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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画的命运是个世纪谜题。先前有人曾断言中国画已死亡；当前中国书法的情形也差不多。
一、殇之现实
笔者经常与同道论起书法界的一系列尷尬：过度炒作，廉价创新，无底线吹捧，自造“大师”；笔会中的官道经营，阿谀奉迎，权力干预，随意“忽悠”，甚至造假设局、骗钱洗钱……种种乱相，让人不由深思：书法还活着吗？当前书法艺术是否处在发展的低谷？甚至有人断言“书法在今天是堕落的艺术”，“书法生不如死”，“书法的灵魂走远了”。
对这类文化发展中的阴影，我们应该反思探讨其背后的原因。大部分人都认为，如此乱相的主因，一是金钱，二是权力；人们在市场经济转型期的行为失范及书法界的影响，说到底是一种“时代之殇”。艺术作品其商品属性的膨胀必然会异化艺术甚至整个民族大文化，这是近现代学者一直研究的传统命题。
若要深入分析，这些问题只是问题的一部分。
二、标准的迷失
在此之外，一些书法界内部的因素不可忽视。其中对作品的评价标准迷失是一个重要环节，它涉及我们对书法本体性质的重新认识。对标准的迷失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探讨。
1.时过境迁，标准退化。因各种原因，当前对书法的评价标准变得越来越模糊。不少人认为：“不就是写字吗？写得好看就可以。”这说明人们对书法较深层的评价能力在不断变弱。今人写字的功力不如古人，书法的普及和隆重程度更远不及古代。人们变得看写字看不出“好坏”，理解字的视角越来越靠近美术字，标准在人们眼里反而越来越“抽象”。书法的内涵失落，标准就趋向简单、浅显。
因为一般人看不出，所以就有人故弄玄虚，招摇撞骗。尤其在官场上，当标准过于“只可意会”时，评价的天平就往往因人际关系、江湖规则和官位排序而出现倾斜，进而变得更加“不可言传”——我认为，这其实不仅仅是书法普及率降低而造成的。
书法历来与官场脱不了干系。古代的书法是否会像今天这样与腐败“拎不清”干系呢？因为古代鉴定书法优劣的标准相对明晰，强大的舆论壁垒使得欲取巧者在书法上的投机较难。古代科举考试中，书法是最基本的门槛，所有参加考试的人都尝过练字的甘苦，了解个中窍道。
2.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落差。书法在古代主要是士大夫文化，而今天把它放在平民文化的环境里，失去了某些精英思维的内核作为支点。
3.书法的内涵迷失和商业性的挤压也有关系。古人对书法的理解和态度不似今天，书法主要作为士大夫之间互相馈赠、交流情怀、品味书艺的形式：无论是信札、诗歌，还是文章，和我们今天将其作为艺术商品流通，在观念上有相当大的差距；传统书法没有那么多的商品性质，人们更看重文人寓意其中的清高品格和峻拔风骨，尤其超逸的形而上境界。这种感觉，处在今天商品时代的我们很难把握。
4.由于我们当前的教育体系，与书法关联的传统文化元素逐渐被课程设置剔除殆尽。作为传统书法背景的那种厚重的儒道情怀、文人观念不断被批判、被扼杀。年轻人心中可以积淀的文化内涵越来越少，只剩下一些感性的审美肌理。
5.从“境界标准”退到“形象标准”。古代书家讲究写字和文化修养结合才能谈及境界，而现代书法人在这一点上通常较为欠缺。今天的许多书者只盯着所书写的字本身，视野缩小，当然目光会变浅。
6.书法的社会属性及功能有所变化。今天的人不像古人那样因为实用去讲求书法水平；而书法在古人眼里有更多修身的成分，字与其本人的内在境界、人格修为的关联被看得很重要。
7.当掌握原有标准的人日益减少，当有资格评判者的话语权日趋微弱，标准的模糊和残缺就难以避免，何况还有腐败因素的挤压。
总之，书法评价标准的坐标和支点被移动了。我们只能从韵味儿、从外表形象揣摩书法——而藏于内在的标准离我们渐行渐远。
三、探索书法的本体性质
中国古代书法的基础很广泛，只要会写字的人都用过毛笔；而书法艺术更是体现精英阶层对高尚情操的追求，是理想境界的象征。由于儒道思想互补的文化、文官举荐及科举制度的环境，书法和文人的内在修养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由于被当作一种修为涵养、阐发心性的途径，中国书法在许多方面不同于今天西方文化体系中的“艺术”。书法的本体性质及其结构较比特殊，集中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某些思维特质，这种特点决定了对这种艺术不能以现成的科学理论往上套。
书法标准的失落也在于我们对书法本质认知的生疏。
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文化的冲击。现代化社会是率先在西方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今天西方文化价值观笼罩的环境下，欧洲艺术理论体系极大地冲击着我们对传统艺术的理解；因此我们对书法也有相当程度的误读。我们似乎忘了，西方艺术理论产生于西方社会的发展经验，其模式也有“放之四海‘不’皆准”的可能。迄今为止，搬用西方理论的种种削足适履，遮蔽着我们对书法艺术结构的深入认知。
常听到一种说法：“书法没有什么神秘可言。”书法确实没什么神秘，俗话也说“字无百日功”。在“器”的层面上看，书法对于很多人都不难，从局部看去，每个地方的巧妙几乎都可以复制；但从“道”的层次上讲，书法绝不简单，强调整体的风骨品格才是真正的起点。强调书法“器”与“道”两个层面的结构，并不新鲜。问题是书法之“道”怎么衡量？只有剥开书法具体表现中不同于西方造型艺术模式的本体形态进行重新认识并检视其特点，传统书法的精华才不会彻底流失。限于篇幅，从三方面阐发。
1.书法的核心是“线文化”。
西方美术形式构成理论的主干来自块面分割的经验蓝本，而中国书法的表现路径主干是线——笔划书写。线，特别是写出来的线，讲究笔法变化。心中意向要通过线性笔迹的起伏转折、抑扬顿挫、左右平衡等对节律的运筹和把握来传达。
线的表达依靠运笔，从五指协调、中空握笔到中锋落笔。韵致、质感的玄妙幻化，心性、境界的空灵高远，只在于书者对笔势的掌控之间，线在笔下是“得心应手”的呈现，是线性意向的整体观照。纸面上的笔划有停顿，有折返，有浓淡，有枯润，而其意向的走势却是连贯的。书法要求书写的过程气息完整，笔断意不断，是一种心性表达的整体过程。 线是心的行走。书写中的心灵仿佛是有自主意识的活动主体，支配着笔将线条痕迹在纸上行进，或稳健，或狂奔；手中的笔又是那个“我”的内心映照，在未知空间不断探索，或明朗，或迷惘。可以说，线性表达建立于一种内倾心理模式，具有非可视性。看不见具象外观，只沿着意识构成的印迹延伸，却传达着各种质地的体验，笔端的跌宕起伏类似山水画中的散点透视的景观变化。
线又顺应于材料的性质。毛笔、水墨材质赋予书法巨大的可以发挥的空间。柔性的水和柔性的笔锋加强了线中“势”的分量和“写”的意味。这种笔画的“线性流畅”加之水墨的融合渗化，彷佛生命的自然流淌，是西画硬质材料中没有的审美形态。
书法线不似西画的线，其节律虽然也以视觉呈现，但其内质却直接依托于内心流动的心性体验，所谓“中得心源”也。
线之于气韵，是与生命脉动同步的展现。书写时，要求书者的精神高度集中，进入忘我之境，物我交融，天人合一；成为一个自在的整体——这非常像人类个体生命的本性：整体运行，不可逆。
书法中的线具有形而上的性质。其非拟态写实和适应心理内倾性的特征，决定了书法艺术天然就为“道”的境界提供了入口。因此，应该进一步研究“书法线和线的本质”，使我们的传统书法具有类似西方绘画那样系统的理论分析。
2.书法本体的关键是对线的运行及痕迹效果之回馈于心的控制体验。
这是书法中最精彩、最独特的部分，最值得研究。所谓“心手相连”，是书者从心里到手上皆能得到某种“行进着”的感受和体验；而正是这种感受和体验，使书法成为首尾相顾、一气呵成的历时性浏览的行迹整体。这个心手共同完成的过程本身具有动作性思维的“内模仿”效应：手上体验的疾缓收放，反映在心里感受线痕迹的浓淡枯润上，就是字的笔划。书法运笔的提按，欲右先左、藏头护尾等类似笔划，正是在这种心性的回馈中形成的。
书法的气韵、风骨、心性、境界，以及作者审美的自由意志、道德象征的内在形成都离不开这种机制的心理基础。
3.书法的道德内化特质。
书法的这种性质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书法的外观象征。这是一种区别于符号化象征的功能。在传统书法理论中，因书者的字形、运笔和风格体现出的气质情操，常常和书者的人格境界联系在一起推介，这样的研究思路具有道德说教的意味。二是书法的内观性质。书法的表达，其旨归于生命的永恒律动——“道”。书法家进入书写状态时，是在诵读自己的心灵境界，表达对宇宙间“大道”的感悟。儒道传统认为，与道德修为相关的隐于线的气脉中的“道”，不仅是阐发思辨观念的起点；更具有修为感悟至境界升华的过程。
我认为，应该重新构建符合实际的书法理论。像西方艺术理论那样，中国书法理论也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东方艺术理论体系。书法，还映射出华夏文明甚至远东文明的许多属于文化渊源的特点。
四、书法的社会功能。
书法在今人眼中，好像不外乎修身养性、培养情操。
书法对于人，本具有修为涵养的功能。毛笔在纸面运行线痕中留下的起伏、抑扬、轻重、疾徐、虚实，强弱、顺逆、刚柔、静躁、欹正、张弛、穷达、显隐等不同的对立因子具有不同的象征内涵。这其实象征一个人在不同情境下的人生感受，让你在尝过沧桑百味后，心性逐渐变得静观、淡泊。
在中国古代，书法是文化教育的重要部分。即使是开蒙幼童，也要求从坐姿、握笔等方面开始培养心性：毛笔、水墨加上具备渗化功能的纸，写出工整、严谨并具有笔势内力的线；书写的字必须符合平面构成规律的结体形象，而且不能描修涂改——这对于几岁的孩子，不能不说是高难度的技术要求，需要忍耐和坚持；无疑，這是一个从启蒙教育的起点上帮助孩子建立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培养扎实的文化功底的艰苦过程。
古代科举制度遴选出的文官是社会的管理者，政权需要他们具备全方位应对各种事件的能力，百姓需要他们具有坚定顽强的意志力、勇于担当的责任感，以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胸怀。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如此教育下的孩子会自己把各种经验与这个模式联系起来，不断地感悟，最终养成一种具有坚定、严谨、自律、忠诚、睿智乃至对功名利禄淡泊、超逸等质素的人格。
书法写出的是一种线，但它关乎人的一生行走。
——正所谓“大道至简”。
（顾征宇/北京电影学院基础部副教授）
一、殇之现实
笔者经常与同道论起书法界的一系列尷尬：过度炒作，廉价创新，无底线吹捧，自造“大师”；笔会中的官道经营，阿谀奉迎，权力干预，随意“忽悠”，甚至造假设局、骗钱洗钱……种种乱相，让人不由深思：书法还活着吗？当前书法艺术是否处在发展的低谷？甚至有人断言“书法在今天是堕落的艺术”，“书法生不如死”，“书法的灵魂走远了”。
对这类文化发展中的阴影，我们应该反思探讨其背后的原因。大部分人都认为，如此乱相的主因，一是金钱，二是权力；人们在市场经济转型期的行为失范及书法界的影响，说到底是一种“时代之殇”。艺术作品其商品属性的膨胀必然会异化艺术甚至整个民族大文化，这是近现代学者一直研究的传统命题。
若要深入分析，这些问题只是问题的一部分。
二、标准的迷失
在此之外，一些书法界内部的因素不可忽视。其中对作品的评价标准迷失是一个重要环节，它涉及我们对书法本体性质的重新认识。对标准的迷失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探讨。
1.时过境迁，标准退化。因各种原因，当前对书法的评价标准变得越来越模糊。不少人认为：“不就是写字吗？写得好看就可以。”这说明人们对书法较深层的评价能力在不断变弱。今人写字的功力不如古人，书法的普及和隆重程度更远不及古代。人们变得看写字看不出“好坏”，理解字的视角越来越靠近美术字，标准在人们眼里反而越来越“抽象”。书法的内涵失落，标准就趋向简单、浅显。
因为一般人看不出，所以就有人故弄玄虚，招摇撞骗。尤其在官场上，当标准过于“只可意会”时，评价的天平就往往因人际关系、江湖规则和官位排序而出现倾斜，进而变得更加“不可言传”——我认为，这其实不仅仅是书法普及率降低而造成的。
书法历来与官场脱不了干系。古代的书法是否会像今天这样与腐败“拎不清”干系呢？因为古代鉴定书法优劣的标准相对明晰，强大的舆论壁垒使得欲取巧者在书法上的投机较难。古代科举考试中，书法是最基本的门槛，所有参加考试的人都尝过练字的甘苦，了解个中窍道。
2.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落差。书法在古代主要是士大夫文化，而今天把它放在平民文化的环境里，失去了某些精英思维的内核作为支点。
3.书法的内涵迷失和商业性的挤压也有关系。古人对书法的理解和态度不似今天，书法主要作为士大夫之间互相馈赠、交流情怀、品味书艺的形式：无论是信札、诗歌，还是文章，和我们今天将其作为艺术商品流通，在观念上有相当大的差距；传统书法没有那么多的商品性质，人们更看重文人寓意其中的清高品格和峻拔风骨，尤其超逸的形而上境界。这种感觉，处在今天商品时代的我们很难把握。
4.由于我们当前的教育体系，与书法关联的传统文化元素逐渐被课程设置剔除殆尽。作为传统书法背景的那种厚重的儒道情怀、文人观念不断被批判、被扼杀。年轻人心中可以积淀的文化内涵越来越少，只剩下一些感性的审美肌理。
5.从“境界标准”退到“形象标准”。古代书家讲究写字和文化修养结合才能谈及境界，而现代书法人在这一点上通常较为欠缺。今天的许多书者只盯着所书写的字本身，视野缩小，当然目光会变浅。
6.书法的社会属性及功能有所变化。今天的人不像古人那样因为实用去讲求书法水平；而书法在古人眼里有更多修身的成分，字与其本人的内在境界、人格修为的关联被看得很重要。
7.当掌握原有标准的人日益减少，当有资格评判者的话语权日趋微弱，标准的模糊和残缺就难以避免，何况还有腐败因素的挤压。
总之，书法评价标准的坐标和支点被移动了。我们只能从韵味儿、从外表形象揣摩书法——而藏于内在的标准离我们渐行渐远。
三、探索书法的本体性质
中国古代书法的基础很广泛，只要会写字的人都用过毛笔；而书法艺术更是体现精英阶层对高尚情操的追求，是理想境界的象征。由于儒道思想互补的文化、文官举荐及科举制度的环境，书法和文人的内在修养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由于被当作一种修为涵养、阐发心性的途径，中国书法在许多方面不同于今天西方文化体系中的“艺术”。书法的本体性质及其结构较比特殊，集中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某些思维特质，这种特点决定了对这种艺术不能以现成的科学理论往上套。
书法标准的失落也在于我们对书法本质认知的生疏。
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文化的冲击。现代化社会是率先在西方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今天西方文化价值观笼罩的环境下，欧洲艺术理论体系极大地冲击着我们对传统艺术的理解；因此我们对书法也有相当程度的误读。我们似乎忘了，西方艺术理论产生于西方社会的发展经验，其模式也有“放之四海‘不’皆准”的可能。迄今为止，搬用西方理论的种种削足适履，遮蔽着我们对书法艺术结构的深入认知。
常听到一种说法：“书法没有什么神秘可言。”书法确实没什么神秘，俗话也说“字无百日功”。在“器”的层面上看，书法对于很多人都不难，从局部看去，每个地方的巧妙几乎都可以复制；但从“道”的层次上讲，书法绝不简单，强调整体的风骨品格才是真正的起点。强调书法“器”与“道”两个层面的结构，并不新鲜。问题是书法之“道”怎么衡量？只有剥开书法具体表现中不同于西方造型艺术模式的本体形态进行重新认识并检视其特点，传统书法的精华才不会彻底流失。限于篇幅，从三方面阐发。
1.书法的核心是“线文化”。
西方美术形式构成理论的主干来自块面分割的经验蓝本，而中国书法的表现路径主干是线——笔划书写。线，特别是写出来的线，讲究笔法变化。心中意向要通过线性笔迹的起伏转折、抑扬顿挫、左右平衡等对节律的运筹和把握来传达。
线的表达依靠运笔，从五指协调、中空握笔到中锋落笔。韵致、质感的玄妙幻化，心性、境界的空灵高远，只在于书者对笔势的掌控之间，线在笔下是“得心应手”的呈现，是线性意向的整体观照。纸面上的笔划有停顿，有折返，有浓淡，有枯润，而其意向的走势却是连贯的。书法要求书写的过程气息完整，笔断意不断，是一种心性表达的整体过程。 线是心的行走。书写中的心灵仿佛是有自主意识的活动主体，支配着笔将线条痕迹在纸上行进，或稳健，或狂奔；手中的笔又是那个“我”的内心映照，在未知空间不断探索，或明朗，或迷惘。可以说，线性表达建立于一种内倾心理模式，具有非可视性。看不见具象外观，只沿着意识构成的印迹延伸，却传达着各种质地的体验，笔端的跌宕起伏类似山水画中的散点透视的景观变化。
线又顺应于材料的性质。毛笔、水墨材质赋予书法巨大的可以发挥的空间。柔性的水和柔性的笔锋加强了线中“势”的分量和“写”的意味。这种笔画的“线性流畅”加之水墨的融合渗化，彷佛生命的自然流淌，是西画硬质材料中没有的审美形态。
书法线不似西画的线，其节律虽然也以视觉呈现，但其内质却直接依托于内心流动的心性体验，所谓“中得心源”也。
线之于气韵，是与生命脉动同步的展现。书写时，要求书者的精神高度集中，进入忘我之境，物我交融，天人合一；成为一个自在的整体——这非常像人类个体生命的本性：整体运行，不可逆。
书法中的线具有形而上的性质。其非拟态写实和适应心理内倾性的特征，决定了书法艺术天然就为“道”的境界提供了入口。因此，应该进一步研究“书法线和线的本质”，使我们的传统书法具有类似西方绘画那样系统的理论分析。
2.书法本体的关键是对线的运行及痕迹效果之回馈于心的控制体验。
这是书法中最精彩、最独特的部分，最值得研究。所谓“心手相连”，是书者从心里到手上皆能得到某种“行进着”的感受和体验；而正是这种感受和体验，使书法成为首尾相顾、一气呵成的历时性浏览的行迹整体。这个心手共同完成的过程本身具有动作性思维的“内模仿”效应：手上体验的疾缓收放，反映在心里感受线痕迹的浓淡枯润上，就是字的笔划。书法运笔的提按，欲右先左、藏头护尾等类似笔划，正是在这种心性的回馈中形成的。
书法的气韵、风骨、心性、境界，以及作者审美的自由意志、道德象征的内在形成都离不开这种机制的心理基础。
3.书法的道德内化特质。
书法的这种性质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书法的外观象征。这是一种区别于符号化象征的功能。在传统书法理论中，因书者的字形、运笔和风格体现出的气质情操，常常和书者的人格境界联系在一起推介，这样的研究思路具有道德说教的意味。二是书法的内观性质。书法的表达，其旨归于生命的永恒律动——“道”。书法家进入书写状态时，是在诵读自己的心灵境界，表达对宇宙间“大道”的感悟。儒道传统认为，与道德修为相关的隐于线的气脉中的“道”，不仅是阐发思辨观念的起点；更具有修为感悟至境界升华的过程。
我认为，应该重新构建符合实际的书法理论。像西方艺术理论那样，中国书法理论也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东方艺术理论体系。书法，还映射出华夏文明甚至远东文明的许多属于文化渊源的特点。
四、书法的社会功能。
书法在今人眼中，好像不外乎修身养性、培养情操。
书法对于人，本具有修为涵养的功能。毛笔在纸面运行线痕中留下的起伏、抑扬、轻重、疾徐、虚实，强弱、顺逆、刚柔、静躁、欹正、张弛、穷达、显隐等不同的对立因子具有不同的象征内涵。这其实象征一个人在不同情境下的人生感受，让你在尝过沧桑百味后，心性逐渐变得静观、淡泊。
在中国古代，书法是文化教育的重要部分。即使是开蒙幼童，也要求从坐姿、握笔等方面开始培养心性：毛笔、水墨加上具备渗化功能的纸，写出工整、严谨并具有笔势内力的线；书写的字必须符合平面构成规律的结体形象，而且不能描修涂改——这对于几岁的孩子，不能不说是高难度的技术要求，需要忍耐和坚持；无疑，這是一个从启蒙教育的起点上帮助孩子建立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培养扎实的文化功底的艰苦过程。
古代科举制度遴选出的文官是社会的管理者，政权需要他们具备全方位应对各种事件的能力，百姓需要他们具有坚定顽强的意志力、勇于担当的责任感，以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胸怀。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如此教育下的孩子会自己把各种经验与这个模式联系起来，不断地感悟，最终养成一种具有坚定、严谨、自律、忠诚、睿智乃至对功名利禄淡泊、超逸等质素的人格。
书法写出的是一种线，但它关乎人的一生行走。
——正所谓“大道至简”。
（顾征宇/北京电影学院基础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