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孟君，是８０年代的老同学了，彼此相知甚深。
　　
　　
　　这些年，孟君很努力，出了不少书，我都读了，尽管不乏好评，我却未赞一辞，总觉得他应该写出更好的书来，让我眼睛一亮，拍手叫好。作为思想者，孟君不断探索；作为学者，孟君笔耕不辍。
　　我深知其学术抱负，他那一份古典情怀，实在很难得。８０年代，改革开放初起，“两个凡是”的余孽还在，书生意气的孟君，也曾有过指点江山的豪情，为了心灵深处的那一点诗意，他奉献了自己的整个青春。大学毕业后，孟君去了西北，落脚在天山北路的新疆乌鲁木齐。为了克制诗意泛滥，也为了诗意能在理性之域升华，他一头扎在敦煌学和吐鲁番学里，应了当年老先生在课堂上常说的一句话：欲知历史，先做考据。以自由之思想做考据，他在精神上，成为了陈寅恪的私淑弟子。
　　他在西北，一边跟诗人喝酒，一边做考据，酒越喝越多，诗越做越少，好在他在考据学里发现了新天地。带了十几年的考据学功夫，他来到北京大学进修。以自由之思想做考据，是北大历史学的传统，这传统从胡适那时就开启了，胡适一生做了多种考据，每一种考据，几乎都是开山之作，如考证《红楼梦》和《水经注》，而最能体现其自由之思想的，则是对禅宗的考据。
　　而孟君，并未跟随大师进入禅宗领域，他走自己的路，去读吐鲁番文书，从吐鲁番文书中，看汉唐文化，看高昌历史，结集为《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一书。正如荣新江先生在该书序中所言，“与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相比，吐鲁番出土的写本和刻本资料，语言种类更加复杂，年代跨度也更长，其中尤以宗教文献居多，特别是佛教、摩尼教、景教文献”。可孟君并未淹没在这些文献里。
　　他在复杂的文献里，做足了考据学的功夫，这很不易，然也有不足。不足在于，其自由之思想，虽已初露端倪，但思想的主体性尚未高扬起来。跟大师走，未必就能成为大师，走在通往大师的路上，未必就能像大师那样放出灿烂的光芒，反倒要忍受寂寞，像秤砣，沉到深深的孤独中去。
　　不过，我相信他，总有一天会从大师的阴影里走出来，从体制性的苦难和煎熬中走出来，我一直在等待孟君的这一天，相信这一天会很快来临。
　　果然，这两年，他一步步走出来了，从古文献走向大众传媒，从考据学走向老百姓历史学，从电视连续剧走到百家讲坛上了，可他真的成功了吗？
　　有人为他鼓掌，就有人跟他跺脚；有人送他鲜花，就有人给他扎刺。说实在的，当孟君初次在电视上亮相时，我一方面为他高兴，一方面替他着急，因为他一举手，一投足，都带有几分怯羞，没有易中天、于丹那样“油”。
　　虽然都走上百家讲坛，但孟君的来路，与易中天等人不一样，易的来路是说评书，单田芳讲三国，他也讲三国，是接着说评书的路子往下讲的。
　　而孟君的出发点，是许多年来一直困扰着我们的“史学危机”。还在八十年代时，刘泽华先生就常常告诫我们：历史学要经世致用，走向大众。
　　“史学危机”喊了多年，危机的根源，在于没有得到大众认同。很显然，易中天等人并没有真切的感受过“史学危机”，这不怪他，因为他不是历史学出身，很可能连“史学危机”都没有听说过。但他很聪明，将文艺的趣味引入史学，乍一听，历史很有趣，多听几句，就露出马脚了。
　　以学者的身份搞戏说，对于听众的误导比戏说的电视剧更甚。学者，理应懂得学术的分寸，言论自由，不妨高论，约束自己的，惟有良知和良心。
　　孟君讲唐史，是经得起任何一位唐史专家来推敲的，我这样说，不是说孟君讲的唐史百分之百都正确，而是说能在学术的层面上进行商榷。
　　前几天，孟君来我家，又带来了他新出的一本新书——《唐高宗的真相》。我读了两页，就忍不住拍案叫绝，何也？他竟能用炉火纯青的口语写历史！他将一个又一个学术问题放到书里，用纯粹的口语娓娓道来，如盐溶于水，不露专业痕迹。
　　易中天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写家，很令人佩服。他写的书，其他方面的不好说，历史方面的，除了学术上有些靠不住（其瑕疵已经人指出），但他写得确实很好看，也能给人以某些启迪，堪称百家讲坛系列的扛鼎之作。但孟君写得比他更好，不仅在专业方面，而且在语言方面。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将他们的书对比着读，读后，可以自己去作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