影像史学”的概念出发，去把握影像的生成特征，不仅要打破史料范围的限制，更要突破文字方法的限制。影像史学希望证明，知识形态和知识方法是普遍的，用影像语言来解决历史问题是可能和可行的。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影像材料的探讨逐渐进入更具体的历史研究当中，影像史学已经进入历史学研究的前沿。以影像史料为基础的实证研究路径逐渐清晰，影像材料在解决历史问题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基于中国高校历史学教学和实践的影像史学，和“Historiophoty”一词首次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时相比，其史学学术内涵已显著丰富。
[参考文献]
[1] 《牛津英语词源词典》“Photograph”条，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00页。
[2] [德] 兰克：《论历史科学的特征》，包伟民编：《历史学基础文献选读》，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3] [芬] 冯·赖特：《人文主义与人文科学》，周祯祥、陈波译，转引自陈波编：《知识之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89页。
[4] [德] 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何兆武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81页、第400页。
[5] [德]卡尔·亨佩尔：《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的功能》， 《哲学杂志》1942年第2期。
[6] [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7] 韩震、董立河：《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8页、第300页。
[8] Gayatri G. Spivak：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Havard， 1999， p.199.
[9] Richard T. Vann：Turning Linguistic： History and Thoery， 1960-1975， 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40-70.
[10] John E. Toews：“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 Reflections on Postmodern Historicizing”，History and Theory， Vol 36，No.2，1997，p.236.
[11] Georg G. Iggers：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Scientific Objective to Postmodern Challenge， Wesleyan;2 edition 2005，p.28.
[12] Arif Dirlik： Postmodernism and Chinese History， Boundary 2.28（3）， 2001，p.45.
[13] Richard T. Vann：“The Reception of Hayden White”， History and Theory， Vol.37，No.2， 1998，p.143.
[14] Hayden White：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ophoty”， The American History Review，Vol.93，No.5， 1988， pp.1193-1199.
[15] Hayden White & Louis Menashe： “To coin a phrase”， Cineaste， Vol.33，No.3，2008， p.83.
[16] [美] 海登·懷特：《话语的转义》，董立河译，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第119页。
[17] 吴琼：《影像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探析》，《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卷，总第1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