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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以着重记录“普通人”真实为特征的真人秀节目火爆荧屏，清华大学尹鸿教授说“真人秀已经成为主流电视节目形态，一个泛真人秀时代已经到来。” [1]随着改革的深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后，人民大众对电视节目的需求多样性、差异性日益增强，传统本土的电视节目已不能满足人们更高的精神文化追求，节目创新成为大势所趋。西方电视节目模式的引进满足了人们的此种精神需求，受到人们的追捧。
2012年7月，浙江卫视推出的《中国好声音》节目掀起音乐选秀类节目高潮并引发全民热议，2013年《中国好声音》第二季冠名费及广告费更以天价拍下，可收视率依旧居高不下。根据CSM（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数据显示，2013年10月7日《中国好声音》第二季年度总决赛收视率达到5.174%，创下本季的收视高峰。
节目与受众是一个互动统一的整体，两者统一于电视为载体的文化机制下，真实电视之所以发展兴盛，是因为这一类电视节目迎合了观众的精神需求。在此我们将节目制作方和受众分开来看并非将两者对立，而是为了更清楚地考量两者之的连接机制，从客观角度上探索这一文化现象。
一、西方模式本土化历程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现代社会的人类生活日益显示出全球化特征。真实电视作为一种电视文化，早已借助新兴媒介开始了全球的文化旅行。外来模式所到之处与当地文化碰撞出激烈的火花，使真实电视焕发出新的生机，引发收视狂潮，并且由母节目衍生出来的子节目也大多获得成功。同时，真实电视的全球文化旅行对于经济快速发展、人口众多的中国而言，其影响显得更加突出。
早在2000年8月，央视就率先原版引进西方模式《地球故事》，但反响平平，这被认为是西方模式引进的开端。随后，各地卫视争相效仿，然而众多的引进节目并未在人们脑海中留下太多印记，直到2005年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这一档模仿英国《流行偶像》的音乐选秀节目获得空前成功，“超女”也成为2005年度热门词汇，其它新词也悄然走入大众生活。西方模式中国化获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功。此后，各类选秀节目蜂拥而至，各节目制作方为获得更多的收视率，不在提高节目艺术性上下功夫，反而过度表现人性的丑恶，把真实电视引入了庸俗化、娱乐化、利益化的道路。国家广电总局适时推出“限娱令”来遏制此类现象，音乐选秀类节目走入下坡路。例如东方卫视的《我型我秀》《加油！好男儿》、湖南卫视的《快乐男声》等节目皆遭遇滑铁卢式的失败。音乐选秀类真实电视渐入寒冬，许多电视台对于上档新节目的态度也日益谨慎。2012年7月，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的几把转椅却让音乐类选秀真实电视迎来春天，该节目借鉴起源于荷兰但风靡全球的好声音模式，加以本土化改造，收获嘉誉。2012年成为了选秀的“复兴年”，2013年仅有关音乐的选秀节目不下数十档，《中国好声音》再一次成为热搜词汇。此时的西方模式在中国已日渐成熟，原版引进模式成为了各大卫视的杀手锏。节目制作方纷纷将目光抛向海外，寻找新模式以在该领域收视率上占得先机。这些西方模式的中国化只是真实电视的全球化旅程一个片面，尽管在某些方面上展现为“模仿抄袭”，人们几乎能够在国内的每一个真实电视找到西方模式的母节目，但无可否认这些节目对于人们文化需求的影响。
二、选秀类节目西方模式本土化的特点
制作方如今的眼光日益挑剔，选秀从根本上来讲是“造星运动”，基本流程根本上相似。节目的出彩与否在于节目的包装如何，如何吸引观众的眼球来赢取收视率。国内传统模式早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而且国内模式显得呆板僵化，难以博得观众的青睐。与此同时，国外的真实电视显示出新的生机，各种新模式不断产生，各种新节目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功。浙江卫视推出的《中国好声音》特别注重在节目的“新颖”。单从声音来选拔选手、转椅旋转肯定、评委变导师抢人、擂台式的双人对位等新模式给电视受众带来了未有过的新鲜感，这些体现在细节之上的“新”最终使节目从里到外呈现出新生。好声音模式率先走出寒冬，又一股引进国外新模式的浪潮随之到来，而且都有不同程度的成功。
音乐选秀类真实电视的大热转而带来了各类国外模式的争相引进，其种类不再仅仅局限在音乐这一传统领域，其范围包括亲子、婚恋、体验、美容等。引进模式的多样化一方面使电视荧幕变得更加多彩，拓宽了真实电视的范围，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节目同质化、形式相似化的问题，各地卫视跟风现象严重。以2013年为例，仅在暑假期间就有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第二季、湖南卫视《快乐男声》、东方卫视《中国梦之声》等一系列选秀节目。如此多的节目在时间安排上大有冲突，这也体现出了西方模式引进上的无奈现状。
三、《中国好声音》的创新奇招
《中国好声音》是由灿星制作公司，以350万三季的价格从注册在英国的版权代理公司IPCN手中购买《The Voice》的中国版权后制作的中国大型专业音乐真实电视节目。在与浙江卫视达成了制播分离意向，借助浙江卫视平台播出。在引进版权之前，国内电视节目采用的多是模仿、抄袭海外优秀节目的方式，曾引起过版权争议。近几年，制作方普遍采用购买国外版权的方式，于是国内电视节目卸下了抄袭的担忧。《中国好声音》原版引进国外模式，保留了原有风格，舞台设计以及节目流程完全按照原版节目，甚至连导师转椅都是原样空运过来，让观众真正体味《The Voice》的原始滋味。
第一季中，刘欢、那英、庾澄庆、杨坤四位著名歌手作为导师言传身教，第二季于2013年7月12日在浙江卫视播出，由那英、张惠妹、庾澄庆、汪峰担任导师，呈上新一轮激动欢乐的音乐盛宴。实力派歌王刘欢、实力派歌后那英、张惠妹、“音乐顽童”庾澄庆、“情歌王子”杨坤、“摇滚天王”汪峰。如此震撼的导师团队保驾护航怎不让人心动，如此大牌的歌星怎能不让人在节目上更有期待。可谓是节目未播却早已营造了热烈的舆论氛围。另外导师抢人环节的众多话语也成为了年度流行语，例如杨坤的“三十二场演唱会”、阿妹Family等至今仍津津乐道。 《中国好声音》制作团队人数众多却分职明确，电视上播出的最终节目是制作方从数千小时素材中筛选出来剪辑，后期经过修音美化形成的。一期节目九十分钟，可背后却是几十倍于九十分钟的努力汗水。节目制作方摒弃《超级女声》的海选模式，导演组奔赴世界各地亲自面试各类优秀学员，为的就是保证学员的演唱质量。此外，节目制作方将品牌效应做到了极致，冠名商和制作方实现了共赢，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节目效应持续不减的现象。后期的《中国好声音》世界巡演，学员签约等一系列产业链更是将“好声音”品牌的利益实现最大化。
电视节目在一定程度上与纪录片类似，要在更大程度上保证真实，体现“真人秀”这一特色。然后，记叙这样的一条单线早不能满足受众的胃口，此时的情感成分会为节目增色不少。选手背后的故事成为了一大亮点，总有一些选手经历与你类似，让你产生共鸣。如此动作又产生了新问题，就是选手经历造假嫌疑。《中国好声音》的许多选手也受到了质疑，网络纷纷揭露事实，亦真亦假，但是此做法从侧面为《中国好声音》赢取了舆论市场份额，客观上收获了更高的收视率。
四、《中国好声音》应对受众的多元化需求
节目制作方在传播过程中扮演了传播者这一重要角色，受众这一角色也是不可或缺的。节目通过受众得到反馈，从而完成传播这一完整过程。只有当二者的诉求一拍而和，预期效果才得以释放，节目获得轰动效益就不足为奇。
首先，文化需求群体的多样化。中国真实电视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其方向性越来越清晰化，指向群体日益明显。上档新节目的主打群体首先必须确定。将这样一群人从受众中剥离出来，分析调查该小群体的个性，对症下药。例如婚恋类节目注重未婚男女，音乐选秀类节目注重青年群体，智力闯关类节目注重知识阶层等。以《中国好声音》为例，它在浙江卫视播出后，以其精良的选秀模式、草根娱乐大众的理念、台上台下互动活泼的氛围不仅牢牢吸引住了传统的收视人群，还将知识分子、青少年人群等此前几乎与电视“绝缘”的群体吸引过来，带给我们的不仅是视听的愉悦，更多的是对此节目的思考。在这样的小群体中营造出声势进而扩散至受众全体，造成了全民热议《中国好声音》的局面。
其次，文化需求形式的多样化。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文化建设任务做了相关论述，提出四项任务：一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这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二是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这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三是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四是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这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第三项任务便提出了要加快文化产业发展以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多样化的文化形式。由于受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双重影响，人民对各种文化形式需求的态度也不一样。受众在此过程中不再处于被动状态，拥有了充足的选择权来满足自己需求，这样的模式也是“使用—满足理论”的最好例证。
最后，受众文化审美层次化。电视艺术被称为“第八艺术”以来日益受到观众的喜爱，在生活中占据很大份额。再现与表现是其主要特点之一，但前期的电视节目更大程度上注重表现而忽略再现。随着电视艺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真实电视受到热捧之后，受众对真实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真正做到再现与表现的统一，才能获得受众青睐。《中国好声音》作为一档电视节目真人秀，“真人秀”是其重点，其选手来自全国甚至全世界各地，现场式的选秀模式，最大限度上体现真实的特色。然而，单单追求真实式的直播模式不能满足受众的审美需求，节目的制作水准也会相应大打折扣。此时，表现的重要性突显出来。节目制作经过后期的剪辑加工，使节目质量得以提升，更加符合受众的收视习惯。节目的开篇、发展、高潮、结束形成了参差错落的流程曲线，避免了一定程度上的观众审美疲劳，更加符合受众情绪。
五、《中国好声音》类节目的未来发展之路
从《中国好声音》个案所体现出来的问题，结合走访调查分析，中国真实电视想要获得长远发展，应从以下诸方面寻找出路：
首先，培养创新意识，打造本土品牌。尽管引进外来模式在如今的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归根到底并非原创，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外来模式，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品牌。何为创新意识，就是要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这是社会不断进步的根本动力。没有创新意识就没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竞争中会处于下风。中国的真实电视走过了风风雨雨，由原来的抄袭照搬，逐渐加入了本土化的创新，这样的趋势固然不错，但是节目的“根”却不属于我们，我们做的只是枝叶的小修小剪。只有当中国自己的品牌走出去，中国真实电视才能获得更长远发展。
其次，提高经济效益，注重社会效益，实现二者的统一。经济效益在市场中占据重要比重，社会效益却是在不断被压缩。每一档“火”的节目不单在经济效益上面实现丰收，在社会上面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商业化的运作模式不能只向利益靠拢，那样只能是赚钱的工具，并非人们眼中的经典之作。电视媒体需要宣扬正确的价值观，传播正能量，对于违背社会责任和社会主流价值的低俗化倾向必须坚决制止，引导大众传媒正确的价值导向。
最后，讲究真实情感，提升透明度。情感牌在真实电视中不可或缺，但不能为了情感而造假，博取受众的同情。传播正能量，首先必须是真能量。“真”始终是第一位的，一味的追求情感最终只能被受众所抛弃。另外，对于始终不绝于耳的选秀黑幕，监控手段的缺失严重损害了选秀节目的公信力。可以预料的是，长此以往，选秀节目的吸引力也会因此而大大削弱，使自己赖以存在的基础受到动摇。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使节目全程透明成为了大势所趋。
《中国好声音》火爆的背后有多重因素的作用，从音乐选秀类节目体现出了真实电视的独特魅力。真实电视是一种具有时代气息的文化载体，实现大众文化的飞速发展；真实电视是一种全球化下的商品，由原点输向全世界，实现更大范围的文化传播。真人秀时代已经到来。
[本文系中国矿业大学校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阶段性成果（编号：X10299229）]
参考文献：
[1]尹鸿等.娱乐旋风—认识电视真人秀[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1.
2012年7月，浙江卫视推出的《中国好声音》节目掀起音乐选秀类节目高潮并引发全民热议，2013年《中国好声音》第二季冠名费及广告费更以天价拍下，可收视率依旧居高不下。根据CSM（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数据显示，2013年10月7日《中国好声音》第二季年度总决赛收视率达到5.174%，创下本季的收视高峰。
节目与受众是一个互动统一的整体，两者统一于电视为载体的文化机制下，真实电视之所以发展兴盛，是因为这一类电视节目迎合了观众的精神需求。在此我们将节目制作方和受众分开来看并非将两者对立，而是为了更清楚地考量两者之的连接机制，从客观角度上探索这一文化现象。
一、西方模式本土化历程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现代社会的人类生活日益显示出全球化特征。真实电视作为一种电视文化，早已借助新兴媒介开始了全球的文化旅行。外来模式所到之处与当地文化碰撞出激烈的火花，使真实电视焕发出新的生机，引发收视狂潮，并且由母节目衍生出来的子节目也大多获得成功。同时，真实电视的全球文化旅行对于经济快速发展、人口众多的中国而言，其影响显得更加突出。
早在2000年8月，央视就率先原版引进西方模式《地球故事》，但反响平平，这被认为是西方模式引进的开端。随后，各地卫视争相效仿，然而众多的引进节目并未在人们脑海中留下太多印记，直到2005年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这一档模仿英国《流行偶像》的音乐选秀节目获得空前成功，“超女”也成为2005年度热门词汇，其它新词也悄然走入大众生活。西方模式中国化获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功。此后，各类选秀节目蜂拥而至，各节目制作方为获得更多的收视率，不在提高节目艺术性上下功夫，反而过度表现人性的丑恶，把真实电视引入了庸俗化、娱乐化、利益化的道路。国家广电总局适时推出“限娱令”来遏制此类现象，音乐选秀类节目走入下坡路。例如东方卫视的《我型我秀》《加油！好男儿》、湖南卫视的《快乐男声》等节目皆遭遇滑铁卢式的失败。音乐选秀类真实电视渐入寒冬，许多电视台对于上档新节目的态度也日益谨慎。2012年7月，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的几把转椅却让音乐类选秀真实电视迎来春天，该节目借鉴起源于荷兰但风靡全球的好声音模式，加以本土化改造，收获嘉誉。2012年成为了选秀的“复兴年”，2013年仅有关音乐的选秀节目不下数十档，《中国好声音》再一次成为热搜词汇。此时的西方模式在中国已日渐成熟，原版引进模式成为了各大卫视的杀手锏。节目制作方纷纷将目光抛向海外，寻找新模式以在该领域收视率上占得先机。这些西方模式的中国化只是真实电视的全球化旅程一个片面，尽管在某些方面上展现为“模仿抄袭”，人们几乎能够在国内的每一个真实电视找到西方模式的母节目，但无可否认这些节目对于人们文化需求的影响。
二、选秀类节目西方模式本土化的特点
制作方如今的眼光日益挑剔，选秀从根本上来讲是“造星运动”，基本流程根本上相似。节目的出彩与否在于节目的包装如何，如何吸引观众的眼球来赢取收视率。国内传统模式早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而且国内模式显得呆板僵化，难以博得观众的青睐。与此同时，国外的真实电视显示出新的生机，各种新模式不断产生，各种新节目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功。浙江卫视推出的《中国好声音》特别注重在节目的“新颖”。单从声音来选拔选手、转椅旋转肯定、评委变导师抢人、擂台式的双人对位等新模式给电视受众带来了未有过的新鲜感，这些体现在细节之上的“新”最终使节目从里到外呈现出新生。好声音模式率先走出寒冬，又一股引进国外新模式的浪潮随之到来，而且都有不同程度的成功。
音乐选秀类真实电视的大热转而带来了各类国外模式的争相引进，其种类不再仅仅局限在音乐这一传统领域，其范围包括亲子、婚恋、体验、美容等。引进模式的多样化一方面使电视荧幕变得更加多彩，拓宽了真实电视的范围，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节目同质化、形式相似化的问题，各地卫视跟风现象严重。以2013年为例，仅在暑假期间就有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第二季、湖南卫视《快乐男声》、东方卫视《中国梦之声》等一系列选秀节目。如此多的节目在时间安排上大有冲突，这也体现出了西方模式引进上的无奈现状。
三、《中国好声音》的创新奇招
《中国好声音》是由灿星制作公司，以350万三季的价格从注册在英国的版权代理公司IPCN手中购买《The Voice》的中国版权后制作的中国大型专业音乐真实电视节目。在与浙江卫视达成了制播分离意向，借助浙江卫视平台播出。在引进版权之前，国内电视节目采用的多是模仿、抄袭海外优秀节目的方式，曾引起过版权争议。近几年，制作方普遍采用购买国外版权的方式，于是国内电视节目卸下了抄袭的担忧。《中国好声音》原版引进国外模式，保留了原有风格，舞台设计以及节目流程完全按照原版节目，甚至连导师转椅都是原样空运过来，让观众真正体味《The Voice》的原始滋味。
第一季中，刘欢、那英、庾澄庆、杨坤四位著名歌手作为导师言传身教，第二季于2013年7月12日在浙江卫视播出，由那英、张惠妹、庾澄庆、汪峰担任导师，呈上新一轮激动欢乐的音乐盛宴。实力派歌王刘欢、实力派歌后那英、张惠妹、“音乐顽童”庾澄庆、“情歌王子”杨坤、“摇滚天王”汪峰。如此震撼的导师团队保驾护航怎不让人心动，如此大牌的歌星怎能不让人在节目上更有期待。可谓是节目未播却早已营造了热烈的舆论氛围。另外导师抢人环节的众多话语也成为了年度流行语，例如杨坤的“三十二场演唱会”、阿妹Family等至今仍津津乐道。 《中国好声音》制作团队人数众多却分职明确，电视上播出的最终节目是制作方从数千小时素材中筛选出来剪辑，后期经过修音美化形成的。一期节目九十分钟，可背后却是几十倍于九十分钟的努力汗水。节目制作方摒弃《超级女声》的海选模式，导演组奔赴世界各地亲自面试各类优秀学员，为的就是保证学员的演唱质量。此外，节目制作方将品牌效应做到了极致，冠名商和制作方实现了共赢，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节目效应持续不减的现象。后期的《中国好声音》世界巡演，学员签约等一系列产业链更是将“好声音”品牌的利益实现最大化。
电视节目在一定程度上与纪录片类似，要在更大程度上保证真实，体现“真人秀”这一特色。然后，记叙这样的一条单线早不能满足受众的胃口，此时的情感成分会为节目增色不少。选手背后的故事成为了一大亮点，总有一些选手经历与你类似，让你产生共鸣。如此动作又产生了新问题，就是选手经历造假嫌疑。《中国好声音》的许多选手也受到了质疑，网络纷纷揭露事实，亦真亦假，但是此做法从侧面为《中国好声音》赢取了舆论市场份额，客观上收获了更高的收视率。
四、《中国好声音》应对受众的多元化需求
节目制作方在传播过程中扮演了传播者这一重要角色，受众这一角色也是不可或缺的。节目通过受众得到反馈，从而完成传播这一完整过程。只有当二者的诉求一拍而和，预期效果才得以释放，节目获得轰动效益就不足为奇。
首先，文化需求群体的多样化。中国真实电视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其方向性越来越清晰化，指向群体日益明显。上档新节目的主打群体首先必须确定。将这样一群人从受众中剥离出来，分析调查该小群体的个性，对症下药。例如婚恋类节目注重未婚男女，音乐选秀类节目注重青年群体，智力闯关类节目注重知识阶层等。以《中国好声音》为例，它在浙江卫视播出后，以其精良的选秀模式、草根娱乐大众的理念、台上台下互动活泼的氛围不仅牢牢吸引住了传统的收视人群，还将知识分子、青少年人群等此前几乎与电视“绝缘”的群体吸引过来，带给我们的不仅是视听的愉悦，更多的是对此节目的思考。在这样的小群体中营造出声势进而扩散至受众全体，造成了全民热议《中国好声音》的局面。
其次，文化需求形式的多样化。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文化建设任务做了相关论述，提出四项任务：一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这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二是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这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三是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四是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这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第三项任务便提出了要加快文化产业发展以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多样化的文化形式。由于受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双重影响，人民对各种文化形式需求的态度也不一样。受众在此过程中不再处于被动状态，拥有了充足的选择权来满足自己需求，这样的模式也是“使用—满足理论”的最好例证。
最后，受众文化审美层次化。电视艺术被称为“第八艺术”以来日益受到观众的喜爱，在生活中占据很大份额。再现与表现是其主要特点之一，但前期的电视节目更大程度上注重表现而忽略再现。随着电视艺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真实电视受到热捧之后，受众对真实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真正做到再现与表现的统一，才能获得受众青睐。《中国好声音》作为一档电视节目真人秀，“真人秀”是其重点，其选手来自全国甚至全世界各地，现场式的选秀模式，最大限度上体现真实的特色。然而，单单追求真实式的直播模式不能满足受众的审美需求，节目的制作水准也会相应大打折扣。此时，表现的重要性突显出来。节目制作经过后期的剪辑加工，使节目质量得以提升，更加符合受众的收视习惯。节目的开篇、发展、高潮、结束形成了参差错落的流程曲线，避免了一定程度上的观众审美疲劳，更加符合受众情绪。
五、《中国好声音》类节目的未来发展之路
从《中国好声音》个案所体现出来的问题，结合走访调查分析，中国真实电视想要获得长远发展，应从以下诸方面寻找出路：
首先，培养创新意识，打造本土品牌。尽管引进外来模式在如今的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归根到底并非原创，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外来模式，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品牌。何为创新意识，就是要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这是社会不断进步的根本动力。没有创新意识就没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竞争中会处于下风。中国的真实电视走过了风风雨雨，由原来的抄袭照搬，逐渐加入了本土化的创新，这样的趋势固然不错，但是节目的“根”却不属于我们，我们做的只是枝叶的小修小剪。只有当中国自己的品牌走出去，中国真实电视才能获得更长远发展。
其次，提高经济效益，注重社会效益，实现二者的统一。经济效益在市场中占据重要比重，社会效益却是在不断被压缩。每一档“火”的节目不单在经济效益上面实现丰收，在社会上面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商业化的运作模式不能只向利益靠拢，那样只能是赚钱的工具，并非人们眼中的经典之作。电视媒体需要宣扬正确的价值观，传播正能量，对于违背社会责任和社会主流价值的低俗化倾向必须坚决制止，引导大众传媒正确的价值导向。
最后，讲究真实情感，提升透明度。情感牌在真实电视中不可或缺，但不能为了情感而造假，博取受众的同情。传播正能量，首先必须是真能量。“真”始终是第一位的，一味的追求情感最终只能被受众所抛弃。另外，对于始终不绝于耳的选秀黑幕，监控手段的缺失严重损害了选秀节目的公信力。可以预料的是，长此以往，选秀节目的吸引力也会因此而大大削弱，使自己赖以存在的基础受到动摇。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使节目全程透明成为了大势所趋。
《中国好声音》火爆的背后有多重因素的作用，从音乐选秀类节目体现出了真实电视的独特魅力。真实电视是一种具有时代气息的文化载体，实现大众文化的飞速发展；真实电视是一种全球化下的商品，由原点输向全世界，实现更大范围的文化传播。真人秀时代已经到来。
[本文系中国矿业大学校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阶段性成果（编号：X10299229）]
参考文献：
[1]尹鸿等.娱乐旋风—认识电视真人秀[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