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索”是由方力钧、王音、萧昱、杨茂源几位好友的工作线索构成的一种展览，它既不是一个有清晰主题的展览，也不是一种作品汇集，但也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文献展。无论对其中每一位艺术家的作品展，还是对于中国艺术生态中的理念化倾向，这种展览方式都是一种“逸出”状态。它希望在艺术生态中成为探索考察模式的一种，因为它不是针对一个人的单个线索，每个人的线索之间既有鲜明的区别，相互之间又存在着草蛇灰线的关联，由这些灰线构成的既多重相关又各行其是的复线，可能会形成一种更大指数的线索感。
　　“线索”的第一次展览在2005年。2005年并不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无论是发生在社会经济领域还是发生在文化艺术圈内的事情，都没有明显的阶段意味，如果有什么大的事件发生，似乎也更像是一种结果，而不是开启。即使如那一年中国“第13亿个公民”诞生，如“超女”的诞生，甚至如那一年在北京王四营出现的一条画廊街，它的壮观和萧条都在一两年内完成，虽然这是属于地产投资的事情，但之前艺术市场的兴起、发展、猛涨一定是催生画廊街的动力之一。
　　“线索”的想法恰恰是在那样一种亢奋的背景下开始的。相对于大环境的热，“线索”的整理思路是冷的；相对于大背景的闹，“线索”的思路是静的；相对于大背景的前瞻，“线索”的思路是后顾的。中国的新艺术在艺术史的分期中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但我们把这段艺术史放入中国社会政治史中，就会有不同的分析模式。所以我们选择了一种编年史的方式，不做艺术史的分期，不做艺术家作品分析，期待通过这种方式，尽量把每个人的经验铺开展现，获得更开阔的理解空间。
　　四位艺术家都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年近四十，有足够可堪回味的生活历程，而该记住的都还没有忘记。四十年中几番强烈的社会风云震荡，必定会在他们的艺术生活中刻有印记，这一点当然对所有人都同样深刻。但这四位艺术家之所以能够作为伙伴合作这样一个项目，不仅是因为年龄的相仿而使他们在相似的环境中成长和接受专业教育，上类似的课，读类似的书，喝类似的酒，不仅因为他们在同一时期来到北京，成为亲密的朋友，更因为他们进入艺术学习和创作的契机各有所是，个人的差异在应对外部环境以及对各自关心所在做出反应的不同方式，使他们之后的工作呈现明显的差异。并且，正是因为在日常交往中形成的责任，使他们有更细致的相互观察，有更大程度的设身处地，又能少有迁就，因此而显出一种艺术生态的样本感。因为我曾在《三联生活周刊》开设艺术评论专栏的缘故，在几乎同时期结识了他们，故事听多了，自然而然地参与了他们的对话。所以，在这样一个展览中，我充当的也就不是一个策展人的角色，可能更接近一个故事的转述者。
　　2005年的“线索·1”首先是从文本开始的，我们对四十年的社会生活以大事记的方式做了一个罗列，四位艺术家对自己的四十多年也做了一个生活、学习、工作的流水账。通过排版，把这两条线索并列地对照起来，四个人出现的先后也是以他们的年龄为序。同时在空白空间完成了一个近作展览。到了2011年，相隔五年，尤其是在那个艺术新闻最火热的五年，他们各自的工作或推进或变化，都提醒着大家再做线索的想法，五年，似乎也是一种顺其自然的阶段划分。所以2010年我们做了“线索·2”，这个文本按年度梳理了他们分别在每一年的工作和谈话，以及来自各方面的反响和评论。标题还特别标示了“各行其是”，以区分于“艺术小组”式的团体。这次展览在品画廊完成，展出了一些新作。
　　2016年，又是一个五年过去了，我们都希望能够尝试着延续这样一种方式。最初这个项目的启动就来自一种伙伴性质的心照不宣的“讨论”——更可能是一种对质，其中既包含着他们在艺术实践中的心得，同时又逸出艺术同行的志趣。如果从他们各自的工作方式着手比照，工作逻辑的差别如此明显，美学趣味少有相交，至于与现实语境的关系也有各自的筋脉，该用什么样的艺术“理念”才足够把他们的作品置于一种有结构感的相互关系中呢？显然，参展各位都没有这种企图。
　　促成这种对质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与传统的生活经验相连的生活伦理，在这种伦理关系中，日常遭遇和所思所为都会以具体事物的面貌，接受相互间的询问和对质。所以在这里，艺术话题和作品都可以作为日常工作和生活实践被确认，这也注定了这种对质之间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美学闲逛，不是同行之间的观摩或结伙，而是互为条件的文化宿命。虽然作为艺术家，每个人都会有各自的问题出发点和焦点所在，而在日常作为中，弥漫着的艺术行动的内驱力，必会携带着历史意识的一系列强大信息和一方水土的经验，以及某种承诺。这使他们之间的对质成为一种伦理责任。由于有相互之间的对质，多重线索的汇聚就不表现为任何一种最后形态，虽然以时间为轴展开叙述，但并不依赖时序演变的观念，而意在生长空间中的感受。这种线索可能需要一个相对长期的持续，它的内在基因才将会被显示，而不是以某种理念被说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