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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很久没有推母亲出去了。原定今天用轮椅推她出去,可是不行,因为我要去大洋镇和同安镇参加首届耕读文化艺术节启动仪式。真是“计划总赶不上变化”啊。
说实话,有名无实的诸节之于我,如同喧嚣一时的烟花之于我,向来不感兴趣。节,《说文》解释为:约,缠束。以竹节引申出节制、管束。节日,就是自我节制、管束、停顿的日子。目的在于回归道统,永续不竭。那么,在村庄如此凋敝的当下,诸如此类的节,今年办了,明年还能办吗?明年办了,后年还能办吗?节日如果不能像竹子一样根植于大地,亦即缺少百姓的广泛参与(作为主角),它能够接连不断吗?如果不能,那还叫节吗?
每当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早在150多年前,梭罗在《瓦尔登湖》里的这些忧思,都会像春草一样冒出来:“古代的诗歌和神话起码让我们看到,农事曾经是一门神圣的艺术,却被我们的不敬、匆忙和草率弄得面目全非……没有节庆日,没有列队游行,没有庆典仪式,就是我们的耕牛展示大会也不例外,所谓的感恩节也不例外。农夫本来是通过这些仪式表示其职业的神圣意义,或者以此来想一想农事的神圣起源的。现在引诱他的却只是收获的奖金和宴席了。”
“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这种古训由于失去了它的语境,再也没有了昔日的劝导功效。正如农耕时代的生活状态已经发生了颠覆性变化,锄头、犁铧、镰刀和耕牛已经退出了日常生活,就像上了年纪的老农蜷缩于老屋偶尔举目远眺荒芜的农田,如同躬身探望罹患绝症的至亲,除了惆怅,除了叹息,便是茫然不知所措。如今的中年人曾经依赖于田园生活,他们与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庄结下了不解之缘,山村巨变而衍生的乡愁,召唤他们回望,甚至萌生了挽救故乡的使命,比如邻村盘富的一批中年人便是如此。我敬佩他们的情怀,更敬佩他们的举动——自发成立村庄复兴基金,复垦荒芜近20年的稻田,引入传统稻种,进行传统耕作,试图还原童年印象——村庄的原初模样——最亲切的景观莫过于金色的稻浪,最宏大的叙事莫过于馨香的米饭!十几二十年前,他们背离老家与至亲,仿佛一粒带着羽翅的种子,各自御风而行,撒落于都市的某个角落,经过十几二十年的拼搏,终于拥有一片比老农田园更光鲜更肥沃的小天地,因而也具备了反哺家乡的能力或智慧——舍得拿出比金钱更珍贵的時间,或驾小车,或乘飞机,洄游似的返回始发地,重拾已被父辈或同龄人撂下的农田与农事。他们的肩膀一头挑着城里的事业,一头挑着老家的期待,累并快活(兴许存在)着。而村庄的症结更在于,除了这些中年人,还有多少年轻人愿意与村庄建立感情,并且乐于蛰居村庄过着晴耕雨读的传统生活?村庄如果没有年轻劳动力,生产力何以重建,传统的接力棒交给谁?
今天的仪式由专业公司策划。搭于稻田的舞台,有肥狮表演,有非遗服饰展示,有儿童合唱……看热闹的很多,既有不再耕作的农民,又有不谙农事的城市看客,还有小飞机似的航拍器。人头攒动,车水马龙,堪比过年。在大洋镇,与彩色稻田相对的一丘长满野草的田地里,一头羊,一头牛,它们可能仍在反刍或酣睡,却被人早早地拉出来,钉在田里。它们仿佛成了明星,许多人簇拥着,又是抚摩,又是抓拍。陷于都市情调包围之中,它们焦灼地转圈,终究不能挣脱开来。稻田里摆着若干农产品,被称为市集,观看寥寥,买者更是无几,唯独一位老农面前摆放的五六只金毛狗——像狗,像猫,又像黄鼠狼,最为打眼;但是,不少猎奇者询问一番,拿起手机矫情地摁一下,便像流水驮着落叶过去了。
耕也好,读也罢,过程都是缓慢的,内容都是质朴的,如同番薯一般的农家日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简单而又芜杂,琐碎实则精细,滋润并非功利。然而,不能不说,匆忙和草率,已是这个时代的“重症”之一。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多少有识之士致力于“药方”的寻找,而且从未停止过。
“谁找到故乡,谁就是胜利。”无论世情如何变幻,故乡酷似硕大的石榴,储满了田园、溪流、粮食、野果、农具、风习、乡党……只要找到其中的任何一个,就能获得俄国诗人叶赛宁所断言的“胜利”——物质的,精神的,抑或二者兼而有之。那么,乡愁也就不至于加剧为“乡痛”(语出澳大利亚哲学家阿尔布雷克特)。
我坚信,在中国,村庄才是我们的“挪亚方舟”——不论是已经盘踞都市的,还是依然困守村庄的,终究是个命运共同体。
采 柿 红
现在是采柿红的黄金期,这也是城里人去乡下最乐意的趣事。亦非随身带方凳和盛器。儿子拿着竹叉——随手揭竿而已,并非从前专用的那种柿叉。我空手尾随。柿树就在水井附近的园地里,从家里出发,绕过一个小小的转角,即可遇见。我小时候管园地叫后头坪。那是我们家最大的一块自留地;但它并不肥沃,土壤是黄褐的,固执的,好像不大愿意开化。每一季耕作,我们都寄予厚望,但它从来没有奉献过丰盛的果蔬,抑或番薯,乃至于改作田地的水稻。它的存在,俨然法国作家大仲马代表作《基度山伯爵》结尾的那几个字:等待和希望。每一次前往那里,我都一如既往,满怀希望。这一回更甚。
儿子走前头,倏地爬上布置于埂壁的乱石阶。在石阶顶端,别人的番薯地边沿,亦即小径的草丛,他瞥见一朵淡紫色的小花。儿子当即被吸引住了,蹲下观察。如此纤细,居然托起一朵那么漂亮的花,瞬间使他讶异。它细若衣线,长一小拃,小叶四片,除了盛开的一朵花,还有两个待放的蓓蕾。他直呼它喇叭花。亦非不赞同。乍看颇像番薯花,毕竟它的旁边确实蜿蜒着几条番薯藤。眼下正是薯藤着花的季节。仔细观察,它与番薯藤又毫无关联,纯属独立的生命个体。我拿出手机,利用辨识软件“形色”,拍摄一下,名曰:五裂叶薯。儿子端详一番,狐疑地说,从它的叶片上看,看不出所谓的五裂,倒像小小的心脏呢。他打开手机里的QQ浏览器,读取的结果是:小心叶薯。很显然,这一雅称更接近它的外貌特征,也更接近儿子的浪漫想象。该词条同时告诉我们:这种野花,至今未有人工培育。
再上几个台阶,就是我们的园地。严格地说,如今的它,更像一个苗圃,布满杂七杂八的树木,有红豆杉,有罗汉松,有板栗树,有青梅,有桂花,枇杷,还有青花梨树、柿树。这些都是大哥亲手所植,像是有心栽花,更像无意插柳,缺乏主题。至于柿树,也是矮化的外来品种,它和板栗相似。矮化似乎成了潮流。嫁接或杂交技术已经演进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高矮胖瘦悉听尊便。我多年未曾涉足园地,虽然每年清明节,都去给祖父和二哥祭墓,但从未顺路拐上几步,浑然不知道那里的新世界,竟有柿树,而且如此之大。
说实话,有名无实的诸节之于我,如同喧嚣一时的烟花之于我,向来不感兴趣。节,《说文》解释为:约,缠束。以竹节引申出节制、管束。节日,就是自我节制、管束、停顿的日子。目的在于回归道统,永续不竭。那么,在村庄如此凋敝的当下,诸如此类的节,今年办了,明年还能办吗?明年办了,后年还能办吗?节日如果不能像竹子一样根植于大地,亦即缺少百姓的广泛参与(作为主角),它能够接连不断吗?如果不能,那还叫节吗?
每当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早在150多年前,梭罗在《瓦尔登湖》里的这些忧思,都会像春草一样冒出来:“古代的诗歌和神话起码让我们看到,农事曾经是一门神圣的艺术,却被我们的不敬、匆忙和草率弄得面目全非……没有节庆日,没有列队游行,没有庆典仪式,就是我们的耕牛展示大会也不例外,所谓的感恩节也不例外。农夫本来是通过这些仪式表示其职业的神圣意义,或者以此来想一想农事的神圣起源的。现在引诱他的却只是收获的奖金和宴席了。”
“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这种古训由于失去了它的语境,再也没有了昔日的劝导功效。正如农耕时代的生活状态已经发生了颠覆性变化,锄头、犁铧、镰刀和耕牛已经退出了日常生活,就像上了年纪的老农蜷缩于老屋偶尔举目远眺荒芜的农田,如同躬身探望罹患绝症的至亲,除了惆怅,除了叹息,便是茫然不知所措。如今的中年人曾经依赖于田园生活,他们与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庄结下了不解之缘,山村巨变而衍生的乡愁,召唤他们回望,甚至萌生了挽救故乡的使命,比如邻村盘富的一批中年人便是如此。我敬佩他们的情怀,更敬佩他们的举动——自发成立村庄复兴基金,复垦荒芜近20年的稻田,引入传统稻种,进行传统耕作,试图还原童年印象——村庄的原初模样——最亲切的景观莫过于金色的稻浪,最宏大的叙事莫过于馨香的米饭!十几二十年前,他们背离老家与至亲,仿佛一粒带着羽翅的种子,各自御风而行,撒落于都市的某个角落,经过十几二十年的拼搏,终于拥有一片比老农田园更光鲜更肥沃的小天地,因而也具备了反哺家乡的能力或智慧——舍得拿出比金钱更珍贵的時间,或驾小车,或乘飞机,洄游似的返回始发地,重拾已被父辈或同龄人撂下的农田与农事。他们的肩膀一头挑着城里的事业,一头挑着老家的期待,累并快活(兴许存在)着。而村庄的症结更在于,除了这些中年人,还有多少年轻人愿意与村庄建立感情,并且乐于蛰居村庄过着晴耕雨读的传统生活?村庄如果没有年轻劳动力,生产力何以重建,传统的接力棒交给谁?
今天的仪式由专业公司策划。搭于稻田的舞台,有肥狮表演,有非遗服饰展示,有儿童合唱……看热闹的很多,既有不再耕作的农民,又有不谙农事的城市看客,还有小飞机似的航拍器。人头攒动,车水马龙,堪比过年。在大洋镇,与彩色稻田相对的一丘长满野草的田地里,一头羊,一头牛,它们可能仍在反刍或酣睡,却被人早早地拉出来,钉在田里。它们仿佛成了明星,许多人簇拥着,又是抚摩,又是抓拍。陷于都市情调包围之中,它们焦灼地转圈,终究不能挣脱开来。稻田里摆着若干农产品,被称为市集,观看寥寥,买者更是无几,唯独一位老农面前摆放的五六只金毛狗——像狗,像猫,又像黄鼠狼,最为打眼;但是,不少猎奇者询问一番,拿起手机矫情地摁一下,便像流水驮着落叶过去了。
耕也好,读也罢,过程都是缓慢的,内容都是质朴的,如同番薯一般的农家日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简单而又芜杂,琐碎实则精细,滋润并非功利。然而,不能不说,匆忙和草率,已是这个时代的“重症”之一。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多少有识之士致力于“药方”的寻找,而且从未停止过。
“谁找到故乡,谁就是胜利。”无论世情如何变幻,故乡酷似硕大的石榴,储满了田园、溪流、粮食、野果、农具、风习、乡党……只要找到其中的任何一个,就能获得俄国诗人叶赛宁所断言的“胜利”——物质的,精神的,抑或二者兼而有之。那么,乡愁也就不至于加剧为“乡痛”(语出澳大利亚哲学家阿尔布雷克特)。
我坚信,在中国,村庄才是我们的“挪亚方舟”——不论是已经盘踞都市的,还是依然困守村庄的,终究是个命运共同体。
采 柿 红
现在是采柿红的黄金期,这也是城里人去乡下最乐意的趣事。亦非随身带方凳和盛器。儿子拿着竹叉——随手揭竿而已,并非从前专用的那种柿叉。我空手尾随。柿树就在水井附近的园地里,从家里出发,绕过一个小小的转角,即可遇见。我小时候管园地叫后头坪。那是我们家最大的一块自留地;但它并不肥沃,土壤是黄褐的,固执的,好像不大愿意开化。每一季耕作,我们都寄予厚望,但它从来没有奉献过丰盛的果蔬,抑或番薯,乃至于改作田地的水稻。它的存在,俨然法国作家大仲马代表作《基度山伯爵》结尾的那几个字:等待和希望。每一次前往那里,我都一如既往,满怀希望。这一回更甚。
儿子走前头,倏地爬上布置于埂壁的乱石阶。在石阶顶端,别人的番薯地边沿,亦即小径的草丛,他瞥见一朵淡紫色的小花。儿子当即被吸引住了,蹲下观察。如此纤细,居然托起一朵那么漂亮的花,瞬间使他讶异。它细若衣线,长一小拃,小叶四片,除了盛开的一朵花,还有两个待放的蓓蕾。他直呼它喇叭花。亦非不赞同。乍看颇像番薯花,毕竟它的旁边确实蜿蜒着几条番薯藤。眼下正是薯藤着花的季节。仔细观察,它与番薯藤又毫无关联,纯属独立的生命个体。我拿出手机,利用辨识软件“形色”,拍摄一下,名曰:五裂叶薯。儿子端详一番,狐疑地说,从它的叶片上看,看不出所谓的五裂,倒像小小的心脏呢。他打开手机里的QQ浏览器,读取的结果是:小心叶薯。很显然,这一雅称更接近它的外貌特征,也更接近儿子的浪漫想象。该词条同时告诉我们:这种野花,至今未有人工培育。
再上几个台阶,就是我们的园地。严格地说,如今的它,更像一个苗圃,布满杂七杂八的树木,有红豆杉,有罗汉松,有板栗树,有青梅,有桂花,枇杷,还有青花梨树、柿树。这些都是大哥亲手所植,像是有心栽花,更像无意插柳,缺乏主题。至于柿树,也是矮化的外来品种,它和板栗相似。矮化似乎成了潮流。嫁接或杂交技术已经演进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高矮胖瘦悉听尊便。我多年未曾涉足园地,虽然每年清明节,都去给祖父和二哥祭墓,但从未顺路拐上几步,浑然不知道那里的新世界,竟有柿树,而且如此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