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借用中山大学姜伯勤教授的话意，段文杰先生在用他的生命，谱写调奏大敦煌交响曲乐章的最强音。敦煌研究院之所以有今天这么好的开局和成就，段先生功不可没。在院发展史的关键时刻，他起到旗手和奠基人的作用。国际国内给予他的众多奖誉，他当之无愧。
　　先生是我的师辈，我的授业师刘敦愿先生是段老在国立艺专的同学。在学校他就向我介绍敦煌石窟有常书鸿、段文杰、史苇湘三位专家。1961年，我毕业来甘肃恰好分配做石窟考古，得悉段先生临摹最丰富真实，分毫不失其规范神韵。高山仰止，令我钦佩不已。但因工作关系，和先生接触甚少。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有幸任省博领导，与他接触稍多起来，经常聆受先生的学识、教诲。在第一届省文博高级评委会工作期间，听他说知识分子的作用和苦衷，深感先生对中央政策的理解拥护。耳闻目睹敦煌院日新月异的发展进步。我作为见证，常自惭不如，感慨良多。在此，想就先生宝贵的精神品质，说一点我的感想。
　　第一，段文杰先生以其一生，体现他至真至诚热爱祖国、民族和中华历史文化与传统，并忠贞不渝为之奉献的精神。段先生虽任敦煌研究院二代领导，但他实属于第一代老一辈专家学者，是“五四”以来国家民族危亡造就的新一代爱国主义知识分子，并且继承保留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抗日到解放战争之际，他从南国奔赴大西北荒漠孤岛的敦煌莫高窟，是胸怀复兴国家民族、光大中华优秀文化大志，步向达、常书鸿等一辈后尘。先生从此扎根敦煌60年，为保护、研究、弘扬敦煌文化艺术，就像万里求法之圣僧，从未停止跋涉步履。先生前半生之崎岖磨难可谓极矣！但他没有垮下来，他像爱护生命一样，热爱眷恋敦煌艺术和事业。“一画入眼里，万事离心中。”正是这种根脉深厚的大义、大爱，使他对事业、人生，一直持有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在关键之时，在“耳顺”、“不逾矩”之年，受命担任院长，开启敦煌研究院事业改革开放的新航程。夙愿未了，使命在肩，他的勇气和信心来源于此，这在全国文博界是很罕见的。
　　第二，不懈地追求真理，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先生本质上是一个改革者，不安于现状，追求进步，勇于探索攀登，富有远见卓识。段老正是以这种优势和专家特长，加上敦煌院的好领导班子，形成一个坚强核心，不失时机，方向正确，顺利地展开敦煌研究院和保护研究工作的改革历程。如确立以业务工作为中心不动摇；以出成果、人才为检验成败标准；建立院所新机构机制，整合资源，配备队伍，理顺关系；尊重知识和人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人事改革，不拘一格引进人才；创办学术阵地《敦煌研究》，建立基金会、强化资料信息和现代科技保护研究；以科研为重心和特殊点带动全面工作；特别是大胆面向国际对外开放、引进技术、培养人才、实行项目合作和制度性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等。应当说，敦煌研究院的改革开放工作是全国文博系统最好和最有实效的。可惜这些经验和创新，没有及时地推广到文博系统。敦煌研究院改革开放的最重大成就是在国家局、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在段文杰先生为核心的院领导班子带领下，以及全院广大知识分子的支持努力下，将敦煌研究院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敦煌学和敦煌石窟艺术的保护研究机构，同时也带动促进了中国敦煌艺术和敦煌学的发展，将其推上世界先进文化事业的行列。
　　第三，段文杰先生学识渊博，真知灼见，富有研究和创新 成果。我所要强调的是基于上述精神的影响和指导下，其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必然是求真务实和科学辩证的。学风质朴，实事求是，绝无哗众取宠，甚至在争辩时也无任何个人情绪，只求真理，无名无利。这是一种学问大家的风范，与当前某些学风、文风的轻浮不正形成鲜明对照。学术首先是学问的心术。先生著述不论长短，都是言之有物，分量重大，立足高，视野大，既是树木又是森林，在朴素浅显的语言下是准确清晰的深刻道理。麦积山早期洞窟窟前发现的风格怪异的壁画，先生可一语识破其时代。他对莫高窟、榆林窟每一窟龛、每一造像壁画的特点、区别、变化皆烂熟于心。我曾目睹20世纪70年代他带领工作小组在新疆考察石窟时所作记录的文字图表，精细程度令人钦佩。先生掌握大量石窟寺以外的学术考古资料，尤其精擅美术考古，善于运用考古方法论（如标型、类型、地层学及比较研究）。他临摹壁画超出众人，是因为这是建立在美术考古和对风格技术进行考古学分析的基础之上。先生壁画临摹的三原则：客观临摹、旧色完整临摹、复原临摹，实质上就是考古学田野发掘所得资料进行修复、复原的原则。先生关于敦煌艺术、风格的渊源及与东、西文化艺术关系的创见，则是运用艺术考古的方法在调查分析大量中外石窟遗存，结合分析，比较其变化异同，理清纵横各方关系和影响，而创造性提出“敦煌类型”即本土风格之说。在此基础之上，对敦煌艺术的民族传统、外来因素、内容考证、艺术分类分期、技艺和美学等重要问题，给予正确的研究判断。
　　段文杰先生虽然离开我们，但他参与建设的成就，他的学识和言传身教，作为宝贵的财富已留给了我们。他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