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翼城县唐兴镇南官庄村农民李海明的女儿铃铃今年高考考了532分，达到二本录取分数线。6月27日，得知女儿成绩的第二天，50岁的李海明把自己吊死在了土窑的门框上。
　　据悉，铃铃今年参加高考前，李海明就开始为学费发愁，他曾对一个邻居说过，他相信女儿今年一定考得上，但那么多钱的学费，他不知道该怎么办？（7月11日《新京报》）
　　近年来，“愁儿学费父自杀”的悲剧频频上演，且大多发生在农村和农民身上。2002年，宝鸡的丁炜收到了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其父因无力替儿凑齐7000元学费，从七楼跳下；2003年，陕西榆林市景艳梅考上东北师范大学后，其父因无力筹措学费，绝望自杀；今年6月19日夜，山西省榆社县陈力的父亲因儿子高考后估了600分，怕付不起儿子的大学费用服农药身亡……
　　这些撒手人寰的父亲，曾忍受着高昂学费带来的沉重负担，不惜东挪西借，将子女一步步艰难地送到大学的门口。然而，当面对超过他们承受能力数倍的更加昂贵的学费，他们在绝望之下走上了不归路。人们禁不住要问，这样的悲剧缘何频频上演？
　　笔者分析应该有这样几个原因——
　　一是高校收费远远超出了多数农村家庭的实际承受能力。据了解，现在供养一个大学生，学杂费、住宿费、伙食费加上书本及日常费用，一年的最低消费在1万元以上，一般农家望而生畏。
　　二是“绿色通道”出现了“肠梗阻”。早在几年前，教育部就出台了一系列贫困大学生救助政策，但这项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宣传不到位、落实不深入的现象，有的甚至变了调，走了样，导致许多边远贫困地区的农村家庭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政策。
　　三是极端之举大多能成就孩子的梦想。此说并非空穴来风：在媒体报道陈力的遭遇后，北京、上海、海南等地的媒体、读者、网友以及远在美国的华侨都慷慨解囊，陈力不但完全可圆大学梦，不愁几年的学费，而且他的弟弟妹妹们从此也可以生活有望，上学无忧。李海明步此后尘，是否从前面这个“喜从悲来”的故事中受到“启发”也很难说，但自杀的沉重代价却真的“换来”了社会的同情——翼城县教育局局长郭生财得知铃铃的遭遇后，向记者承诺“铃铃大学4年的学费，我们政府全包”，有关爱心捐助也纷至沓来……
　　四是社会救助机制存在“软肋”。帮助贫困生完成学业，这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高校自身的责任，但个别高校却千方百计给贫困生设置障碍，人为地制造了银行助学贷款“一个子也没贷出去”的荒唐闹剧。特别是对贫困学子的关注，大多是等悲剧发生之后才引发连锁关爱，且大多是想“对口”资助。陈力的父亲自杀后，数十家媒体、几百位热心人士筑起的坚实堤坝，已经能够让数十个“陈力”顺利完成学业了。但面对一个接一个的电话，当记者表示陈力的学费已有着落，您是否愿意资助其他像陈力一样在贫困中挣扎的学生时，几乎所有的人都选择了沉默，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当前我们缺乏的不是解决贫困大学生问题的机制，也不乏企业、民间组织和爱心人士鼎力相助，关键是政策的宣传还存在盲区，“绿色通道”还不够畅通，高昂的学费还没有降到普通大众都能承受的价位。如果不对这些问题进行综合治理，谁能保证两位父亲的悲情演出是“最后的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