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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3日，时值北京大学118周年校庆之际，钱思亮先生纪念展揭幕仪式在北大图书馆举行。钱思亮之子、美国科学院院士钱煦作了“我的父亲——他对我一生的影响”的演讲。
钱思亮，杭州人，是钱镠第三十五世孙。钱镠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创建者，杭州临安人。由钱镠繁衍的钱氏家族，是一个伟大的家族。你听听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钱均夫、钱学森、钱基博、钱钟书、钱玄同、钱三强、钱穆、钱逊、钱学榘、钱永健、钱伟长、钱壮飞、钱君匋、钱正英、钱之光、钱其琛……
跨越时空的钱氏家族，是历史的，又是现代的，是中国的，亦是世界的。那么，钱氏家族有着怎样的千年不衰“奇迹”的奥妙呢。
“三钱”：一个时代的自豪记忆
一提到“三钱”——这个最初由周恩来总理喊出的“别号”，人们便会肃然起敬地想到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
“三钱”是中国科坛的杰出人物，也是世界顶尖的科学大家。他们为给祖国撑起一片安全的天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实力决定地位”的国际背景下，他们在给国家带来更多安全感的同时，也赋予了我们一个时代的自豪感。他们的爱国情绪、拼搏精神、智慧之光，永远昭示、激励国人。
1935年8月，钱学森作为一名公费留学生赴美国学习和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回国前，曾任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1949年中秋节，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传到大洋彼岸，钱学森夫妇和十几位中国留学生一边赏月，一边倾诉衷肠。在这天上月圆、人间团圆的美好时光，钱学森萌发早日回国报效祖国的念头。
就在钱学森积极筹备回国事宜的时候，美国移民局突然勒令他不准离开美国，海关扣留了他的全部行李。经过祖国和朋友们的多方努力，钱学森终于冲破美国的重重阻挠，于1955年9月17日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船回国，祖国也在焦急地等待这位游子的回归。
风华正茂的钱学森回到祖国，正赶上空军建设战略方向的研究。面对帝国主义飞机肆意侵扰我国领空的现实，不少人认为要建设强大的空军，首先必须研制飞机，钱学森却提出搞导弹。果然，在钱学森主持研究下，中国导弹后来居上，大出风头。1962年击落充满神秘色彩的美蒋U-2高空侦察机，国威大振。如今，国产战略导弹、战术导弹捍卫着祖国的安全，国产运载火箭飞向太空，我们为当年钱学森那极具创新价值的思维而深感幸运和自豪。
当年与钱学森同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从事航空航天研究的钱伟长出生在江苏无锡的乡下。1940年钱伟长同另外两位中国留学生搭乘俄国“皇后号”轮船横跨太平洋，抵达加拿大，进入世界一流的多伦多大学深造。指导老师很快就喜欢上这个勤奋好学、刻苦钻研的中国留学生。他在钱伟长硕士学位评语中选择了难得使用的字眼，盛赞他是“了不起的好学生，校园中多年未见的优秀人才！”1942年，钱伟长获自然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以连载的形式在美国《应用数学季刊》一、二卷上刊登。他提出的一组非线性方程组被称为“钱伟长方程”。
1944年，世界软科学研究权威冯·卡门教授邀请钱伟长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和喷气推进研究所跟他合作，共同研究薄壁构件扭转问题。钱伟长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写出了《变扭角的扭转》一文，被冯·卡门教授称之为“经典论文”。在出国留学的7年中，钱伟长以卓越的研究才能一次又一次成功。更为令人惊叹的是，他同林家翘合作的一项研究成果将英国伦敦从灭顶之灾中拯救出来。时值二战，盟军的参战使德国法西斯作困兽斗，伦敦正遭到德国火箭的威胁，丘吉尔向美国求援。钱伟长、林家翘等人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了运行火箭受到干扰缩短旅程的对策，有效地阻遏了德国的飞弹。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及此事时，不胜感慨，由衷地称赞：“美国青年真厉害！”他哪里知道，使他避免厄运的实际上是黄头发的中国青年。于是，“钱伟长智救伦敦”的传奇故事不胫而走，成为二十世纪科坛上的一段佳话。
1946年5月，钱伟长以探亲为名只身返国，从洛杉矶乘船回到上海，应聘为清华大学教授兼北京、燕京大学教授。1947年，有人带来美国有关方面对钱伟长全家赴美工作生活的邀请，钱伟长明确填“NO”，予以拒绝。
在“三钱”中，钱三强的大学生活充满革命斗争的气息。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曾任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编辑，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对钱三强影响颇大。
1935年侵略军入关威胁北平。日本帝国主义大肆收买汉奸，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妄图使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的生死关头。“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2月16日，党再次领导北平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钱三强也加入了游行的行列中，他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反动军警沿路设卡，并挥舞着警棍、大刀，阻挡游行队伍，水龙头喷射的刺骨的水浸湿了学生们单薄的棉衣，鲜血染红了冰冻的大地。钱三强搀扶着受伤的同学向后疏散。此后，钱三强一直是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显示了卓越的组织才能。
1936年，钱三强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赴法国留学，在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从事原子能核物理研究，师从大名鼎鼎的居里夫人。10年后，钱三强学成回国，主持建立了中国原子能研究所并任所长，主持并制成了共和国第一个核装置——原子能反应堆。此后，这位蜚声海内外的科学巨子把他的后半生献给了中国核科学组织工作。钱三强知人善任，是他大胆起用年仅26岁的邓稼先出任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总设计师。诚如邓稼先的老同学、诺贝尔奖得主、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所言：“钱三强独具慧眼的睿智和超凡的组织才能，促成了中国原子弹的爆炸成功。”
江南读书人家：钱基博、钱钟书、杨绛
钱基博是近代卓有成就的学者、古文家、文体学家、教育家，唐文治、梁启超、章士钊、章太炎、钱穆、顾颉刚等人是他当时交往的师友。钱基博这一支的祖先初到无锡时定居在堠山一带（今锡山区查桥），后迁到城里。钱基博的父亲经营“永盛典铺”，到钱基博当家时，宅第正厅高悬含有家训的“绳武堂”匾。 钱基博是个保守的儒生，他成年后教过小学、中学、大学，一律古文。钱钟书从新式学堂放学回来，要跟着父亲钱基博念古文，他后来在《围城》里露了一手，方鸿渐跟父亲方遯翁来往几封信是用文言文写的，词藻富丽，古奥典雅。
因伯父中年无子，钱钟书自幼在伯父跟前长大，颇受宽容昵爱。少年钱钟书“全没正经”，专爱“胡说乱道”，一点没有他母亲的“沉默寡言、严肃谨慎”，以及他父亲的“一本正经”。1920年伯父去世后，11岁的钱钟书的教育就全由他父亲来承担。“他父亲因钟书爱胡说乱道，为他改字‘默存’，叫他少说话的意思。”杨绛说。
1932年，钱钟书在清华园得识无锡名门才媛杨季康（绛）。当时，钱钟书在清华园名气很大，杨绛初见，发现此人“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像想象中的那样“翩翩”。二人互慕已久，开始恋爱。
后来，杨绛给钱钟书的一封信，被钱基博接到后拆开看了。信中写道：“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读到此处，老先生“得意非凡”，直说，“此真聪明人语！”1933年，钱钟书与杨绛举办了订婚典礼。二人后来同赴牛津大学求学，回国后钱钟书任教清华。
1953年院系调整，清华改为工科大学。钱钟书摆脱教务，在文学研究所工作，实际做的是《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的定稿工作。那篇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经由他出类拔萃的英译被介绍到西方。
1969年11月，钱钟书作为“先遣队员”被发往河南省罗山县“五七干校”，一度担任信件收发工作。这一年6月，女婿王得一被逼自杀。7月，杨绛也来到干校，后来写成《干校六记》、《洗澡》。
1998年12月19日，88岁的钱钟书在北京逝世。第二天新华社播出的新闻通稿中，出现“永垂不朽”字样。
同出江南无锡钱家的钱穆、钱逊父子，因1949年钱穆“离家去国”音讯隔绝长达30年。钱逊曾说，“有人说起我的家庭，常说家学渊源云云，我深感惭愧。”他还说，听父亲教诲的机会少，是人生的一大遗憾。
1980年4月，父子之间终于通了家书，当时钱穆已86岁。
他在信中说：“我此两年多来双目已近失明，不能阅报，不能读书，惟尚能握笔亲自写字，此书即我之亲笔。”
“回念我此一生中所见吾国人之受苦受难者真复何限，则我父子今日之遭遇，未为过酷于他人。汝辈今日虽求与我一面，亦我此三十一年来之愿望，若天佑我国家我民族，或最近将来能达此望……”
这一年8月底，兄妹中的4人终于在香港见到了父亲。次子钱行（原苏州某中学语文教师）回忆道：“我小时候父亲在无锡江南大学教书，课后回到苏州盘门新桥巷藕园。我们走过书房，总怕弄出声音打扰他。31年过去，不苟言笑的父亲怕是很老了罢？
“出了地铁口，我们在东张西望地寻找，继母却先凭着照片认出并招呼了我们。她旁边站着一个身穿长袍的老人，这不是与我们分开了三十多年的父亲吗？
“父亲患有青光眼，视力模糊，他常走到我们身边，从近处审视我们每一个人，不时‘唔唔’说着，好像奇怪我们怎么会一下子变大了，变老了。而他的确还把我们当作孩子，每天，他都先自正襟危坐，然后令我们挨次坐下。他问我们每个人的经历、生活、读什么书，当他知道我们兄妹都是小学、中学、大学教师时，十分高兴，连声说‘很好，很好’。知道10个孙子和外孙都在重点中学和大学读书，更是眉开眼笑。谈到我们遭遇过的艰难困苦，他唏嘘说：‘吃点苦没有什么，我希望你们做好一个中国人，用功读书做学问。’”
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北家中谢世。一年后，归葬在故乡太湖边石皮山上。钱行说：“现在父亲永远在我们身边了，什么力量都不能使我们再分开。”
《钱氏家训》的力量
1945年初春，32岁的钱三强向何泽慧发出了平生第一封示爱兼求婚信，25个单词：“经通信，我向你提出结婚的要求。如能同意，我将等你一同回国。”很快收到回信，也是25个单词：“感谢你的爱情。我将对你永远忠诚。等我们见面之后一同回国。”战时德国信件不封口，限词汇25个。
今天的青年，偶尔从老照片上看到钱三强夫人何泽慧、钱学森夫人蒋英年轻时的模样，惊为天人。殊不知，中国曾经有过许多这样才貌双全的名媛，最后湮没在蓝灰色的人潮里。
钱家多寿星，多才子，多俊杰。为什么？
原来钱家子弟多半受儒学熏陶，知书达礼，所娶配偶也都是才貌与德行兼备的女子，这样的基因，很不坏。
史学界泰斗许倬云在谈到江南士大夫家族时，曾讲起自家的义田制度，即家族中富裕人家拿出一部分田亩，扶持家族中孤儿寡母的日常生活和继续学业。钱氏家族直到民国还有这种义田制，断了半个世纪重续，则演变为助学基金。其中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运盛实业股份董事长钱仁高、上海国际包装印刷城董事长钱成锡出力最多。目前，他们已经帮助家族内的几位家境困难的孩子念到中学、大学。
家教的源头则是身教加《钱氏家训》。家训分为三部分：武肃王（钱鏐的谥号）八训；武肃王遗训；钱氏家训。早先，钱氏家族每有新生儿诞生，就要全家人一起恭读《钱氏家训》，这个传统在近代断了。
第三部分《钱氏家训》是钱文选根据先祖八训和遗训，归纳在《钱氏家乘》里的，共635字，分“个人、家庭、社会、国家”4节。温家宝总理提及的“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在“国家”节，其中还有“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执法如山，守身如玉，爱民如子，去蠹如仇，严以驭役，宽以恤民”等，讲的都是为官执政的大义。
家训中关于个人修身，讲的是：“读经传则根柢深，看史鉴则议论伟。能文章则称述多，蓄道德则福报厚”；关于家庭：“娶媳求淑女，勿计妆奁。嫁女择佳婿，勿慕富贵”，“忠厚传家，乃能长久”；关于交友及公德：“信交朋友，惠普乡邻。恤寡矜孤，敬老怀幼。救灾周急，排难解纷”，这些，与《礼记·大学》中“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一脉相承。
著名经济学家钱颖一是杭州钱氏的后裔，30多年前与他同住机关宿舍的一位小伙伴回忆说：“他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一位普通的机关干部，都曾下放劳动，钱颖一从小学随父母去了干校，直到念中学才回北京，应该说是在农村长大的。父母这么受冲击也没有把他的学习兴致磨灭掉。他是一个酷爱读书的人，放学回家从不休息，在我眼里他没有节假日，从来都是在念书写作业，每天早晨坚持听英语广播。几年下来，他的口语、笔头都达到了相当水平。可他的兴趣并不完全在这上面，他对数学如醉如痴，好像整天遨游在一个奇妙世界里。中学毕业后，他到京郊密云插队当了知青，可读书的热情依然如故，还是每天听英语广播，真是难得！在那个连饭都吃不上、家都回不了的年代，有多少人能坚持读书呢？还把活干得极好，从不喊苦叫累，他感动了农民的心，插队时入了党。恢复高考那年他考上了清华大学，现在已经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了。”
钱思亮，杭州人，是钱镠第三十五世孙。钱镠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创建者，杭州临安人。由钱镠繁衍的钱氏家族，是一个伟大的家族。你听听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钱均夫、钱学森、钱基博、钱钟书、钱玄同、钱三强、钱穆、钱逊、钱学榘、钱永健、钱伟长、钱壮飞、钱君匋、钱正英、钱之光、钱其琛……
跨越时空的钱氏家族，是历史的，又是现代的，是中国的，亦是世界的。那么，钱氏家族有着怎样的千年不衰“奇迹”的奥妙呢。
“三钱”：一个时代的自豪记忆
一提到“三钱”——这个最初由周恩来总理喊出的“别号”，人们便会肃然起敬地想到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
“三钱”是中国科坛的杰出人物，也是世界顶尖的科学大家。他们为给祖国撑起一片安全的天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实力决定地位”的国际背景下，他们在给国家带来更多安全感的同时，也赋予了我们一个时代的自豪感。他们的爱国情绪、拼搏精神、智慧之光，永远昭示、激励国人。
1935年8月，钱学森作为一名公费留学生赴美国学习和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回国前，曾任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1949年中秋节，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传到大洋彼岸，钱学森夫妇和十几位中国留学生一边赏月，一边倾诉衷肠。在这天上月圆、人间团圆的美好时光，钱学森萌发早日回国报效祖国的念头。
就在钱学森积极筹备回国事宜的时候，美国移民局突然勒令他不准离开美国，海关扣留了他的全部行李。经过祖国和朋友们的多方努力，钱学森终于冲破美国的重重阻挠，于1955年9月17日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船回国，祖国也在焦急地等待这位游子的回归。
风华正茂的钱学森回到祖国，正赶上空军建设战略方向的研究。面对帝国主义飞机肆意侵扰我国领空的现实，不少人认为要建设强大的空军，首先必须研制飞机，钱学森却提出搞导弹。果然，在钱学森主持研究下，中国导弹后来居上，大出风头。1962年击落充满神秘色彩的美蒋U-2高空侦察机，国威大振。如今，国产战略导弹、战术导弹捍卫着祖国的安全，国产运载火箭飞向太空，我们为当年钱学森那极具创新价值的思维而深感幸运和自豪。
当年与钱学森同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从事航空航天研究的钱伟长出生在江苏无锡的乡下。1940年钱伟长同另外两位中国留学生搭乘俄国“皇后号”轮船横跨太平洋，抵达加拿大，进入世界一流的多伦多大学深造。指导老师很快就喜欢上这个勤奋好学、刻苦钻研的中国留学生。他在钱伟长硕士学位评语中选择了难得使用的字眼，盛赞他是“了不起的好学生，校园中多年未见的优秀人才！”1942年，钱伟长获自然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以连载的形式在美国《应用数学季刊》一、二卷上刊登。他提出的一组非线性方程组被称为“钱伟长方程”。
1944年，世界软科学研究权威冯·卡门教授邀请钱伟长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和喷气推进研究所跟他合作，共同研究薄壁构件扭转问题。钱伟长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写出了《变扭角的扭转》一文，被冯·卡门教授称之为“经典论文”。在出国留学的7年中，钱伟长以卓越的研究才能一次又一次成功。更为令人惊叹的是，他同林家翘合作的一项研究成果将英国伦敦从灭顶之灾中拯救出来。时值二战，盟军的参战使德国法西斯作困兽斗，伦敦正遭到德国火箭的威胁，丘吉尔向美国求援。钱伟长、林家翘等人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了运行火箭受到干扰缩短旅程的对策，有效地阻遏了德国的飞弹。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及此事时，不胜感慨，由衷地称赞：“美国青年真厉害！”他哪里知道，使他避免厄运的实际上是黄头发的中国青年。于是，“钱伟长智救伦敦”的传奇故事不胫而走，成为二十世纪科坛上的一段佳话。
1946年5月，钱伟长以探亲为名只身返国，从洛杉矶乘船回到上海，应聘为清华大学教授兼北京、燕京大学教授。1947年，有人带来美国有关方面对钱伟长全家赴美工作生活的邀请，钱伟长明确填“NO”，予以拒绝。
在“三钱”中，钱三强的大学生活充满革命斗争的气息。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曾任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编辑，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对钱三强影响颇大。
1935年侵略军入关威胁北平。日本帝国主义大肆收买汉奸，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妄图使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的生死关头。“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2月16日，党再次领导北平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钱三强也加入了游行的行列中，他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反动军警沿路设卡，并挥舞着警棍、大刀，阻挡游行队伍，水龙头喷射的刺骨的水浸湿了学生们单薄的棉衣，鲜血染红了冰冻的大地。钱三强搀扶着受伤的同学向后疏散。此后，钱三强一直是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显示了卓越的组织才能。
1936年，钱三强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赴法国留学，在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从事原子能核物理研究，师从大名鼎鼎的居里夫人。10年后，钱三强学成回国，主持建立了中国原子能研究所并任所长，主持并制成了共和国第一个核装置——原子能反应堆。此后，这位蜚声海内外的科学巨子把他的后半生献给了中国核科学组织工作。钱三强知人善任，是他大胆起用年仅26岁的邓稼先出任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总设计师。诚如邓稼先的老同学、诺贝尔奖得主、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所言：“钱三强独具慧眼的睿智和超凡的组织才能，促成了中国原子弹的爆炸成功。”
江南读书人家：钱基博、钱钟书、杨绛
钱基博是近代卓有成就的学者、古文家、文体学家、教育家，唐文治、梁启超、章士钊、章太炎、钱穆、顾颉刚等人是他当时交往的师友。钱基博这一支的祖先初到无锡时定居在堠山一带（今锡山区查桥），后迁到城里。钱基博的父亲经营“永盛典铺”，到钱基博当家时，宅第正厅高悬含有家训的“绳武堂”匾。 钱基博是个保守的儒生，他成年后教过小学、中学、大学，一律古文。钱钟书从新式学堂放学回来，要跟着父亲钱基博念古文，他后来在《围城》里露了一手，方鸿渐跟父亲方遯翁来往几封信是用文言文写的，词藻富丽，古奥典雅。
因伯父中年无子，钱钟书自幼在伯父跟前长大，颇受宽容昵爱。少年钱钟书“全没正经”，专爱“胡说乱道”，一点没有他母亲的“沉默寡言、严肃谨慎”，以及他父亲的“一本正经”。1920年伯父去世后，11岁的钱钟书的教育就全由他父亲来承担。“他父亲因钟书爱胡说乱道，为他改字‘默存’，叫他少说话的意思。”杨绛说。
1932年，钱钟书在清华园得识无锡名门才媛杨季康（绛）。当时，钱钟书在清华园名气很大，杨绛初见，发现此人“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像想象中的那样“翩翩”。二人互慕已久，开始恋爱。
后来，杨绛给钱钟书的一封信，被钱基博接到后拆开看了。信中写道：“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读到此处，老先生“得意非凡”，直说，“此真聪明人语！”1933年，钱钟书与杨绛举办了订婚典礼。二人后来同赴牛津大学求学，回国后钱钟书任教清华。
1953年院系调整，清华改为工科大学。钱钟书摆脱教务，在文学研究所工作，实际做的是《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的定稿工作。那篇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经由他出类拔萃的英译被介绍到西方。
1969年11月，钱钟书作为“先遣队员”被发往河南省罗山县“五七干校”，一度担任信件收发工作。这一年6月，女婿王得一被逼自杀。7月，杨绛也来到干校，后来写成《干校六记》、《洗澡》。
1998年12月19日，88岁的钱钟书在北京逝世。第二天新华社播出的新闻通稿中，出现“永垂不朽”字样。
同出江南无锡钱家的钱穆、钱逊父子，因1949年钱穆“离家去国”音讯隔绝长达30年。钱逊曾说，“有人说起我的家庭，常说家学渊源云云，我深感惭愧。”他还说，听父亲教诲的机会少，是人生的一大遗憾。
1980年4月，父子之间终于通了家书，当时钱穆已86岁。
他在信中说：“我此两年多来双目已近失明，不能阅报，不能读书，惟尚能握笔亲自写字，此书即我之亲笔。”
“回念我此一生中所见吾国人之受苦受难者真复何限，则我父子今日之遭遇，未为过酷于他人。汝辈今日虽求与我一面，亦我此三十一年来之愿望，若天佑我国家我民族，或最近将来能达此望……”
这一年8月底，兄妹中的4人终于在香港见到了父亲。次子钱行（原苏州某中学语文教师）回忆道：“我小时候父亲在无锡江南大学教书，课后回到苏州盘门新桥巷藕园。我们走过书房，总怕弄出声音打扰他。31年过去，不苟言笑的父亲怕是很老了罢？
“出了地铁口，我们在东张西望地寻找，继母却先凭着照片认出并招呼了我们。她旁边站着一个身穿长袍的老人，这不是与我们分开了三十多年的父亲吗？
“父亲患有青光眼，视力模糊，他常走到我们身边，从近处审视我们每一个人，不时‘唔唔’说着，好像奇怪我们怎么会一下子变大了，变老了。而他的确还把我们当作孩子，每天，他都先自正襟危坐，然后令我们挨次坐下。他问我们每个人的经历、生活、读什么书，当他知道我们兄妹都是小学、中学、大学教师时，十分高兴，连声说‘很好，很好’。知道10个孙子和外孙都在重点中学和大学读书，更是眉开眼笑。谈到我们遭遇过的艰难困苦，他唏嘘说：‘吃点苦没有什么，我希望你们做好一个中国人，用功读书做学问。’”
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北家中谢世。一年后，归葬在故乡太湖边石皮山上。钱行说：“现在父亲永远在我们身边了，什么力量都不能使我们再分开。”
《钱氏家训》的力量
1945年初春，32岁的钱三强向何泽慧发出了平生第一封示爱兼求婚信，25个单词：“经通信，我向你提出结婚的要求。如能同意，我将等你一同回国。”很快收到回信，也是25个单词：“感谢你的爱情。我将对你永远忠诚。等我们见面之后一同回国。”战时德国信件不封口，限词汇25个。
今天的青年，偶尔从老照片上看到钱三强夫人何泽慧、钱学森夫人蒋英年轻时的模样，惊为天人。殊不知，中国曾经有过许多这样才貌双全的名媛，最后湮没在蓝灰色的人潮里。
钱家多寿星，多才子，多俊杰。为什么？
原来钱家子弟多半受儒学熏陶，知书达礼，所娶配偶也都是才貌与德行兼备的女子，这样的基因，很不坏。
史学界泰斗许倬云在谈到江南士大夫家族时，曾讲起自家的义田制度，即家族中富裕人家拿出一部分田亩，扶持家族中孤儿寡母的日常生活和继续学业。钱氏家族直到民国还有这种义田制，断了半个世纪重续，则演变为助学基金。其中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运盛实业股份董事长钱仁高、上海国际包装印刷城董事长钱成锡出力最多。目前，他们已经帮助家族内的几位家境困难的孩子念到中学、大学。
家教的源头则是身教加《钱氏家训》。家训分为三部分：武肃王（钱鏐的谥号）八训；武肃王遗训；钱氏家训。早先，钱氏家族每有新生儿诞生，就要全家人一起恭读《钱氏家训》，这个传统在近代断了。
第三部分《钱氏家训》是钱文选根据先祖八训和遗训，归纳在《钱氏家乘》里的，共635字，分“个人、家庭、社会、国家”4节。温家宝总理提及的“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在“国家”节，其中还有“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执法如山，守身如玉，爱民如子，去蠹如仇，严以驭役，宽以恤民”等，讲的都是为官执政的大义。
家训中关于个人修身，讲的是：“读经传则根柢深，看史鉴则议论伟。能文章则称述多，蓄道德则福报厚”；关于家庭：“娶媳求淑女，勿计妆奁。嫁女择佳婿，勿慕富贵”，“忠厚传家，乃能长久”；关于交友及公德：“信交朋友，惠普乡邻。恤寡矜孤，敬老怀幼。救灾周急，排难解纷”，这些，与《礼记·大学》中“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一脉相承。
著名经济学家钱颖一是杭州钱氏的后裔，30多年前与他同住机关宿舍的一位小伙伴回忆说：“他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一位普通的机关干部，都曾下放劳动，钱颖一从小学随父母去了干校，直到念中学才回北京，应该说是在农村长大的。父母这么受冲击也没有把他的学习兴致磨灭掉。他是一个酷爱读书的人，放学回家从不休息，在我眼里他没有节假日，从来都是在念书写作业，每天早晨坚持听英语广播。几年下来，他的口语、笔头都达到了相当水平。可他的兴趣并不完全在这上面，他对数学如醉如痴，好像整天遨游在一个奇妙世界里。中学毕业后，他到京郊密云插队当了知青，可读书的热情依然如故，还是每天听英语广播，真是难得！在那个连饭都吃不上、家都回不了的年代，有多少人能坚持读书呢？还把活干得极好，从不喊苦叫累，他感动了农民的心，插队时入了党。恢复高考那年他考上了清华大学，现在已经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