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教材的老师们在一起经常自嘲：如果你不喜欢一个人，就让他编教材。言外之意很明确：编教材是苦差事。为什么编者认为苦？大家以为，条条框框的要求太多，返工率高，曝光率高，责任重大。问题在于，既然当今编者如此审慎，为什么现在的教材仍然令政府、百姓和学生不满意呢？
　　原因之一：价值失序。
　　现在教材中的价值失序体现在：价值中立现象较为普遍，导致意识形态空壳化；正导向价值不足或生拉硬拽；非核心價值和庸俗哲学观僭越主流价值；西方不当的价值观渗透加剧。教材的首要特点是核心价值导向，包括国家、民族、政党、社会体制、信仰等方面的约定性与价值定位，自然与社会的基本准则，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承续关系，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等。这些可以统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狭义上，它是对既有社会形态下主要关系的观念认知的总和。这是编教材的第一道红线。编写的难点在于：不能把教材变成生硬的说教，堆砌观念，而是在知识体系和能力发展体系中隐伏起来，还要使之参与动力循坏，像人体的血脉一样。
　　原因之二：标准失范。
　　规范性和标准性是教材的基本特征。规范包括语言文字表达规范、版式规范、印制规范等。由于对汉语的不尊重以及网络语言的崛起，汉语生态遭致严重破坏，本应该作为维护语言生态平衡主战场的教材，近年来表现很不理想：自身的语言不规范程度无以复加，有的一册教材竟然能挑出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语言问题；还没有认定的网络词语侵蚀教材语言的肌体。版式方面，栏目、绘图、取色、字体等追求新奇，却较少从儿童身心健康、思维规律等角度考虑。印制方面，绿色印刷标准贯彻不力。标准主要是指教材应遵从课程标准，现有的问题是：课程标准所要求的内容涵盖性不足；各学段课程标准的梯级性与连贯性要求不能合理反映在各学段的教材里，出现深一脚浅一脚、知识断裂的问题；教材内容过分独立，高学段教材内容不能统整低学段内容，各学科教材内容缺少关联与整合，不利于发展学生的综合素养；课程标准的教学论、学习论转化不充分，致使教材不好教、不利学。
　　原因之三：功能失调。
　　教材功能需要随着教材、课程教学、学习理论研究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时代、教师、学生特点的变化而变化。今天，教材除了是教的材料外，还增加了“学材”的功能，最新的国际教材研究成果《为了学习的教科书》（比利时学者热拉尔和罗日叶教授编著）就指出了这一点；课程教学方面，课程融合和整合教学已成为课程教学发展的一大趋势，这需要教材尽快给予呼应；学习的时空、形式与方法已经在“翻转”，教与学的技术与时代的技术变革同步飞速发展，现在的教师是掌握信息技术、移动技术、拥有大量教学素材的教师，现在的学生是数字时代的原住民、知识爆炸时代的富信息者。而现今的教材，有的只是在复制信息，编者只是知识的搬运工；有的虽然开展了知识重组工作，但内容指向的教育时空仍然是以教室为圆心、以学校为半径；各学科教材内部结构死板，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基本没有，与时代的联系明显迟滞，与生活的联系不太切合实际。
　　原因之四：审查失位。
　　就审查标准而言，国家教材的审查没有详尽的审查标准，地方和校本教材的审查基本缺位，更谈不上有什么严格的审查标准了。对于教材主编及编写人员的审查，论资历而很少论思想观念，论地位而很少论真才实学，论关系而很少论责任担当。对于教材的编写规律极不尊重，表现为：不尊重编写的时间规律，少则半年，多则一年半载就要拿出新教材送审。按照这个时间计算，从物色主编、组建编写队伍、启动编写程序、制定编写方案、磨合编写队伍、开展编写研究、遴选编写素材、写作、研讨、三审三校到最后的出版发行，只能是简单的流水作业，抢时间的必然结果是牺牲教材质量。
　　原因之五：课改失衡。
　　课程改革领域课程政策的出台、课程设置方案的调整、课程标准的制定等周期短，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课程管理等变革快速而深入推进，唯独教材的调整，尽管压缩了周期，但仍旧滞后于其它改革。2017年9月开始的四省市高考综合改革，就出现了“三新一旧”的局面，即新课程方案、新课程标准、新高考高招政策、旧教材。
　　政府意识到，教材亟需新的调整与变革，已经开始了行动。2016年启动了“教材大清查”，逐册、逐页全面清理国家、地方、校本教材中“涉及国史、党史、宗教、种族、民族、主权以及其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不符的内容”；不仅如此，国家成立了由教育部牵头、20多个国家委办局参与、一批高校领导与专家为主的国家教材委员会，教育部成立了教材局，专门开展全国课程教材规划与审查等工作。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拥有一套令政府、学生、百姓都满意的教材。
　　编辑 _ 付江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