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毕业后，我曾参加“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
　　了解到我国3亿儿童中，
　　每10个就有1个营养不良、
　　2个超重肥胖、5个近视、7个体质不达标。
　　也就是说，找到一个各项指标都非常出色的儿童很难。
　　梁启超一百多年前喊出“少年强则国强”，
　　这个“强”不仅是头脑强，还应该包括身体强。
　　我把儿童健康作为毕生奋斗的事业，
　　坚信“强国必强少年身”。
　　China Campus
　　董彦会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2015级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专业直博生
　　第十五届“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

“小糖人”“小胖墩”……大起底

　　我的研究方向是儿童慢性病。我国儿童、青少年中，患高血压的“小胖墩”、患高血糖的“小糖人”的比例逐渐增多。我看过有关报告，1985年我国儿童青少年中超重肥胖者不到2%，到了2014年上升到20%，相关的慢性病出现低龄化趋势，甚至前移到儿童时期。
　　目前，国内儿童青少年慢性病研究领域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缺乏细致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一些报告只统计数据，缺乏过程分析;对同一种病，哪些地区发病高，哪些地区发病低，近十年有什么变化，未来十年有什么发展趋势等，都不太清楚。这个领域研究还缺乏大量数据支持，不利于国家有关部门制定防控政策。作为预防医学专业的学生，我深知“上医治未病”，也知道儿童青少年慢性病如果小时候不控制，大了就要抱“药罐子”。在导师的带领下，我和课题组同学组成调研小组，到全国多地实地调研儿童青少年慢性病的成因。
　　我们调研的地方有福建、江西、新疆、西藏等13个省（市、自治区）的上百个城市和乡村，经常连续几个月做现场调查，夜以继日地整理数据，撰写报告。在海拔4300多米的西藏日喀则市萨迦县调查少数民族地区儿童营养状况时，我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连续三天眩晕呕吐。我们还克服了不通车、手机没信号、水土不服、饮食不习惯、当地人不会普通话等各种困难，完成了调研。

　　2017年，我和課题组4位伙伴来到厦门，开展为期2个月的城市儿童高血压调查。这次调查要在4所学校中，对5000名小学生进行抽血、测血压等检查和问卷调查。我们计划每半年进行一次，持续4年，目前已进展2年了，将检查数据建档，用于观察学生生长发育的变化规律。
　　我们招募了当地几十位医学院学生和医院护士协助这次调研。在2个月里，每天早早到校，组织小学生空腹抽血化验和测血压，平均每天检查100多个。俗话说，不养儿不知父母辛苦，我们尝到了苦头：没有家长在场，抽血学生中只要有一个学生因为晕针叫喊或哭起来，后面排队的其他学生会跟着哭作一团。我们就得赶紧和老师一起哄，后来总结出经验：对孩子“鼓励能搬一座山”。男孩害怕就对他说：“男子汉，要坚强！”女孩子害怕就说：“一定要坚强，你是可以的！”这一招果然有效，止住一个孩子的恐惧，其他孩子就都不哭了。
　　读博的5年里，我和课题组围绕儿童慢性病问题，走访调研了上万个儿童，有不少发现。比如，为改善我国西部地区农村儿童营养不良问题，国家在数十年中投入巨大，使贫血、消瘦和生长迟缓等现象大幅度减少。但与此同时，部分地区农村儿童又出现肥胖问题，表现为肥胖患病率已超过城市、医疗负担难以控制，这将成为未来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重要因素。在导师指导下，我将研究数据撰写成政策研究报告，交给政府部门用于相关政策的决策依据;撰写并发表以第一作者署名的中英文论文27篇，其中2篇在国际顶级期刊Lancet子刊上发表。

首个儿童传染病“疾病谱”，40多种4000字绘出！

　　我生长在河北农村，11岁那年，经历了“非典”传染病暴发，亲眼所见：“非典”来时，村子如临大敌，封村封路;“非典”一过，警觉性烟消云散。考上大学学医后，发现医学领域比较重视常见慢性病的研究，对传染病研究的“警觉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热度，尤其是儿童传染病研究。目前发现的上百种传染病中，缺乏一份描述儿童青少年多种传染病发生、发展规律的“疾病谱”。我觉得，儿童是脆弱群体，也是传染病的易感人群。把中国近10年甚至过去几十年儿童传染病“疾病谱”总结出来，供医学界参考显得异常重要。
　　我的博士课题是儿童慢性病研究，但现在要腾出一部分精力研究传染病，有人就担心我耽误专业课题和毕业论文，还有人说我“鬼迷心窍”。我顾不上这些“耳旁风”，心想只要是社会需要的、研究缺乏的，必定大有用途。
　　在导师支持下，我毅然决定利用课余时间开启这项研究，其中要撰写一篇三四千字论文。从2016年开始，我一点一滴地收集材料，不仅从国家传染病监测部门找数据，还从我的导师和退休教师手里，搬来了近10年中国儿童法定传染病的监测报告。但短短的三四千字论文中，把近10年来，我国40多种儿童重要传染病在全国各地传播的“疾病谱”分析清楚，相当于“针尖上跳舞”那样难。
　　在读了大量文献后，我发现这篇论文除了用有限文字重点论述“主干”内容外，还可以采用多种图形，直观描绘“枝枝杈杈”多种传染病信息，便学习多种计算机统计软件，分析数以百万计的数据样本，经常是寻找几个数据需要在计算机上“蘑菇”一整天。
　　一年后，我完成了论文第一稿，交给导师审核，得到大量修改建议，反反复复修改了20多遍，又历时一年，拿到一个国际专家评审会上讨论，竟得到2个质疑：一是论文采用的监测数据质量需要被证实，二是论文采用的中国传染病分类标准并不被国际认可。

　　两年的研究被泼了一盆冷水，我感觉很受打击，一度想放弃。但导师给我出招儿：针对国际专家提出的第一个疑问，可以告诉他们，我国传染病数据是按照有关传染病法律上报的，这种全世界少有的管理机制受法律约束，能保障监测数据的质量。
　　针对第二个疑问，导师建议把我国传染病分类标准，变成世界标准。我国把法定传染病分成甲、乙、丙三类，与国际通行标准比，这种分类较为粗放，优点是便于快速掌握，缺点是对一些病症流行情况缺乏细节描述，不利于研究工作。
　　我从头开始，一方面找到了以前参与这项监测工作的专家，了解传染病监测过程的质量控制过程，把以往监测报告和网络报告的线索整理起来，汇总成一条条论证数据质量的证据。另一方面查阅国际传染病分类办法，把我国甲、乙、丙三分法，变成新的七类疾病分类方法，并对一些主要疾病进行细节描述。比如，最后一稿论文中，我增加了以前没有的描述：我国6-22岁儿童青少年群体近10年来人畜共患类传染病的發病率虽然处于较低水平，但存在无法预测的疫情暴发，如2009年甲型H1N1流感，以及2019年底全球暴发的新冠肺炎流行;除流行性腮腺炎和流感外，疫苗可预防传染病的发病率持续下降，说明我国在传染病防控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共识，仍然需要进一步扩大免疫接种计划，防止HIV/AIDS进一步增长……

　　这项工程量浩大的研究历时5年，在我博士毕业前夕完成了，并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在国际顶尖医学期刊杂志BMJ上。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青少年健康研究专家、全球青少年健康政策制定者之一的George Patton教授高度评价了这项研究，认为“这是第一项全面分析中国儿童青少年传染病流行模式的研究，显示中国在儿童传染病防控取得巨大成就，为全球传播了中国在传染病防控方面的成功经验，证明目前中国全面的监测系统是控制传染病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从而更好地保持近几十年来的成就并有效应对新型突发传染病的暴发和流行。”这篇论文还刊登在澳大利亚默多克儿童医学中心的官方网站上，被数十家国际媒体转载。

国家抗疫“前线指挥部”里助决策

　　每年3月中旬，是博士生在网上提交毕业论文的最后期限，晚了就会延期毕业。2020年是我读博士的毕业年。春节前后，在河北家乡过寒假的我，一边奋笔疾书撰写毕业论文，一边忙于求职。正在这时，一条通知出现在微信中：北大公共卫生学院号召全院师生积极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我想，我有儿童传染病研究经验，应该冲上抗疫前线！
　　正月初二，我吃了几口饺子，立即赶火车回到北京，加入学校线上志愿者团队，为前两批已在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简称：国家疾控中心）工作的老师和同学提供资料和分析，开展“云支持”。40天后，我按捺不住只在后方“隔山打炮”的焦急，一次次申请去前线，终于作为第三批志愿者入驻国家疾控中心。
　　每天，全国各地疫情数据源源不断地报来，头绪十分复杂。为了让专家们能根据最新数据，以最快的速度分析疫情，提出决策报告，我和另外两位硕士生组成信息收集和分析小组，按照专家们的意见，分析新冠肺炎发病和传播特点，研判易感人群和重点地区，把分析结果汇成最前沿的报告，协助专家们制定最新的防疫政策。我们经常熬夜到凌晨，并在早上7点前，把分析汇总好的全国数据，准时交给专家。

　　2020年3月，国际疫情恶化时，我们夜间除了做好国内疫情的数据分析外，还克服时差，收集汇总国外疫情最新数据，为国家研判国际疫情走势，制定“外防输入”的防疫政策提供科学证据支持。
　　在国家疾控中心近一个月里，我还和志愿者团队的小伙伴们一起自编计算机程序，根据工作的需要不断更新迭代，实现了在人手不足、工作节奏争分夺秒的情况下，将工作效率提升百分之七八十的效果。这些程序也得到了专家们的高度认可，并一直沿用至今。
　　2020年3月中旬，正在国家疾控中心的我，顺利地在网上提交了毕业论文，并完成了志愿工作。如今我继续在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工作与学习，从事儿童青少年健康研究。
　　责任编辑：王新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