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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影片《茉莉花开》以同一演员分饰母女两个角色的方式传达了创作者对于女性命运的独特理解——母女角色的轮回本身同时也是母女命运轮回的缩影。影片的最可称道之处不在于它的感性魅力和审美意境,而在于它感性魅力背后蕴藏着的某种具有隐喻色彩的理性力量,这使得影片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寓言”特征
[关键词]《茉莉花开》女性 隐喻 宿命 爱情
“红玫瑰与白玫瑰”、“向日葵”、“太阳花”、“海棠依旧”、“茉莉花开”——“花语即人语”,近年的某些影视剧标题堪称是对这句话的最好注解。在这些作品中,最易令观者黯然而生“无可奈何花落去”之感的。莫过于由侯咏执导的电影《茉莉花开》。
《茉莉花开》改编自苏童的小说《妇女生活》,该片铺展了以“茉”、“莉”、“花”为代表的三代女性的命运,加上“茉”的母亲和“花”的女儿,五代人合起来正好是一部浓缩的二十世纪女性史。故事开始于三十年代的上海。“茉”母是以经营照相馆为生的单身母亲,在乱世艰难“失爱”兼“失财”的双重打击中蹈水而亡;“茉”在豆蔻年华遇到孟先生实现“华丽转身”——既成为明星同时也收获了爱情,但这一切只是短暂的昙花一现——“茉”在怀孕之后失去了孟先生的爱情,明星的光环同时也无可避免地黯淡下来,她只能回娘家照相馆生下女儿。“莉”的青春绽放在五十年代的新中国,她爱上工人邹杰并如愿成为他的妻子。因为不能生育,他们领养了女儿“花”,“莉”沉溺于丈夫与养女有染的臆想中。丈夫不堪压抑卧轨自杀,“莉”也精神分裂离家出走。八十年代的“花”与外婆“茉”相依为命,她不顾外婆反对坚持与大学生小杜结婚,但在怀孕后依然重复了外婆被离弃的命运。“花”一个人生下女儿,在滚滚搬迁大潮中离开了那座曾经容纳过四代单身母亲的照相馆。等待“花”的女儿的,会是——像剧中“花”所许诺的那样——新的天地吗?恐怕只能由观众自己去想象了。
以我们品评影片的最惯常的思维来审视,《茉莉花开》不缺乏感性魅力。无论是陈冲、章子怡、姜文、陆毅的偶像气质,还是民歌《茉莉花开》的美妙旋律抑或是影片唯美迷离的影像风格,都足以营造出令观者心仪的审美意境。但若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这部电影充其量也就是以比较考究的镜头和演员讲述了一个“痴情女子负心汉”的老套故事而已,其实也无甚新意。所以。在笔者看来,《茉莉花开》的最可称道之处不在于它的感性魅力,而在于它感性魅力背后蕴藏的某种具有隐喻色彩的理性力量,这使得影片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寓言”特征。就这一意义而言,与其把《茉莉花开》形容成一首绵长蕴藉的女性挽歌,不如说它是一部沉甸甸的女性寓言。
首先,就角色设置而言,片中“茉”、“莉”、“花”三人的年轻时代由章子怡饰演,陈冲则分饰“茉”的母亲和“茉”的晚年(同时也是“莉”的母亲和“花”的外婆),形成了由同一演员分饰母女两个角色的连环套结构。陈;中和章子怡母女身份的频繁更替虽令观众眼花缭乱,但却非常有效地传达了创作者对于女性命运的独特理解——母女角色的轮回同时正是母女命运轮回的缩影。尽管章子怡饰演的女儿和陈冲饰演的母亲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个性特征。但她们的文化符码意义依然远远大于她们的性格意义。其次,就情节设计而言,“茉”、“莉”、“花”与她们的母辈在相依为命的同时情感始终处于冲突状态,但这种母女情感的紧张对立又丝毫不影响她们命运的惊人相似。无论“茉”、“莉”、“花”们曾经多么努力地试图主宰自己的命运。但最终还是无可挽回地跌入了命运赋予她们的不幸。在各自的青春年华。她们从母辈的束缚中冲决而出。跌跌撞撞地赶上了时代的列车,也义无反顾地追寻着自己的爱情。她们曾经成功过。孟先生之于“茉”,邹杰之于“莉”,小杜之于“花”,无论就其社会身份还是就其对女主人公的爱情而言,他们都是所在年代最有可能赋予女性幸福的标志性男人:孟先生是电影公司老板,能够轻易成就三十年代一个浪漫女孩的所有梦想:邹杰根正苗红并且是全厂唯一的党员,是五十年代女孩心中的英雄骑士,在大学生被尊为“天之骄子”的八十年代,小杜也是许多女孩心中的“白马王子”。然而,由于时局的动荡(比如“茉”的经历)、男性的自私(比如“花”的命运)以及女性自我的匮乏(比如“莉”的遭遇)等原因,他们又先后失去了她们生命中最为重视的男人与爱情。无可奈何花落去,小园香径独徘徊。她们注定要自己承担自己——独身、独自带大自己的下一代(自己生命的延续。同时也是自己命运的翻版)似乎已成为这个家族世代沿袭的女性宿命。“花”在暴雨中独自生下女儿的镜头令许多观众潸然泪下,也似乎在隐喻着一种新的可能——新时代的女性已然有能力独立负载自己的一切。果真如此吗?
从《诗经》中“女也不爽。士贰其行”的《氓》开始,“痴情女子负心汉”就已成为我们文艺作品中屡见不鲜的话题,而之所以被一再言说,无非是因为它在不同时代以其不同的变体活跃于我们的生活中。旧时代女性失去爱情后会面临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困境,新时代的女性失去爱情后能够从容应付生计问题——这是否意味着她们能够同样从容地面对情感的孤独?在实现自尊、自立、自信、自强之后,女性是否可以成功地抵达幸福的彼岸?《茉莉花开》中的四代女性,提供的正是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如果说女性独立承担自己的生存即意味着她们能够独立承担自己的情感,那为何“茉”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珍藏着三十年代的《良友》画报和茉莉香水瓶?这个镜头的确意味深长。不管女性可以生活得多么独立决绝,对爱情的仰视总会在她们的宿命中留下一丝永恒的被动。就像张爱玲在《有女同车》中讲的那样——“电车上的女人使我悲怆。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这不是偶然的哪辆电车上的女性悲剧,而是古往今来所有时代列车上的女性悲剧。
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让一个扬眉女子低头的,不是金钱。不是政治,而是——爱情。
[关键词]《茉莉花开》女性 隐喻 宿命 爱情
“红玫瑰与白玫瑰”、“向日葵”、“太阳花”、“海棠依旧”、“茉莉花开”——“花语即人语”,近年的某些影视剧标题堪称是对这句话的最好注解。在这些作品中,最易令观者黯然而生“无可奈何花落去”之感的。莫过于由侯咏执导的电影《茉莉花开》。
《茉莉花开》改编自苏童的小说《妇女生活》,该片铺展了以“茉”、“莉”、“花”为代表的三代女性的命运,加上“茉”的母亲和“花”的女儿,五代人合起来正好是一部浓缩的二十世纪女性史。故事开始于三十年代的上海。“茉”母是以经营照相馆为生的单身母亲,在乱世艰难“失爱”兼“失财”的双重打击中蹈水而亡;“茉”在豆蔻年华遇到孟先生实现“华丽转身”——既成为明星同时也收获了爱情,但这一切只是短暂的昙花一现——“茉”在怀孕之后失去了孟先生的爱情,明星的光环同时也无可避免地黯淡下来,她只能回娘家照相馆生下女儿。“莉”的青春绽放在五十年代的新中国,她爱上工人邹杰并如愿成为他的妻子。因为不能生育,他们领养了女儿“花”,“莉”沉溺于丈夫与养女有染的臆想中。丈夫不堪压抑卧轨自杀,“莉”也精神分裂离家出走。八十年代的“花”与外婆“茉”相依为命,她不顾外婆反对坚持与大学生小杜结婚,但在怀孕后依然重复了外婆被离弃的命运。“花”一个人生下女儿,在滚滚搬迁大潮中离开了那座曾经容纳过四代单身母亲的照相馆。等待“花”的女儿的,会是——像剧中“花”所许诺的那样——新的天地吗?恐怕只能由观众自己去想象了。
以我们品评影片的最惯常的思维来审视,《茉莉花开》不缺乏感性魅力。无论是陈冲、章子怡、姜文、陆毅的偶像气质,还是民歌《茉莉花开》的美妙旋律抑或是影片唯美迷离的影像风格,都足以营造出令观者心仪的审美意境。但若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这部电影充其量也就是以比较考究的镜头和演员讲述了一个“痴情女子负心汉”的老套故事而已,其实也无甚新意。所以。在笔者看来,《茉莉花开》的最可称道之处不在于它的感性魅力,而在于它感性魅力背后蕴藏的某种具有隐喻色彩的理性力量,这使得影片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寓言”特征。就这一意义而言,与其把《茉莉花开》形容成一首绵长蕴藉的女性挽歌,不如说它是一部沉甸甸的女性寓言。
首先,就角色设置而言,片中“茉”、“莉”、“花”三人的年轻时代由章子怡饰演,陈冲则分饰“茉”的母亲和“茉”的晚年(同时也是“莉”的母亲和“花”的外婆),形成了由同一演员分饰母女两个角色的连环套结构。陈;中和章子怡母女身份的频繁更替虽令观众眼花缭乱,但却非常有效地传达了创作者对于女性命运的独特理解——母女角色的轮回同时正是母女命运轮回的缩影。尽管章子怡饰演的女儿和陈冲饰演的母亲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个性特征。但她们的文化符码意义依然远远大于她们的性格意义。其次,就情节设计而言,“茉”、“莉”、“花”与她们的母辈在相依为命的同时情感始终处于冲突状态,但这种母女情感的紧张对立又丝毫不影响她们命运的惊人相似。无论“茉”、“莉”、“花”们曾经多么努力地试图主宰自己的命运。但最终还是无可挽回地跌入了命运赋予她们的不幸。在各自的青春年华。她们从母辈的束缚中冲决而出。跌跌撞撞地赶上了时代的列车,也义无反顾地追寻着自己的爱情。她们曾经成功过。孟先生之于“茉”,邹杰之于“莉”,小杜之于“花”,无论就其社会身份还是就其对女主人公的爱情而言,他们都是所在年代最有可能赋予女性幸福的标志性男人:孟先生是电影公司老板,能够轻易成就三十年代一个浪漫女孩的所有梦想:邹杰根正苗红并且是全厂唯一的党员,是五十年代女孩心中的英雄骑士,在大学生被尊为“天之骄子”的八十年代,小杜也是许多女孩心中的“白马王子”。然而,由于时局的动荡(比如“茉”的经历)、男性的自私(比如“花”的命运)以及女性自我的匮乏(比如“莉”的遭遇)等原因,他们又先后失去了她们生命中最为重视的男人与爱情。无可奈何花落去,小园香径独徘徊。她们注定要自己承担自己——独身、独自带大自己的下一代(自己生命的延续。同时也是自己命运的翻版)似乎已成为这个家族世代沿袭的女性宿命。“花”在暴雨中独自生下女儿的镜头令许多观众潸然泪下,也似乎在隐喻着一种新的可能——新时代的女性已然有能力独立负载自己的一切。果真如此吗?
从《诗经》中“女也不爽。士贰其行”的《氓》开始,“痴情女子负心汉”就已成为我们文艺作品中屡见不鲜的话题,而之所以被一再言说,无非是因为它在不同时代以其不同的变体活跃于我们的生活中。旧时代女性失去爱情后会面临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困境,新时代的女性失去爱情后能够从容应付生计问题——这是否意味着她们能够同样从容地面对情感的孤独?在实现自尊、自立、自信、自强之后,女性是否可以成功地抵达幸福的彼岸?《茉莉花开》中的四代女性,提供的正是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如果说女性独立承担自己的生存即意味着她们能够独立承担自己的情感,那为何“茉”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珍藏着三十年代的《良友》画报和茉莉香水瓶?这个镜头的确意味深长。不管女性可以生活得多么独立决绝,对爱情的仰视总会在她们的宿命中留下一丝永恒的被动。就像张爱玲在《有女同车》中讲的那样——“电车上的女人使我悲怆。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这不是偶然的哪辆电车上的女性悲剧,而是古往今来所有时代列车上的女性悲剧。
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让一个扬眉女子低头的,不是金钱。不是政治,而是——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