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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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562V是一件道教斋文类抄,其内容与其所适用的斋仪与佛教斋供非常类似,这种现象的产生与敦煌社会频繁的宗教服务需求有密切的关系,佛道两教同时为社会提供专业化的宗教服务,两教之间深度交流与融合在仪式实践中必然而自然产生.敦煌道教斋文与传世斋词不同,斋词是侧重忏悔的灵宝斋仪不可缺少的成分,而斋文所反映的道教斋供源于早期天师道的厨会与饭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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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562V是一件道教斋文类抄,其内容与其所适用的斋仪与佛教斋供非常类似,这种现象的产生与敦煌社会频繁的宗教服务需求有密切的关系,佛道两教同时为社会提供专业化的宗教服务,两教之间深度交流与融合在仪式实践中必然而自然产生.敦煌道教斋文与传世斋词不同,斋词是侧重忏悔的灵宝斋仪不可缺少的成分,而斋文所反映的道教斋供源于早期天师道的厨会与饭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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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全国马克思主义院长论坛常务理事会联合主办,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共同承办的全国马克思主义院长分论坛暨全国马克思主义院长论坛常务理事会在复旦大学召开.
中国道教产生于东汉的所说法,影响很大,但是是不确切的.实际上战国时期已经有了方仙道、黄老道等派别的早期道教,这既符合文明史和宗教史发展的规律,也有历史事实可以证明.《史记·封禅书》是一篇“宗教志”,记载了战国时许多宗教的具体情况,有方仙道、邹衍道团的信仰及活动等等,其他的文献和考古材料也可以佐证.民间的宗教活动很多,包括敬鬼神、行方术等等,秦代及汉初的许多现象和事实,都直接沿于战国.道教形成于战国时期,可以肯定,也还可以做进一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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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重新检讨对东禅寺版大藏经雕刻历史的理解.除了在历代大藏经中常见的卷末题记外,东禅寺版在每卷卷首附有题记.此为其首创,且在宋元诸藏中仅为开元寺版所继承.本文指出,该藏的卷首和卷尾题记,在性质和功能方面极为不同.对于两种题记性质及其所记年代差异的重新认识,相应地帮助了我们重新理解该藏的雕刻历史.当前对于大藏经版本及雕造史的研究主要依赖现存藏品和题记,但是如果对于那些史料自身的性质缺少足够理解则可能被严重误导,反之则可能找到新的突破口和方向.本文即是这种效力的一个极好例证.
从修行体系的传承、教义思想的阐释角度看,存在一个“汉藏佛教”,因为汉藏两地佛教有深刻的亲缘关系、共同的精神禀赋、一些共同的教法传承,以及共通的话语体系.“法界”是“汉藏佛教”教理体系的基础性概念.吐蕃时期影响千年的“顿渐之争”,可在此教理基础上获得较为明晰的解释.顿渐之别,即“顿入法界”“渐入法界”之别,是对“法界清净”“境智关系”不同的阐释,但都符合佛教的正理.从“汉藏佛教”这一学术视野讨论“顿渐之争”,不仅可以还原这一事件的真相,而且可以解释教义和修行体系上的一些深奥道理,既有助于佛教教义探索,也有思
个体的地位问题,亦即个体与普遍的关系问题,是古今之争的核心问题,也是庄子齐物思想的核心逻辑所在.个体(诸籁,万籁)与普遍(天籁)的关系,是《齐物论》的核心考量,“同是”“公是”等概念体现了庄子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而“玄同”则将这一思考转向主体自身,转向虚己,这意味着人与道的关系,不是外在的、自然的,而是内在的、主体性的,是基于自由的,道因自由而澄显.这是“唯道集虚”的深意.自由于道,即自律于道,这种自律同时蕴含对他者的关注.个体(与他者)与普遍的先验关系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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