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指标，综合言之是两个方面：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这两大根本指标可谓包罗万象，但立足于“人”这个中心项来说，也是两个方面——两个世界，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对于人自身来说。这两个世界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不可分的。当然，在个体的、局部的、短时段的范围中，物质和精神有时会不平衡、相脱离、畸轻畸重、或前或后。但是，大凡如此就会出问题，现代化亦如此。如果只有物质世界的现代化，而缺乏精神世界的现代化，那是跛足的、不全面的，因而也就不是真正的现代化。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历史唯物主义时，曾多次在“人／自然／社会”这一理论框架中，提出“人的生存”这个命题。恩格斯说：“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再生产。”(《致约·布洛赫》)马克思则提出了“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真正人的生存条件”(《资本论》)这一命题。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这些论题又都是同人“最终脱离动物界”、“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精神生产”和“文化上的进步”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论旨和论证方式都表明人的精神生产、精神生活、精神世界既包含在人的“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之中，又是人的根本所在；要取得“真正人的生存条件”，就要有精神世界的生产再生产，就要有文化上的进步直至人最终脱离动物界。
　　恩格斯曾经作过一定程度的自我批评，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一理论和实践的偏差之产生，他和马克思要负一部分责任，因为他们在批驳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而对问题的另一方面论述不足。这另一方面就是“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是发生在它所影响的各个领域“所限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的，“多半是间接的”，而且在其他领域，特别是上层建筑、人的观念，总之，人的精神世界，是会起到反作用的；历史是在人的、社会的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发展的。因此，恩格斯说，如果把历史唯物主义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就是“荒诞无稽的空话”。他还说。他和马克思除了论证“历史过程的决定因素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再生产”之外，再没有肯定其他更多的东西。如果用“经济是唯一决定因素”这个被歪曲的理论来硬套到“任何历史时期”，而不顾及其他因素，那就是太简单化了。(以上均见恩格斯1890年致约·布络赫和致康·施密特的信)
　　然而，现在值得我们特别引起注意的，正是人们心目中和实际行动中，只注重经济而忽视以至抛弃其他不重视精神的作用，只注重经济—生产—科技的现代化、而不注意人的精神世界的现代化。
　　现代化社会的一切“现代性”物质成果都是人创造的，而创造了这一切“现代性”成果的人又必须跟随自己的创造物去充实、建设、发展自身精神世界的现代性。这个“具有现代性的精神世界”又会进一步设计、创造、想象出更具现代性的社会物质世界。因此，物质世界的现代化是离不开人的现代化的，英格尔斯充分论证过人的心理态度、价值观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形式”对于国家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现代化的作用，指出“赋予它们真正的意义和生命”，强调“现代化工厂、学校、各种制度可以移植”，但如果没有人的现代化，这一切就会是“无灵魂的躯壳；或者扭曲变形，弊病百出，背离这些制度原所预期达到的目的”。(以上均见英格尔斯著《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非洲有些富足国家曾想“用钱买来一个现代化”，虽然置备了现代工厂、设备、技术以至高薪聘请了外国高级专家。但由于本国人民的精神世界仍处于前现代状态而终致失败，就是十分明显的例证。我们现在由于开放政策的实施，加之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得信息的交流、沟通、传递非常全面快捷，现代科学技术和尖端设备能够迅速得以运用，但滞后的正是公民精神世界，“前现代”状态尚未较好地向现代化转换。一个人的精神世界现代化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具有实现现代化的能力、意志、“技艺”等方面的作用，而且还表现在“现代化阵痛”过程中，抵御、防止、消解“社会弊害”、“心灵毒汁”的危害和从现代科技与现代物质生活中升华、结晶出健全、优雅的人文情神。由于现代化带来的日趋繁杂多样、高度耗费和损害身心的生活享受和感官享乐，特别是既以此为“目的”，又以此为“动机”的追逐金钱权势，以致由此带来的一切社会腐化现象。在现代化过程中，物质世界的繁华和精神世界的衰敝同步出现，彼此伴生，所谓“物欲来蔽，精神憔悴”(鲁迅语)，这种阵痛几乎带有必然性。然而，我们都可以以精神世界的现代化，来抵制、减弱、缩短和消解这种阵痛和恶瘤的毒害。一方面是观念改变、意识形态转换、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化，以适应现代化；另一方面则是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承继人类文化的一切先进素质，并从“现代物质生活”层面实现文化的超越、提升、结晶，形成集高尚的情趣、道德和价值观为一体的精神行为规范。这种与物质世界现代化同步的精神世界的现代化，不仅能够使“阵痛”减轻，消解人在物质层面中的沉浸和腐化；而且可在整体上提高人的素质，使之成为全面现代化的人。换言之，现代化不是指在现代享乐方面是现代的，而在精神领域却是落后的、腐败的、堕落的。
　　一味强调经济发展并将其作为现代化的唯一指标，总要引起负面效应的，而这种负效应又总是发生在精神领域，物质成就的辉煌总是加重了人们精神上的负担，增加了精神领域的空虚。这成为一个被普遍证实和认同的“经济—物质”发展悖伦。西方发达国家还有东瀛日本，在物质条件高度丰厚的条件下，反而出现空虚感、孤独感、荒谬感、生活无意义感，要求拯救灵魂，就是这种物质与精神双重生活之间的裂痕和不平衡造成的。我们现在有的经济暴发户，在酒醉饭饱之后，发出“我现在穷得除了钱之外一无所有”的感叹，也表现了这种精神上的渴求。现在美国所谓“第三部分人”即志愿服务者在日益增多，他们承担广泛的社会义务，出钱出力不取报酬地帮助需要帮助者，其目的就是要从给别人帮助中救助自己，在给别人愉快的过程中，求得自己的愉悦。这些表明，人们在极端个人享乐主义中产生了一种暴饮暴食后的呕吐和反思，发出了对精神需求、对亲情、对他人之爱的呼号和吁求。
　　这一切使我们看到，现代化不只是闪耀辉煌的物质之光，不只是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高度丰赡的物质享受，而是一种全面的现代化生活，但这种“全面”还应该包含人如何接受这种现代，如何享受这种现代生活，即要包含一个精神领域和它所要求的享受方式和生活方式。人必须也是现代化的，即具有现代观念、现代文化装备、现代精神世界，并在它的导引下享受现代生活和现代物质装备。
　　在这里，正是在最深层的意义上，即从人的生存状态和性质以及社会的构造层次上提出精神文明建设的广泛社会课题。
　　人类的美好的生存和生存的美好，还包含精神的升华和文化的超越。人不可能像动物一样只满足于物质的满足、感官的满足，而是总会要寻求物质之中、之外、之上的一种精神上的慰藉、愉悦和满足。没有人间亲情和人际真情，没有情与意的交流，再高的物质享受也填补不了精神上的空虚和生活的无意义感。因此，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在追求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平衡，并且追求一种文化上的超越，即对生活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幸福的真谛做形而上的思考，寻求心灵上的超越和从物质层面升华出精神意义。而且，越是现代化社会的生活，越是现代化的人，越是物质高度丰厚和感官享乐繁复的状况，越是渴求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和心灵的飞升。
　　金钱的追逐会带来身心的疲惫。物质的享受和感官的享乐会受到人体自然本能的限制，一切实际的、工作的、活动的劳顿之后，所需要的都是精神的抚慰，需要一种文化的冲凉、文化的休憩、文化的养生，这一切活动都是清静无为的，使用文化手段、资源和方式作用于人的精神界域，使他享用一种超越物质、脱离尘世、身心舒畅的精神营养。在这种精神界域洗涤之后，便会是灵魂的净化、物欲的抑制、尘污的洗刷，从而达到道德和心智、人格和意志的提高。这样，便可以使整个社会和社会生活从精神上得到净化和改善，得到全面的发展和整体的进步。这种现代化才是真正的、科学意义上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