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耽误的一代
　　我的身上打上了那个年代的孩子不幸的时代烙印：在长身体的时候遇到了三年饥荒，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几个星期前挂起来的“风干肉”；在读书的时候遇到了“文化大革命”，不得不放弃学业，去当地一个剧团跑龙套，从这一个公社到那一个公社，从这一个大队到那一个大队。
　　在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名校情结”，只有“我要读书”的高玉宝式“读书情结”。半夜鸡叫，我不用起来做工，但却要起来读书。我们有一个多么好学然而却失学的青春岁月！
　　高中毕业后为逃避上山下乡我进了泰兴文工团，拉手风琴和小提琴，还是“上山下乡”，到周边各个公社演出，有时候深夜回来了，就在库房里睡稻草地铺。但我无法将自己的激情和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音乐上，苦闷、空虚，我发疯似地学习古文、汉赋、唐诗、宋词等等，将自己的满腹抑郁和激情寄托于中国古典文学。当改革开放即将开始的消息传到江苏小城时，我彻夜狂奔在泰兴县城的大街小巷，但却找不到一个知音来宣泄内心的喜悦和对未来的向往。
　　在文工团工作了四年，1976年，我心急火燎地让父母给我找人通关系，搞一个工农兵大学的指标，完成我的大学梦。由于我爸爸的地位在江苏泰兴小城还不够高，我的这个梦想，未能如愿。这种“游吟歌手”的日子直到有一天我来到南京，听到了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才有了改变。
　　听到恢复高考消息的那一瞬间，我知道时代在变，学习知识的门再一次向我们打开了，我不能放弃！当了几年的“游吟歌手”，我也热爱生活，热爱音乐，于是我填报了音乐界的最高学府——中央音乐学院。十年“文革”积压了大量的人才，这所只招收两百多人的学校居然有几万人填报，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报了，因为参与就有机会—哪怕不大，不参与就完全没有可能。
　　我是被“文革”耽誤的一代，后来没想到，这个悲惨经历却成了我的宝贵人生财富，我经常拿它来教育我的学生，告诉他们，一万年太久，不争四年，像我这样的人一样有出息。
　　音乐学院的五年
　　这一次，幸运的大门向我敞开，我被中央音乐学院录取了，这一年我22岁。进入音乐系后，积蕴多年的能量爆发出来。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文化、艺术书籍。回首这么多年，音乐已经成为我生命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音乐奠定了我性格的基础：活泼、热情、开朗、热爱生活；是音乐给予了我生活的品味：睡不着的时候我会听巴赫，在巴赫的音乐中我能感到一种灵魂的冲撞，于是心被感动了；是音乐让我有了对人生独特的思考：音乐作为最抽象的形式都能表达人类最丰富的感情。思索问题的时候，我会哼一段音乐；有心事的时候，我会用手指敲打桌面，模拟钢琴的演奏。打开我的博客，音乐的重量无所不在。
　　说在音乐学院里熬了五年也一点不假。我没有音乐天才，但却被迫与全国最了不起的一群音乐天才们圈在一个院子里生活，比如当时就已经崭露头角的谭盾、叶小刚，那日子真是“相当”难受。看着那些浑身上下颤动着音符、散发着仙乐的女子十二乐坊们在你身边走来走去，你真的恨不得就做她们乐器上的蛇皮或鼓皮，让她们溜溜地拉来让她们溜溜地敲……
　　大学的五年是充实而美好的，在理想主义盛行的20世纪80年代，我一度被叫做“五四青年”。我学习毛泽东，来北大旁听了两个学期的课程；我还经常赶很远的路来北大参加活动。在这段激情燃烧的日子里，我遇到了钱理群、谢冕等资深教授，接受了北大人文与艺术精神的熏陶，从这个时候起，我的身上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北大的烙印。
　　在音乐学院，我用很多时间学习英语。我在大学期间学过最难忘的一本英语教材，英文原文叫Essential English。这四本教材让我读得如痴如醉。我记得里面有一个故事：“我是一个在铁路岗位忠心耿耿工作一生的列车员，退休后公司赠送我一节列车车厢留作纪念。一天下大雨，我的侄儿看见我坐在后院的车厢外抽烟，浑身淋得湿漉漉的。侄儿问：叔叔你为什么不到车厢里面避雨呢？叔叔说：你没看见，车内写着‘禁止抽烟’吗？”
　　学习英语对我最大的价值，不仅在于语言，更在于文化。通过对这类故事的阅读，中国教育的许多缺陷，在这里得到了弥补。我上面回忆的这个小小的故事，把西方文化中提倡的敬业、纪律、秩序、规则，包括幽默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使得我在将近三十年之后，依然想访问这个叔叔的禁烟小屋……
　　北大精神的狂欢
　　一位老师曾对我们说：“你们中间应该有人做文化部长。”我想：“那个人一定是我。”但毕业时，我放弃了去文化部的机会，执意去了北大，也许骨子里热爱自由的本能使我难以割舍自由的精神家园。我如愿以偿地来到北大任教，并且如愿以偿地从事文艺工作。
　　在这里，我体会了北大的历史意识与时代精神；在这里，我结识了俞敏洪、王强等日后一起战斗的战友；在这里，我第一个对北大学生在天安门打出“小平您好”的条幅进行了报道；在这里，我担任了北大艺术团的指导老师，成为北大团委的文化部长，而且还自己作词作曲写下了那个年代脍炙人口的《星期天》。
　　刚到北大我就成了学校文化活动的核心人物。9月份到北大，12月份，我的名字和我主持的校园文化活动就上了《人民日报》。可以说从“五四”之后，那个时期是北大校园文化活动最繁荣的时期。至今，许多北大校友提起来依然满怀思念。热烈，欢快，高朋满座。我在北大找到了归宿。我喜欢做青年人的良师益友，每个学校都有职业指导、心理指导，我要把这三项结合起来，“做青年学生的精神导师”是我的追求。
　　我在北大时期的另一种辉煌与“小平您好”这一条已载入史册的标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84年国庆35周年的庆典中，游行队伍里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标语。当晚，我率领北大艺术团在天安门前狂欢了一夜，回到学校已经夜里12点多了，但当我听说这个标语是北大生物系的学生打出来的时候，立即同另外两人去做采访，写出了一篇激情洋溢的报道，并通过电话传给了《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第二天，两家报纸都登出来了。多年以后，偶尔想起来，中国改革开放中最迷人的一条新闻报道出自我的手，我仍然感到自豪。
　　今天我仍然喜欢这支歌：“今天又是星期天，星期天。冷冷清清是校园，是校园……”年轻人唱起这首歌，能抒发少年的孤独与青春的无奈；中年人唱起这首歌，不禁想起自己曾经拥有的大学时光，想起曾经的青春、热血、爱情和美好，而热泪盈眶。
　　跨过太平洋
　　多年前的一个寒冷的冬天，一架飞机载着一群寻梦的中国人飞过了茫茫太平洋。当飞机飞临新大陆的上空时，机长告诉大家下面就是美国旧金山。顿时，原本安静的机舱里传出一阵阵不由自主的惊叹：我们终于到达美国了！是的，到美国了！第一次出国的人，尤其是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大都有这种惊叹。这些惊叹的人当中就有当年的我。
　　来到美国是我人生的一个分水岭，惊奇消失以后，我不得不面对的是如何在这里生存下去。为了完成学业，我在一个中餐馆里打工，干着擦桌子、洗碗、送比萨等在国人看来很“卑贱”的工作。这个时候的我完全没有知识分子的清高与矜持，而是脚踏实地、一步步地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体味了世界最发达国家的底层生活，我终于理解了美国是怎样一步一步建成的，我的身上也逐渐具备了能上能下的气度与实际动手的能力。艰难的日子里，有一种信念一直支持着我：要完成学业，要向西方学习，要为中华复兴寻找答案。
　　转机到了美国纽约机场，我的一位朋友，现任新东方留学中心主任的杨建飞，早在那里等着接我了。建飞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考上北京外语学院的大学生。当时在美国已经呆了一年半。在机场商店，我要他赶快给我买一个“热狗”。建飞说：热狗难吃死了，显然他已经吃够了热狗。我说：“不行，我得尝一尝，这是美国快餐文化的象征呢。”
　　我记得第一次吃热狗，味道糟极了！但我还是假装津津有味地把这热狗一段一段地咬到底，制造了一条人咬狗的新闻。来到北美新大陆的我兴奋无比。接着，我很快就开始打工了，为了生存与梦想而拼搏。（作者系新东方联合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