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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0年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对全球经济状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西方发达国家发现重要基础工业严重依赖中国的生产，从而产生了加强自身国家的工业制造能力，改变原有的产品分工和价值链体系的想法。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从资本循环的角度分析全球价值链形成背后的运行逻辑，以及新冠疫情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影响，最后认为其影响程度取决于西方发达国家资本邏辑和政治逻辑的博弈。
【关键词】 资本循环 新冠疫情 价值链
一、价值链与资本循环
全球价值链的过程分为研发设计，加工组装和营销三大环节。西方经济学对于价值链的分析，通常是通过微笑曲线和竞争力理论等进行分析。在此我们通过马克思提出的资本循环路径进行分析。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简单的资本循环路径叙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两个环节，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生产的方式、销售的方式的巨大的变化，整个循环中进行产品设计以及产品核心技术的掌握成为了主导者，占据价值链中附加值最高的环节。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产品走向市场成为变得更加困难，如何完成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的最危险的跳跃交给了专业从事商品销售的商品资本来从事。在具体生产过程中的原料采购环节则根据比较优势的理论分布在了全球相对成本最低的地方。在原料采购完成和生产中间环节完成之后，最后在某一国家完成加工组装。
二、全球价值链背后的运行逻辑分析
跨国公司进行经济扩张背后的理论逻辑是基于西方经济学家的比较优势理论。根据的比较优势理论，各个国家也能从事自己具有相对优势的行业，发达国家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具有优势，应当占据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较低，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优势，应当占据劳动密集型。在这样的合理分工下，能够给世界创造最大的价值。但实际上这样的运行逻辑并不是合理的，在这样的价值链运行之中，发达国家在价值链中占据优势地位，攫取大部分的经济剩余，而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在加工环节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却仅得到较少的经济剩余。可以说在这样的过程中导致了经济剩余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我们可以运用大卫哈维的新帝国主义理论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哈维认为这种扩张表现为发达国家对于国家内部的剥夺和通过全球化对其他国家进行剥夺。而发达国家对于本国内部的剥夺的方式是自由化、私有化。这样的方式导致资本主义内部贫富差距扩大，国家内部矛盾加大。而通过全球化对其他国家的剥夺表现为通过，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贸易全球化，产业化分工以及通过金融和信贷是资金向不发达国家转移，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也导致发展中国家在价值链中处于弱势地位。
不过哈维的论述也只是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现有的体系中也有摆脱价值链低端锁定效应的可能。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在现有的国际贸易分工体系下会形成两种可能：第一种是你发达国家占有技术品牌营销价值链上游和下游，始终占据价值链优势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利用企业，廉价的劳动力从事加工产业，始终处于价值链中加弱势地位。第二种可能是发展中国家在从事加工中对发达国家的技术进行模仿赶超，进行技术创新，实现技术的领先，从而改变在价值链中的劣势。
三、后新冠疫情下全球价值链变化的因素分析
后新冠疫情下全球价值链变化的因素，我认为取决于西方发达国家资本逻辑和政治逻辑的博弈，所谓资本逻辑这个思想的起源来自于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认为资本家进行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从付出全部预付资本的资本家看来就是利润，而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一定会从利润率低的行业向利润率高的行业转移。大卫哈维在此基础上将资本本性与空间地理结合在一起，进一步认为资本家为了追求高利润，会从利润率低的地区向利润率高的地区进行转移，并且资本家会学习对产业进行空间重组与规划，将产业根据地区不同的经济状况进行安置，从而在这个过程中实现最大利润，这就是资本逻辑的表现。
所谓政治逻辑，我所依据的是是官僚经济理论，这个理论是由公共选择学派所提出的这个学派的学者将经济学的经济人的概念引入政治科学领域，认为官僚行为本质上也符合经济人的概念。不同于传统的经济人的概念，官僚虽然追求的也是个人效用的最大化，不过个人效用的范围，可以扩展到权力、地位和财富等等，而不是如传统经济人概念一样，仅仅局限于财富。在政治学的概念中，政权组织的过程会产生政权与职权相分离，由此会给予官员自我决断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给予了当权者很大的权利管理整个国家，这样的安排好处在于选举民主中选出的施政者很好的表现人民的利益诉求，解决社会的症结和矛盾。在另一方面，也可能使当权者为自身利益而服务，从而侵害国家长远的利益和产生违反规则的行为。
资本逻辑中资本的逐利本性是占主导地位的，西方跨国公司并不会完全听从所在国政府的政策指挥，而更多的服从于利润的吸引。若是停留于中国会更多获得更多的利润，他便很难离开中国。另外资本家的反抗在选举民主国家也会通过他们在政府中的支持者产生影响，最终产生政治压力从而左右国内的民主决策。政治逻辑则更多的在于当选官员为了摆脱当前政府治理的危机而不顾长期利益，短期对的中国政策产生过度恶化以此来争取民意的支持。
因此我认为未来几年中国价值链的变化程度，很大情况下取决于发达国家的资本逻辑与政治逻辑的博弈。而对于中国本身来说，也应当发挥巨大的能动性，在价值链中，通过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从而从而在价值链中占据附加值更高的地位，从而有能力应对，即使在发达国家大量迁出企业进而改变当前的价值链格局，这条件下仍然能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有利的地位。
【参考文献】
① 崇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域中国家价值链构建的理论与对策研究[D].南京财经大学，2015.
②③ 大卫 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139-147页。
④ 杨禛. 哈维新帝国主义理论视野下的全球化特征分析[D].南京大学，2017.
⑤ 黄新华.论官僚的经济人性质、危害及其治理——公共选择理论的官僚经济理论述评[J].甘肃行政学院学 报，2008（04）：26-31.
作者简介：冯思宇（1995—），男，汉，山西省长治市，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政治经济学
【关键词】 资本循环 新冠疫情 价值链
一、价值链与资本循环
全球价值链的过程分为研发设计，加工组装和营销三大环节。西方经济学对于价值链的分析，通常是通过微笑曲线和竞争力理论等进行分析。在此我们通过马克思提出的资本循环路径进行分析。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简单的资本循环路径叙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两个环节，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生产的方式、销售的方式的巨大的变化，整个循环中进行产品设计以及产品核心技术的掌握成为了主导者，占据价值链中附加值最高的环节。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产品走向市场成为变得更加困难，如何完成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的最危险的跳跃交给了专业从事商品销售的商品资本来从事。在具体生产过程中的原料采购环节则根据比较优势的理论分布在了全球相对成本最低的地方。在原料采购完成和生产中间环节完成之后，最后在某一国家完成加工组装。
二、全球价值链背后的运行逻辑分析
跨国公司进行经济扩张背后的理论逻辑是基于西方经济学家的比较优势理论。根据的比较优势理论，各个国家也能从事自己具有相对优势的行业，发达国家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具有优势，应当占据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较低，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优势，应当占据劳动密集型。在这样的合理分工下，能够给世界创造最大的价值。但实际上这样的运行逻辑并不是合理的，在这样的价值链运行之中，发达国家在价值链中占据优势地位，攫取大部分的经济剩余，而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在加工环节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却仅得到较少的经济剩余。可以说在这样的过程中导致了经济剩余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我们可以运用大卫哈维的新帝国主义理论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哈维认为这种扩张表现为发达国家对于国家内部的剥夺和通过全球化对其他国家进行剥夺。而发达国家对于本国内部的剥夺的方式是自由化、私有化。这样的方式导致资本主义内部贫富差距扩大，国家内部矛盾加大。而通过全球化对其他国家的剥夺表现为通过，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贸易全球化，产业化分工以及通过金融和信贷是资金向不发达国家转移，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也导致发展中国家在价值链中处于弱势地位。
不过哈维的论述也只是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现有的体系中也有摆脱价值链低端锁定效应的可能。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在现有的国际贸易分工体系下会形成两种可能：第一种是你发达国家占有技术品牌营销价值链上游和下游，始终占据价值链优势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利用企业，廉价的劳动力从事加工产业，始终处于价值链中加弱势地位。第二种可能是发展中国家在从事加工中对发达国家的技术进行模仿赶超，进行技术创新，实现技术的领先，从而改变在价值链中的劣势。
三、后新冠疫情下全球价值链变化的因素分析
后新冠疫情下全球价值链变化的因素，我认为取决于西方发达国家资本逻辑和政治逻辑的博弈，所谓资本逻辑这个思想的起源来自于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认为资本家进行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从付出全部预付资本的资本家看来就是利润，而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一定会从利润率低的行业向利润率高的行业转移。大卫哈维在此基础上将资本本性与空间地理结合在一起，进一步认为资本家为了追求高利润，会从利润率低的地区向利润率高的地区进行转移，并且资本家会学习对产业进行空间重组与规划，将产业根据地区不同的经济状况进行安置，从而在这个过程中实现最大利润，这就是资本逻辑的表现。
所谓政治逻辑，我所依据的是是官僚经济理论，这个理论是由公共选择学派所提出的这个学派的学者将经济学的经济人的概念引入政治科学领域，认为官僚行为本质上也符合经济人的概念。不同于传统的经济人的概念，官僚虽然追求的也是个人效用的最大化，不过个人效用的范围，可以扩展到权力、地位和财富等等，而不是如传统经济人概念一样，仅仅局限于财富。在政治学的概念中，政权组织的过程会产生政权与职权相分离，由此会给予官员自我决断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给予了当权者很大的权利管理整个国家，这样的安排好处在于选举民主中选出的施政者很好的表现人民的利益诉求，解决社会的症结和矛盾。在另一方面，也可能使当权者为自身利益而服务，从而侵害国家长远的利益和产生违反规则的行为。
资本逻辑中资本的逐利本性是占主导地位的，西方跨国公司并不会完全听从所在国政府的政策指挥，而更多的服从于利润的吸引。若是停留于中国会更多获得更多的利润，他便很难离开中国。另外资本家的反抗在选举民主国家也会通过他们在政府中的支持者产生影响，最终产生政治压力从而左右国内的民主决策。政治逻辑则更多的在于当选官员为了摆脱当前政府治理的危机而不顾长期利益，短期对的中国政策产生过度恶化以此来争取民意的支持。
因此我认为未来几年中国价值链的变化程度，很大情况下取决于发达国家的资本逻辑与政治逻辑的博弈。而对于中国本身来说，也应当发挥巨大的能动性，在价值链中，通过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从而从而在价值链中占据附加值更高的地位，从而有能力应对，即使在发达国家大量迁出企业进而改变当前的价值链格局，这条件下仍然能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有利的地位。
【参考文献】
① 崇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域中国家价值链构建的理论与对策研究[D].南京财经大学，2015.
②③ 大卫 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139-147页。
④ 杨禛. 哈维新帝国主义理论视野下的全球化特征分析[D].南京大学，2017.
⑤ 黄新华.论官僚的经济人性质、危害及其治理——公共选择理论的官僚经济理论述评[J].甘肃行政学院学 报，2008（04）：26-31.
作者简介：冯思宇（1995—），男，汉，山西省长治市，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