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中国运动员周洋获奖后感叹道,她拿冠军是为了“让爸妈生活得更好”。不久,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于再清批评道:“感谢你爹你妈没问题,首先还是要感谢国家,要把国家放在前面,别光说完感谢父母就完了。”次日,周洋按照这个顺序重新感谢了一遍。
　　同年3月底王家岭矿难中,115人获救,38人遇难。在营救工作紧张进行的那几天,我和几位西方同仁聊起我2007年采访河南陕县7·29矿难幸存者事情。那次也是透水事故,但69名矿工全部获救。事故后一个月,在井下组织自救的矿工曹百成带着我走下那口斜井,我问他那天被救出后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回答说:“感谢党和国家!”复述至此,有些老外打趣道:“你瞎编的!”我说:“这是矿工的原话。我没有丝毫添油加醋。”有几位熟悉我的同仁为我打包票,说我不会杜撰。这时,出现了另一派观点:“周黎明没有瞎编,但那个矿工已经被洗脑了。”
　　上面两件事好像全然不相干,但实际上却有着内在的因果关系。
　　从西方的角度看,周洋拿大奖后冲口而出的话不仅非常真实,而且令人感动。在全世界各种颁奖典礼上,得奖者一般都先谢亲人,而在咱们这样的儒教国家,感谢父母更是悠久的传统。诚然,中国培养运动员乃国家行为,从理论上感谢国家完全合情合理。但在获奖的兴奋中,感谢亲近的人乃人之常情。况且,感谢父母并不表示对国家没有感恩之心,最多就是—个顺序问题。
　　如果感谢对象的顺序必须像收信人地址那样由大至小,那么,那份真诚就会演变成机械的规范动作——政治正确了,诚意消失了。当所有人的语言动作高度一致的时候,人们就有理由怀疑那种言行是否出自真心。
　　我们宣传好人好事,往往过于追求完美而舍弃自然。我们的英雄不可以有任何瑕疵。为了凸显他们的高大全,我们不惜制造个人与集体的强烈冲突,把他们塑造成半人半神的模样。我们的媒体上经常出现这样的先进人物:为了救灾三过家门而不入,顾不上正在生产的妻子;为了科研,没有见老父亲最后一面,而老父亲觉得孩子顾全大局,很有出息……假设西方读者看到这些报道,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一定不会觉得这些人是榜样、是楷模,他们多半认为这些“英雄”太可怕了,没有一丝人情味。一个不爱自己家庭的人,怎么能指望他爱自己的国家呢?要知道,家庭是国家的组成部分。
　　我采访过几个全国知名的先进人物,见面之前我很好奇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人,真的那样不带凡间气息吗?结果,我发现他们非常平易近人,讲的都是人话,基本上没有一句空话套活。他们对自己被拔高也有清醒的认识,而且对家庭也极负责任。有一位已经过世的英雄,其事迹曾广为传播,我向她同事了解情况,得知她确实是工作狂,但除了强烈的责任心,还有部分原因是她跟丈夫的关系并不融洽。像这样的细节,其实极具人情味,能使得英雄更加可信,但在咱们这儿无论如何不可能见报,因为从保守的眼光看这会破坏英雄的形象。
　　反观好莱坞呈现的银幕英雄,虽然大半是虚构的,但有血有肉,令人可信。他们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本质上没问题。如果好莱坞像我们这样塑造英雄,他们的影片别说走出国门,在自己国家就会被人笑掉大牙,更枉谈影响力了。
　　上世纪80年代,我们出品过一批法律影片,套路是父亲当法官,儿子违法乱纪,最终被父亲判处死刑。这时,当妈妈的往往会哭着喊着求情,但当爸爸的丝毫不为所动。如果他犹豫了一下才把儿子送进死刑室,那样好像他的原则性就受到损害似的。现实中,如此戏剧化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冲突是很罕见的,按照专业的做法,当法官的父亲理应避嫌,不参与这桩案件的审理。美国电影也有类似桥段,比如父亲发现儿子从事恐怖活动,即将危害国家和人民,一般的做法是父亲既要阻止灾难的发生,又要拯救儿子。他绝不会不问青红皂白给儿子吃一颗子弹。实在家国不能兼顾时,他才“被迫”动手,而且杀了儿子后他会一辈子受到良心谴责,不能想象他会去加入演讲团到处宣传大义灭亲的义举。
　　实际上,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普遍要比西方人强,为什么在文艺作品中反而他们更重人情味,而我们动辄要当黑脸包公呢?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我们可能是在用矫枉过正的手法来弥补现实中的不足。
　　我们不需要把原则性和人性对立起来。说回矿工曹百成,我知道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内心一定想说感谢上帝,但在他被救出矿井的一刹那,他唯一可能说的话就是“感谢党和政府”。那是由特定前提决定的:他和矿友被困井下时,万幸跟地面的电话没有断。地面指挥部不仅跟他们通报营救的进展,而且还通过一根管道输送牛奶。他跟我说:“连省长都来了,中央领导也来了,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命还值钱。”这话是有点辛酸,但也为他的“感谢党和政府”做了铺垫。
　　真情实感是最有效的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