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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悲剧作为文学体系中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分支，从它产生之日起就伴随着人类心灵与现实的碰撞，受到古今中外读者的高度关注。在西方，悲剧文学主要是从哲学的高度体现人生的无奈与挣扎，带有很强的个性反思特点。而在中国，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制约，悲剧文学更多体现出了现实性的一面。本文从悲剧文学中所折射出来的悲剧精神、民族意识与审美的角度，分析中西方悲剧文学的差异。
关键词：悲剧精神；民族意识；审美；差异；
【中图分类号】I106.7
在世界文学使上，“悲剧”这一概念是发源于希腊的，一直是西方文学传统中一个重要的艺术类型，它通过高度强化的审美形式，表演出人类难以形容的痛苦和悲伤，唤起一种使人惊心动魄地深度美感。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西方文坛涌现出一大批成就卓越的悲剧作品，而在中国，由于受到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忠教节义的伦理观和温柔敦厚的美学观的制约，悲剧文学发展缓慢而且不充分。因此中西方在悲剧文学中所折射出来的悲剧精神、民族意识和审美上都存在有一定的差异。
一 、中西方的悲剧精神不同
悲剧精神是指人面对生活中的不幸、苦难与毁灭时所表现出来的抗争与超越精神，是人类在漫长的实践中所形成的本质因素之一。而悲剧精神的精髓在于主体悲剧精神的张扬。
在人类的悲剧精神中，人的价值和人格力量得到最大程度的提高，显露出超常性与崇高性。悲剧精神投射于中西悲剧中，闪耀出截然不同的光彩和色泽。西方悲剧精神在于用行动来抗争，表现出较强的个体自主意识；中国的悲剧大多个体自主意识较弱，含蓄、顺从、忍耐成为其显著特色，从而使中国悲剧精神在抗争的力度上弱于西方悲剧，形成自身的局限。如在希腊神话中，人物都是以个人为本体，放纵自我，尽情追求个人欲望，阿喀琉斯宁愿驰骋疆场，也不愿在享乐安逸中庸庸禄碌。他把个人荣誉置于生命之上，冲冠一怒退出战场，只因阿伽门农横刀夺爱。普罗米修斯为了拯救人类盗取天火，触犯了宙斯，因而被囚禁在高加索山的悬崖绝壁上，备受折磨，却始终坚贞不屈。在悲剧中，欧里庇得斯笔下的美狄亚狂热地追求個人幸福，残忍地扼杀了无辜孩子的生命，以惩罚始乱终弃的伊阿宋。
比较而言，中华民族也涌现过许多惊天地、泣鬼神，令人荡气回肠的神话传说，如鲧盗息壤、禹治洪水、精卫填海等，无不表现着华夏民族强烈的生存欲望，同自然暴力、邪恶神魔搏击的顽强抗争精神，以及对死亡的超越意识，但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地使中国悲剧的主人公缺少西方那种敢于撞个鱼死网破的抗争行为，往往只满足于精神上的坚强与宽容，在挫折或毁灭性的打击面前俯首听命，任人宰割。如《窦娥冤》中的窦娥就是一个缺乏反抗能力的女子。面临着接踵而至的种种不幸，她不是积极地抗争，而是一味的忍耐，把痛苦归咎于命运的安排；再如统率三军、冲锋陷阵的民族英雄岳飞 ，在秦桧十二道金牌面前却一筹莫展。尽管他早有先见之明，却未采取任何主动行动，而是拱手交出兵权，含冤死去。在《精忠旗》、《梁祝》、《桃花扇》、《孔雀东南飞》中的女主角都属此类。
由此可以看出，在中西方悲剧的精神中，西方悲剧人物饱含着一种面对痛苦和厄运而产生的生命激情，而中国悲剧人物则表现出较弱的个体自主意识，这与西方悲剧人物的反抗精神和勇往直前的进取态度形成对比，它是以一种弱者的不幸拨动着世人善感的心弦，激发起人们强烈的悲悯感。
二、中西方的民族意识不同
民族意识又称为民族精神或民族性格。它是指某一民族在自身形成与发展中，在争取生存的实践中所逐渐凝聚的普遍性观念。通俗地说民族意识是民族的基本生活态度和审视外界的自觉而习惯的观念。民族意识的形成以及特点是民族人生观、自然观、社会观、伦理道德观、宗教观、哲学观相互作用的结果。民族意识以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系统性表现出来。悲剧观念是民族对待人生苦难、生命毁灭的基本态度和处事准则，是民族意识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民族悲剧观念可以窥见民族意识的特殊性，反之，可证明特殊的民族意识决定的悲剧观念，即决定民族生活中艺术的悲剧形态。
一般来说，西方文化发轫于古希腊文化。从地理条件看，希腊人偎海傍水，是典型的海洋型民族。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分散的、个体化的海上作业特点使得他们遇事全得靠自己，这种状况带给人们的自然便是极强的独立性和个性。
相比之下，华夏民族的生存环境一开始就极其险恶。凶禽猛兽、遍地洪水，漫天烈日、天崩地裂。处身于这样一种环境中人们只有克制自我，将自己融汇于群体之中，众志成城，才有希望征服环境，求得生存。久而久之，便在无形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强烈的群体观念。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归属大陆型民族，统一合作式的农业生产方式促成了人们统一、求同、依赖、顺应的心态，限制了个体意识的张扬和进取。而儒道佛三足鼎立，相互融合，引领中国文化数千年，对中国悲剧的形成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从哲学思想上来看，西方文化一贯注重理性、科学、批判精神和怀疑态度。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尽管承认感性是认识的起点，但要达到对真理的认识必须要借助于人的理性。理性主义的奠基人笛卡尔高擎“我思故我在”的旗帜，明确指出来自理性、心灵的知识是可靠的、真实的，尽管这理性观念来源于上帝。此后，
康德、黑烙尔不仅视理性为人们认识世界的基础，更将它看作是人构建知识体系、构建世界的基本力量。
三、中西方悲剧的审美差异
在戏剧人物形象及其性格的塑造上，西方古典戏剧突出主人公精神的昂扬和壮伟，中国戏剧则追求具体而现实的圆满结果。因此，在西方古典悲剧中比较欣赏主人公那抗争到底、鱼死网破而在所不惜的精神，而中国古典悲剧则表现出主人公不忍惨烈到底，总期盼着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善有善报。中国悲剧主人公以这样的形象出现，是和中国长期以来的以“和”为美的美学追求分不开的。
在戏剧冲突方面，中国古典悲剧不管冲突的过程是多么的悲惨，到最后往往以“大团圆”为结局。而在西方却比较重视冲突过程的惊心动魄，主人公历经磨难而痴心不改，宁愿选择“玉碎”也不会选择“瓦全”，明知前面是万丈深渊，也毫不犹豫地奋勇直前，最后往往是以惨烈的牺牲引起观众强烈的共鸣。中国悲剧强调冲突的曲折、生动，讲究情节起承转合的巧妙安排，所以可以称之为“情节悲剧”；而西方悲剧冲突往往强调的是人物性格之间的强烈对抗，所以可以称之为“性格悲剧”。
中西方古典悲剧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审美差异，跟中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传统文化、宗教观念、民族欣赏心理等是分不开的。
总之，中西方悲剧文学上的差异是由许多因素所以决定的，但无论存在怎样的不同，它们所表现出悲剧的本质极其作用都是一样的。同时，中西方悲剧的差异也放映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中西方悲剧在各自划出两道绚丽多姿的美丽弧线时，也闪烁出其耀眼光芒。
参考文献：
（1）邱紫华.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
（2）高旭东.跨文化的文学对话[M].北京：中华书局，2006.
关键词：悲剧精神；民族意识；审美；差异；
【中图分类号】I106.7
在世界文学使上，“悲剧”这一概念是发源于希腊的，一直是西方文学传统中一个重要的艺术类型，它通过高度强化的审美形式，表演出人类难以形容的痛苦和悲伤，唤起一种使人惊心动魄地深度美感。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西方文坛涌现出一大批成就卓越的悲剧作品，而在中国，由于受到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忠教节义的伦理观和温柔敦厚的美学观的制约，悲剧文学发展缓慢而且不充分。因此中西方在悲剧文学中所折射出来的悲剧精神、民族意识和审美上都存在有一定的差异。
一 、中西方的悲剧精神不同
悲剧精神是指人面对生活中的不幸、苦难与毁灭时所表现出来的抗争与超越精神，是人类在漫长的实践中所形成的本质因素之一。而悲剧精神的精髓在于主体悲剧精神的张扬。
在人类的悲剧精神中，人的价值和人格力量得到最大程度的提高，显露出超常性与崇高性。悲剧精神投射于中西悲剧中，闪耀出截然不同的光彩和色泽。西方悲剧精神在于用行动来抗争，表现出较强的个体自主意识；中国的悲剧大多个体自主意识较弱，含蓄、顺从、忍耐成为其显著特色，从而使中国悲剧精神在抗争的力度上弱于西方悲剧，形成自身的局限。如在希腊神话中，人物都是以个人为本体，放纵自我，尽情追求个人欲望，阿喀琉斯宁愿驰骋疆场，也不愿在享乐安逸中庸庸禄碌。他把个人荣誉置于生命之上，冲冠一怒退出战场，只因阿伽门农横刀夺爱。普罗米修斯为了拯救人类盗取天火，触犯了宙斯，因而被囚禁在高加索山的悬崖绝壁上，备受折磨，却始终坚贞不屈。在悲剧中，欧里庇得斯笔下的美狄亚狂热地追求個人幸福，残忍地扼杀了无辜孩子的生命，以惩罚始乱终弃的伊阿宋。
比较而言，中华民族也涌现过许多惊天地、泣鬼神，令人荡气回肠的神话传说，如鲧盗息壤、禹治洪水、精卫填海等，无不表现着华夏民族强烈的生存欲望，同自然暴力、邪恶神魔搏击的顽强抗争精神，以及对死亡的超越意识，但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地使中国悲剧的主人公缺少西方那种敢于撞个鱼死网破的抗争行为，往往只满足于精神上的坚强与宽容，在挫折或毁灭性的打击面前俯首听命，任人宰割。如《窦娥冤》中的窦娥就是一个缺乏反抗能力的女子。面临着接踵而至的种种不幸，她不是积极地抗争，而是一味的忍耐，把痛苦归咎于命运的安排；再如统率三军、冲锋陷阵的民族英雄岳飞 ，在秦桧十二道金牌面前却一筹莫展。尽管他早有先见之明，却未采取任何主动行动，而是拱手交出兵权，含冤死去。在《精忠旗》、《梁祝》、《桃花扇》、《孔雀东南飞》中的女主角都属此类。
由此可以看出，在中西方悲剧的精神中，西方悲剧人物饱含着一种面对痛苦和厄运而产生的生命激情，而中国悲剧人物则表现出较弱的个体自主意识，这与西方悲剧人物的反抗精神和勇往直前的进取态度形成对比，它是以一种弱者的不幸拨动着世人善感的心弦，激发起人们强烈的悲悯感。
二、中西方的民族意识不同
民族意识又称为民族精神或民族性格。它是指某一民族在自身形成与发展中，在争取生存的实践中所逐渐凝聚的普遍性观念。通俗地说民族意识是民族的基本生活态度和审视外界的自觉而习惯的观念。民族意识的形成以及特点是民族人生观、自然观、社会观、伦理道德观、宗教观、哲学观相互作用的结果。民族意识以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系统性表现出来。悲剧观念是民族对待人生苦难、生命毁灭的基本态度和处事准则，是民族意识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民族悲剧观念可以窥见民族意识的特殊性，反之，可证明特殊的民族意识决定的悲剧观念，即决定民族生活中艺术的悲剧形态。
一般来说，西方文化发轫于古希腊文化。从地理条件看，希腊人偎海傍水，是典型的海洋型民族。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分散的、个体化的海上作业特点使得他们遇事全得靠自己，这种状况带给人们的自然便是极强的独立性和个性。
相比之下，华夏民族的生存环境一开始就极其险恶。凶禽猛兽、遍地洪水，漫天烈日、天崩地裂。处身于这样一种环境中人们只有克制自我，将自己融汇于群体之中，众志成城，才有希望征服环境，求得生存。久而久之，便在无形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强烈的群体观念。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归属大陆型民族，统一合作式的农业生产方式促成了人们统一、求同、依赖、顺应的心态，限制了个体意识的张扬和进取。而儒道佛三足鼎立，相互融合，引领中国文化数千年，对中国悲剧的形成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从哲学思想上来看，西方文化一贯注重理性、科学、批判精神和怀疑态度。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尽管承认感性是认识的起点，但要达到对真理的认识必须要借助于人的理性。理性主义的奠基人笛卡尔高擎“我思故我在”的旗帜，明确指出来自理性、心灵的知识是可靠的、真实的，尽管这理性观念来源于上帝。此后，
康德、黑烙尔不仅视理性为人们认识世界的基础，更将它看作是人构建知识体系、构建世界的基本力量。
三、中西方悲剧的审美差异
在戏剧人物形象及其性格的塑造上，西方古典戏剧突出主人公精神的昂扬和壮伟，中国戏剧则追求具体而现实的圆满结果。因此，在西方古典悲剧中比较欣赏主人公那抗争到底、鱼死网破而在所不惜的精神，而中国古典悲剧则表现出主人公不忍惨烈到底，总期盼着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善有善报。中国悲剧主人公以这样的形象出现，是和中国长期以来的以“和”为美的美学追求分不开的。
在戏剧冲突方面，中国古典悲剧不管冲突的过程是多么的悲惨，到最后往往以“大团圆”为结局。而在西方却比较重视冲突过程的惊心动魄，主人公历经磨难而痴心不改，宁愿选择“玉碎”也不会选择“瓦全”，明知前面是万丈深渊，也毫不犹豫地奋勇直前，最后往往是以惨烈的牺牲引起观众强烈的共鸣。中国悲剧强调冲突的曲折、生动，讲究情节起承转合的巧妙安排，所以可以称之为“情节悲剧”；而西方悲剧冲突往往强调的是人物性格之间的强烈对抗，所以可以称之为“性格悲剧”。
中西方古典悲剧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审美差异，跟中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传统文化、宗教观念、民族欣赏心理等是分不开的。
总之，中西方悲剧文学上的差异是由许多因素所以决定的，但无论存在怎样的不同，它们所表现出悲剧的本质极其作用都是一样的。同时，中西方悲剧的差异也放映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中西方悲剧在各自划出两道绚丽多姿的美丽弧线时，也闪烁出其耀眼光芒。
参考文献：
（1）邱紫华.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
（2）高旭东.跨文化的文学对话[M].北京：中华书局，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