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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尼斯拉夫·莱姆（Stanis?awLem）在波兰享有很高声誉，《索拉里斯星》等作品是他的“封神之作”，导演塔可夫斯基根据《索拉里斯星》改编的电影《飞向太空》也备受瞩目。2021年，恰逢莱姆诞辰百年，波兰政府宣布今年为“莱姆年”。而在国内科幻界鲜为人知的是莱姆的科幻理论思考，例如他的德语随笔《科幻中的机器人》。
这篇随笔收录在1972年在德国慕尼黑出版的《科幻：理论与历史》论文集中。文集收录共21篇，1篇作者为莱姆，另有2篇则谈论莱姆：一位莱姆译者的《莱姆：关于人与机器人》和一位波兰学人的《莱姆的逃避》。从文集目录结构来看，莱姆分量最重，编者也认为，莱姆在当时的西方国家“未受应有重视”。这种“未受重视”或许仅适用于文集出版之前。据不完全统计，在1960-1995年间，德国出版的莱姆作品已有80余种之多。莱姆与德国既有“缘分”，也有密切交集：莱姆的家乡利沃夫在德语中恰巧意为“莱姆山”（Lemberg）;二战中参加了抵抗纳粹运动的他，战后与德国学界交流密切;他是比勒菲尔德等德国大学的荣誉博士，也懂德语。在文集中，非德语论文均附有翻译信息，而莱姆这篇却非如此，这意味着这篇德语论文存在直接出于莱姆之手的可能。随笔探讨了包括机器人、人造人、电脑、赛博格、后人类，以及神话与科幻、科幻创意、想象力等至今仍被热议的话题。首先引人注意的是机器人小说，即他对以下问题的看法：传统机器人故事为何往往难以善终，科幻中的人机关系可分哪几类，哪些是不好的机器人小说。
面对这个问题，读者或许未曾认真考虑过，但或许能联想到几部作品。在此，莱姆强调的是西方基督教伦理，而且他合理地将机器人置入到了西方人造人传统中，即将机器人与古代炼金术中荷蒙库鲁斯（Hommuculus）传说和犹太教传统中的泥人哥连（Golem）传说联系起来。他解释道：“在我们这个[西方基督教]文化圈里，人造人被视为亵渎上帝。创生行为应由人自身不断地重复。人造人因此是一种戏仿，是人想要与上帝平起平坐的尝试。按照我们的教义，这种鲁莽行为难以善终[……]还有人说，魔鬼在造人过程中帮了忙，地狱援助了荷蒙库鲁斯的创作者。”如果仅观察西方机器人叙事史会发现，这种“难以善终”经常会表现为人的“弗兰肯斯坦情结”和机器人的弑主反叛，即世俗科学家追求或享受优越造物主的优越感，又顾虑僭权“造人”行为会被上帝惩罚，或者有“原罪”的机器造物会反叛，最终世俗造物主也往往吐下苦果。
莱姆也敏锐地观察到，其他文化中的人造人故事未必如此：“从原则上讲，一个宗教在面对人造人问题时可以保持中立，只是由基督教深刻影响的地中海文化才将荷蒙库鲁斯视为渎神的结果。”莱姆在此并未直接举机器人的例子，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当时机器人文化的差异性还未进入学界和大众视野。尽管日本社会对机器人形象的积极乐观态度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阿童木等）就显现出来，甚至更早，但其独特性在80年代才开始被西方学界所关注。而在西方人造人传统中，则是另一种景象：“前几个世纪的这些‘原始机器人’文学原型（例如泥人哥连），一般都被描绘得凶恶的，至少是令人感到恐惑不安的。”
莱姆认为，科幻中的人机关系有四种模式，即模仿四种关系。第一类是人与机器的关系。从这层关系中孵化出了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法则”——与莱姆的看法不同，部分读者或许认为三法则来源于以下将要提及的人机主奴关系。在欧美机器人小说创作者中，同时对机器人叙事进行反思的著名作家有阿西莫夫和莱姆，两者也有关联：在莱姆的这篇随笔中，阿西莫夫随处可见。莱姆认为，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法则不仅在技术上无法实现，在逻辑上也不成立，他笔下的机器人形象多是呆头呆脑的铁盒子。乃至莱姆说道，“在很多方面我都可以原谅阿西莫夫，但在三法则问题上不行，因为他为现实可能性勾绘了完全错误的画面。”在他看来，神话传统把人造人视为恶的或危险的，而阿西莫夫在科幻中逆转了这种范式，仅此而已。
第二类是主人和奴仆的关系。莱姆认为，在机器人小说中，多是人主机奴，鲜有例外。欧美有大量的机器人故事都以机器人反叛告终，莱姆似乎并不关注这一现象。他还认为人主机奴故事多缺乏自身特色和心理深度，只是源自“单维度的文学”。论能给读者留下的印象，他未见过任何机器人形象能与凡尔纳笔下的“鹦鹉螺号”潜水艇媲美。
第三类是人与诱惑性魔怪的关系。莱姆认为，机器人叙事中的人机情爱关系似乎是维多利亚式和清教主义式的，作家缺乏心理感知能力，幻想文学在此领域具有自由，但相关作品乏善可陈。仔细观察机器人想象和叙事史，读者会发现实际上有很多人机恋爱和情爱的故事，但或许受限于文本或视野，莱姆并没有太多讨论。他对《未来夏娃》（1886）倒是非常认可，并以这部百年之前的作品来反衬他自己时代的机器人故事的创意和内容贫乏。
第四类是人与超验性事物（即上帝、圣灵等）的关系。莱姆认为，机器人小说对这种关系的关注太少，所有宗教相关话题几乎被完全驱逐出了科幻。阿西莫夫的《最后的问题》虽然塑造了最终变为上帝的计算机形象，但关于机器人如何看待上帝、天、地与人以及机器人的意识、存在和灵魂等问题，都难以得到探讨。
传统悲剧性的机器人叙事以及人机关系四种模式在科幻中的呈现导致了莱姆的论调：“科幻中所有的机器人都极为无聊、单一。”在他看来，对机器人的塑造遵循了两个目标。一是尝试对未来进行预言，讨论能思考的机器人什么样、如何行事、能做到什么。这其中还涉及了心理学、社会学和哲学问题。二是不探讨机器人的这些内在或存在问题，而是将机器人小说视为譬喻、寓言、童话或者诡异、幽默的文本。但按照严谨和合乎逻辑的要求来看，这类已不再是科幻，不是由科学夯实基础的文学。例如卡夫卡不是站在“展望未来”的立场上来写作，因此将《变形记》视为“昆虫学科幻小说”的观点是荒谬的。显然，莱姆并不认同第二种机器人叙事目标，与第一种目标相比，它显然脱离了现实技术的可能性和预测未来的科幻赋能。
科幻中的“当下—未来—逻辑错位”是莱姆不能容忍的。例如，在英国科幻作家约翰·温德姆的小说《同感线路》中，丈夫因为妻子更换身体而感到无比惊吓。莱姆认为，置身未来技术世界，丈夫的心理反应仍是当今的，这样的情节设计不合逻辑，因为“在一个已批量生产类人机器人和移植头颅的社会里，见到这种情况难道会如此可大惊小怪吗？”此外，与机器人角色没有心理深度相应，作家心理感知能力弱、想象力不够，这些都在莱姆批评的瞄准镜之内。
莱姆也不认可机器人形象的类型化。它们要么是“铁质的蠢蛋、沉默的木头人”或机械的自动机，要么完全像普通人的类人机器人（android）。这都可能是创思惰性或逻辑错位的产物——有些作家只做简单的替代处理，即直接用机器人形象替代人。例如有人谈论生活成本高的问题，那就塑造谈论自己更新零件费用高昂的机器人。莱姆想要的是第三类机器人：像人而又陌生。而且，机器人形象应有“我—模式”，在感知和适应世界的同时，也形成“自我”，就类似于人有着“以我为中心的意识”。
在此，莱姆对他读到的机器人科幻小说给予了犀利的批评。莱姆期待的第三类或曰新的机器人叙事应能讨论形而上的问题，富有想象力和心理描述深度，避免形象單一化和叙事逻辑错位，应直面与机器人相关的灵魂、意识等未来问题，而不是重复神话或传说中的陈词滥调，否则科幻就是“为自己建造了一所监狱，并自投罗网”。借助这篇随笔，读者可管窥莱姆的文艺创作思想，而且他关于未来预言、赛博格、想象力以及科幻创作等方面的观点，也值得国内学界继续细致考证和深入挖掘。
这篇随笔收录在1972年在德国慕尼黑出版的《科幻：理论与历史》论文集中。文集收录共21篇，1篇作者为莱姆，另有2篇则谈论莱姆：一位莱姆译者的《莱姆：关于人与机器人》和一位波兰学人的《莱姆的逃避》。从文集目录结构来看，莱姆分量最重，编者也认为，莱姆在当时的西方国家“未受应有重视”。这种“未受重视”或许仅适用于文集出版之前。据不完全统计，在1960-1995年间，德国出版的莱姆作品已有80余种之多。莱姆与德国既有“缘分”，也有密切交集：莱姆的家乡利沃夫在德语中恰巧意为“莱姆山”（Lemberg）;二战中参加了抵抗纳粹运动的他，战后与德国学界交流密切;他是比勒菲尔德等德国大学的荣誉博士，也懂德语。在文集中，非德语论文均附有翻译信息，而莱姆这篇却非如此，这意味着这篇德语论文存在直接出于莱姆之手的可能。随笔探讨了包括机器人、人造人、电脑、赛博格、后人类，以及神话与科幻、科幻创意、想象力等至今仍被热议的话题。首先引人注意的是机器人小说，即他对以下问题的看法：传统机器人故事为何往往难以善终，科幻中的人机关系可分哪几类，哪些是不好的机器人小说。
西方传统机器人故事为何难以善终？
面对这个问题，读者或许未曾认真考虑过，但或许能联想到几部作品。在此，莱姆强调的是西方基督教伦理，而且他合理地将机器人置入到了西方人造人传统中，即将机器人与古代炼金术中荷蒙库鲁斯（Hommuculus）传说和犹太教传统中的泥人哥连（Golem）传说联系起来。他解释道：“在我们这个[西方基督教]文化圈里，人造人被视为亵渎上帝。创生行为应由人自身不断地重复。人造人因此是一种戏仿，是人想要与上帝平起平坐的尝试。按照我们的教义，这种鲁莽行为难以善终[……]还有人说，魔鬼在造人过程中帮了忙，地狱援助了荷蒙库鲁斯的创作者。”如果仅观察西方机器人叙事史会发现，这种“难以善终”经常会表现为人的“弗兰肯斯坦情结”和机器人的弑主反叛，即世俗科学家追求或享受优越造物主的优越感，又顾虑僭权“造人”行为会被上帝惩罚，或者有“原罪”的机器造物会反叛，最终世俗造物主也往往吐下苦果。
莱姆也敏锐地观察到，其他文化中的人造人故事未必如此：“从原则上讲，一个宗教在面对人造人问题时可以保持中立，只是由基督教深刻影响的地中海文化才将荷蒙库鲁斯视为渎神的结果。”莱姆在此并未直接举机器人的例子，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当时机器人文化的差异性还未进入学界和大众视野。尽管日本社会对机器人形象的积极乐观态度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阿童木等）就显现出来，甚至更早，但其独特性在80年代才开始被西方学界所关注。而在西方人造人传统中，则是另一种景象：“前几个世纪的这些‘原始机器人’文学原型（例如泥人哥连），一般都被描绘得凶恶的，至少是令人感到恐惑不安的。”
科幻中的人机关系有哪些模式？
莱姆认为，科幻中的人机关系有四种模式，即模仿四种关系。第一类是人与机器的关系。从这层关系中孵化出了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法则”——与莱姆的看法不同，部分读者或许认为三法则来源于以下将要提及的人机主奴关系。在欧美机器人小说创作者中，同时对机器人叙事进行反思的著名作家有阿西莫夫和莱姆，两者也有关联：在莱姆的这篇随笔中，阿西莫夫随处可见。莱姆认为，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法则不仅在技术上无法实现，在逻辑上也不成立，他笔下的机器人形象多是呆头呆脑的铁盒子。乃至莱姆说道，“在很多方面我都可以原谅阿西莫夫，但在三法则问题上不行，因为他为现实可能性勾绘了完全错误的画面。”在他看来，神话传统把人造人视为恶的或危险的，而阿西莫夫在科幻中逆转了这种范式，仅此而已。
第二类是主人和奴仆的关系。莱姆认为，在机器人小说中，多是人主机奴，鲜有例外。欧美有大量的机器人故事都以机器人反叛告终，莱姆似乎并不关注这一现象。他还认为人主机奴故事多缺乏自身特色和心理深度，只是源自“单维度的文学”。论能给读者留下的印象，他未见过任何机器人形象能与凡尔纳笔下的“鹦鹉螺号”潜水艇媲美。
第三类是人与诱惑性魔怪的关系。莱姆认为，机器人叙事中的人机情爱关系似乎是维多利亚式和清教主义式的，作家缺乏心理感知能力，幻想文学在此领域具有自由，但相关作品乏善可陈。仔细观察机器人想象和叙事史，读者会发现实际上有很多人机恋爱和情爱的故事，但或许受限于文本或视野，莱姆并没有太多讨论。他对《未来夏娃》（1886）倒是非常认可，并以这部百年之前的作品来反衬他自己时代的机器人故事的创意和内容贫乏。
第四类是人与超验性事物（即上帝、圣灵等）的关系。莱姆认为，机器人小说对这种关系的关注太少，所有宗教相关话题几乎被完全驱逐出了科幻。阿西莫夫的《最后的问题》虽然塑造了最终变为上帝的计算机形象，但关于机器人如何看待上帝、天、地与人以及机器人的意识、存在和灵魂等问题，都难以得到探讨。
哪些是不好的机器人小说？
传统悲剧性的机器人叙事以及人机关系四种模式在科幻中的呈现导致了莱姆的论调：“科幻中所有的机器人都极为无聊、单一。”在他看来，对机器人的塑造遵循了两个目标。一是尝试对未来进行预言，讨论能思考的机器人什么样、如何行事、能做到什么。这其中还涉及了心理学、社会学和哲学问题。二是不探讨机器人的这些内在或存在问题，而是将机器人小说视为譬喻、寓言、童话或者诡异、幽默的文本。但按照严谨和合乎逻辑的要求来看，这类已不再是科幻，不是由科学夯实基础的文学。例如卡夫卡不是站在“展望未来”的立场上来写作，因此将《变形记》视为“昆虫学科幻小说”的观点是荒谬的。显然，莱姆并不认同第二种机器人叙事目标，与第一种目标相比，它显然脱离了现实技术的可能性和预测未来的科幻赋能。
科幻中的“当下—未来—逻辑错位”是莱姆不能容忍的。例如，在英国科幻作家约翰·温德姆的小说《同感线路》中，丈夫因为妻子更换身体而感到无比惊吓。莱姆认为，置身未来技术世界，丈夫的心理反应仍是当今的，这样的情节设计不合逻辑，因为“在一个已批量生产类人机器人和移植头颅的社会里，见到这种情况难道会如此可大惊小怪吗？”此外，与机器人角色没有心理深度相应，作家心理感知能力弱、想象力不够，这些都在莱姆批评的瞄准镜之内。
莱姆也不认可机器人形象的类型化。它们要么是“铁质的蠢蛋、沉默的木头人”或机械的自动机，要么完全像普通人的类人机器人（android）。这都可能是创思惰性或逻辑错位的产物——有些作家只做简单的替代处理，即直接用机器人形象替代人。例如有人谈论生活成本高的问题，那就塑造谈论自己更新零件费用高昂的机器人。莱姆想要的是第三类机器人：像人而又陌生。而且，机器人形象应有“我—模式”，在感知和适应世界的同时，也形成“自我”，就类似于人有着“以我为中心的意识”。
结语
在此，莱姆对他读到的机器人科幻小说给予了犀利的批评。莱姆期待的第三类或曰新的机器人叙事应能讨论形而上的问题，富有想象力和心理描述深度，避免形象單一化和叙事逻辑错位，应直面与机器人相关的灵魂、意识等未来问题，而不是重复神话或传说中的陈词滥调，否则科幻就是“为自己建造了一所监狱，并自投罗网”。借助这篇随笔，读者可管窥莱姆的文艺创作思想，而且他关于未来预言、赛博格、想象力以及科幻创作等方面的观点，也值得国内学界继续细致考证和深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