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平台命门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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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屡踩政策红线和盈利模式不明是直播业两大命门,监管升级会加速行业洗牌,有利于行业走向规范
  互联网直播的监管政策终于落地。11月4日,国家网信办发布酝酿许久的《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下称《规定》),网络直播行业又迎来一次“史上最严监管政策”。
  《规定》首次对平台和主播提出了“双资质”要求,即平台需要牌照,主播需要实名。同时,明确了“先审后发”、“即时阻断”的运营管理要求。针对新闻信息直播服务的“总编辑”制度意味着,一些中小直播平台,以及非专业新闻机构将不再具备进行新闻直播的资质,直播平台将集中和规范化。
  目前国内提供互联网直播服务的平台超过300家,伴随着资本的热捧和舆论的关注,这个数量可能还会增加。此前,由于缺乏明确的范围界定,即使监管政策层出不穷,平台方仍心存侥幸,行业乱象屡禁不止。
  监管缺位带来了直播行业的同质化和污名化。要想解决这两大隐患,外离不开监管的规范,内离不开平台自身对新业务模式的探索。

监管升级


  2016年是全民直播元年。根据CNNIC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今年6月,中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到3.25亿,占网民总体比例高达45.8%。
  以2005年成立的9158网为代表的多人网络视频聊天室诞生,成为网络秀场模式的“鼻祖”。自2012年起,以YY为代表的语音聊天室开始尝试多元直播形式,直至海外上市成为行业霸主。去年开始,中国在线直播平台数量目前已经超过200家,活跃在这些平台的网络主播更是多到无法统计。
  此前,大部分直播平台只要拥有文化部颁发的《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则可依据“网络表演”相关规定,开办直播业务,因此平台数量增速较快。这让直播平台的内容审核成了一大顽疾。
  直播平台映客的一位前运营高层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一个规模中等直播平台每月大约产生1万多条违规内容,原因在于人工审核团队建设不足。即使号称拥有最强大审核团队的映客,其实也只有300多名专职审核人员,而非对外宣传的“千人规模”。
  违规频率如此之高,源于直播平台独特的商业模式和擦边球生意:直播平台推出虚拟商品消费模式,房间或频道所有者及主播的收入主要来自两类业务的分成,一是用户赠送的虚拟商品,二是让用户付费购买等级称号。为了获得更多收入,美女主播除了口才和歌喉,有时还会提供更大尺度的“服务”:暴露的衣着、挑逗的语言甚至色情表演。
  监管也是在此时开始变得强势,意在倒逼行业向理性发展。
  4月,文化部查处了斗鱼、虎牙、YY、熊猫等19家网络直播平台,随后颁布了《关于加强网络表演管理工作的通知》,设立黑名单制度,一批涉嫌提供含有淫秽、暴力、教唆犯罪、危害社会公德内容的互联网文化产品被列入查处名单。
  6月,国家网信办首次对网络直播出击,发布了《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涉及直播平台相关管理细则。紧接着,北京市网信办又责令映客、花椒、一直播、小米直播、六间房、快手、在直播等直播网站进行全面整改。
  7月12日,文化部再次出手,集中查处26个网络表演平台,关闭严重违规房间4313间,整顿违规表演房间15795间,解约严重违规表演者1502人,处理违规表演者16881人。
  8月17日,国家网信办发布“八项要求”,强调对网络直播进行安全评估。
  9月,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关于加强网络视听节目直播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直播平台按规定持有“视听许可证”,没有资质的不能开办网络直播节目。由于“视听许可证”申请要求高,其释放出的监管信号比以往更为强烈。
  虽然以上多部门都在各自的管辖范围内出台了相应措施,但由于直播平台既涉及到网络表演(如秀场表演等,归文化部监管),又涉及到网络视频服务(如赛事直播、自制节目等,归广电总局监管),存在交叉和模糊的领域。
  面对一系列高强打击政策,直播平台的反应并不如预料中强烈。症结在于相关部门并未在政策出台后给出明确解读,也缺少实质性动作查处违规行为。
  一位视频直播平台运营高层人士告诉《财经》记者,每次有监管政策出台,各家平台的法务部门就抓紧研究政策边界。例如9月“视听证”要求出台,一些主打才艺秀场的平台还心存侥幸。“之前的政策,我们和媒体的理解常常有出入,相关管理部门也没给出明确的解读,我们心里没谱。”
  来疯运营总监李晨光此前公开表示困惑:每一个部委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给平台下规定,令行业面临困难。“我们希望能有一个统一的监管政策,扶持行业发展。”
  对比今年来各部委下发的相关规定、通知,不难发现,在内容监控、人员管理等方面,诸多条款反复重申。监管和执行的长期博弈,加剧了多重管理的困难和风险。
  11月4日,国家网信办发布《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对平台、直播、用户行为都有了界定和要求。
  浙江腾智律师事务所麻策律师告诉《财经》记者,《规定》是首个专门针对直播领域的顶层设计,它对直播的架构有了梳理,在内容、资质上作出了要求。以后再出台直播领域的规范,应该参考《规定》,不能各有各的口径。
  《规定》明确了“分层监管、分类实施”的原则,其中国家网信办是最高监管机构。《规定》表示,互联网直播,是指基于互联网,以视频、音频、图文等形式向公众持续发布实时信息的活动,几乎覆盖了网络直播的所有形态。
  《规定》的出台表明国家网信办在直播领域的监管站在了统筹、协调的位置上。但网信办的强势能否持续,还要看《规定》的落实情况。
  网信办是否将主导网络直播行业?《财经》杂志记者就此向网信办相关人员求证,并未得到明确答复。
  多头监管的局面倘若就此结束,可预见的是监管的常态化和效率的提高;但若不是,多头监管、监而不管的局面也将继续。   政策一出台,映客、一直播、花椒等主流平台立刻声明支持,但如何操作仍需观望。

平台洗牌


  外界看好未来直播市场机会。艾瑞咨询预计,到2020年直播行业市场将有望突破1000亿元。未来在直播市场,很可能将会诞生千亿元市值的大公司。
  大型直播平台生长非常迅速。近期,映客直播投资方昆仑万维拟以2.1亿元出售映客3%的股权。以此计算,映客的估值高达近70亿元,相比年初的3.78亿元,八个月时间内身价暴涨17倍。
  另一大直播平台YY和虎牙直播的母公司欢聚时代自2012年上市以来,营收和用户量级增长飞速。在2016年前两季度,其净营收已达人民币36.29亿元,同比增长44.8%。截至2016年6月,其付费用户人数已达420万人,同比增长54.5%。这样的业绩超出分析师预期。
  2015年以来,资本和巨头争相入场,直播市场体量骤增。在A股市场,目前拥有直播平台的上市公司有包括巴士在线(LIVE直播)、乐视网(章鱼TV)、暴风科技(暴风秀场)、宋城演艺(六间房)等8家。
  BAT顺势强力布局。腾讯在直播领域的动作最大。通过投资+自建,腾讯旗下的直播平台已达9家。其中自建平台有NOW直播、QQ空间直播、腾讯直播、企鹅直播、花样直播。
  腾讯在投资布局方面也出手阔绰,于半年内相继投资了游戏直播平台龙珠直播和斗鱼TV。此外,还拥有秀场直播平台呱呱视频和直播平台红点直播。
  参与斗鱼投资的一位腾讯投资经理告诉《财经》记者,其中的逻辑在于防微杜渐。一方面腾讯需要直播平台作为其游戏的入口;另一方面,他们必须先下手,抢在对手前形成比较完整的游戏体系。
  BAT不会放过抢占内容和流量的入口,这在视频网站的竞争中已经被印证。也有直播平台人士认为,在洗牌的过程中,抱住BAT的“大腿”不失为明智之举。但对于那些希望独自做大的平台而言,无法找到商业模式快速独立成长的话,就难逃被收购的命运。
  各大直播平台难以跳出烧钱的怪圈。微博CEO王高飞算过一笔账:直播的流水要一个月2亿-3亿元才会有利润。平均每个用户每天2元的带宽成本,假如有20万人在线,一天成本就是40万元。
  YY母公司欢聚时代2016年Q2财报显示,二季度宽带成本为人民币1.507亿元(约合2270万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人民币1.322亿元,折合每月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对于传统的秀场类直播,无论是PGC主播模式或者UGC模式,都面临着内容主题标签缺失的问题,以及由之而产生的用户黏性及留存率的问题。
  直播的盈利模式到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闭环,很多平台在融资后都在积极拓宽道路,甚至寻找转型的机会。
  例如,切入垂直领域,除了已经较为成熟的直播+体育、游戏之外,直播+旅游、教育、财经等机会崭露头角。目前斗鱼已经设置了教育分类频道、YY也推出了知牛财经平台,平台转向创造知识共享的经济价值。
  在C端市场“赔本赚吆喝”的情形下,另一些直播企业开始转战B端市场。以微吼直播为例,截至9月,其直播活动场数突破200万,刚成立半年就实现了盈利。
  “电商+合作”的模式也展现出了强大活力。花椒的一位运营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今年6月,花椒与途牛合作,在日本旅游直播的页面内嵌入“一键下单”选项,转化率显著。花椒还将在双十一与京东有深度合作。
  一位花椒直播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大多数直播平台仍在摸索商业模式,不过走B端路线的目前看来盈利模式比较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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