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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离休干部邹雅林曾在青年团工作过18年,以后又在省委办公厅和省政府担任过领导职务。因工作关系他先后七次接触过胡耀邦同志,有几次胡耀邦还与他单独进行过交谈。他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此生他最值得记忆、感慨最多的是同胡耀邦同志的相识和接触。胡耀邦同志博学多才,一贯朝气蓬勃、光明磊落、无私无畏、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感染和影响了他多半生。
现将邹雅林的口述整理如下。
“刘姥姥进大观园犯了什么错误?”
我于1946年在国立西北农学院参加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曾任进步文艺团体《亢丁》社的副总编辑,1948年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49年8月调至青年团西北工委主办的《新青年报》工作,1951年由中宣部批准授予记者职称,成为新中国第一批记者。1954年我调往兰州,创办《甘肃青年报》,任甘肃团省委副秘书长兼《甘肃青年报》常务副总编。
我第一次见胡耀邦,是在1955年11月去北京开全国团的报刊总编会议时。当时,胡耀邦任团中央第一书记。
开会头一天,胡耀邦满面春风、笑容可掬地走进会场向大家问好,说了一句“我们先认识一下”,就一个人一个人地问话,非常亲切和轻松活泼。他问的第一个人是广西《边疆青年报》的总编。问的第二个人是《陕西青年报》的总编。第三个就是我。得知我是安徽人后,胡耀邦对我说:“好啊!你们安徽资源丰富,‘怀远的石榴
山的梨,六安的茶叶芜湖的米’,是鱼米之乡啊!”接着,胡耀邦又如数家珍地说:“而且你们安徽还是出大官的地方。宋朝有包公,明朝有朱元璋,清朝有李鸿章,近代有冯玉祥、张治中等。革命时期共产党里有陈独秀、王明等人。”
听到这里,我惊讶胡耀邦居然顺手拈来,如此博学多闻,如此了解安徽的历史,心中油然而生一种敬意。
胡耀邦喝了一口水,又说:“你们安徽出的大文人也不少,历史上的桐城派大都是安徽人,代表人物有方苞、姚鼐等人。这些人提倡效法先秦、两汉、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反对八股文。胡适也是你们安徽人吧?”我赶紧回答:“是的。耀邦同志学识渊博,知道得真多!”这时,最初有些紧张的我,已经很放松了,因为胡耀邦的谈笑风生。
接着,胡耀邦突然话锋一转问我:“你读过《红楼梦》吗?”我回答:“读过。”
“那么你知道,刘姥姥进大观园犯了什么错误?”
我毫无思想准备,一时摸不着头脑。胡耀邦说:“答不上来不要紧,但要记住,读书要学会思考,以后再回答我。”
他接着对大家讲:“办报纸,必须认真读书,勇于实践,不仅要读马列主义原著和毛主席著作,还要博览群书。学问是经验的积累,只能靠刻苦攻读。读书和实践是青年进步的阶梯。团中央大院内有条标语,叫做‘知识就是力量’,就是鼓励大家刻苦攻读、勇于实践的。我小时候读书的时间不长,就是靠刻苦自学这条路走过来的。”
与大家一个个认识并即兴谈话完后,胡耀邦正式讲了一些学习和工作方面的要求。他鼓励大家努力学习,博览群书,凡有用的知识都应为我所用,“让知识的火焰照耀着我们的工作与劳动”。他启发大家敢于说实话,独立思考问题,耐心听取各种意见。最后他说:“搞好团的工作,首先要服从党的领导,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只要方针、路线正确,就要朝气蓬勃、奋勇前进!”
“任何时候都不能犯方向路线错误”
1957年6月,我参加了团中央召开的由各省、市、自治区团委宣传部长、青年报刊总编辑参加的宣传工作讲习会。康生来会上讲了一次話。他一手拿着芭蕉扇,一手举起当天的《中国青年报》,一开口就大声说:“你们看到今天的《中国青年报》没有?它竟然公开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真是胆大包天,罪该万死!”天很热,但人们听到他这几句话就感到不寒而栗!康生接着又说:“大家都知道,《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文章,是毛主席亲笔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首都各大报都放在头版头条,唯有《中国青年报》放在头版二条还下转第二版。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接着他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讲到“三次左倾”和“高饶反党联盟”,又大发雷霆地说:“这些都说明,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没有好下场!”一位女记者写了个条子问康生:“右派是什么性质?”康生看了条子,当即大声说:“右派是最凶恶的反革命!”大家都吓坏了,会场一片恐怖的沉寂。这次讲话后,团中央和《中国青年报》社打了许多个右派。
胡耀邦当时不在场,后来他知道了,私下里来看望我们,以示安慰;并陪同毛、周、朱、邓等中央领导接见会议代表、留影。这次是我第二次见胡耀邦。那以后多少年里,胡耀邦总是找机会向那次被屈打成右派挨了整的团中央机关和《中国青年报》领导同志道歉,在团中央一次大会上他当众向这些同志三鞠躬。直至他任中组部长时的1978年,在中央党校讲话时还为此事而难过:“1957年反右,我们把当时团中央一批很有才干的团干部划成了右派分子,我愿意真诚地向他们道歉!”后来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两次会上,又讲这事,作自我批评。
我第三次见胡耀邦,是1957年9月胡耀邦从苏联访问回来途经新疆到甘肃时。
离开新疆后,他从星星峡一路到兰州考察了半个月。他到兰州第一天,我们去住地看望他。一见面,胡耀邦就握住我的手乐呵呵地说:“雅林同志,这次你该交答卷了吧!”
我一时非常惊讶,两年前的话题了,胡耀邦竟然记得这么牢!就赶紧对耀邦说:“我又看了一遍《红楼梦》,已经搞懂了,刘姥姥进大观园在宣传方针上犯的是立场上的错、方向上的错。她是贫农,却一个劲儿地给贾府说好话,吹捧王熙凤……”
“这就对头了!看来你是搞懂了。”他接着引申提醒大家:“要记住,我们做团的工作,什么时候都不能犯方向路线上的错误!刘姥姥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育,我们要掌握好党的方向路线!”
当时去星星峡接陪胡耀邦一路到兰州的甘肃团省委副书记马祖灵听说这些,告别出来时对我说:“一路上,耀邦把我也烤(考)焦了。”他说,胡耀邦在路上曾问他并给他讲贾宝玉“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的含意,说弱水就是甘肃古老黑河的一段,因为浅不能行舟才叫弱水,贾宝玉那样说,是他爱林黛玉爱得深、爱得真。胡耀邦说,《红楼梦》是很感动人的,里面有很多哲理和深奥的东西。我们爱青年团工作,要学贾宝玉,爱得深、爱得真,要博学,从知识里获取力量。
这次胡耀邦在兰州待了六七天,参加了甘肃省团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他在讲话中强调:“党的领导是青年团工作的生命线,任何时候都不能犯方向路线错误,这非常重要!”
1964年,团中央召开九大,我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了会议,再次聆听到胡耀邦同志的讲话。胡耀邦在工作报告中说:“党经常教导我们,共青团一定要树立一个好的作风,把广大青年的作风带好。”他把共青团的作风归纳为“朝气蓬勃、实事求是”八个字。他还强调,要善于向党、向群众、向实际、向书本、向左邻右舍、向一切有经验有知识的人学习,吸收新鲜事物,增长新的知识,永不自满。只有这样,才能让激情燃烧的青春永放光芒,永远保持青年人的朝气。听着这些话,我又想起1955年初见胡耀邦时的情景,那次胡耀邦就讲了“只要方向正确,就当朝气蓬勃,奋勇前进”的话,多年后他还在强调这一点,这给我很大的鼓舞和激励。我这一生做人做事,都是把胡耀邦讲的“朝气蓬勃,奋勇前进”这句话作为座右铭的。
“甘肃要下功夫抓‘种草种树,治穷致富’”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这时我已调任甘肃省委办公厅副主任,随省委书记冯纪新进京驻会。这次是我第五次见胡耀邦。会议共两天,主要内容是审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有中央人事更替。胡耀邦在这次会上接替华国锋成为党中央主席。
会议闭幕的时候,新任主席的胡耀邦讲了一席话,非常实在而感人。他说:“我是在我们党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推上现在这个岗位的”,“本来中央主席应该是由小平同志来担当的,还有好些老同志都比我更合适”。他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同志和其他老同志之后说:“现在就这样定下来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有两条没有变: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指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老一代革命家的领导作用),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的工作职务突然上升了,他的本事也随即膨胀起来。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胡耀邦”,“我自己有自知之明,也请全党实行监督”。他的这番讲话,真诚而实在,我当时听了非常佩服和感动。
这年12月15日至23日,中央又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我再次随冯纪新书记赴京参会,第六次见到胡耀邦。
在我的印象中,九天的会议中,胡耀邦几乎每天都有讲话或插话,妙语连珠,引经据典,循循善诱,非常生动活泼,充分展现了胡耀邦同志的领导才华和博学多识。这些讲话和插话大多是即兴的,没有形成文件,所以现在就显得很珍贵。我记忆最深的是胡耀邦在会议上谈“四人帮”还有没有可能“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问题。他说,唐朝诗人杜牧有一首诗,叫《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杜牧在这里是说:你项羽何必自杀,回到江东你可能卷土重来的啊!就同一事件,宋朝王安石也写了一首《乌江亭》:“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他不赞成杜牧的观点,认为项羽大势已去,无法挽回。历史上就有这样一场关于项羽能否“卷土重来”的有趣争论,可见这样的问题很重要。胡耀邦说:“那么今天估量‘四人帮’有没有可能‘卷土重来’,那就要看现在台上的势力是不是比它更为腐朽,如果是,或者犯了很大的难以挽回的错误,就危险了。所以,我们现在掌权的干部,路线上不能犯错误,千万不能腐败。”这一席话,我认为在今天都有着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会议结束后,冯纪新书记问我听了胡耀邦讲话有什么感想,我脱口而出:“耀邦同志真是光明磊落,盖世英华!”冯纪新同志说:“是啊!他真是智力超群,作党中央主席当之无愧!”
12月25日下午,胡耀邦约冯纪新书记单独又谈了一次话,专对甘肃工作做了重要指示。冯回来后非常激动地对我说:“耀邦对我们甘肃有非常重要而具体的指示,马上整理!”我们从晚7点开始,一直整理到凌晨3点多,共整理出八条指示。其中,有开展多种经营、大抓植树种草、发展畜牧业、农副产品土特产品加工、要克服甘肃干部接受新事物慢等问题。在谈到甘肃植树种草的问题时,他特别说到200多年前陕甘总督左宗棠从乌鲁木齐到兰州种了一路杨柳树的业绩,说有人为此称颂他“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他说,一个封建官僚尚且有此气魄,我们共产党人为什么就不行?在谈到发展畜牧业时,说2000年前汉朝的卜式、马援等,就是在甘肃搞畜牧业起家的,卜式送几千匹马到长安进贡,做了大官,可见历史上甘肃的畜牧业是很发达的。胡耀邦还说,他有个打算,要在三年之内出去七次,到各省去,把专区以上的地方都走到。
甘肃省委对胡耀邦的这些指示及时作了传达贯彻。时隔不久,我带上胡耀邦的讲话整理稿和甘肃省委传达贯彻该讲话的文件,再度进京送胡耀邦审阅。因当时胡耀邦不在北京,后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周杰转到胡耀邦手中,胡耀邦亲笔作了十多处修改和补充,同意下发。之后,甘肃上下大搞植树种草,迅速掀起了大规模绿化运动,并坚持了20多年,取得了很大成果。
“在办公厅工作要当有知识有智慧的‘杂家’”
1982年,甘肃省因连续两年大旱而农业欠收,胡耀邦听说后心急如焚,于1983年7月赴甘肃视察工作,在农村风尘仆仆奔走了半个多月,沿途做了很多指示和谈话,后经我们归纳整理而形成近四万字由14个部分组成的《种草种树,治穷致富》的文字材料。他在多次讲话中引借敦煌壁画中的“反弹琵琶”启发干部,要通过抓种树种草来发展畜牧业,并促进粮食生产,说这是大问题,是个大的战略问题,为甘肃农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胡耀邦还挥毫给甘肃省委题词:“种草种树,治穷致富”、“种草种树、发展牧业是改变甘肃面貌的根本大计”。后来,甘肃在兰州徐家山国家森林公园树了一座胡耀邦题词纪念碑,1998年由具体负责甘肃绿化工作的我主持编辑出版了《绿色丰碑》一书,记载了这一历史事件。
1983年8月3日,胡耀邦同志视察甘肃工作结束时,工作人员要求与他合影留念,他欣然同意。
当时,照像一事是由我负责组织的。在参加照像人员还未到齐的时候,胡耀邦同志把我叫到他身边的一个空位子上坐下,问我现在做什么工作。得知我在省委办公厅任副主任,胡耀邦同志对我说:“噢!这个工作比你过去编青年报可复杂多了。在青年团工作是比较单纯的,工作有党领导,方针由党来制定,我们工作心情舒畅,没有负担。任务就是沿着党指引的方向,朝气蓬勃、奋勇向前!‘文革’前,特别是效曾同志主持团省委工作那几年,方向正确,工作活跃,有胆识,有气魄,对这段工作要肯定。”他停了一下,又很有感慨地说:“那时我常想,全国团的工作都能和甘肃一样就好办多了。可惜当时没有认真总结。”
我对胡耀邦说:“耀邦同志,西北局兰州会议后,有的同志对这段工作还有不同认识咧!把这段团的工作说得一团漆黑。”
胡耀邦同志听了这话说:“要认真总结,对这段团的工作要进行再认识,要予以肯定。效曾同志到宁夏去了,如果他现在在兰州,我们还可以在一起吹一吹。”
接着,胡耀邦同志若有所思地说:“在办公厅工作,要复杂得多,所以不能再和过去编报一样,要当什么名记者、什么作家,我看要当个杂家。我说的杂家不是前人说的那个‘兼儒墨,合名法’的杂家,而是要你博览群书,广集知识,充实自己,增长才干,以适应在办公厅工作多方面的需要。知识就是力量,所谓‘知识愈寡,臆断越多’,就是这个道理。只有在復杂的情况下和在多种困难中找到解决问题办法的人,才是最有才干的人。”说到这里,他忽然站起来说:“人都来了,为什么还不照像?”
不知是谁在后面说了一声:“首长还没有来。”胡耀邦同志说:“和工作人员一起照像,首长没来也可以照嘛!”
胡耀邦坐下来对我说:“干部作风对群众有直接影响,不能不注意。”刚说了这么一句,胡耀邦指着后面的工作人员又再一次对我说:“要有一点群众观念嘛!这么热的天,这么多的人,在太阳底下晒了十好几分钟了!”
这时坐在胡耀邦同志身边的肖华同志示意我:“照吧,不等了。”照完像,胡耀邦同志站起来转身向后,对大家高声地说:“谢谢大家!”然后在肖华等领导的陪同下离开现场。
此前,虽然先后见过胡耀邦同志六次,但从没有像这一次这样近地坐在他身边聆听他的教诲。我很激动,当天晚上就将胡耀邦与我单独进行的这次谈话记在日记本上。但我觉得对胡耀邦说的“我说的杂家不是兼儒墨、合名法”那句话不甚明白,就查了《辞海》,才弄清原意是指战国末至汉初折衷和糅合各派思想的一部分学者。《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九流之一,并指出这派人物的思想具有“兼儒墨,合名法”的特点。原来胡耀邦对我说这话是赋予了其新意,即博览群书,广集知识,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责编雷蕾)
现将邹雅林的口述整理如下。
“刘姥姥进大观园犯了什么错误?”
我于1946年在国立西北农学院参加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曾任进步文艺团体《亢丁》社的副总编辑,1948年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49年8月调至青年团西北工委主办的《新青年报》工作,1951年由中宣部批准授予记者职称,成为新中国第一批记者。1954年我调往兰州,创办《甘肃青年报》,任甘肃团省委副秘书长兼《甘肃青年报》常务副总编。
我第一次见胡耀邦,是在1955年11月去北京开全国团的报刊总编会议时。当时,胡耀邦任团中央第一书记。
开会头一天,胡耀邦满面春风、笑容可掬地走进会场向大家问好,说了一句“我们先认识一下”,就一个人一个人地问话,非常亲切和轻松活泼。他问的第一个人是广西《边疆青年报》的总编。问的第二个人是《陕西青年报》的总编。第三个就是我。得知我是安徽人后,胡耀邦对我说:“好啊!你们安徽资源丰富,‘怀远的石榴
山的梨,六安的茶叶芜湖的米’,是鱼米之乡啊!”接着,胡耀邦又如数家珍地说:“而且你们安徽还是出大官的地方。宋朝有包公,明朝有朱元璋,清朝有李鸿章,近代有冯玉祥、张治中等。革命时期共产党里有陈独秀、王明等人。”
听到这里,我惊讶胡耀邦居然顺手拈来,如此博学多闻,如此了解安徽的历史,心中油然而生一种敬意。
胡耀邦喝了一口水,又说:“你们安徽出的大文人也不少,历史上的桐城派大都是安徽人,代表人物有方苞、姚鼐等人。这些人提倡效法先秦、两汉、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反对八股文。胡适也是你们安徽人吧?”我赶紧回答:“是的。耀邦同志学识渊博,知道得真多!”这时,最初有些紧张的我,已经很放松了,因为胡耀邦的谈笑风生。
接着,胡耀邦突然话锋一转问我:“你读过《红楼梦》吗?”我回答:“读过。”
“那么你知道,刘姥姥进大观园犯了什么错误?”
我毫无思想准备,一时摸不着头脑。胡耀邦说:“答不上来不要紧,但要记住,读书要学会思考,以后再回答我。”
他接着对大家讲:“办报纸,必须认真读书,勇于实践,不仅要读马列主义原著和毛主席著作,还要博览群书。学问是经验的积累,只能靠刻苦攻读。读书和实践是青年进步的阶梯。团中央大院内有条标语,叫做‘知识就是力量’,就是鼓励大家刻苦攻读、勇于实践的。我小时候读书的时间不长,就是靠刻苦自学这条路走过来的。”
与大家一个个认识并即兴谈话完后,胡耀邦正式讲了一些学习和工作方面的要求。他鼓励大家努力学习,博览群书,凡有用的知识都应为我所用,“让知识的火焰照耀着我们的工作与劳动”。他启发大家敢于说实话,独立思考问题,耐心听取各种意见。最后他说:“搞好团的工作,首先要服从党的领导,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只要方针、路线正确,就要朝气蓬勃、奋勇前进!”
“任何时候都不能犯方向路线错误”
1957年6月,我参加了团中央召开的由各省、市、自治区团委宣传部长、青年报刊总编辑参加的宣传工作讲习会。康生来会上讲了一次話。他一手拿着芭蕉扇,一手举起当天的《中国青年报》,一开口就大声说:“你们看到今天的《中国青年报》没有?它竟然公开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真是胆大包天,罪该万死!”天很热,但人们听到他这几句话就感到不寒而栗!康生接着又说:“大家都知道,《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文章,是毛主席亲笔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首都各大报都放在头版头条,唯有《中国青年报》放在头版二条还下转第二版。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接着他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讲到“三次左倾”和“高饶反党联盟”,又大发雷霆地说:“这些都说明,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没有好下场!”一位女记者写了个条子问康生:“右派是什么性质?”康生看了条子,当即大声说:“右派是最凶恶的反革命!”大家都吓坏了,会场一片恐怖的沉寂。这次讲话后,团中央和《中国青年报》社打了许多个右派。
胡耀邦当时不在场,后来他知道了,私下里来看望我们,以示安慰;并陪同毛、周、朱、邓等中央领导接见会议代表、留影。这次是我第二次见胡耀邦。那以后多少年里,胡耀邦总是找机会向那次被屈打成右派挨了整的团中央机关和《中国青年报》领导同志道歉,在团中央一次大会上他当众向这些同志三鞠躬。直至他任中组部长时的1978年,在中央党校讲话时还为此事而难过:“1957年反右,我们把当时团中央一批很有才干的团干部划成了右派分子,我愿意真诚地向他们道歉!”后来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两次会上,又讲这事,作自我批评。
我第三次见胡耀邦,是1957年9月胡耀邦从苏联访问回来途经新疆到甘肃时。
离开新疆后,他从星星峡一路到兰州考察了半个月。他到兰州第一天,我们去住地看望他。一见面,胡耀邦就握住我的手乐呵呵地说:“雅林同志,这次你该交答卷了吧!”
我一时非常惊讶,两年前的话题了,胡耀邦竟然记得这么牢!就赶紧对耀邦说:“我又看了一遍《红楼梦》,已经搞懂了,刘姥姥进大观园在宣传方针上犯的是立场上的错、方向上的错。她是贫农,却一个劲儿地给贾府说好话,吹捧王熙凤……”
“这就对头了!看来你是搞懂了。”他接着引申提醒大家:“要记住,我们做团的工作,什么时候都不能犯方向路线上的错误!刘姥姥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育,我们要掌握好党的方向路线!”
当时去星星峡接陪胡耀邦一路到兰州的甘肃团省委副书记马祖灵听说这些,告别出来时对我说:“一路上,耀邦把我也烤(考)焦了。”他说,胡耀邦在路上曾问他并给他讲贾宝玉“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的含意,说弱水就是甘肃古老黑河的一段,因为浅不能行舟才叫弱水,贾宝玉那样说,是他爱林黛玉爱得深、爱得真。胡耀邦说,《红楼梦》是很感动人的,里面有很多哲理和深奥的东西。我们爱青年团工作,要学贾宝玉,爱得深、爱得真,要博学,从知识里获取力量。
这次胡耀邦在兰州待了六七天,参加了甘肃省团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他在讲话中强调:“党的领导是青年团工作的生命线,任何时候都不能犯方向路线错误,这非常重要!”
1964年,团中央召开九大,我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了会议,再次聆听到胡耀邦同志的讲话。胡耀邦在工作报告中说:“党经常教导我们,共青团一定要树立一个好的作风,把广大青年的作风带好。”他把共青团的作风归纳为“朝气蓬勃、实事求是”八个字。他还强调,要善于向党、向群众、向实际、向书本、向左邻右舍、向一切有经验有知识的人学习,吸收新鲜事物,增长新的知识,永不自满。只有这样,才能让激情燃烧的青春永放光芒,永远保持青年人的朝气。听着这些话,我又想起1955年初见胡耀邦时的情景,那次胡耀邦就讲了“只要方向正确,就当朝气蓬勃,奋勇前进”的话,多年后他还在强调这一点,这给我很大的鼓舞和激励。我这一生做人做事,都是把胡耀邦讲的“朝气蓬勃,奋勇前进”这句话作为座右铭的。
“甘肃要下功夫抓‘种草种树,治穷致富’”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这时我已调任甘肃省委办公厅副主任,随省委书记冯纪新进京驻会。这次是我第五次见胡耀邦。会议共两天,主要内容是审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有中央人事更替。胡耀邦在这次会上接替华国锋成为党中央主席。
会议闭幕的时候,新任主席的胡耀邦讲了一席话,非常实在而感人。他说:“我是在我们党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推上现在这个岗位的”,“本来中央主席应该是由小平同志来担当的,还有好些老同志都比我更合适”。他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同志和其他老同志之后说:“现在就这样定下来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有两条没有变: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指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老一代革命家的领导作用),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的工作职务突然上升了,他的本事也随即膨胀起来。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胡耀邦”,“我自己有自知之明,也请全党实行监督”。他的这番讲话,真诚而实在,我当时听了非常佩服和感动。
这年12月15日至23日,中央又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我再次随冯纪新书记赴京参会,第六次见到胡耀邦。
在我的印象中,九天的会议中,胡耀邦几乎每天都有讲话或插话,妙语连珠,引经据典,循循善诱,非常生动活泼,充分展现了胡耀邦同志的领导才华和博学多识。这些讲话和插话大多是即兴的,没有形成文件,所以现在就显得很珍贵。我记忆最深的是胡耀邦在会议上谈“四人帮”还有没有可能“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问题。他说,唐朝诗人杜牧有一首诗,叫《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杜牧在这里是说:你项羽何必自杀,回到江东你可能卷土重来的啊!就同一事件,宋朝王安石也写了一首《乌江亭》:“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他不赞成杜牧的观点,认为项羽大势已去,无法挽回。历史上就有这样一场关于项羽能否“卷土重来”的有趣争论,可见这样的问题很重要。胡耀邦说:“那么今天估量‘四人帮’有没有可能‘卷土重来’,那就要看现在台上的势力是不是比它更为腐朽,如果是,或者犯了很大的难以挽回的错误,就危险了。所以,我们现在掌权的干部,路线上不能犯错误,千万不能腐败。”这一席话,我认为在今天都有着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会议结束后,冯纪新书记问我听了胡耀邦讲话有什么感想,我脱口而出:“耀邦同志真是光明磊落,盖世英华!”冯纪新同志说:“是啊!他真是智力超群,作党中央主席当之无愧!”
12月25日下午,胡耀邦约冯纪新书记单独又谈了一次话,专对甘肃工作做了重要指示。冯回来后非常激动地对我说:“耀邦对我们甘肃有非常重要而具体的指示,马上整理!”我们从晚7点开始,一直整理到凌晨3点多,共整理出八条指示。其中,有开展多种经营、大抓植树种草、发展畜牧业、农副产品土特产品加工、要克服甘肃干部接受新事物慢等问题。在谈到甘肃植树种草的问题时,他特别说到200多年前陕甘总督左宗棠从乌鲁木齐到兰州种了一路杨柳树的业绩,说有人为此称颂他“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他说,一个封建官僚尚且有此气魄,我们共产党人为什么就不行?在谈到发展畜牧业时,说2000年前汉朝的卜式、马援等,就是在甘肃搞畜牧业起家的,卜式送几千匹马到长安进贡,做了大官,可见历史上甘肃的畜牧业是很发达的。胡耀邦还说,他有个打算,要在三年之内出去七次,到各省去,把专区以上的地方都走到。
甘肃省委对胡耀邦的这些指示及时作了传达贯彻。时隔不久,我带上胡耀邦的讲话整理稿和甘肃省委传达贯彻该讲话的文件,再度进京送胡耀邦审阅。因当时胡耀邦不在北京,后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周杰转到胡耀邦手中,胡耀邦亲笔作了十多处修改和补充,同意下发。之后,甘肃上下大搞植树种草,迅速掀起了大规模绿化运动,并坚持了20多年,取得了很大成果。
“在办公厅工作要当有知识有智慧的‘杂家’”
1982年,甘肃省因连续两年大旱而农业欠收,胡耀邦听说后心急如焚,于1983年7月赴甘肃视察工作,在农村风尘仆仆奔走了半个多月,沿途做了很多指示和谈话,后经我们归纳整理而形成近四万字由14个部分组成的《种草种树,治穷致富》的文字材料。他在多次讲话中引借敦煌壁画中的“反弹琵琶”启发干部,要通过抓种树种草来发展畜牧业,并促进粮食生产,说这是大问题,是个大的战略问题,为甘肃农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胡耀邦还挥毫给甘肃省委题词:“种草种树,治穷致富”、“种草种树、发展牧业是改变甘肃面貌的根本大计”。后来,甘肃在兰州徐家山国家森林公园树了一座胡耀邦题词纪念碑,1998年由具体负责甘肃绿化工作的我主持编辑出版了《绿色丰碑》一书,记载了这一历史事件。
1983年8月3日,胡耀邦同志视察甘肃工作结束时,工作人员要求与他合影留念,他欣然同意。
当时,照像一事是由我负责组织的。在参加照像人员还未到齐的时候,胡耀邦同志把我叫到他身边的一个空位子上坐下,问我现在做什么工作。得知我在省委办公厅任副主任,胡耀邦同志对我说:“噢!这个工作比你过去编青年报可复杂多了。在青年团工作是比较单纯的,工作有党领导,方针由党来制定,我们工作心情舒畅,没有负担。任务就是沿着党指引的方向,朝气蓬勃、奋勇向前!‘文革’前,特别是效曾同志主持团省委工作那几年,方向正确,工作活跃,有胆识,有气魄,对这段工作要肯定。”他停了一下,又很有感慨地说:“那时我常想,全国团的工作都能和甘肃一样就好办多了。可惜当时没有认真总结。”
我对胡耀邦说:“耀邦同志,西北局兰州会议后,有的同志对这段工作还有不同认识咧!把这段团的工作说得一团漆黑。”
胡耀邦同志听了这话说:“要认真总结,对这段团的工作要进行再认识,要予以肯定。效曾同志到宁夏去了,如果他现在在兰州,我们还可以在一起吹一吹。”
接着,胡耀邦同志若有所思地说:“在办公厅工作,要复杂得多,所以不能再和过去编报一样,要当什么名记者、什么作家,我看要当个杂家。我说的杂家不是前人说的那个‘兼儒墨,合名法’的杂家,而是要你博览群书,广集知识,充实自己,增长才干,以适应在办公厅工作多方面的需要。知识就是力量,所谓‘知识愈寡,臆断越多’,就是这个道理。只有在復杂的情况下和在多种困难中找到解决问题办法的人,才是最有才干的人。”说到这里,他忽然站起来说:“人都来了,为什么还不照像?”
不知是谁在后面说了一声:“首长还没有来。”胡耀邦同志说:“和工作人员一起照像,首长没来也可以照嘛!”
胡耀邦坐下来对我说:“干部作风对群众有直接影响,不能不注意。”刚说了这么一句,胡耀邦指着后面的工作人员又再一次对我说:“要有一点群众观念嘛!这么热的天,这么多的人,在太阳底下晒了十好几分钟了!”
这时坐在胡耀邦同志身边的肖华同志示意我:“照吧,不等了。”照完像,胡耀邦同志站起来转身向后,对大家高声地说:“谢谢大家!”然后在肖华等领导的陪同下离开现场。
此前,虽然先后见过胡耀邦同志六次,但从没有像这一次这样近地坐在他身边聆听他的教诲。我很激动,当天晚上就将胡耀邦与我单独进行的这次谈话记在日记本上。但我觉得对胡耀邦说的“我说的杂家不是兼儒墨、合名法”那句话不甚明白,就查了《辞海》,才弄清原意是指战国末至汉初折衷和糅合各派思想的一部分学者。《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九流之一,并指出这派人物的思想具有“兼儒墨,合名法”的特点。原来胡耀邦对我说这话是赋予了其新意,即博览群书,广集知识,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责编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