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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丝绸之路，理解这块大陆所共享的生物、技术和文化共性，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认为的“西方”或“东方”—或基督教国家、伊斯兰国家、欧洲、非洲、亚洲—的知识、宗教、政治或经济传统，从最根本的层面来看，实际上不过是一个非洲—欧亚共同体的不同表现方式而已
书名：《丝绸之路》
作者：[美] 米华健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米华健：
美国乔治城大学埃德蒙·沃尔什外交服务学院历史学教授。1983年获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学士学位，1993年获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中国、中央歐亚以及广义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一词所指的不仅仅是中国和罗马之间长达几个世纪的丝绸贸易。它是指通过贸易、外交、征战、迁徙和朝圣加强了非洲—欧亚大陆融合的各种物品和思想的交流，有时是有意为之，有时则是意外收获，在时间上始自新石器时期，一直延续到现代。武士、传教士、游牧民、密使、工匠都和商人一样，为这一持续的碰撞交流做出了贡献。
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远不止把“东方”与“西方”联系在一起
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远不止是把中国和地中海流域，即“东方”与“西方”联系在一起。只关注丝绸之路的两端，难免错失要领。
首先， 丝绸之路的主要意义并不全在于丝绸贸易本身。实际上，横跨欧亚大陆的贸易涉及多种货物，也有许多思想观念在此间传播，其中的一些（驯养的马、棉花、纸以及火药）要比丝绸的影响大得多。
我们也不应认为丝绸之路只涉及跨越大草原路线、发生在大陆中央的东西方交流，这样就忽略了如今的印度北部和巴基斯坦地区，那里不仅是大多数汉朝—罗马贸易的中转站，而且还向欧亚大陆的商品市场贡献了棉纺织品、向其观念世界贡献了佛教这样重要的内容。
狭义的丝绸之路，作为位于中国和罗马之间的东西方路线，还掩盖了另一个事实，即它不是一条“路”，而是将许多货仓连接起来的一系列路线。
关注城镇化的农耕文明间的接触而忽略“其间的地带”，这反映了欧亚大陆的农民和城市人口对于中央欧亚地区的游牧人口的古老偏见。实际上他们却是丝绸之路贸易主要的历史推动者和促进者—他们是“最初的全球化者”，同时也是征服者。
有一种错误的倾向，就是把出身城市—农耕王国的开疆辟土的统治者（例如亚历山大大帝）看作战略奇才，而把游牧帝国的征服看成自然灾害。事实上应该认识到：欧亚大陆的游牧社会及其领袖在自然和地缘政治环境中从容运作，利用他们相对于定居社会有限但高效的军事优势，谋求经济方面的资料或利益，有时还力图扩张领土。
最后要提到的是宗教、僧侣和传教士在丝绸之路上扮演的角色。
我们关于丝绸之路的最佳信息，就有一些来自僧侣和传教士。唐僧玄奘留下了关于他前往印度途经“西域”的地理记录，这一文本构成了中国人关于中亚和印度的核心地理知识。
除了允诺救赎或更好的轮回之外，宗教还为各个政体—特别是帝制的游牧国家—带来了一整套文化，包括文字、涵盖科学和法律专门知识的知识体系。
印度和中国之间长达数个世纪的早期互动，把印度科学、技术、艺术和文学的方方面面，以及佛法和造像艺术都带到了中国。
丝路上的生物学
数千年来，欧亚大陆上进行了数万个物种的交流。这些生物交流为丝绸之路这一多向网络提供了一张品种地图。例如，亚洲东部地区向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提供了大米、某些种类的小米、荞麦、甘蔗、大豆、桃、杏仁，以及某些柑橘属水果。地中海地区和伊朗回报中国的是其他柑橘属水果、紫花苜蓿（养马必备）、蚕豆、豌豆、芜菁、菠菜，以及西瓜—最后这一物种源自非洲，但中国人只知道它是“西方之瓜”，表明它是经丝绸之路传来的。
很多作物都是首先在大陆中部驯化的，随后沿东西两个方向传播。这包括印度驯化的柠檬、棉花（经中亚进入中国）和芝麻。而令人惊讶的是，好几种常见的食物，包括来自喜马拉雅和兴都库什山脉的胡萝卜、来自天山的苹果，甚至可能还有洋葱和大蒜，都起源于中亚地区。
被带到旧世界的新世界作物包括胡椒、番茄、土豆、玉米和烟草，也同样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的人口和经济规模从16世纪到18世纪翻了一番，部分原因就是来自新世界的玉米和白薯可以在不毛之地生长，为农民提供了廉价的替代热量，让他们得以出售大米和其他细粮。
在丝绸之路上，文化趋同（相似的现象独立发生在不同的地方）和扩散（特定事物从一处蔓延到另一处）的例子比比皆是。主食谷物和牛在不同的地方多次被驯化；马的驯化和丝绸制作工艺首先在一地得到发展，但随后又被其他各地的人们急切获取和传播，盖因它们能够满足人类对军事实力、权力象征和艳丽服装的普遍追求。
马的驯化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没有任何其他动物能及，它彻底改变了劳动、运输和战争的形态。人和马的这一长期合作始于欧亚大草原，压轴戏也发生在那里。
马匹和丝绸一样，在中国与北方大草原各民族和丝绸之路的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马匹和丝绸分别代表了大草原和耕地的本质，前者体现了中央欧亚游牧民族的军事力量，后者象征着欧亚边缘地带的文雅精英着重于感官享受的温和生活。
中央欧亚的部落民族在饲养和骑乘马匹方面的相对优势，确保了他们相对于欧亚大陆边缘的定居农业社会的军事优势，在某些地方，这种优势一直持续到18世纪。
丝路上的技术与艺术
从古典时代起，亚洲人就知道胡床了，但它一直是个特色物品，因为东亚人不坐椅子。英语中把“毛主席”中的“主席”翻译成“椅子人”（chairman），“主席”是个古老的中文词，字面意思是“席子的主人”，因为那才是古代中国人在正式场合的坐具。所有这些都表明，就算是最司空见惯的“技术”，也有一部跨大陆的历史。
常常被我们拿来区分“东方”和“西方”医学的标志性做法，其实是一种更古老的泛欧亚医学理论的残留。如果有人劝你夏天喝鸭汤或吃莲子，而别吃驴肉火烧，这些建议所依据的逻辑虽完全是中国的，但同时也是丝绸之路互动的产物，最终还能与古希腊联系起来。
在欧亚大陆和北非几乎所有的文化中，“传统”乐队中都有鲁特琴。它的近亲包括：波斯的巴尔巴特琴、西欧的鲁特琴、阿拉伯的乌德琴、各种印度鲁特琴、中国的琵琶、韩国琵琶和日本琵琶在内的一系列“短颈鲁特琴”。
在文艺复兴的巅峰时期，任何有学识、有产业的欧洲人都应当会演奏或至少拥有一把鲁特琴—它频繁出现在这段时期卡拉瓦乔、提香、弗美尔等欧洲画家的肖像画和静物画中。
不计其数的绘画、雕刻、建筑、织物、陶瓷，以及其他二维和三维实体手工艺品的实例可以表现丝绸之路沿线的联系和交流，也能够表明那些互动的性质。
青花瓷就是整个大陆各种文化相互滋养的另一个例子。 蒙古帝国促成的交流使得波斯钴颜料的进口不断增加，与之相应，陶瓷技术也实现了新突破。青花瓷就这样产生了。
佛教和中国的科举制度促使纸张的使用传播到邻国。唐朝与阿拉伯军队在公元751年交战被后来的一份阿拉伯史料记载为纸张传播到伊斯兰世界的催化剂。
蒙古帝国所推动的长途旅行让欧洲的传教士和商人得以察看和获得印刷品。欧洲印刷术的重大发展究竟源于一个大胆的发明，还是基于一个“欧洲印刷术发明的中国背景”，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发明”；此外，和前文提到的面食一样，还取决于讨论者的护照上印着哪个国籍。
（注：本文摘自《丝绸之路》，略有整合。）
书名：《丝绸之路》
作者：[美] 米华健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米华健：
美国乔治城大学埃德蒙·沃尔什外交服务学院历史学教授。1983年获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学士学位，1993年获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中国、中央歐亚以及广义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一词所指的不仅仅是中国和罗马之间长达几个世纪的丝绸贸易。它是指通过贸易、外交、征战、迁徙和朝圣加强了非洲—欧亚大陆融合的各种物品和思想的交流，有时是有意为之，有时则是意外收获，在时间上始自新石器时期，一直延续到现代。武士、传教士、游牧民、密使、工匠都和商人一样，为这一持续的碰撞交流做出了贡献。
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远不止把“东方”与“西方”联系在一起
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远不止是把中国和地中海流域，即“东方”与“西方”联系在一起。只关注丝绸之路的两端，难免错失要领。
首先， 丝绸之路的主要意义并不全在于丝绸贸易本身。实际上，横跨欧亚大陆的贸易涉及多种货物，也有许多思想观念在此间传播，其中的一些（驯养的马、棉花、纸以及火药）要比丝绸的影响大得多。
我们也不应认为丝绸之路只涉及跨越大草原路线、发生在大陆中央的东西方交流，这样就忽略了如今的印度北部和巴基斯坦地区，那里不仅是大多数汉朝—罗马贸易的中转站，而且还向欧亚大陆的商品市场贡献了棉纺织品、向其观念世界贡献了佛教这样重要的内容。
狭义的丝绸之路，作为位于中国和罗马之间的东西方路线，还掩盖了另一个事实，即它不是一条“路”，而是将许多货仓连接起来的一系列路线。
关注城镇化的农耕文明间的接触而忽略“其间的地带”，这反映了欧亚大陆的农民和城市人口对于中央欧亚地区的游牧人口的古老偏见。实际上他们却是丝绸之路贸易主要的历史推动者和促进者—他们是“最初的全球化者”，同时也是征服者。
有一种错误的倾向，就是把出身城市—农耕王国的开疆辟土的统治者（例如亚历山大大帝）看作战略奇才，而把游牧帝国的征服看成自然灾害。事实上应该认识到：欧亚大陆的游牧社会及其领袖在自然和地缘政治环境中从容运作，利用他们相对于定居社会有限但高效的军事优势，谋求经济方面的资料或利益，有时还力图扩张领土。
最后要提到的是宗教、僧侣和传教士在丝绸之路上扮演的角色。
我们关于丝绸之路的最佳信息，就有一些来自僧侣和传教士。唐僧玄奘留下了关于他前往印度途经“西域”的地理记录，这一文本构成了中国人关于中亚和印度的核心地理知识。
除了允诺救赎或更好的轮回之外，宗教还为各个政体—特别是帝制的游牧国家—带来了一整套文化，包括文字、涵盖科学和法律专门知识的知识体系。
印度和中国之间长达数个世纪的早期互动，把印度科学、技术、艺术和文学的方方面面，以及佛法和造像艺术都带到了中国。
丝路上的生物学
数千年来，欧亚大陆上进行了数万个物种的交流。这些生物交流为丝绸之路这一多向网络提供了一张品种地图。例如，亚洲东部地区向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提供了大米、某些种类的小米、荞麦、甘蔗、大豆、桃、杏仁，以及某些柑橘属水果。地中海地区和伊朗回报中国的是其他柑橘属水果、紫花苜蓿（养马必备）、蚕豆、豌豆、芜菁、菠菜，以及西瓜—最后这一物种源自非洲，但中国人只知道它是“西方之瓜”，表明它是经丝绸之路传来的。
很多作物都是首先在大陆中部驯化的，随后沿东西两个方向传播。这包括印度驯化的柠檬、棉花（经中亚进入中国）和芝麻。而令人惊讶的是，好几种常见的食物，包括来自喜马拉雅和兴都库什山脉的胡萝卜、来自天山的苹果，甚至可能还有洋葱和大蒜，都起源于中亚地区。
被带到旧世界的新世界作物包括胡椒、番茄、土豆、玉米和烟草，也同样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的人口和经济规模从16世纪到18世纪翻了一番，部分原因就是来自新世界的玉米和白薯可以在不毛之地生长，为农民提供了廉价的替代热量，让他们得以出售大米和其他细粮。
在丝绸之路上，文化趋同（相似的现象独立发生在不同的地方）和扩散（特定事物从一处蔓延到另一处）的例子比比皆是。主食谷物和牛在不同的地方多次被驯化；马的驯化和丝绸制作工艺首先在一地得到发展，但随后又被其他各地的人们急切获取和传播，盖因它们能够满足人类对军事实力、权力象征和艳丽服装的普遍追求。
马的驯化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没有任何其他动物能及，它彻底改变了劳动、运输和战争的形态。人和马的这一长期合作始于欧亚大草原，压轴戏也发生在那里。
马匹和丝绸一样，在中国与北方大草原各民族和丝绸之路的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马匹和丝绸分别代表了大草原和耕地的本质，前者体现了中央欧亚游牧民族的军事力量，后者象征着欧亚边缘地带的文雅精英着重于感官享受的温和生活。
中央欧亚的部落民族在饲养和骑乘马匹方面的相对优势，确保了他们相对于欧亚大陆边缘的定居农业社会的军事优势，在某些地方，这种优势一直持续到18世纪。
丝路上的技术与艺术
从古典时代起，亚洲人就知道胡床了，但它一直是个特色物品，因为东亚人不坐椅子。英语中把“毛主席”中的“主席”翻译成“椅子人”（chairman），“主席”是个古老的中文词，字面意思是“席子的主人”，因为那才是古代中国人在正式场合的坐具。所有这些都表明，就算是最司空见惯的“技术”，也有一部跨大陆的历史。
常常被我们拿来区分“东方”和“西方”医学的标志性做法，其实是一种更古老的泛欧亚医学理论的残留。如果有人劝你夏天喝鸭汤或吃莲子，而别吃驴肉火烧，这些建议所依据的逻辑虽完全是中国的，但同时也是丝绸之路互动的产物，最终还能与古希腊联系起来。
在欧亚大陆和北非几乎所有的文化中，“传统”乐队中都有鲁特琴。它的近亲包括：波斯的巴尔巴特琴、西欧的鲁特琴、阿拉伯的乌德琴、各种印度鲁特琴、中国的琵琶、韩国琵琶和日本琵琶在内的一系列“短颈鲁特琴”。
在文艺复兴的巅峰时期，任何有学识、有产业的欧洲人都应当会演奏或至少拥有一把鲁特琴—它频繁出现在这段时期卡拉瓦乔、提香、弗美尔等欧洲画家的肖像画和静物画中。
不计其数的绘画、雕刻、建筑、织物、陶瓷，以及其他二维和三维实体手工艺品的实例可以表现丝绸之路沿线的联系和交流，也能够表明那些互动的性质。
青花瓷就是整个大陆各种文化相互滋养的另一个例子。 蒙古帝国促成的交流使得波斯钴颜料的进口不断增加，与之相应，陶瓷技术也实现了新突破。青花瓷就这样产生了。
佛教和中国的科举制度促使纸张的使用传播到邻国。唐朝与阿拉伯军队在公元751年交战被后来的一份阿拉伯史料记载为纸张传播到伊斯兰世界的催化剂。
蒙古帝国所推动的长途旅行让欧洲的传教士和商人得以察看和获得印刷品。欧洲印刷术的重大发展究竟源于一个大胆的发明，还是基于一个“欧洲印刷术发明的中国背景”，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发明”；此外，和前文提到的面食一样，还取决于讨论者的护照上印着哪个国籍。
（注：本文摘自《丝绸之路》，略有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