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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重現
江蘇省泰興市6家化工企業為降低處理廢酸的成本，雇傭沒有處理資質的人員，直接將廢酸偷排入附近河中，導致水體嚴重污染。為修復環境，江蘇省泰州市環保聯合會提起公益訴訟。
2014年9月10日，經過10多個小時的庭審，法院當庭判決6家企業賠償環境修復費用1.6億餘元（人民幣 下同），用於環境修復，同時14人因犯環境污染罪處有期徒刑2～5年不等，並處罰金16萬～41萬。
毫無疑問，1.6億的天價賠償費在大陸環境領域訴訟中是史無前例的，此前老百姓都認為環境破壞不會被判刑，而在業界之中，環境公益訴訟，「立案難、取證難、鑒定難、勝訴難」幾乎成了眾口定調，此案的出現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標誌著國家對環境污染的進一步重視，加速了環境資源司法專門化，也為各企業敲響了警鐘。
1.6億元賠償同類案件之最
本案發生前，曾經賠償額最大的是，2009年9月，山東省臨沂市一家化工企業排放大量含砷有毒廢水，致河流嚴重污染。後法院一審判決三被告共同賠償3714萬元的經濟損失，賠償金額之大已屬罕見。
2002年，環境訴訟領域出現了第一起賠償額上千萬的案件。天津市海事法院一審判決，判處9家造紙及化工企業賠償漁民養殖經濟損失1365萬元。2013年終審時，天津高院將賠款金額改為669萬元。這是大陸第一例海水污染導致漁民蒙受嚴重損失的案件。
而最近的一宗民事賠償案件是在2014年8月12日，福州市中院二審判決，認定被告福建省固體廢物處置有限公司煙氣排放不達標，賠償村民各類農作物損失、人身傷害等共計近600萬元。
事實上，在環境損害的民事賠償案件並不少見。早在1990年12月14日，武漢市中院便審理了一宗水污染民事訴訟，武漢兩家水廠將大量不達標污水直接排入當地一湖泊，危害原告正常漁業生產，被索賠135萬元。官司打了一年多之後，湖北省高院二審判決其中一個水廠償付漁場經濟損失17萬多元，而另一個水廠負責承擔其他如漁場打井、水污染監測等費用。在中華環保聯合會的案件庫中，這應該是最早的一宗環境民事訴訟。
1991年5月31日，另一起有關大氣污染的案件在遼寧省富順縣法院一審判決。當地一個碳黑車間排放廢氣，導致附近的一名農民的西瓜秧苗出現異常，後產量減少一半，經濟損失達11360元。這個案件持續了4年，直到1995年底，撫順市中院終審判決，判決賠償原告7571元。
而最近大熱的土壤污染，在1997年的河北省保定市已出現了一宗訴訟。當地一家染化廠排放污水，污染了一個生產隊的耕土、機井，後調解無效，訴至法庭。保定市中院一審判決兩個被告單位賠償原告打四眼機井費用18萬元。
其他環境領域亦有涉及。諸如跨界傾毒問題，瀋陽冶煉廠與雞西市化工局駐綏芬河辦事處，以協議方式將前者有毒工業固體廢渣非法轉移至雞西市，嚴重污染環境。1995年，雞西市中院一審判決瀋陽冶煉廠賠償經濟損失25079餘元，並有其他賠款。而2000年廣西貴港市中院一審判決了一宗生態資源破壞案件。四個被告企業因抽水採礦，損害原告房屋，共同賠償26萬元。一年後廣西高院二審維持原判。
從歷史以來的環境污染案件來看，此次1.6億天價賠償案件，不論從賠償金額還是刑事責任量刑都是歷史之最。南京大學法學教授邱鷺風認為，此案件具有標杆作用，由公益機構出來訴訟，並且得到支持，法院能夠大膽裁決，說明國家對環保的重視程度已經落實到司法實踐當中了。
破解環境違法成本低問題
目前，環境違法成本太低，除進入刑事司法程式追究刑事責任以外，絕大部分由行政執法機關追究行政責任，但現實中「交了罰款就算不違法」、「以罰代刑」的情況仍然存在，這也是環境污染違法犯罪多發的原因之一。
另外，受地方保護主義影響，一些當地政府與企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很多時候，污染嚴重的企業都是當地招商引資過來的，也是當地的納稅大戶。環保部門進行行政處罰時，也會遭到各種抗拒。
由於環境行政執法的規範性法律文件多且龐雜，由行政機關執法和裁決，處罰金額不可能太大，環境行政執法暴露出了「有心無力」的弊端。許多業內人士認為，這一天價賠償案件的啟示在於，治理企業污染行為不能總是一罰了之，必須追究其司法責任，司法審判可以有效彌補行政執法威懾力不足的問題，
網民也表示，目前的行政罰款相對較低，對污染企業根本起不到相應的約束作用，環境公益訴訟卻不一樣，高額的索賠實際上是給污染企業一記「猛拳」，大大提高了其違法成本，在美國、日本等國家，這也是保護環境的重要方法。
然而縱觀環境公益訴訟發展現狀，泰州這一案件實屬「孤單」。不少業內人士指出，目前大陸環境公益訴訟依然面臨著適格原告過少、取證舉證艱難、地方干預等困境。
註定成為樣板案件
據悉，此案最初定下的方案是「談判」，而非高調的天價索賠，但泰州市環保局也不知道該怎麼談判。行政處罰針對水體污染，最高罰款只有50萬；這種情況法律上沒有停產的罰則，關閉工廠更不可能。
鑒定機構最終確定這些企業傾倒的廢酸如果正常處理的話需要3660餘萬元。然而，既然是談判必然要打折，最終結果很難確定，一個執法機關、一個司法監督機關也不適合去跟企業討價還價，最終決定對簿公堂。
環境公益訴訟之難，主要原因是行政干預。此次案件，泰州市市委、市政府沒有出面干預，並且泰州市分管領導對此案也表示了支持的態度，正是這種不關心和不干預使此案得以順利進展。究其原因，現在，政府官員們不會再為企業的環境違法行為進行背書；而且在土地資源緊張的情況下，政府也希望淘汰落後企業，引進高新產業。以往，行政部門對企業的環境違法行為缺乏有效的打擊，現在司法部門的介入，提高了政府的行政執行力。
泰州方面也表示，今後，遇到類似案件，將以這起化工污染案為樣板，進行起訴。
促進司法專門化
業內人士指出，應充分發揮此起環境公益訴訟案件的警示意義，鼓勵公益組織對破壞環境的行為提起訴訟，加大環境問題的法治化解決力度，促進生態環境司法專門化。
「環保的歷史舊賬還沒有還清，目前仍然在欠新賬。」有網友說，通過典型案例，對違法行為進行嚴肅懲處，才能對行走在違法邊緣的市場主體給以足夠的威懾力。
目前，大陸已有環保法，但如何保證「有法必依」依然是難題。在可預見的未來，公益訴訟受到地方行政部門的干涉仍不可避免，但可能會形成能有效控制地方政府行政干預的機制。此外，進一步研究環境資源審判專門化的理論基礎和實現路徑，建立一套符合環境資源審判特點和規律的司法機制與訴訟程序，實現環境資源審判的專門化。
江蘇省泰興市6家化工企業為降低處理廢酸的成本，雇傭沒有處理資質的人員，直接將廢酸偷排入附近河中，導致水體嚴重污染。為修復環境，江蘇省泰州市環保聯合會提起公益訴訟。
2014年9月10日，經過10多個小時的庭審，法院當庭判決6家企業賠償環境修復費用1.6億餘元（人民幣 下同），用於環境修復，同時14人因犯環境污染罪處有期徒刑2～5年不等，並處罰金16萬～41萬。
毫無疑問，1.6億的天價賠償費在大陸環境領域訴訟中是史無前例的，此前老百姓都認為環境破壞不會被判刑，而在業界之中，環境公益訴訟，「立案難、取證難、鑒定難、勝訴難」幾乎成了眾口定調，此案的出現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標誌著國家對環境污染的進一步重視，加速了環境資源司法專門化，也為各企業敲響了警鐘。
1.6億元賠償同類案件之最
本案發生前，曾經賠償額最大的是，2009年9月，山東省臨沂市一家化工企業排放大量含砷有毒廢水，致河流嚴重污染。後法院一審判決三被告共同賠償3714萬元的經濟損失，賠償金額之大已屬罕見。
2002年，環境訴訟領域出現了第一起賠償額上千萬的案件。天津市海事法院一審判決，判處9家造紙及化工企業賠償漁民養殖經濟損失1365萬元。2013年終審時，天津高院將賠款金額改為669萬元。這是大陸第一例海水污染導致漁民蒙受嚴重損失的案件。
而最近的一宗民事賠償案件是在2014年8月12日，福州市中院二審判決，認定被告福建省固體廢物處置有限公司煙氣排放不達標，賠償村民各類農作物損失、人身傷害等共計近600萬元。
事實上，在環境損害的民事賠償案件並不少見。早在1990年12月14日，武漢市中院便審理了一宗水污染民事訴訟，武漢兩家水廠將大量不達標污水直接排入當地一湖泊，危害原告正常漁業生產，被索賠135萬元。官司打了一年多之後，湖北省高院二審判決其中一個水廠償付漁場經濟損失17萬多元，而另一個水廠負責承擔其他如漁場打井、水污染監測等費用。在中華環保聯合會的案件庫中，這應該是最早的一宗環境民事訴訟。
1991年5月31日，另一起有關大氣污染的案件在遼寧省富順縣法院一審判決。當地一個碳黑車間排放廢氣，導致附近的一名農民的西瓜秧苗出現異常，後產量減少一半，經濟損失達11360元。這個案件持續了4年，直到1995年底，撫順市中院終審判決，判決賠償原告7571元。
而最近大熱的土壤污染，在1997年的河北省保定市已出現了一宗訴訟。當地一家染化廠排放污水，污染了一個生產隊的耕土、機井，後調解無效，訴至法庭。保定市中院一審判決兩個被告單位賠償原告打四眼機井費用18萬元。
其他環境領域亦有涉及。諸如跨界傾毒問題，瀋陽冶煉廠與雞西市化工局駐綏芬河辦事處，以協議方式將前者有毒工業固體廢渣非法轉移至雞西市，嚴重污染環境。1995年，雞西市中院一審判決瀋陽冶煉廠賠償經濟損失25079餘元，並有其他賠款。而2000年廣西貴港市中院一審判決了一宗生態資源破壞案件。四個被告企業因抽水採礦，損害原告房屋，共同賠償26萬元。一年後廣西高院二審維持原判。
從歷史以來的環境污染案件來看，此次1.6億天價賠償案件，不論從賠償金額還是刑事責任量刑都是歷史之最。南京大學法學教授邱鷺風認為，此案件具有標杆作用，由公益機構出來訴訟，並且得到支持，法院能夠大膽裁決，說明國家對環保的重視程度已經落實到司法實踐當中了。
破解環境違法成本低問題
目前，環境違法成本太低，除進入刑事司法程式追究刑事責任以外，絕大部分由行政執法機關追究行政責任，但現實中「交了罰款就算不違法」、「以罰代刑」的情況仍然存在，這也是環境污染違法犯罪多發的原因之一。
另外，受地方保護主義影響，一些當地政府與企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很多時候，污染嚴重的企業都是當地招商引資過來的，也是當地的納稅大戶。環保部門進行行政處罰時，也會遭到各種抗拒。
由於環境行政執法的規範性法律文件多且龐雜，由行政機關執法和裁決，處罰金額不可能太大，環境行政執法暴露出了「有心無力」的弊端。許多業內人士認為，這一天價賠償案件的啟示在於，治理企業污染行為不能總是一罰了之，必須追究其司法責任，司法審判可以有效彌補行政執法威懾力不足的問題，
網民也表示，目前的行政罰款相對較低，對污染企業根本起不到相應的約束作用，環境公益訴訟卻不一樣，高額的索賠實際上是給污染企業一記「猛拳」，大大提高了其違法成本，在美國、日本等國家，這也是保護環境的重要方法。
然而縱觀環境公益訴訟發展現狀，泰州這一案件實屬「孤單」。不少業內人士指出，目前大陸環境公益訴訟依然面臨著適格原告過少、取證舉證艱難、地方干預等困境。
註定成為樣板案件
據悉，此案最初定下的方案是「談判」，而非高調的天價索賠，但泰州市環保局也不知道該怎麼談判。行政處罰針對水體污染，最高罰款只有50萬；這種情況法律上沒有停產的罰則，關閉工廠更不可能。
鑒定機構最終確定這些企業傾倒的廢酸如果正常處理的話需要3660餘萬元。然而，既然是談判必然要打折，最終結果很難確定，一個執法機關、一個司法監督機關也不適合去跟企業討價還價，最終決定對簿公堂。
環境公益訴訟之難，主要原因是行政干預。此次案件，泰州市市委、市政府沒有出面干預，並且泰州市分管領導對此案也表示了支持的態度，正是這種不關心和不干預使此案得以順利進展。究其原因，現在，政府官員們不會再為企業的環境違法行為進行背書；而且在土地資源緊張的情況下，政府也希望淘汰落後企業，引進高新產業。以往，行政部門對企業的環境違法行為缺乏有效的打擊，現在司法部門的介入，提高了政府的行政執行力。
泰州方面也表示，今後，遇到類似案件，將以這起化工污染案為樣板，進行起訴。
促進司法專門化
業內人士指出，應充分發揮此起環境公益訴訟案件的警示意義，鼓勵公益組織對破壞環境的行為提起訴訟，加大環境問題的法治化解決力度，促進生態環境司法專門化。
「環保的歷史舊賬還沒有還清，目前仍然在欠新賬。」有網友說，通過典型案例，對違法行為進行嚴肅懲處，才能對行走在違法邊緣的市場主體給以足夠的威懾力。
目前，大陸已有環保法，但如何保證「有法必依」依然是難題。在可預見的未來，公益訴訟受到地方行政部門的干涉仍不可避免，但可能會形成能有效控制地方政府行政干預的機制。此外，進一步研究環境資源審判專門化的理論基礎和實現路徑，建立一套符合環境資源審判特點和規律的司法機制與訴訟程序，實現環境資源審判的專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