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世界理论与中国经典诗词的认知诗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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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文本世界理论起源于认知科学,是关于语篇产生和接受的学说,其创始人主要有Werth 和Gavins。随着认知诗学的兴起和发展,文本世界理论成了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广泛应用于文学文本的分析之中。在中国经典诗词中,文本世界生成的二重性决定了诗词主题诠释和解读的“他治”原则,即诠释和解读既要考虑到文本世界生成的内在属性,又要考虑到文本世界生成的外部因素,是一种文本驱动下读者和古代诗人跨越时空的互动行为。中国经典诗词文本世界中的功能推进为多层次功能推进,推进程序一般是从简单命题到复合命题、从单层次功能推进到多层次功能推进,而推进模式通常为:起笔推进→承笔推进→转笔推进→合笔推进。文本世界的转换与次级世界的产生也是中国经典诗词主题的诠释和解读的切入口之一,因为中国经典诗词文本世界的转换可以引起诗篇视点的移位,而诗篇视点的移位可以导致诗词的主题思想或通过融合的方式或通过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
  关键词:文本世界理论;中国经典诗词;“他治”研究;多层次功能推进;诗篇视点移位
  中图分类号:I0-03,I206.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1.0019
  一、前 言
  文本世界理论是自然语言加工的一种模式,是关于语篇产生和接受的理论,其基础是认知心理学的心智表征和认知语言学的经验观[1]8。随着认知诗学的发展,文本世界理论成为了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本世界理论由已故教授Paul Werth所提出,其作品Text World:Representing Conceptual Space in Discourse [2]由兰卡斯特大学教授Mick Short整理出版,该书是文本世界理论的发轫之作。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Joanna Gavins于2007年出版了Text World: An Introduction[1] 一书,这是继Werth之后另一本关于文本世界理论的专著。文本世界理论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它“把认知主义原理广泛运用于分析实践中” [1]8。文本世界理论采取认知心理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洞察人类交际的心智过程,包括语篇的在线生产和接受、语篇的心理表征、人类大脑对语篇的概念结构的管理以及语言交际中各
  种语境因素对语篇认知加工的作用”[3]。文本世界中的“世界”是一种心智世界(mental world),是对具体事件状态的即时表征,和Fauconnier[4]的“心理空间”(mental space)、Ryan[5]的“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s)、Jackendoff [6]的“映射世界”(projected world)、王寅[7-9]的“认知世界”(cognitive world)有相通和重叠之处。根据Werth[2]的文本世界理论,“世界”可被划分为三个层次:语篇世界(discourse world)、文本世界(text world)和次级世界(sub-world),其中文本世界为核心层次。语篇世界是文本世界产生的基础,次级世界是由于文本世界中时空边界变化所产生的新的世界。Gavins [1]52在她的理论中对次级世界进行了重新界定,她用“世界转换”(world switch)这个术语取代了“次级世界”这个术语。在文本世界理论中,语篇世界是第一个层次,它涉及至少两个参与者,是“一种建立在真实外部语境基础上的心理构建”[10];文本世界是参与者根据语篇信息以及共享知识在大脑中所构建的世界,记忆和想象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文本世界中的指示参数的变化则会导致次级世界或世界转换的产生。
  传统的中国经典诗词的文本解读和研究基本是通过文学欣赏和美学的方式来进行;利用认知诗学的相关理论对中国经典诗词的意象或意境所进行的研究相对较少,只有为数不多的学者偶有涉及,如袁周敏和金梅[11]、梁丽和陈蕊[12],蒋勇和祝克懿[13]等。上述学者所使用的理论主要是概念整合理论、图形-背景理论和心理空间映射理论。利用文本世界理论对小说和电影等文本进行实践分析的有熊沐清[14]、刘世生和庞玉厚[10]等,而运用该理论对中国经典诗词进行研究却鲜有学者为之,这大概与文本世界理论的叙事本质有一定的关系,刘世生和庞玉厚[10]就认为文本世界理论“在解读叙事作品,尤其是电影叙事方面具有强大优势”。然而文本世界理论的创始人Werth[2]6声称他创立的文本世界理论能够解释所有形式的人类交际的认知加工,而中国经典诗词就是诗人和读者跨越时空的一种人类交际,所以该理论是可以用来对中国经典诗词进行研究和诠释的。再者,中国经典诗词的主要特征是“虚实相生”,其中必然蕴含有各种各样的虚实“世界”,而文本世界理论的着力点正好是文本中的世界,所以从文本世界理论的视角来探讨和分析中国经典诗词无疑是最佳的研究路径之一。
  二、文本世界的生成与中国经典诗词的解读
  (一)文本世界生成的二重性
  文本世界理论与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或语篇分析有很大的不同。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或语篇分析的着力点是文本本身,而文本世界理论却提出了“文本世界产生的二重来源,即认为文本世界既源于文本或语篇的内在属性,也是参与者在理解文本或语篇时的心智表征”[15] 17。Werth[2]87,329提出文本世界由文本驱动而且文本世界是语篇所描绘的情景以及次级世界由角色所创建。Gavins[1]46认为第三人称过去式可以创建文本世界以及自由间接引语可以构建认识情态世界[1]128。这些都表明了文本世界的文本或语篇的内在属性,即文本世界是由文本或语篇本身所确立的[15]19。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都强调“文本世界是说话人或听话人记忆或想象中对事物状态的概念化”[2]87,由参与者记忆中的经验或他们所产生的想象来提供具体内容[2]87,人们从语篇中构建文本世界[1]35等等,这些体现了文本世界理论关于文本世界产生的第二个基点,即“文本世界是由语篇参与者所建构的”[15]19。梁晓辉和刘世生[15]19更倾向于参与者在文本构建中的作用,他们提出了文本世界“是读者或参与者一接触到文本或语篇就会积极构建的空间”的观点。文本世界理论关于文本世界建构的二重来源为文本“自治”(autonomousness )和“他治”(heteronomousness)的研究方法的分类提供了理论依据。“自治”与“他治”源自于Stockwell[16]135-136。所谓“自治”是指在语言学框架内对文本所进行的描述,不参杂任何读者因素在其中。所谓“他治”则是指结合读者因素在内的对文本的分析,其中包括读者在阅读文本时所拥有的知识、经验、记忆、感觉和感情等。“他治”的文本分析路径强调读者的动态参与,突出文本参与者,尤其是读者与文本的互动关系,重视语境的作用[16]136。从文本的“他治”的研究角度来看,文本世界是读者和作者互相“协商”(negotiate)的结果,是文本和语境相结合的结果,这也就是说,“他治”的研究方法“不仅关注一个特定文本的建构,同时更关注影响该文本生成和接受的各种语境因素”[1]8。“他治”的研究方法与认知诗学的研究目的是一致的,认知诗学强调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的主观能动性,着重表述读者思维和文本及其作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中国经典诗词文本世界的“他治”研究
  根据“他治”的研究原则,中国经典诗词的文本世界既是文本本身所确立的,也是读者所创建的,是文本世界生成的内在属性和文本世界生成的外部因素的结合,而且文本世界建构的二重性可以直接导致诗词主题的正确诠释和解读。中国经典诗词文本世界生成的内在属性主要是文本驱动因子(text-driven factors),而生成的外部因素则是文本驱动下的读者和诗人跨越时空的互动行为。文本驱动因子为本文首次提出,它源于文本世界理论的文本驱动原则(the principle of text-drivenness),这个原则提供一个可操作的路径,使语篇参与者在参与每一个语篇世界时能够对他们庞大的个人知识量进行控制和筛选,使其缩小至某个或某些特定的领域[1]29,[16]137。在对语篇进行处理和加工时,语篇参与者的被激活的知识结构和经验是有选择的。语篇的在线处理和理解需要什么样的知识结构和经验由语篇世界生成的文本来限定。在中国经典诗词中,文本驱动因子是文本本身所提供的、使背景知识的搜寻和查找聚焦在某个或某些特定方面的语言和推论信息,它们的作用是激活、提取和选择长时记忆中与诗词主旨相关的语境知识,从而为文本世界的生成提供一个入口路径,准确地说,文本驱动因子就是通过选择或缩小语境知识来提示诗词主旨、帮助形成正确文本世界的词语或诗句,和诗词的“诗眼”有重叠之处。文本世界理论是一个“语境相关”的理论,语篇的直接外在环境和语篇参与者的背景知识都会对语篇加工过程产生影响。读者选择自己所拥有的背景知识来解读中国经典诗词实质上就是读者与古代诗人一种跨越时空的互动行为。Werth[2]149认为语篇发出者和接受者的语境总是有些不对称,所以双方就会进行“协商”(negotiate)以便建立一个一致的认知语境,这是构建“共同场”(common ground)的部分过程。对于“共同场”,Werth的定义是[2]149:在语言交际中“所有被表达出来并被默认的命题以及没有被表达出来,但被一般常识或共有知识所激活的命题”。Werth还指出[2]149,语篇参与者每个人都有一个认知环境,该认知环境包括物理环境的表征,同时也包括对其他语篇参与者的了解。因此,在中国经典诗词的解读过程中,其文本世界构建的认知过程就是:读者和诗人的认知语境出现不对称的现象,在文本驱动因子的作用下,读者和古代诗人进行跨越时空的“在线协商”(on-line negotiation)产生一个共同的认知语境和共同场,在此基础之上再构建一个正确的文本世界,以简约的形式来表达就是:认知语境不对称→文本驱动→在线协商→共同认知语境→共同场→文本世界。具有典型性的是张籍的《节妇吟》:“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这首诗歌语言不难,所表达的意思似乎也比较好理解。然而要真正理解该诗的主题则完全取决于该诗文本世界产生的外部因素。读者和诗人一个生活在当代,一个生活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他们的认知语境肯定有不对称之处。为了准确地理解《节妇吟》的主旨,读者必须寻找解读诗歌的关键。这首诗歌有一个副标题:“寄东平李司空师道”,这个副标题和诗中内容发生了冲突,与诗中内容产生了偏离,是理解诗歌的线索,是诗歌正确文本世界生成的驱动因子。在该驱动因子的作用下,读者和诗人进行“在线协商”,产生一个共同的认知语境,即读者进入了和诗人同时代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进入了一个“可能世界”当中,同样在文本驱动因子的作用下,读者有选择地激活和提取长时记忆中的知识,缩小背景知识的搜索范围,将聚焦点放在张籍和李师道二人的关系以及发生在他们二人之间的事情上,形成一个共同场。李师道是当时的一个藩镇高官,被皇帝冠以检校司空的职衔,他对朝廷外表恭顺,私下里却在操练兵马。为了制造对自己有利的舆论,李师道不断拉拢当时的文人学士和中央政府官吏,张籍就是他拉拢的对象,所以,结合语境来看,张籍不可能给李师道写一首抒发男女情事之诗,这就是读者和诗人彼此之间的共同场。有了这个共同场,构建一个正确的文本世界以及正确解读该诗的主题思想也就不难了:实质上,《节妇吟》是一首“明志诗”,诗人通过一首貌似男女爱情的诗作来拒绝藩镇高官的拉拢和收买。于是乎,“张籍拒绝李师道的拉拢和收买”这样一个文本世界就水到渠成地生成了,这充分体现了文本世界生成的二重性,体现了读者在文本构建中的作用。实际上,读者对中国经典诗词的解读基本上都离不开和诗人建立一个一致的认知语境和共同场并在此基础之上和他们进行跨时空的互动,这是“他治”研究原则的基调,譬如要理解李煜的《相见欢》中的沉郁哀伤的失国之痛和去国之思这样一个主旨,就需要了解李煜是南唐后主,亡国败家后,肉袒出降,被囚禁待罪于汴京,他是一个内心充满苦楚和惆怅的亡国之君。要理解元稹的《离思》的主题,就有必要和诗人“在线协商”才能真正明白这首诗实际上是诗人悼念亡妻之作。
  三、文本世界的功能推进与中国经典诗词的解读
  (一)文本世界理论的功能推进命题
  根据文本世界理论,一个文本世界包括“世界建构成分”(world-building elements)和“功能推进命题”(function advancing propositions)。世界建构成分构成了文本突出事件发生的背景,其中包括时间、地点、人物和事物。功能推进命题则引入新信息,推动文本世界中的叙述向前发展,它们以状态、行为、事件、过程以及论据或断言的形式体现出来,这些形式都与文本世界中的人物和事物有关联。功能推进命题的“功能”指的是“动态的、语境驱动下的语篇加工过程,是意义和目的的在线交际,而不是通过语言代码传递预定信息的交际”[3]73,而“命题是一个简单情景的表征,所有的情景要么是路径表达,要么是修饰表达。路径表达指的是一个实体与另一个实体或情景连接起来,而修饰表达则是指一个实体与某种特性连接起来”[2]196。路径表达和修饰表达都是功能推进的体现形式。“功能推进”这一术语源于 Joos[17]的“情节推进”。“情节推进”的作用主要是区分句子的功能。譬如在While the news was on, John finished his dinner和While John was eating his dinner, the phone rang这两句中,John finished his dinner与the phone rang分别起着情节推进的作用,而两个while从句则为它们提供时间背景,具有时间指示作用。推进情节前进的句子通常在时空上不具指示性,它们的作用主要是讲述故事等。在Werth[2]190看来,作为一个专业术语,“情节推进”的涵盖面太窄,它适用于叙事文本,但不能覆盖描写性文本、推论性文本和教育性文本,所以Werth提出用更宽泛的术语“功能推进”来取代“情节推进”。Werth[2]191将文本类型分成了四类:叙事性文本、描写性文本、推论性文本和教育性文本。叙事性文本的谓语类型是行为和事件,功能是情节推进,言语行为是报告和叙述。描写性文本可以描写景色、人物和日常事务,其谓语可以是表达状态、属性和日常习惯的动词,在功能方面则有景色推进、人物推进和习惯推进;就言语行为而言有景色描写、角色描写和日常事务描写。推论性文本的谓语主要是表达关系的动词,其功能是论点的推进,其言语行为是假定和下结论。Gavins[1]借用系统-功能语言学及物性的“过程”来解释文本世界理论中的功能推进。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及物性包含六类过程:物质过程(material process)、心理过程(mental process)、关系过程(relational process)、行为过程(behavioral process)、言语过程(verbal process)和存在过程(existential process)。Gavins[1]认为文本世界中的功能推进主要由物质、心理、关系和存在四类过程来实现。需要注意的是功能推进的“类型”和及物性的“过程”之间并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一个情节推进既可以是物质过程,也可以是心理过程,一个景色推进既可以是关系过程,也可以是存在过程。   (二)中国经典诗词文本世界中的多层次功能推进
  Werth[2]和Gavins[1]文本世界理论中的功能推进都是以简单命题为单位进行分析,而且分析的还是单层次功能推进,这对理清叙事性文本的脉络和理清叙述的发展进程是有很大帮助的,但对揭示语篇,尤其是诗词这样的语篇的结构和主题思想的作用不大。Stockwell[16]138-139运用Werth[2]和Gavins[1]的理论对一段叙事性文本进行了功能推进的探讨,其中对文中birds的功能推进的分析就分成了四个简单命题:birds gave Lucy a feeling,(birds) streamed overhead,(birds)came flying back,(birds)vanished。这样的分析可以使birds在文中的行为进展情况显得十分清晰,但与作者在该段中所要表达的主旨却关系不大,因为这一段文字主要是讲述Lucy等人乘船来到了一个十分不同的国度。所以本文认为要揭示文本,尤其是中国经典诗词这样的文本的主题思想则应采取从简单命题到复合命题、从单层次功能推进到多层次功能推进逐步进行分析的方法。从图形-背景理论的角度来看,诗词的主题思想就是图形,其余部分是背景,对背景的分析可以凸显图形,而且在中国经典诗词中,主题思想一般只用两句来表达,其余的诗句则充当铺垫,如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王之涣《登鹳雀楼》中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李商隐《乐游原》中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等。从简单命题到复合命题,从单层次功能推进到多层次功能推进,乃至最后呈现出主题思想这一文本世界的功能推进模式,在崔颢的《黄鹤楼》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这首诗歌的时间和空间的组合产生了历史的纵深感和空间的开阔感,催生了浓浓的“思乡情怀”这样一个主题。该诗的首联“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是两个简单命题,这两句的功能分别是情节推进和景色推进,其中一个是物质过程,另一个是存在过程,这是第一层次的功能推进。两句结合在一起成了复合命题,依然是一个景色描写,属于景色推进,这是第二层次的功能推进。而这两句在全诗中的作用是破题,所以其功能是“起笔推进”,这是第三层次的功能推进。颔联“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前两个层次的功能推进和首联一样,然而在全诗中,这两句的功能是承接首联,故而它们的第三个层次的功能推进为“承笔推进”。颈联“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第一层次的功能推进为两个景色推进,第二层次的功能推进仍是一个景色推进,第三层次的功能推进是“转笔推进”,因为在这一联中,诗人的叙述从时间转向了空间。尾联中的“日暮乡关何处是?”是诗人对自己的自问,是诗人自己的一种心理活动,属于情感推进。“烟波江上使人愁。”同样是一种心理活动,也是情感推进。两句合在一起还是情感推进,但是在全诗的语篇结构中起着概括诗人自己的感悟,抒发诗人自己的感情这样一种作用,所以它们的第三个层次的功能推进为“合笔推进”。至此《黄鹤楼》一诗的文本世界结构的功能推进过程为:起笔推进→承笔推进→转笔推进→合笔推进;起笔推进、承笔推进和转笔推进最终是为了合笔推进,这就是古时诗文的起、承、转、合。这首诗的首联和颔联写的是想象,是虚幻;颈联则写实。然而虚幻也罢,写实也罢,实际上都是为引发诗人的乡愁所设置的铺垫,到尾联,诗人的真正意图才显现出来,吊古是为了伤今,是为了抒发诗人的人生失意和思乡情怀。
  四、文本世界的转换与中国经典诗词的解读
  (一)文本世界的转换与次级世界的产生
  对于如何看待次级世界以及如何对其予以界定这个问题上,Werth和Gavins有不同的观点。Werth[2]216认为,在文本世界内部还常常存在心智世界,称之为“次级世界”,它们是初始文本世界在空间、时间等参数上出现变化所产生的结果;次级世界有三种类型,分别是指示次级世界(deictic sub-worlds)、态度次级世界(attitudinal sub-worlds)和认知次级世界(epistemic sub-worlds)。但是,如前所述,Gavins[1]52提议用“世界转换”这个术语来取代“次级世界”,理由是次级世界的英文前缀-sub有一定的误导性,会让人认为新产生的世界一定是第一个文本世界的衍生物。“世界转换”这一概念是由Emmott[18]的“框架转换”发展而来的。刘世生和庞玉厚提出这两个术语都有其优势的地方,“世界转换”这个术语“对于描述文本世界的动态建构过程十分恰当,并且使整个图示表达更为简洁、流畅。但是次级世界的概念对于说明不同世界的性质和地位十分有用,这种分层(layering)可用于揭示叙事作品的叙述层次或聚焦层次”[10]。鉴于此,本文将Werth和Gavins的观点糅合在一起,既采取“世界转换”这一说法,又使用“次级世界”这一概念,采用Werth[2]关于次级世界的划分和定位,提出初始文本世界在指示参数方面的变化都会导致该文本世界的转换,转换后的世界属于次级世界。指示次级世界包括直接引语、倒叙(flashback)、未来闪影(flashforwards)以及任何离开当前情景的场景。初始文本世界到指示次级世界的转换主要涉及时间和地点参数的变化,譬如Yesterday when we were there, he said:“I’ll come back here tomorrow.”中的直接引语就创造了一个新的时空空间。态度次级世界主要涉及语篇参与者或语篇角色的愿望、信念和意向而非他们的行为[2]216,故而有愿望世界、信念世界和意向世界之分,其中愿望世界一般由wish、hope、dream、want等动词来激活,如Clive wants to marry a millionairess,信念世界通常由believe、know、think等动词引进,如John believes that a pear is better than a banana,而意向世界则一般表达语篇参与者或语篇角色的意向,通常由promise、threaten、order、offer和require等含有“意向”(intention)涵义的动词来构建,如We require all passengers to show their tickets。认知次级世界是文本世界理论处理“可能性”或“或然性”的手段[16]141,语篇参与者或语篇角色通常用“would”、“will”、“should”以及条件结构的典型形式“if…then…”来导出假设世界,表达“可能性”或“或然性”。刘世生和庞玉厚[10]也提出认知次级世界的建构成分包括表达假设、条件、情态和认识等的表达式,如“假如”、“我觉得”、“根据图片”、“或许”等并认为这些是模态逻辑的重要研究对象,如She would dress herself fashionably if she had more money表示的是就是一种假设,呈现的就是一个假设的世界。态度次级世界与认知次级世界的内容也可以和指示次级世界一样因时间、地点、人物和事物的变化而激活一个新的结构丰富的可能世界[16]141。Gavins[1]虽然不赞同次级世界的提法,但她在Text World Theory:An Introduction一书中也谈到了初始文本世界的时间和空间指示参数会多次发生变化从而导致文本世界的转换、谈到了包括愿望、希望、要求等意愿在内的意愿情态世界和涵盖应允、责任、要求等义务的义务情态世界以及涉及感知和假设的认知情态世界。这些论述实际上和Werth[2]对次级世界的三分法有许多相吻合的地方,不同之处在于她认为转换生成出来的文本世界是独立的文本世界,与初始文本世界没有隶属关系。   (二)中国经典诗词文本世界的转换与诗篇视点的移位
  主题思想对于中国经典诗词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经典诗词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言志和抒怀,但是无论是Werth[2]的次级文本世界的提法还是Gavins[1]的文本世界转换的观点都像“功能推进”一样只是描写事件的进展过程,并不涉及文本的主题思想,所不同的是“功能推进”是叙述同一个事件的进展情况,而“次级文本世界”或“文本世界转换”则是呈现多个事件的进展情况,具有很强的叙事性特征。Gavins[1]126-131倒是谈到了文本世界的“聚焦”问题,但是这个“聚焦”主要是论述文本的叙事视角,即谁是故事的叙述者,与文本的主题思想聚焦是两码事,所以在Text World Theory:An Introduction一书中,她将“聚焦”放在了“叙事”这一章节中。同叙事文本一样,中国经典诗词的文本世界的转换既有单层次的转换,也有多层次的转换,前者指的是文本世界的转换只发生一次,后者则是说文本世界的转换发生多次:文本世界产生次级世界,次级世界又产生新的次级世界,如此类推。中国经典诗词中的初始文本世界向次级世界的转换以及一个次级世界向另一个次级世界的转换都会引起诗篇视点的移位,而诗篇视点的移位则可以导致文本世界主题思想的产生,需要强调的是:本文中的诗篇视点指的是诗篇焦点。对于指示次级世界而言,诗篇视点的移位根据文本世界的转换次数可以是一次移位,也可以是多次移位,移位完成后诗篇视点所在的次级世界的内容与认知语境以及共同场相融合可以反映出诗词的主题思想。而对于态度次级世界和认知次级世界来说,诗篇视点的移位路径则是直接从文本世界到这两个次级世界,态度次级世界中语篇参与者或语篇角色的愿望、信念和意向以及认知次级世界中的假设、可能性、或然性等就是诗词的主题。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通过多次移位来表达主题的一个典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这首词是元丰五年(1082)七月词人谪居黄州时所作,其意境是“怀古伤今”。该词涉及了文本世界的多重转换,与主题相关的转换是:文本世界→三国时代(第一层级指示次级世界)→赤壁之战(第二层级指示次级世界)。文本世界是词人自己所处的时空,是一个语篇参与者的可及世界,由这个文本世界转换而来的“三国时代”属于第一层级指示次级世界,从“三国时代”这个指示次级世界衍生出来的“小乔初嫁”和“赤壁之战”则属于第二层级指示次级世界,而且是两个语篇角色可及世界。但是,由于该词主要是咏赤壁、怀周瑜,所以其诗篇视点的移位路径应该是从词人所处的空间,即文本世界经由“三国时代”指示次级世界到“赤壁之战”指示次级世界,而不是从词人所处的时空通过“三国时代”的时空到“小乔初嫁”这个时空,这也就是说,“赤壁之战”这个第二层级的指示次级世界是理解这首词的关键,是诗篇视点所在的次级世界,将其中的内容和词人当时的境况结合起来就可以折射出该词的主题思想:对比周郎,词人想到了自己的坎坷,感慨万千,他羡慕古人的丰功伟绩,同时又叹息自己年岁将老,却依然一事无成,两相对照,不由得忧从中来,青丝成雪,这个主题思想并没有直接出现在词中,而是通过诗篇视点所在的次级世界的内容和认知语境以及共同场相融合所得出来的。同样是苏轼在另一首词《水调歌头》中创造了两个表达“愿望”的态度次级世界:“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词中的“我欲乘风归去”和“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就是两个态度次级世界,表达了词人的两个愿望,语篇视点直接从文本世界移位至两个态度次级世界中,而两个态度次级世界的内容体现了词人超然达观、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对亲人的思念,这就是该词的主题思想,初始文本世界向态度次级世界的转换导致了诗篇视点从文本世界移位到了态度次级世界,继而导致了这个主题的现实化。王昌龄在《出塞》(其一)中写道:“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诗中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表达的是一种假设,形成的是一个认知次级世界。该诗表达了诗人希望巩固边防、保家卫国的豪迈激情,而这样一个主题恰恰是该诗由初始文本世界向认知次级世界的转换所产生的诗篇视点的移位催生出来的。
  五、结 语
  Werth[2]和Gavins[1]的文本世界理论为解读和研究中国经典诗词的主题思想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路径。在中国经典诗词的理解过程中,文本驱动下的“他治”解读方式、文本世界内部的多层次功能推进以及文本世界的转换所导致的诗篇视点的移位是客观存在和认知加工实际,是诗词主题思想现实化的重要认知机制和手段。中国古代诗人为了更好地言说自己的志向,抒发自己的情怀,在诗作中大量使用表征虚实空间的文本世界及其运作方式,使诗作或直抒胸臆,或浪漫委婉,首首皆蕴含诗人的满腔情思和人生感悟。对中国经典诗词中的文本世界及其运作机制进行分析不仅可以帮助读者把握诗词的语义结构脉络,更重要的是还能够帮助他们正确地解读诗词的主题思想,真正把握诗人所要表达和抒发的情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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