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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作者阎连科将三姓村置于极致的苦难面前，三姓村的男性也成为苦难和牺牲的宏大叙事场面的中心，成为抗争死亡宿命的悲剧英雄。然而，三姓村的女性也在男性世界的缝隙中默默地发声，以独特的姿态与死亡斗争，她们的命运同样值得我们关注。三姓村的女性不仅生活在死亡宿命的悲剧下，同时也难逃男性绝对权威下的女性悲剧。
关键词：《日光流年》 女性 宿命悲剧 女性悲剧
三姓村的人们生活在极致的苦难之中，全村男男女女都面临着一种疾病——喉堵症的威胁，面对着活不过四十岁的死亡宿命，“只要活着，比什么都好”，成为《日光流年》中三姓村人的生命哲学。在生的渴望的推动下，三姓村人踏上了迁徙、生育、种油菜、换土、引水的惨烈久远的生命之旅。在这一系列的抗争过程中，男性是苦难和牺牲的宏大叙事场面的中心，男性的力量、欲求以及对死亡的反抗精神得到突显，相比之下，女性被置于男性世界的缝隙之中，似乎处在次要地位而变得无关紧要。但这个世界不光是男性一人的世界，女性也在以自己特有的姿态与死亡进行抗争——爱情的忠贞捍卫者、家庭的坚实守护者、命运的勇敢抗争者，尽管她们终究难以逃脱死亡的宿命悲剧！并且，女性的命运更加悲惨，她们承受着男性世界强加的苦难，女性的身体只是躯体的存在，女性是生育机器，成为权力地位金钱的交换品。因此，三姓村的女性不仅生来就活在死亡宿命恐惧的阴霾下，而且还始终难以逃脱男性绝对权威下的女性悲剧！
一.宿命悲剧
面对着喉堵症的威胁、早死的宿命，三姓村的女人们在生的渴望的推动下同苦难的命运作抗争，她们的身上体现了活在当下的生命意义，对现实生命体验的关怀，她们是苦难中少有的温暖与幸福的来源，同时，她们也是男性抗争主战场胜利的关键。但是，她们始终难以逃脱死亡宿命的阴霾，她们的生的渴望以及由此而作的抗争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更加剧了女性命运的悲剧色彩。
在阴魂不散的死亡的威胁下，所有的人都在为活过四十岁而斗争，活着以外的一切在生的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而对爱情的追求似乎也成了一种奢望与浪费。但正是在苦难的现实处境下，女性们对爱情的勇敢追求与捍卫恰恰是活在当下、享受当下的生命价值的体现，是蔑视死亡的表现，因而也是与死亡作斗争的一种独特方式。蓝四十与杜竹翠是《日光流年》中两个重要的女性人物形象，她们一辈子都在爱着同一个男人——司马蓝，并且都为这个男人付出了自己短暂的一辈子。她们在面对死亡的宿命时，都没有放弃对爱情的追求，而是爱情的忠贞捍卫者。蓝四十始终爱着司马蓝，她对司马蓝有着坚贞如一的爱，她说，“我一辈子就想把我的身子给了他，想和他合铺过日子，想为他生一个男孩娃，为他烧饭，为他洗锅洗碗，为他端洗脸水，倒洗脚水。”但不幸的是，蓝四十做人肉营生时染上了性病，至死也没能跟司马蓝合铺，也没能实现这个最简单的愿望。蓝四十是不幸的，竹翠同样也是不幸的。杜竹翠从小便爱着司马蓝，她曾经对司马蓝表白，“你娶了我杜竹翠，我给你做牛做马，洗衣烧饭，端洗脸水，倒洗脚水。”后来，杜竹翠虽然成了司马蓝的媳妇，但她从来都没有获得司马蓝的爱。在司马蓝将死之时，杜竹翠的无情，正是她对司马蓝爱到极致的一种表现，她恨司马蓝一生中对她的三心二意，临了仍牵挂着蓝四十，杜竹翠对司马蓝始终有着死心塌地的爱。蓝四十与杜竹翠这两个女人，她们始终不索回报、不顾后果地爱着司马蓝，勇敢无畏地追求着自己的爱情，她们是爱情的坚贞捍卫者。面对着死亡的悲剧宿命，她们对爱情的坚守是生命意义的一种体现，是对早死宿命的弃置，体现了对死亡宿命的反抗。
三姓村的女性不仅是爱情的坚贞捍卫者，她们还是家庭的坚实守护者。在极致的苦难、贫苦的生活面前，若说哪里还保有一点温暖，那便是母亲的怀抱，家的港湾。石曙萍曾指出，“无论是阎连科的乡情小说，还是军旅小说，我们都看到‘家’这个概念的频频迭现。有个女人，就是家，就是幸福。”的确如此，在《日光流年》中，作为母亲与妻子的女性，就是家，就是幸福。无论生活条件多么艰辛，作为母亲的女性们都会给孩娃们尽可能地创造最好的生存条件，这是一种母爱本能的体现。在《日光流年》第五卷“家园诗”中，母爱的本能得到了彰显，“无论如何，那时候，他们会得到有奶水的女人的同情呢，她们会把自己最后的怀扣解开，在门口的树下袒露出新织得的布匹样洁白的胸脯，把面袋一样的奶子送给这些孩娃们。”在这里，女性已不再是单个的母亲形象，而是圣母的化身，给予孩子们生命、抚育孩娃们的成长。作为妻子，三姓村的女人们与丈夫同甘苦，是丈夫的贤内助。她们勤劳节俭，即使在生育期间，她们也不辞辛苦的劳作，“井台上、牛圈里、碾道和磨房，还有河边洗衣捶衣的石头旁，你都能看到女人挺着半大的肚子在忙乎。”她们的劳作只是为给丈夫减轻生活的负担，让孩娃们能够吃饱穿暖，男人和孩娃就是她们的一切。同男人们不一样，女人的情感细腻而温暖，她们坚守着家庭，守护着自己的丈夫与孩子，她们是圣母的化身，是生命及温暖的来源。在疾病的恐惧，现实的苦难及早死的宿命面前，这些家庭的坚实守护者们给现实生命体验带去关怀，与死亡的宿命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三姓村的女人们是命运的勇敢抗争者，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与苦难作斗争的正面战场上，女性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在司马笑笑任村长时发生的“饥荒之难”中，女性生存的才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司马蓝的娘发现了绿扁担蚂蚱、蚂蚱壳及鸦骨粉等救命粮食，帮助村人在饥荒之年延续了生命。在蓝百岁的“换土之业”中，女性肉体的牺牲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不是司马桃花自愿侍奉卢主任的妻子并委身于他，卢主任就不会答应调进人马到三姓村；如果不是蓝四十以处女之身侍奉卢主任，卢主任便不会继续呆在三姓村帮助三姓村人完成换土任务。在司马蓝的“引水之计”中，蓝四十出卖肉体换回引水计划的接续。此外，三姓村的女性们在特殊的时期也与男性一样肩负着卖皮、修渠、跑生意、抬棺的重任。在此，女性的身份意识在男性的文献中虽然并没有得到彰显，但在现实的苦难面前，女性的身份早已男性化，女性在与死亡宿命作抗争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姓村的女人们为了生作着独特的抗争，但是她们的抗争只是作为群体的价值而存在，她们的牺牲被置于男性的声音之下，女性的身份被男性所遮蔽，男性们才是与死亡抗争的英雄。而且女性们的抗争并没有帮助她们摆脱现实的苦难命运，死亡的宿命悲剧始终如同恶魔般环绕在她们的身边。女性对生的渴望，以及在此推动下的抗争，只能加重其死亡宿命的悲剧色彩，她们的抗争终究只是无意义的徒劳，是无意义的挣扎，是无声的悲哀的葬歌！
二.女性悲剧
《日光流年》中的女性在面对着死亡的宿命悲剧时，还要承受着男性世界强加给她们的苦难。石曙萍认为，“如果说，阎连科的小说是一个王国的话，那么统治者就是男性。”她进而指出，女性们“在小说中原罪般地以男人附庸的面貌呈现出来，被放弃了女性的自我意识。这些女性存在的意义依附在男性身上。”在男性的绝对权威下，三姓村的女性只是“躯体”的存在，她们是生育的机器，是男性权力地位金钱的交换品。但更为可悲的是，她们从未意识到自身的悲剧处境，而“被放弃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在此，女性的命运被赋予了另一重悲剧色彩——女性悲剧！
在三姓村，女性生活在男性的阴影里，男性的绝对权威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它蔓延在三姓村的每个时代、每个角落。在司马笑笑任村长的大饥荒时期，蓝长寿的女人拒绝村长司马笑笑将小儿麻痹症的孩娃抱走时，“蓝长寿便走过去，不言不语地朝女人脸上打了一耳光，把自己的孩娃送到了麦场东的残堆里。”在司马蓝带领村人修渠回来时，死了丈夫的女人们哭闹着喊丈夫，司马鹿的媳妇也在司马蓝面前撕叫，于是司马蓝“突然举起右手，山呼海啸着一耳光打过去，弟媳哐当一下又呆了，不再哭闹了，泪水戛然止住不流了。”很显然，在男性面前，女性的情感始终受到压制，她们绝对服从男性的命令，男性的话语对于她们是圣旨一般的存在，不可违背。同时，女性承受着男性的暴力传统，以一种近乎原罪的姿态出现在男性的面前。当司马蓝动完手术恢复健康后，他为跟四十合铺，对竹翠屡屡动起杀念。但面对司马蓝的暴力，杜竹翠不仅没有反抗，反而让司马蓝把她往死里打，甚至认为，司马蓝每月一次的摔碗、每半年一次的殴打是还爱着她的表现。在三姓村的女人们看来，她们本应承受男性的暴力、男性的权威。在男性的绝对权威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深深地扎根于三姓村的背景下，女性从未具备自我意识、自我诉求，她们是男性的附庸，她们的价值也只有依附男性才能得到体现。
男性的绝对权威、男性的暴力传统下，“女性躯体是人口再生产的工具”。在第五卷《家园诗》中，村长杜桑大办生育，生育不再是两性之间的自然产物，而只是为了村子的繁衍，女性则沦为生育的机器。性也失去其原有的意义，成为生育的必要手段，成为男人受活女人受罪的仪式。评论家葛红兵说，“在小说最后一卷《家园诗》中，那场浩浩荡荡的‘受活’之夜完全和‘受活’本身没有关系，而是和‘生育’冲动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降低到了动物水平的‘受活’，可耻的‘受活’……而在另一方面，‘受活’又变成了对女性的牺牲。”在生育的大计面前，两性之间的“受活”，已非出自两性之间的欲望、快感，而只是一种与动物相类的生育冲动。同时，女性在异化的性关系中处于被动的受罪地位，这场声势浩大的生育活动只是男人带给女性的性苦难。三姓村的女人司马叶在这场生育运动中饱受这种性苦难的折磨，丝毫没有快感可言，只有沉重的痛与酸楚。相比于早死的宿命，女性所体验的性苦难更加的切实，她们是生育的工具，是男性玩弄虐待的对象。女性在痛苦的性体验中没有感受到男性的关爱，而只有男性一味强加的折磨，女性在性苦难中感到生不如死，这种痛苦比早死来得更为真实。
女性躯体不仅是生育的工具，也是男性权利地位的交换品、金钱的来源。为了司马蓝当村长的愿望，蓝四十委身侍奉卢主任；为了丈夫杜岩、儿子杜柏的前途，司马桃花如牛似马地侍候卢主任的妻子。评论家南帆说，“她们不会在村里遭受歧视，她们的口袋里甚至装有盖了公章的证明；她们的羞耻感业已淹没在牺牲精神之中。换一句话说，她们就像捐献财物一样将性捐献出去。”性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女性的躯体，女性的躯体是财产实物般的存在，就像三姓村人家的箩筐、新锨、铁锤、小麦、猪等财物一样，是村里征用的对象。当司马蓝决定带领村人修渠，三姓村的寡妇们便纷纷交出自己的躯体，到城里卖淫，换回修渠的金钱。男人们买皮，女人们卖肉，但女人们付出的远比男人们多，买皮只是身体发肤的疼痛，而卖肉不仅要忍受肌肤之痛，更重要的是还要忍受精神的屈辱。南帆先生说“她们不会在村里遭到歧视”，但是在三姓村这样一个传统的村落，贞操观念实际上无处不在，即使是面对着早死的宿命、存活的渴望，贞操观念也不可能淡化甚至消失，三姓村的人们不可能对此毫无芥蒂。也正因此，蓝四十卖被杜竹翠及其女儿贴上“肉王”的标签，并且始终都没有人愿意娶这个美丽善良的姑娘。所以，当女性出卖了自己的身体换得金钱之后，她们所要承受远不止身体上的疼痛，更是精神上的折磨。
女性成为工具、成为物质，她们承受着男性带给她们的性苦难，比男性更切实地看到死亡的光影，在性的极度苦难面前，她们更接近死亡。她们为着男性、为着群体，付出了自己的一切，承受着精神上的折磨，她们比男性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但是她们却没有女性的自我意识，一切在她们看来都是理所应当。她们在面对死亡宿命悲剧的同时，又面对着另一重悲剧——女性悲剧！
三姓村的女性经受着双重悲剧的命运——宿命悲剧和女性悲剧！在当今社会，女性已经不像三姓村的女人们一样，生活在极致的苦难、双重的悲剧命运之中，但是，女性始终是时代社会的弱势群体，承受着不公平的待遇。面对女性的现实生存处境，新时期女性一定要具备女性的自我意识，捍卫女性的权利，争求时代社会中女性的平等地位！
参考文献
[1]阎连科.日光流年[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
[2]徐坤.因为沉默太久[N].中华读书报，1996.
[3]南帆.反抗与悲剧——读阎连科的《日光流年》[J].当代作家评论，1999（4）.
[4]石曙萍.男性价值失落的文献——解读阎连科90年代的小说[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4）.
[5]葛红兵.骨子里的先锋和不必要的先锋包装——论阎连科的《日光流年》[J].当代作家评论，2001（4）.
[6]谢有顺.极致叙事的当下意义——重读《日光流年》所想到的[J].当代作家评论，2007（5）.
（作者介绍：范雅文，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
关键词：《日光流年》 女性 宿命悲剧 女性悲剧
三姓村的人们生活在极致的苦难之中，全村男男女女都面临着一种疾病——喉堵症的威胁，面对着活不过四十岁的死亡宿命，“只要活着，比什么都好”，成为《日光流年》中三姓村人的生命哲学。在生的渴望的推动下，三姓村人踏上了迁徙、生育、种油菜、换土、引水的惨烈久远的生命之旅。在这一系列的抗争过程中，男性是苦难和牺牲的宏大叙事场面的中心，男性的力量、欲求以及对死亡的反抗精神得到突显，相比之下，女性被置于男性世界的缝隙之中，似乎处在次要地位而变得无关紧要。但这个世界不光是男性一人的世界，女性也在以自己特有的姿态与死亡进行抗争——爱情的忠贞捍卫者、家庭的坚实守护者、命运的勇敢抗争者，尽管她们终究难以逃脱死亡的宿命悲剧！并且，女性的命运更加悲惨，她们承受着男性世界强加的苦难，女性的身体只是躯体的存在，女性是生育机器，成为权力地位金钱的交换品。因此，三姓村的女性不仅生来就活在死亡宿命恐惧的阴霾下，而且还始终难以逃脱男性绝对权威下的女性悲剧！
一.宿命悲剧
面对着喉堵症的威胁、早死的宿命，三姓村的女人们在生的渴望的推动下同苦难的命运作抗争，她们的身上体现了活在当下的生命意义，对现实生命体验的关怀，她们是苦难中少有的温暖与幸福的来源，同时，她们也是男性抗争主战场胜利的关键。但是，她们始终难以逃脱死亡宿命的阴霾，她们的生的渴望以及由此而作的抗争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更加剧了女性命运的悲剧色彩。
在阴魂不散的死亡的威胁下，所有的人都在为活过四十岁而斗争，活着以外的一切在生的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而对爱情的追求似乎也成了一种奢望与浪费。但正是在苦难的现实处境下，女性们对爱情的勇敢追求与捍卫恰恰是活在当下、享受当下的生命价值的体现，是蔑视死亡的表现，因而也是与死亡作斗争的一种独特方式。蓝四十与杜竹翠是《日光流年》中两个重要的女性人物形象，她们一辈子都在爱着同一个男人——司马蓝，并且都为这个男人付出了自己短暂的一辈子。她们在面对死亡的宿命时，都没有放弃对爱情的追求，而是爱情的忠贞捍卫者。蓝四十始终爱着司马蓝，她对司马蓝有着坚贞如一的爱，她说，“我一辈子就想把我的身子给了他，想和他合铺过日子，想为他生一个男孩娃，为他烧饭，为他洗锅洗碗，为他端洗脸水，倒洗脚水。”但不幸的是，蓝四十做人肉营生时染上了性病，至死也没能跟司马蓝合铺，也没能实现这个最简单的愿望。蓝四十是不幸的，竹翠同样也是不幸的。杜竹翠从小便爱着司马蓝，她曾经对司马蓝表白，“你娶了我杜竹翠，我给你做牛做马，洗衣烧饭，端洗脸水，倒洗脚水。”后来，杜竹翠虽然成了司马蓝的媳妇，但她从来都没有获得司马蓝的爱。在司马蓝将死之时，杜竹翠的无情，正是她对司马蓝爱到极致的一种表现，她恨司马蓝一生中对她的三心二意，临了仍牵挂着蓝四十，杜竹翠对司马蓝始终有着死心塌地的爱。蓝四十与杜竹翠这两个女人，她们始终不索回报、不顾后果地爱着司马蓝，勇敢无畏地追求着自己的爱情，她们是爱情的坚贞捍卫者。面对着死亡的悲剧宿命，她们对爱情的坚守是生命意义的一种体现，是对早死宿命的弃置，体现了对死亡宿命的反抗。
三姓村的女性不仅是爱情的坚贞捍卫者，她们还是家庭的坚实守护者。在极致的苦难、贫苦的生活面前，若说哪里还保有一点温暖，那便是母亲的怀抱，家的港湾。石曙萍曾指出，“无论是阎连科的乡情小说，还是军旅小说，我们都看到‘家’这个概念的频频迭现。有个女人，就是家，就是幸福。”的确如此，在《日光流年》中，作为母亲与妻子的女性，就是家，就是幸福。无论生活条件多么艰辛，作为母亲的女性们都会给孩娃们尽可能地创造最好的生存条件，这是一种母爱本能的体现。在《日光流年》第五卷“家园诗”中，母爱的本能得到了彰显，“无论如何，那时候，他们会得到有奶水的女人的同情呢，她们会把自己最后的怀扣解开，在门口的树下袒露出新织得的布匹样洁白的胸脯，把面袋一样的奶子送给这些孩娃们。”在这里，女性已不再是单个的母亲形象，而是圣母的化身，给予孩子们生命、抚育孩娃们的成长。作为妻子，三姓村的女人们与丈夫同甘苦，是丈夫的贤内助。她们勤劳节俭，即使在生育期间，她们也不辞辛苦的劳作，“井台上、牛圈里、碾道和磨房，还有河边洗衣捶衣的石头旁，你都能看到女人挺着半大的肚子在忙乎。”她们的劳作只是为给丈夫减轻生活的负担，让孩娃们能够吃饱穿暖，男人和孩娃就是她们的一切。同男人们不一样，女人的情感细腻而温暖，她们坚守着家庭，守护着自己的丈夫与孩子，她们是圣母的化身，是生命及温暖的来源。在疾病的恐惧，现实的苦难及早死的宿命面前，这些家庭的坚实守护者们给现实生命体验带去关怀，与死亡的宿命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三姓村的女人们是命运的勇敢抗争者，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与苦难作斗争的正面战场上，女性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在司马笑笑任村长时发生的“饥荒之难”中，女性生存的才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司马蓝的娘发现了绿扁担蚂蚱、蚂蚱壳及鸦骨粉等救命粮食，帮助村人在饥荒之年延续了生命。在蓝百岁的“换土之业”中，女性肉体的牺牲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不是司马桃花自愿侍奉卢主任的妻子并委身于他，卢主任就不会答应调进人马到三姓村；如果不是蓝四十以处女之身侍奉卢主任，卢主任便不会继续呆在三姓村帮助三姓村人完成换土任务。在司马蓝的“引水之计”中，蓝四十出卖肉体换回引水计划的接续。此外，三姓村的女性们在特殊的时期也与男性一样肩负着卖皮、修渠、跑生意、抬棺的重任。在此，女性的身份意识在男性的文献中虽然并没有得到彰显，但在现实的苦难面前，女性的身份早已男性化，女性在与死亡宿命作抗争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姓村的女人们为了生作着独特的抗争，但是她们的抗争只是作为群体的价值而存在，她们的牺牲被置于男性的声音之下，女性的身份被男性所遮蔽，男性们才是与死亡抗争的英雄。而且女性们的抗争并没有帮助她们摆脱现实的苦难命运，死亡的宿命悲剧始终如同恶魔般环绕在她们的身边。女性对生的渴望，以及在此推动下的抗争，只能加重其死亡宿命的悲剧色彩，她们的抗争终究只是无意义的徒劳，是无意义的挣扎，是无声的悲哀的葬歌！
二.女性悲剧
《日光流年》中的女性在面对着死亡的宿命悲剧时，还要承受着男性世界强加给她们的苦难。石曙萍认为，“如果说，阎连科的小说是一个王国的话，那么统治者就是男性。”她进而指出，女性们“在小说中原罪般地以男人附庸的面貌呈现出来，被放弃了女性的自我意识。这些女性存在的意义依附在男性身上。”在男性的绝对权威下，三姓村的女性只是“躯体”的存在，她们是生育的机器，是男性权力地位金钱的交换品。但更为可悲的是，她们从未意识到自身的悲剧处境，而“被放弃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在此，女性的命运被赋予了另一重悲剧色彩——女性悲剧！
在三姓村，女性生活在男性的阴影里，男性的绝对权威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它蔓延在三姓村的每个时代、每个角落。在司马笑笑任村长的大饥荒时期，蓝长寿的女人拒绝村长司马笑笑将小儿麻痹症的孩娃抱走时，“蓝长寿便走过去，不言不语地朝女人脸上打了一耳光，把自己的孩娃送到了麦场东的残堆里。”在司马蓝带领村人修渠回来时，死了丈夫的女人们哭闹着喊丈夫，司马鹿的媳妇也在司马蓝面前撕叫，于是司马蓝“突然举起右手，山呼海啸着一耳光打过去，弟媳哐当一下又呆了，不再哭闹了，泪水戛然止住不流了。”很显然，在男性面前，女性的情感始终受到压制，她们绝对服从男性的命令，男性的话语对于她们是圣旨一般的存在，不可违背。同时，女性承受着男性的暴力传统，以一种近乎原罪的姿态出现在男性的面前。当司马蓝动完手术恢复健康后，他为跟四十合铺，对竹翠屡屡动起杀念。但面对司马蓝的暴力，杜竹翠不仅没有反抗，反而让司马蓝把她往死里打，甚至认为，司马蓝每月一次的摔碗、每半年一次的殴打是还爱着她的表现。在三姓村的女人们看来，她们本应承受男性的暴力、男性的权威。在男性的绝对权威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深深地扎根于三姓村的背景下，女性从未具备自我意识、自我诉求，她们是男性的附庸，她们的价值也只有依附男性才能得到体现。
男性的绝对权威、男性的暴力传统下，“女性躯体是人口再生产的工具”。在第五卷《家园诗》中，村长杜桑大办生育，生育不再是两性之间的自然产物，而只是为了村子的繁衍，女性则沦为生育的机器。性也失去其原有的意义，成为生育的必要手段，成为男人受活女人受罪的仪式。评论家葛红兵说，“在小说最后一卷《家园诗》中，那场浩浩荡荡的‘受活’之夜完全和‘受活’本身没有关系，而是和‘生育’冲动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降低到了动物水平的‘受活’，可耻的‘受活’……而在另一方面，‘受活’又变成了对女性的牺牲。”在生育的大计面前，两性之间的“受活”，已非出自两性之间的欲望、快感，而只是一种与动物相类的生育冲动。同时，女性在异化的性关系中处于被动的受罪地位，这场声势浩大的生育活动只是男人带给女性的性苦难。三姓村的女人司马叶在这场生育运动中饱受这种性苦难的折磨，丝毫没有快感可言，只有沉重的痛与酸楚。相比于早死的宿命，女性所体验的性苦难更加的切实，她们是生育的工具，是男性玩弄虐待的对象。女性在痛苦的性体验中没有感受到男性的关爱，而只有男性一味强加的折磨，女性在性苦难中感到生不如死，这种痛苦比早死来得更为真实。
女性躯体不仅是生育的工具，也是男性权利地位的交换品、金钱的来源。为了司马蓝当村长的愿望，蓝四十委身侍奉卢主任；为了丈夫杜岩、儿子杜柏的前途，司马桃花如牛似马地侍候卢主任的妻子。评论家南帆说，“她们不会在村里遭受歧视，她们的口袋里甚至装有盖了公章的证明；她们的羞耻感业已淹没在牺牲精神之中。换一句话说，她们就像捐献财物一样将性捐献出去。”性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女性的躯体，女性的躯体是财产实物般的存在，就像三姓村人家的箩筐、新锨、铁锤、小麦、猪等财物一样，是村里征用的对象。当司马蓝决定带领村人修渠，三姓村的寡妇们便纷纷交出自己的躯体，到城里卖淫，换回修渠的金钱。男人们买皮，女人们卖肉，但女人们付出的远比男人们多，买皮只是身体发肤的疼痛，而卖肉不仅要忍受肌肤之痛，更重要的是还要忍受精神的屈辱。南帆先生说“她们不会在村里遭到歧视”，但是在三姓村这样一个传统的村落，贞操观念实际上无处不在，即使是面对着早死的宿命、存活的渴望，贞操观念也不可能淡化甚至消失，三姓村的人们不可能对此毫无芥蒂。也正因此，蓝四十卖被杜竹翠及其女儿贴上“肉王”的标签，并且始终都没有人愿意娶这个美丽善良的姑娘。所以，当女性出卖了自己的身体换得金钱之后，她们所要承受远不止身体上的疼痛，更是精神上的折磨。
女性成为工具、成为物质，她们承受着男性带给她们的性苦难，比男性更切实地看到死亡的光影，在性的极度苦难面前，她们更接近死亡。她们为着男性、为着群体，付出了自己的一切，承受着精神上的折磨，她们比男性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但是她们却没有女性的自我意识，一切在她们看来都是理所应当。她们在面对死亡宿命悲剧的同时，又面对着另一重悲剧——女性悲剧！
三姓村的女性经受着双重悲剧的命运——宿命悲剧和女性悲剧！在当今社会，女性已经不像三姓村的女人们一样，生活在极致的苦难、双重的悲剧命运之中，但是，女性始终是时代社会的弱势群体，承受着不公平的待遇。面对女性的现实生存处境，新时期女性一定要具备女性的自我意识，捍卫女性的权利，争求时代社会中女性的平等地位！
参考文献
[1]阎连科.日光流年[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
[2]徐坤.因为沉默太久[N].中华读书报，1996.
[3]南帆.反抗与悲剧——读阎连科的《日光流年》[J].当代作家评论，1999（4）.
[4]石曙萍.男性价值失落的文献——解读阎连科90年代的小说[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4）.
[5]葛红兵.骨子里的先锋和不必要的先锋包装——论阎连科的《日光流年》[J].当代作家评论，2001（4）.
[6]谢有顺.极致叙事的当下意义——重读《日光流年》所想到的[J].当代作家评论，2007（5）.
（作者介绍：范雅文，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