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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 1946，广东惠州人，新四军首任军长，国民党陆军中将】
叶挺在“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非法扣押后，于1941年至1945年间，被国民党囚禁达5年零2个月。在叶挺被软禁期间，蒋介石曾多次请人或亲自对其劝降，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皖南事变”后叶挺被囚
1941年1月7日凌晨4时，在茂林地区，国民党军向奉命北移的新四军打响了“皖南事变”的第一枪。到13日止，新四军将士数千人惨遭围剿杀戮。叶挺奉命下山谈判被国民党军扣押，后被单独关进江西上饶集中营七峰岩监狱。抗战有功的一代名将，转眼之间变成“罪囚”。接着，蒋介石又于17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
这场使亲者痛仇者快的惊天事变，立即遭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内外进步舆论的一致谴责。中共中央军委于20日下令重建新四军军部，强烈要求恢复叶挺的自由，继续担任新四军军长，在他复职之前，暂由陈毅代理军长职务。
蒋介石面对共产党、新四军的严正声讨和国内外强大舆论的压力，没敢把叶挺“交军法审判”，而是秘密囚禁起来，并对外严密封锁消息。
顾祝同“劝降”失败
蒋介石因为一向欣赏叶挺的军事才干，叶挺又脱离共产党多年，所以当年陈诚一推荐，蒋介石立即同意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蒋介石原本想直接把叶挺掌控于军中，通过叶挺又可以把共产党的红军游击队带上前线，借日军之手而除之。但是，真心抗日的叶挺，任职3年并未按蒋介石的意图行事，这使蒋非常失望。此次以重兵“围剿”，叶挺兵败落入蒋手，蒋介石以为只要施展手段，收纳叶挺，一定十拿九稳，于是迅速部署对其施以“劝降”。
首先出场对叶挺施以“劝降”的，是直接策划并指挥“围剿”新四军的顾祝同，他先把叶挺从七峰岩破庙接到司令长官部驻地李村监禁。
相谈中，顾祝同表示对叶挺十分钦佩、蒋介石对他也很器重，后说道：“希望你能对这次事变讲几句话，说明这次事变的起因是共产党员项英没有服从统一的军令和政令所致。”
听后，叶挺勃然大怒：“我们明明按照你们指定的路线北撤，怎么是不服从军令？你们装备精良的部队，不上前线打日本，却以重兵袭击坚持抗日的新四军，做出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反倒把责任推到项英头上，推到坚持抗战的共产党身上，这是颠倒黑白、信口雌黄！”
顾祝同被质问得无言以对，又不能发作，便软中带硬起来：“希夷（叶挺，字希夷），你这样做，就不想一想后果么？”
叶挺冷笑道：“后果？我早已想过！不就是宣布我‘叛变’，然后‘革职’‘交军法审判’么？我正等着，我等待着公开的军法审判！我要求将事实的真相公诸全国，只要全国人民了解我叶挺，尔等要杀要关，悉听尊便。”
顾祝同自知劝不动叶挺，只好停止“宴请”活动，另求他法。
叶挺宁死不降
此后，为了救护战友和部属，叶挺又不得不多次找顾祝同交涉，他严正指出：“当今的世道是卖国有功，抗日有罪。你们袭击抗日军队，反诬是我军挑起。那么，我是新四军的军长，一切由我负责，我的下级是按我的指挥行事，他们没有任何责任。我要求你们，要审判就审判我，而把我的下级无条件地一律释放出去！”
不管叶挺如何严词谴责，顾祝同既不作答，也不做事。所以，多次斗争并无结果，叶挺只得另谋他法。
经过深思熟虑，叶挺于1941年2月12日夜晚，展纸研墨，写了一封致蒋介石的《一述其志》的快邮代电。信的开头就说：
“挺部未能恪守军令，致酿成横决覆没之惨祸。挺上负国家，下负部属，虽百死不足以赎其罪。恳即明正刑典，以昭炯戒。”接着，提出要求“兹尚有恳者”一、二、三共3条。其二为：“恳准判挺以死刑，而将所部被俘干部不问党籍何属，概予释放，复其自由。”紧接着，又以一组格言排句诘蒋：“挺闻之，凡自爱其人格者，必能尊重他人之人格；凡宝贵自己之政治节操者，必能尊重他人之政治节操。”“今委座方以尊重道义节操人格为天下倡，且执政党亦应以宽大为群伦楷模，则挺愿以一死为部曲赎命”。叶挺转而又在“其三”中提出“或判挺以无期徒刑，并准所部少数高级干部伴随禁锢，其余概行释放，则挺多年所抱而未能实现之愿望，当藉此而伸。”接着，似乎给蒋以选择，其实心有所求“若准予前者，挺当从容引颈就戮，必无怨言；若准予后者，尚望明令宣判后移渝执行。”
顾祝同屡遭叶挺斥责奚落，窘态百出，早感无能为力，看了叶挺给蒋介石的信，更是毛骨悚然。随即把叶挺的信拍发加急电报给重庆，又布置手下好生看管、“照料”叶挺，心中只想蒋介石早日来电，送走叶挺。5个月后，叶挺被告知“委员长请军长到重庆去”，半道改送桂林，被军统关进七星岩的一个山洞。又5个月后，才被解送重庆，住进林森路望龙门22号。
过了几天，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奉命见叶挺，请叶挺理发、修面、换衣。叶挺说：“我蓄发已久，不获无条件释放决不修剪。”沈醉急忙告知：“叶军长，是委员长和陈诚长官可能要见你。”不等沈醉说完，叶挺就说：“我不会为了见什么人而修理须发的。”沈醉悻悻回去复命，戴笠同样无计可施。
没过几天，第二个规劝叶挺的人物出场了，他就是叶挺保定军校的“老同学”、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的陈诚。
叶挺见到陈诚，问道：“蒋介石到底有什么理由围攻新四军？为什么要捏造‘叛变’罪名，把我和新四军指战员抓捕入狱？”陈诚被问得目瞪口呆，无言回应，只是一味苦劝叶挺，先把过去的事放一放，而多想今后怎么办。叶挺有自己的思考，便强压怒火对陈诚说：“请辞修（陈诚，字辞修）尊重我的人格和政治抉择，不要逼我去做我不愿做的事；除了恢复自由，继续担任新四军军长，其他安排，碍难接受；并请阁下帮助无条件地释放新四军的被俘人员！”“另外，望能帮助安排让周恩来、郭沫若到此一会。”陈诚应诺告辞。
很久之后，叶挺等来了陈诚的帮手、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郭忏。郭忏一见叶挺，深恐遭叶责难，赶忙说明来意：“委员长赐见，专派兄弟接送侍候，请收拾一下上车吧！”
与蒋介石“正面交锋”
蒋介石的“赐见”，叶挺感到意外，直到走进蒋的会客厅，思绪尚未中断。这一天是1942年5月12日。
蒋介石走进客厅后，先问道：“一年来休养怎样？有什么反省觉悟的地方？”接着说，“这几年没有很好让你做点事。”
叶挺回答：“屡经挫折失败，自觉能力薄弱，无法应付环境。”话里包含着对蒋介石的指责，因为恶劣环境就是蒋介石造成的。
但蒋介石不去理会，而是一味离间叶挺与共产党的关系：“你这个人太老实，上了人家（共产党）的當还不觉悟。人家叫你回去，你就回去；叫你打就打，人家利用你完了还会杀了你。去年为什么不来见我就跑回去？人家要你回去，你就回去。”
这种明目张胆的挑唆，让叶挺十分厌恶。他直截了当一句话：“因为辞职没批准，只好回去。”接着，叶挺历数“新四军案子”的前前后后，当即回击了蒋介石的诬蔑，并再次声明“我对他们应该负责”、“我愿受军法裁判”。
顷刻之间，位置调换，叶挺俨然似审判官审判被告。蒋介石再也忍受不了，气得发了脾气：“你的部下就是共产党，你上了当还不觉悟，还对他们负责！难道我这样关起100多人，是我错了么？”
叶挺鄙视蒋介石的造谣污蔑，柔中带刚地回敬道：“如果这样说，新四军开始就不应该成立了。”
此时的蒋介石如坐针毡，更怕叶挺深揭狠批，连忙喝令：“话就说到这里为止，再说就不好听了……我指示你一条正路，你能绝对服从我，跟我走，你一定可以得到成功，不然你就算完了。”叶挺斩钉截铁地答道：“我早已决定我已经完了！”
1946年3月4日，经过中共中央的努力，叶挺被救出狱，还实现了重新入党的愿望。4月8日，叶挺因飞机失事殉难于山西黑茶山。
（摘自《铁军》2012年第2期）
叶挺在“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非法扣押后，于1941年至1945年间，被国民党囚禁达5年零2个月。在叶挺被软禁期间，蒋介石曾多次请人或亲自对其劝降，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皖南事变”后叶挺被囚
1941年1月7日凌晨4时，在茂林地区，国民党军向奉命北移的新四军打响了“皖南事变”的第一枪。到13日止，新四军将士数千人惨遭围剿杀戮。叶挺奉命下山谈判被国民党军扣押，后被单独关进江西上饶集中营七峰岩监狱。抗战有功的一代名将，转眼之间变成“罪囚”。接着，蒋介石又于17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
这场使亲者痛仇者快的惊天事变，立即遭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内外进步舆论的一致谴责。中共中央军委于20日下令重建新四军军部，强烈要求恢复叶挺的自由，继续担任新四军军长，在他复职之前，暂由陈毅代理军长职务。
蒋介石面对共产党、新四军的严正声讨和国内外强大舆论的压力，没敢把叶挺“交军法审判”，而是秘密囚禁起来，并对外严密封锁消息。
顾祝同“劝降”失败
蒋介石因为一向欣赏叶挺的军事才干，叶挺又脱离共产党多年，所以当年陈诚一推荐，蒋介石立即同意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蒋介石原本想直接把叶挺掌控于军中，通过叶挺又可以把共产党的红军游击队带上前线，借日军之手而除之。但是，真心抗日的叶挺，任职3年并未按蒋介石的意图行事，这使蒋非常失望。此次以重兵“围剿”，叶挺兵败落入蒋手，蒋介石以为只要施展手段，收纳叶挺，一定十拿九稳，于是迅速部署对其施以“劝降”。
首先出场对叶挺施以“劝降”的，是直接策划并指挥“围剿”新四军的顾祝同，他先把叶挺从七峰岩破庙接到司令长官部驻地李村监禁。
相谈中，顾祝同表示对叶挺十分钦佩、蒋介石对他也很器重，后说道：“希望你能对这次事变讲几句话，说明这次事变的起因是共产党员项英没有服从统一的军令和政令所致。”
听后，叶挺勃然大怒：“我们明明按照你们指定的路线北撤，怎么是不服从军令？你们装备精良的部队，不上前线打日本，却以重兵袭击坚持抗日的新四军，做出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反倒把责任推到项英头上，推到坚持抗战的共产党身上，这是颠倒黑白、信口雌黄！”
顾祝同被质问得无言以对，又不能发作，便软中带硬起来：“希夷（叶挺，字希夷），你这样做，就不想一想后果么？”
叶挺冷笑道：“后果？我早已想过！不就是宣布我‘叛变’，然后‘革职’‘交军法审判’么？我正等着，我等待着公开的军法审判！我要求将事实的真相公诸全国，只要全国人民了解我叶挺，尔等要杀要关，悉听尊便。”
顾祝同自知劝不动叶挺，只好停止“宴请”活动，另求他法。
叶挺宁死不降
此后，为了救护战友和部属，叶挺又不得不多次找顾祝同交涉，他严正指出：“当今的世道是卖国有功，抗日有罪。你们袭击抗日军队，反诬是我军挑起。那么，我是新四军的军长，一切由我负责，我的下级是按我的指挥行事，他们没有任何责任。我要求你们，要审判就审判我，而把我的下级无条件地一律释放出去！”
不管叶挺如何严词谴责，顾祝同既不作答，也不做事。所以，多次斗争并无结果，叶挺只得另谋他法。
经过深思熟虑，叶挺于1941年2月12日夜晚，展纸研墨，写了一封致蒋介石的《一述其志》的快邮代电。信的开头就说：
“挺部未能恪守军令，致酿成横决覆没之惨祸。挺上负国家，下负部属，虽百死不足以赎其罪。恳即明正刑典，以昭炯戒。”接着，提出要求“兹尚有恳者”一、二、三共3条。其二为：“恳准判挺以死刑，而将所部被俘干部不问党籍何属，概予释放，复其自由。”紧接着，又以一组格言排句诘蒋：“挺闻之，凡自爱其人格者，必能尊重他人之人格；凡宝贵自己之政治节操者，必能尊重他人之政治节操。”“今委座方以尊重道义节操人格为天下倡，且执政党亦应以宽大为群伦楷模，则挺愿以一死为部曲赎命”。叶挺转而又在“其三”中提出“或判挺以无期徒刑，并准所部少数高级干部伴随禁锢，其余概行释放，则挺多年所抱而未能实现之愿望，当藉此而伸。”接着，似乎给蒋以选择，其实心有所求“若准予前者，挺当从容引颈就戮，必无怨言；若准予后者，尚望明令宣判后移渝执行。”
顾祝同屡遭叶挺斥责奚落，窘态百出，早感无能为力，看了叶挺给蒋介石的信，更是毛骨悚然。随即把叶挺的信拍发加急电报给重庆，又布置手下好生看管、“照料”叶挺，心中只想蒋介石早日来电，送走叶挺。5个月后，叶挺被告知“委员长请军长到重庆去”，半道改送桂林，被军统关进七星岩的一个山洞。又5个月后，才被解送重庆，住进林森路望龙门22号。
过了几天，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奉命见叶挺，请叶挺理发、修面、换衣。叶挺说：“我蓄发已久，不获无条件释放决不修剪。”沈醉急忙告知：“叶军长，是委员长和陈诚长官可能要见你。”不等沈醉说完，叶挺就说：“我不会为了见什么人而修理须发的。”沈醉悻悻回去复命，戴笠同样无计可施。
没过几天，第二个规劝叶挺的人物出场了，他就是叶挺保定军校的“老同学”、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的陈诚。
叶挺见到陈诚，问道：“蒋介石到底有什么理由围攻新四军？为什么要捏造‘叛变’罪名，把我和新四军指战员抓捕入狱？”陈诚被问得目瞪口呆，无言回应，只是一味苦劝叶挺，先把过去的事放一放，而多想今后怎么办。叶挺有自己的思考，便强压怒火对陈诚说：“请辞修（陈诚，字辞修）尊重我的人格和政治抉择，不要逼我去做我不愿做的事；除了恢复自由，继续担任新四军军长，其他安排，碍难接受；并请阁下帮助无条件地释放新四军的被俘人员！”“另外，望能帮助安排让周恩来、郭沫若到此一会。”陈诚应诺告辞。
很久之后，叶挺等来了陈诚的帮手、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郭忏。郭忏一见叶挺，深恐遭叶责难，赶忙说明来意：“委员长赐见，专派兄弟接送侍候，请收拾一下上车吧！”
与蒋介石“正面交锋”
蒋介石的“赐见”，叶挺感到意外，直到走进蒋的会客厅，思绪尚未中断。这一天是1942年5月12日。
蒋介石走进客厅后，先问道：“一年来休养怎样？有什么反省觉悟的地方？”接着说，“这几年没有很好让你做点事。”
叶挺回答：“屡经挫折失败，自觉能力薄弱，无法应付环境。”话里包含着对蒋介石的指责，因为恶劣环境就是蒋介石造成的。
但蒋介石不去理会，而是一味离间叶挺与共产党的关系：“你这个人太老实，上了人家（共产党）的當还不觉悟。人家叫你回去，你就回去；叫你打就打，人家利用你完了还会杀了你。去年为什么不来见我就跑回去？人家要你回去，你就回去。”
这种明目张胆的挑唆，让叶挺十分厌恶。他直截了当一句话：“因为辞职没批准，只好回去。”接着，叶挺历数“新四军案子”的前前后后，当即回击了蒋介石的诬蔑，并再次声明“我对他们应该负责”、“我愿受军法裁判”。
顷刻之间，位置调换，叶挺俨然似审判官审判被告。蒋介石再也忍受不了，气得发了脾气：“你的部下就是共产党，你上了当还不觉悟，还对他们负责！难道我这样关起100多人，是我错了么？”
叶挺鄙视蒋介石的造谣污蔑，柔中带刚地回敬道：“如果这样说，新四军开始就不应该成立了。”
此时的蒋介石如坐针毡，更怕叶挺深揭狠批，连忙喝令：“话就说到这里为止，再说就不好听了……我指示你一条正路，你能绝对服从我，跟我走，你一定可以得到成功，不然你就算完了。”叶挺斩钉截铁地答道：“我早已决定我已经完了！”
1946年3月4日，经过中共中央的努力，叶挺被救出狱，还实现了重新入党的愿望。4月8日，叶挺因飞机失事殉难于山西黑茶山。
（摘自《铁军》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