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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来”和“走出去”一直是近些年来国家所大力提倡的，有了国家政策的扶持，中国的企业可以放心大胆地迈出国门，吸收、采纳并分享经验，与国际接轨，和世界同步，让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不可或缺的一环。
“引进来”和“走出去”一直是近些年来国家所大力提倡的，有了国家政策的扶持，中国的企业可以放心大胆地迈出国门，吸收、采纳并分享经验，与国际接轨，和世界同步，让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不可或缺的一环。对于“引进来”这一项，中国的“对外开放”就是从这里起步的，就目前的情况来讲，已然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使中国综合国力增强；提高了中国企业在人才、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国际竞争力；加快中国产业调整、提升和对外转移；促进了以市场为导向的中国经济改革；更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奠定了物质基础，减少了体制壁垒等。接下来就是中国企业勇敢大步“走出去”，走向世界的舞台，绽放璀璨夺目的光芒的时刻。
国家一直鼓励企业“走出去”，利用和整合全球资源，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跨国公司，并最终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在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引导下，中国产生了华为、海尔等具备全球市场竞争力的企业，以及一批借助于国外资源获得快速壮大的中小企业，当然，也存在着不少失败的案例。人们认为要实现成功的“走出去”，必须将海外资源嵌入到国内产业链和市场中，打通国内外两个市场，利用全球资源服务我国，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
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阶段，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具体体现。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环境意识的提高，粗放式发展模式必然面临改变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政府，来自民众，也来自资本的逐利和避害性。要改变发展过程中对资源、环境、人力的依赖，结果之一就是资本和产业向境外输出，向境外输出的顺序是初级产品、高级产品、资本、文化。
中国企业在国内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受到市场资源、自然资源、成本资源的限制，这种限制是企业寻求更大发展空间的障碍，也是原动力。由于企业的规模、性质、技术水平等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也使得其在“走出去”的模式选择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为了开拓海外市场或者规避“反倾销反补贴”，在国外直接投资建设工厂。为了摆脱中国制造“廉价、低品质”的形象，我国一些企业开始在发达国家建设生产工厂，并服务于当地市场。此外，为了规避“反倾销”也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工厂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无论是因为开拓海外市场还是规避“反倾销反补贴”而“走出去”的企业，它们在国外一般只建设最终产品的组装工厂，其零部件主要来自国内的进口。
海外并购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途径。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海外并购的数量快速增加，且将并购的主要目标对准欧美发达国家。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并购方面也具有不同的特征，国有企业主要集中于并购海外的资源和能源行业，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品牌和科技领域。此外，服务业企业的“走出去”也成为最近几年的新趋势。
依托海外工业园建设，集体“走出去”日益成为新趋势。早在2006年，我国就开始发展境外经贸合作区，经过近10年的发展，我国在海外建设的园区大约有100个，包括工业园、科技产业园等各类经济贸易合作区，以工业园居多。其中，国家级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19个。这些境外的经济贸易合作区，部分借鉴了我国国内产业园的管理方式。通过园区的形式“走出去”，增强了集体谈判的能力，可以获得更多的政策优惠。
作为后发国家，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面临着海外经营经验不足、知识产权积累较少、国家政策的调整滞后、信息服务的缺乏等等，使得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
在劳动力低廉的发展中国家投资，企业可能因为其他因素而导致生产成本攀升，甚至远远高于国内生产的成本。劳动力价格的上涨给劳动密集型企业带来了较大的压力，于是部分企业便开始寻求在劳动力价格较为廉价的越南、缅甸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开设工厂，但是整体来说，由于这些国家的产业链配套、基础设施薄弱以及政治风险等，使得海外生产成本不但没有因为工资低廉而节约，反而使得生产成本较国内有所上升，甚至难以正常组织生产。
我国企业“走出去”面对发达国家设置的知识产权壁垒，使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不可测的风险，同时，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的不足也遏制了我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我国企业一般采用“模仿-创新”的技术路径，在这一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可能不知不觉地侵犯了相关知识产权，也使得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面临着不可知的风险。品牌建设是企业“走出去”的另一障碍，尽管我国一些企业已经在努力建设自己的品牌，但是这些品牌仅具有局部的认知度和美誉度，尤其在竞争激烈的发达国家市场我国企业品牌影响力甚弱，严重影响了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中国企业“走出去”首先面临的是政治风险。中国企业走出的主要方向是欠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由于多种原因，往往存在政治上的不安定，甚至政权更迭，政治主张改变。这些变化就给中国企业在当地的经营和发展带来了巨大风险，甚至可能血本无归。如非洲乍得，就经历过与我国“建交-断交-再建交”多过程。
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法律风险。 发达国家具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企业与民众具有强烈的法律意识，即使是欠发达国家由于被殖民的历史原因，通常也具备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这些法律体系较我国来讲，往往更严格，执行的变通余地很小。如果被人加以利用，会对不熟悉这一体系的中国企业造成极大的被动局面。
中国企业“走出去”还面临人文风险。这是因为，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政治和经济精英阶层几乎都是欧美发达国家教育体系的产物，从政治思想到法律意识，行为规范，更多的倾向于欧美体系，中国企业与之交往的过程中极易被其外表所迷惑而忽略了其个人素养内涵，特别是在非洲国家，这种情况更加典型。 中国企业“走出去”也面临文化风险。中国传统文化中解决问题不是依靠法律和社会行为准则，而企盼的是“明君”“青天大老爷”来主持正义，主持公道。这是中国人的文化属性，是深入骨髓里的潜意识。在“走出去”与不同文化背景政府、企业民众打交道，特别是与发达国家打交道时，仍然存在这种文化意识，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找领导”，而忽略了那些国际大型企业多年磨练形成的依靠法律、规范和制度的个人行为准则。
我国出口导向型的政策设计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企业“走出去”。国家出台了大量的政策鼓励企业“走出去”，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便捷的政策环境，有效地促进了各类企业的“走出去”，取得了较好的政策效果，但是由于“走出去”的企业经营方式多样，它们和国内市场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这就使得某些保护国内市场的政策阻碍了其和国内市场的联系。
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需要熟悉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以及东道国的相关信息，但是我国仍然缺乏专业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和海外投资评估机构。由于商务部门人力精力有限，提供海外投资信息、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民间机构也比较缺乏，海外合作伙伴、国内已经“走出去”的同行提供的信息成为企业进行“走出去”的重要决策基础。不过，这些海外合作伙伴、国内已经“走出去”的同行提供的信息往往缺乏系统性、中立性，对企业“走出去”的决策可能会产生误导，从而导致对海外投资的风险评估不足，项目投资失败。
鼓励企业“走出去”，加快发展我国的跨国公司，实现国内资源的有效整合，是我国进一步深化发展开放型经济客观要求之一。面对当前“走出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要努力加以解决，不断地提高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水平。
抢抓“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机遇期，以工业园和产业链整体输出为重点，推进我国企业集体出海。工业园区可以汇集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形成集聚效应，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向“一路一带”国家输出工业园，由专业的工业园管理团队为企业服务，不仅有助于企业更好地适应当地的市场环境，提高和东道国政府谈判的能力，而且能够吸引产业链上的中小型配套企业的入驻，提高产业链的配套能力，真正实现对海外资源的充分利用。
鼓励企业根据转型升级的要求，采取以海外并购为主的手段来对接国内产业链，实现向“微笑曲线”两端扩展，提高我国产品的附加值。支撑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是国内相对完善的产业链配套能力，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需要扬长避短，将国内的产业链配套优势和国外的技术、品牌相结合，实现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在欧美发达国家，由于市场环境的变化，一些具有多年技术和品牌积淀的企业陷入经营的困境，这些企业有可能在和我国的产业链相对接后重新恢复竞争力，我国的海外兼并应该对这类企业给予重点关注。
梳理和调整相关国内政策，打通“走出去”和对接国内产业链、市场的通道，实现以全球资源服务中国经济格局。在我国企业开始大规模“走出去”的过程中，企业需要将生产环节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整合，这就不可避免地将海外生产的中间产品或者最终产品进口回国内进行生产和销售，如果设置较高的进口门槛，在某种程度上隔断了企业在全球市场的资源配置，难以发挥我国产业链配套好和国内市场潜力大的优势。减少一些进口限制措施，可以有效地提高“走出去”的水平。
按照国家鼓励和支持发展智库的战略规划，优先建设一批满足企业“走出去”要求的专业型独立智库。无论是我国当前的政府智库还是民间智库，都难以满足企业“走出去”的信息需求，需要建立研究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专业智库，也需要建立收集国外投资环境信息并提供投资评估的专业机构，为“走出去”战略提供优质的信息服务，使得企业能够最优化自己“走出去”的行为。
“引进来”和“走出去”一直是近些年来国家所大力提倡的，有了国家政策的扶持，中国的企业可以放心大胆地迈出国门，吸收、采纳并分享经验，与国际接轨，和世界同步，让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不可或缺的一环。对于“引进来”这一项，中国的“对外开放”就是从这里起步的，就目前的情况来讲，已然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使中国综合国力增强；提高了中国企业在人才、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国际竞争力；加快中国产业调整、提升和对外转移；促进了以市场为导向的中国经济改革；更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奠定了物质基础，减少了体制壁垒等。接下来就是中国企业勇敢大步“走出去”，走向世界的舞台，绽放璀璨夺目的光芒的时刻。
国家一直鼓励企业“走出去”，利用和整合全球资源，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跨国公司，并最终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在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引导下，中国产生了华为、海尔等具备全球市场竞争力的企业，以及一批借助于国外资源获得快速壮大的中小企业，当然，也存在着不少失败的案例。人们认为要实现成功的“走出去”，必须将海外资源嵌入到国内产业链和市场中，打通国内外两个市场，利用全球资源服务我国，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
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阶段，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具体体现。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环境意识的提高，粗放式发展模式必然面临改变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政府，来自民众，也来自资本的逐利和避害性。要改变发展过程中对资源、环境、人力的依赖，结果之一就是资本和产业向境外输出，向境外输出的顺序是初级产品、高级产品、资本、文化。
中国企业在国内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受到市场资源、自然资源、成本资源的限制，这种限制是企业寻求更大发展空间的障碍，也是原动力。由于企业的规模、性质、技术水平等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也使得其在“走出去”的模式选择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为了开拓海外市场或者规避“反倾销反补贴”，在国外直接投资建设工厂。为了摆脱中国制造“廉价、低品质”的形象，我国一些企业开始在发达国家建设生产工厂，并服务于当地市场。此外，为了规避“反倾销”也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工厂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无论是因为开拓海外市场还是规避“反倾销反补贴”而“走出去”的企业，它们在国外一般只建设最终产品的组装工厂，其零部件主要来自国内的进口。
海外并购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途径。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海外并购的数量快速增加，且将并购的主要目标对准欧美发达国家。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并购方面也具有不同的特征，国有企业主要集中于并购海外的资源和能源行业，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品牌和科技领域。此外，服务业企业的“走出去”也成为最近几年的新趋势。
依托海外工业园建设，集体“走出去”日益成为新趋势。早在2006年，我国就开始发展境外经贸合作区，经过近10年的发展，我国在海外建设的园区大约有100个，包括工业园、科技产业园等各类经济贸易合作区，以工业园居多。其中，国家级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19个。这些境外的经济贸易合作区，部分借鉴了我国国内产业园的管理方式。通过园区的形式“走出去”，增强了集体谈判的能力，可以获得更多的政策优惠。
作为后发国家，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面临着海外经营经验不足、知识产权积累较少、国家政策的调整滞后、信息服务的缺乏等等，使得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
在劳动力低廉的发展中国家投资，企业可能因为其他因素而导致生产成本攀升，甚至远远高于国内生产的成本。劳动力价格的上涨给劳动密集型企业带来了较大的压力，于是部分企业便开始寻求在劳动力价格较为廉价的越南、缅甸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开设工厂，但是整体来说，由于这些国家的产业链配套、基础设施薄弱以及政治风险等，使得海外生产成本不但没有因为工资低廉而节约，反而使得生产成本较国内有所上升，甚至难以正常组织生产。
我国企业“走出去”面对发达国家设置的知识产权壁垒，使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不可测的风险，同时，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的不足也遏制了我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我国企业一般采用“模仿-创新”的技术路径，在这一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可能不知不觉地侵犯了相关知识产权，也使得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面临着不可知的风险。品牌建设是企业“走出去”的另一障碍，尽管我国一些企业已经在努力建设自己的品牌，但是这些品牌仅具有局部的认知度和美誉度，尤其在竞争激烈的发达国家市场我国企业品牌影响力甚弱，严重影响了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中国企业“走出去”首先面临的是政治风险。中国企业走出的主要方向是欠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由于多种原因，往往存在政治上的不安定，甚至政权更迭，政治主张改变。这些变化就给中国企业在当地的经营和发展带来了巨大风险，甚至可能血本无归。如非洲乍得，就经历过与我国“建交-断交-再建交”多过程。
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法律风险。 发达国家具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企业与民众具有强烈的法律意识，即使是欠发达国家由于被殖民的历史原因，通常也具备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这些法律体系较我国来讲，往往更严格，执行的变通余地很小。如果被人加以利用，会对不熟悉这一体系的中国企业造成极大的被动局面。
中国企业“走出去”还面临人文风险。这是因为，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政治和经济精英阶层几乎都是欧美发达国家教育体系的产物，从政治思想到法律意识，行为规范，更多的倾向于欧美体系，中国企业与之交往的过程中极易被其外表所迷惑而忽略了其个人素养内涵，特别是在非洲国家，这种情况更加典型。 中国企业“走出去”也面临文化风险。中国传统文化中解决问题不是依靠法律和社会行为准则，而企盼的是“明君”“青天大老爷”来主持正义，主持公道。这是中国人的文化属性，是深入骨髓里的潜意识。在“走出去”与不同文化背景政府、企业民众打交道，特别是与发达国家打交道时，仍然存在这种文化意识，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找领导”，而忽略了那些国际大型企业多年磨练形成的依靠法律、规范和制度的个人行为准则。
我国出口导向型的政策设计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企业“走出去”。国家出台了大量的政策鼓励企业“走出去”，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便捷的政策环境，有效地促进了各类企业的“走出去”，取得了较好的政策效果，但是由于“走出去”的企业经营方式多样，它们和国内市场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这就使得某些保护国内市场的政策阻碍了其和国内市场的联系。
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需要熟悉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以及东道国的相关信息，但是我国仍然缺乏专业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和海外投资评估机构。由于商务部门人力精力有限，提供海外投资信息、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民间机构也比较缺乏，海外合作伙伴、国内已经“走出去”的同行提供的信息成为企业进行“走出去”的重要决策基础。不过，这些海外合作伙伴、国内已经“走出去”的同行提供的信息往往缺乏系统性、中立性，对企业“走出去”的决策可能会产生误导，从而导致对海外投资的风险评估不足，项目投资失败。
鼓励企业“走出去”，加快发展我国的跨国公司，实现国内资源的有效整合，是我国进一步深化发展开放型经济客观要求之一。面对当前“走出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要努力加以解决，不断地提高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水平。
抢抓“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机遇期，以工业园和产业链整体输出为重点，推进我国企业集体出海。工业园区可以汇集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形成集聚效应，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向“一路一带”国家输出工业园，由专业的工业园管理团队为企业服务，不仅有助于企业更好地适应当地的市场环境，提高和东道国政府谈判的能力，而且能够吸引产业链上的中小型配套企业的入驻，提高产业链的配套能力，真正实现对海外资源的充分利用。
鼓励企业根据转型升级的要求，采取以海外并购为主的手段来对接国内产业链，实现向“微笑曲线”两端扩展，提高我国产品的附加值。支撑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是国内相对完善的产业链配套能力，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需要扬长避短，将国内的产业链配套优势和国外的技术、品牌相结合，实现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在欧美发达国家，由于市场环境的变化，一些具有多年技术和品牌积淀的企业陷入经营的困境，这些企业有可能在和我国的产业链相对接后重新恢复竞争力，我国的海外兼并应该对这类企业给予重点关注。
梳理和调整相关国内政策，打通“走出去”和对接国内产业链、市场的通道，实现以全球资源服务中国经济格局。在我国企业开始大规模“走出去”的过程中，企业需要将生产环节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整合，这就不可避免地将海外生产的中间产品或者最终产品进口回国内进行生产和销售，如果设置较高的进口门槛，在某种程度上隔断了企业在全球市场的资源配置，难以发挥我国产业链配套好和国内市场潜力大的优势。减少一些进口限制措施，可以有效地提高“走出去”的水平。
按照国家鼓励和支持发展智库的战略规划，优先建设一批满足企业“走出去”要求的专业型独立智库。无论是我国当前的政府智库还是民间智库，都难以满足企业“走出去”的信息需求，需要建立研究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专业智库，也需要建立收集国外投资环境信息并提供投资评估的专业机构，为“走出去”战略提供优质的信息服务，使得企业能够最优化自己“走出去”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