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76岁的老者，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指导教授、博士生导师和10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和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等多项学术职务，编译和著作的书籍、论文难计其数……采访前的“摸底”让我对吴易风教授肃然起敬，脑海里也浮现出一副严肃的老学究的模样。
　　见到吴易风教授，完全颠覆了我的想象：神采奕奕、和蔼可亲，双目清亮有神，语调干脆柔和，谈吐风趣幽默。他不擅长谈论自己，但聊起当前国内经济问题则滔滔不绝。或许正是这种为学术而忘我的精神，让他继续攀登经济学研究和教育的高峰。
　　
　　拜妻为师学数学
　　
　　在吴易风教授家的大厅里，最引人瞩目的是装满书的十几个大书架，显示着吴易风最大的爱好：读书、买书、藏书、写书。藏书主要是经济学著作，除大量中文书，还有为数不少的英文书和俄文书。吴易风对书的执著爱好与广泛涉猎始终如一。
　　因家境贫寒，吴易风少年时代只读过几年私塾和半年小学，后就读于江苏省界首乡村师范学校简师部和扬州师范学校初师部。1950年起，他先后在扬州苏北机关干部学校和江苏省转业干部速成中学任语文和历史教员。在此期间，他自学了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的许多专业课程，还开始学习俄语。在讲授“经济建设常识”课时，他开始接触经济理论并产生浓厚兴趣。
　　1955年，吴易风考取中国人民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俄语考试通过后，他经校长特批免修俄语，开始学英语。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只教俄语，他就向一位英语教师学国际音标，然后自学。毕业后，他留校任教，但并未停止学习英语。他向高鸿业教授等归国学者请教，自学专业英语，开始从事外国经济思想史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学习和掌握数学对研究西方经济学来说必不可少。吴易风感到在大学时学的高等数学远不够用，就向他的妻子、北京邮电大学数学教师刘天芬系统地学习数学。他从微积分开始一门一门地学，自学完概念和例题后做习题，最后交由妻子批阅，这在当时传为佳话。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俩合译了英国经济学家艾伦的《数理经济学》，其中涵盖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数理统计等数学理念。直到现在，经济学出现新的数学模型时，他还通过自学来掌握。
　　1989年~1990年，吴易风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访问美国多所大学，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发展。见到美国学者利用计算机方便研究，年近六旬的他回国后开始自学电脑，买电脑自学教程一类的书看。从点滴学起，向自己的学生请教，他终于掌握了电脑实用技术，大大方便了教学和研究。
　　
　　“三通”经济学家
　　
　　终身学习开拓了吴易风的视野，他的研究范围涉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西方经济学、外国经济思想史3个学科。有人因此称他是“三通”经济学家——精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精通西方经济学、精通外国经济思想史。对此他颇不以为然：“做学问的都知道，对一门学科，粗通还勉强可以说，精通谈何容易，更不用说是3门学科了。”
　　作为经济学教育家，吴易风深知教科书的重要性，因而十分重视我国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凭着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的了解，加上英语和高等数学的根基，他主编和与人合作主编了几本西方经济学教材，出版了几本经济研究著作。他提出的一些创新性观点和结论，对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
　　吴易风等编写的教材既保持西方经济学的原貌，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分析和评论，堪称是适合中国特点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多年来，这些教材影响了一批又一批青年学子。其中，他和高鸿业教授合写的《西方经济学》在国内影响较大，读者对这本书评价较高。他曾获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并获全国模范教师、资深翻译家称号。
　　吴易风在我国经济学界是从事西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西方经济理论和政策。近些年来，国内有人主张用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熟悉西方经济学的吴易风指出：“西方经济学具有二重性，即既有阶级性，又具有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应一分为二对它进行科学的和全面的剖析，分清哪些是意识形态成分，哪些是在特定条件下有用的成分，然后有针对性地评判和借鉴。”他用经济学界老前辈陈岱孙教授提倡的“弘扬马列，锐意求新，借鉴西学，体察国情”来处理二者的关系。受吴易风的影响，他的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和经济思想史专业博士生在各自的研究中都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
　　
　　学生的人生坐标
　　
　　在中国人民大学，吴易风身兼经济思想史和西方经济学两个专业的博士点的指导教授。他重视博士生的每个培养环节，与他们一起制定研究计划，开列参考书目，要求学生定期汇报读书心得。西方经济学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任超锋说：每次授课前吴老师都认真准备，充实的授课内容让学生收获良多。学生的每篇论文他都要逐字逐句地阅读和批改，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老师有时累得眼睛充血。在这样的熏陶下，学生做学问的态度也日益严谨。
　　吴易风关怀学生，随时准备向有困难的学生提供帮助，但他不让学生请客送礼。他虽年事已高，但十分珍惜学生的时间，自己的事情很少找学生帮忙。“吴老师治学严谨，编书、写文章从不让学生代劳。”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宋劲松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吴老师身体不好，但已应约写的一篇文章很难推掉，几个弟子提出帮忙，都被他婉拒。
　　在学生眼中，吴老师最大的魅力在于他的学风和人格：不为名利左右，认真做学问、做人。“我当时报考吴老师的博士生，不只因为他是西方经济学界的泰斗，更因为他学风正直，只要能够考到高分肯定能够被录取。”任超锋说，跟着吴老师，提升的不只是学术水平，还有人格修养。吴易风要求学生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功底，但尊重他们的学术选择。
　　吴易风每天的工作时间几乎都不下10个小时，周末也不休息。今年年初，由于长时间在电脑前工作，他突患眼肌麻痹，出现复视。医生要求他远离电脑至少3个月。一辈子忙于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吴易风，终于有时间满足自己的业余爱好：弹钢琴，听音乐，欣赏古诗词。谈起病情，他幽默地说：“那时候门都不敢出，因为眼肌麻痹，看东西成双影，一到街上，我看到的汽车流量比实际流量增加一倍。”
　　吴易风对学生的影响是一生的。“他那种永远乐观的心态，学贯中西的经济学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以及他的勤奋好学和人格魅力，给历届博士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为我们树立了人生的典范。”宋劲松说。
　　
　　“把脉”现实经济
　　
　　虽然将大多数时间用在书斋和课堂，吴易风从来不忘关心现实经济问题。出于经济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他多次向高层决策机构提出政策建议。例如，1994年，为了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他提出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建议。
　　一个时期以来，在国内的产权理论研究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出现了言必称科斯定理及新制度经济学产权清晰论的不正常现象。针对这一倾向，吴易风严肃指出，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所说的产权清晰是指私有产权清晰，这种产权清晰论被一些人用来宣扬资本主义私有制，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我们决不能让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误导国有企业产权改革。
　　“宏观经济学家的重要任务是为宏观经济号脉，及时诊断，对症下药。”吴易风坚守这一责任。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经济学界就当时宏观经济形势是否过热进行了一场论争。吴易风根据比较高的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和不超过3％的失业率的数据，认定经济过热，指出通货膨胀是我国当时宏观经济的首要问题。他分析了通货膨胀的具体原因，提出了适合国情的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建议。
　　多年来，吴易风从事理论研究时不随波逐流，坚持独立思考和科学分析，对错误观点敢于进行批评，真正实践了陈云提倡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原则。尽管曾因此遭到误解，他仍然坚持基于劳动人民立场的判断。他总是对问题进行谨慎思考而不随风摇摆。
　　到明年，他在大学从教就满50周年了。半个世纪里，他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堪称学术泰斗。面对这些，他非常谦虚：“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只想把该做的事情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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