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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周恩来党内和谐思想形成的思想理论根源，期冀党内和谐、具有善于从古今中外文化中汲取智慧的广阔视野是周恩来党内和谐思想形成的个人因素，解决党内矛盾和斗争的实践探索是周恩来党内和谐思想形成的现实原因。
〔关键词〕周恩来，党内和谐思想，传统文化，唯物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Ｄ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0）05-0063-03
在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党内曾多次发生过矛盾，有时甚至是激烈的斗争。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周恩来在化解党内矛盾、实现党内和谐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党内和谐思想。任何一种思想都有其产生的原因，本文试对周恩来党内和谐思想形成的原因做一探究。
一、周恩来党内和谐思想形成的思想理论根源
任何一种思想的形成，都有它的文化背景和理论根源，周恩来党内和谐思想的形成是东西方优秀文化在他身上交融的结果。
（一）周恩来党内和谐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思想的继承。“和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国语·郑语》强调“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将矛盾对立双方的和谐相处视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道德经》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将矛盾对立双方互相冲突交和作为达到和谐状态的必要条件。《论语·子路》则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著名论断，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建立在个性差别的基础之上。“和而不同”的实质是追求内在的和谐统一：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周恩来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和谐”思想基础上，衍化出独特的求同存异思想，并运用到具体问题的分析中。如他在南开中学写的《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二说孰是，试言之》一文中，在老子和赫胥黎这两种反差极大的哲学理论中，居然找到了二者的共同性。他认为老子和赫胥黎“所持之道，实一而二，二而一也。吾子殆未之深思也。” 〔1 〕 （P112）时人只看到老子与赫胥黎之间的区别与对立，而周恩来却做到了见人所未见，思人所未思，看到了二者之间的共同点。这说明，他善于从对立的事物中找到相同点。以后，他又在多种场合、从多种视角反复强调这一思想。例如，在谈到统战工作时指出：“我们同党外人士合作就是在共同的大前提下，接受他们的好意见，丰富我们的主张。只要大的方面有了共同性，小的方面存在差别是允许的。” 〔2 〕 （P202）
周恩来正是坚持这一思想，在处理党内纠纷、矛盾和争斗中，本着团结人的目的，反对无原则斗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在党内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反对走极端。坚持寻求共同基础、保留意见分歧，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处理了许多非常棘手的党内问题，为解决党内矛盾树立了典范。
（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周恩来党内和谐思想又一理论根源。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思维是周恩来思维方法的核心。当周恩来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求同存异”思想结合后，便赋予它“辩证”的内涵，使“求同存异”增加了新的血液，更完善也更丰满。
第一，异中求同。周恩来指出：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这就说，要求在不同中寻求共同点，在矛盾中寻求统一。第二，求同不求异。在建国前夕，在谈到如何争取更多的人的时候，周恩来提出，我们需要争论，真理越辩越明，“辩证法就讲矛盾的统一，只有通过辩论，才能发现更多的真理。” 〔3 〕 （P329）通过畅所欲言，不同的思想、观点发生碰撞、交流和融合，最后实现矛盾的统一。第三，求同又存异，即差别性的统一。1957年，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说，人的思想有各种各样，只要他不妨碍政治生活，不妨碍经济生产，我们就不要干涉。在大的方面一致的情况下，尊重差异，尊重个性，就是减少矛盾。第四，存异以待同。在周恩来看来正确的意见经常不轻易被大家马上熟悉，所以正确的意见经常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这四点的核心就是“求同”， “求同”就是寻找共同思想、共同要求、共同利益，是构建和谐的基础；“存异”就是保留不同观点、不同主张、不同利益，是构建和谐的条件。
从上述可以看出，在周恩来“求同存异”思想中，既包含了中国传统的和谐思想，也有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思想，周恩来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发展。
二、周恩来党内和谐思想形成的个人因素
任何思想的产生都离不开思想者个人的主观努力，周恩来个人的智慧和才能也为他党内和谐思想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期冀党内和谐是周恩来党内和谐思想形成的内在动力。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充分证明了党内和谐关乎党的事业的盛衰成败，周恩来对此体会颇深。他在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时指出：内部团结、行动一致、政策正确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4 〕 （P354）“内部团结、行动一致、政策正确”，前二者是党内和谐思想的核心内容，路线正确也只有在党内和谐的前提下才能制定出来。党内和谐不仅能够保证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并使其贯彻执行，而且能够使党形成合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就会加强，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
正因为党内和谐发挥着如此巨大的作用，周恩来在长期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十分关注党内和谐问题，致力于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和谐的党。一旦党内发生纠纷、矛盾和斗争，周恩来总是尽其所能化解矛盾、平息争斗。周恩来在这方面的能力，党内无人可比。他曾顺利地解决“顺直问题”、“江苏省委问题”，把党从严重的分裂危机中拯救出来，使党转危为安。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发挥了多层次、多方面的“中和”作用，以其特有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苦撑危局，起到了他人无可替代的作用。如陈云所说，没有周恩来，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二）善于从古今中外文化中汲取智慧的广阔视野。一个伟人的诞生，不能够须臾离开所处的文化环境。周恩来善于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和世界文明中吸取智慧，是古今中外优秀文化共同培育出来的一代伟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给周恩来影响最深的是儒家和道家，他汲取了两者思想中优秀的成分，他的许多优秀品格如积极入世、忧患意识、信守诺言、仁慈厚道、清廉俭朴、忍辱负重就是儒家思想的生动体现。他也吸收了儒家的和谐思想，处理问题宽宏大度、体谅包容、和谐共存、协调并进、宽厚待人、以理服人、相互尊重，反对“过”与“不及”，并且在实践中把它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这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均有充分的体现。传统文化中对周恩来影响最大的还有道家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5 〕 （P24）他把这12个字称作道家思想中最精彩的字，而且在革命生涯中努力践行之。所以他才能够做到淡薄名利、勤恳奉献、任劳任怨、不争权夺利、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他身前对自己的功劳缄口不言，而对错误却从不忌讳，他也坚决反对别人对他的任何宣传。周恩来达到了无我的境界，正因为无我，才能在处理党内矛盾中，心无杂念，一切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
为了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周恩来曾东渡日本、远赴欧洲。在欧洲四年，在对各种主义、思想、文化推求比较的过程中，对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天赋人权”、“个性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思想中的合理成分批判地吸收，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成为一名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卓越的共产主义者。周恩来党内和谐思想的形成，就在于他以开放的胸襟拥抱各种文化，各取所长，做到了尊重差异、理解个性，在对立中找到统一。
三、周恩来党内和谐思想形成的现实原因
解决党内矛盾和斗争的实践探索是周恩来党内和谐思想形成的现实原因。
我党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搞家长制，不太容易接纳不同意见。瞿秋白在党内实行惩办主义，这些都给我党造成了一定损失。王明上台，在党内推行残酷斗争，对异己者进行排挤、打击。红军不得不长征，这与党内不和谐有一定关系。中央出现错误，使党的事业遭受了损失，党中央的威信下降，导致党内发生派别斗争，派别之间互相抱怨以至攻击，个别省的党员对党中央和省委失去信任，对于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和命令拒不执行，党内发生许多无原则的派别纠纷，甚至发展到各行其是。当时最突出的是出现了“顺直问题”、“江苏省委问题”和因解决李立三错误不当而引起的党内派别斗争。此时周恩来是党中央实际上的领导核心，他为消除党内不和谐状况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把和谐思想运用到解决党内矛盾、纠纷和斗争中去，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充分发扬民主。周恩来以有民主作风著称，解决当时非常棘手的“顺直问题”时，他以其一贯的实事求是、以理服人而不是居高临下、以势压人的作风，深入群众，进行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充分发扬民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把顺直省委的矛盾就完全解决了。最终顺直党内的同志服从周恩来的意见，顺直省委的工作也恢复了正常。
第二，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是周恩来党内和谐思想的精髓，也是他解决党内矛盾的一大法宝。在建国初期的一次讲话中，周恩来正式提出了解决党内矛盾就是要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思想。他说：“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 〔6 〕 （P29—30）这个思想的核心就是把党的团结视为解决矛盾的出发点和归宿。实际上，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周恩来就把这一思想运用到了解决党内矛盾的问题上。例如，1930年周恩来负责处理当时所谓立三路线的时候，他一方面实事求是地批评李立三“在工作部署上部分的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 〔4 〕 （P272）另一方面也肯定了立三路线与国际路线的一致性，指出二者都是主张争取广大群众、组织革命战争，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等等，使李立三由原先的对抗态度转为心悦诚服，从而顺利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从全局上扭转了党内的不和谐。周恩来就是这样通过寻找共同点，在共同基础上维护党内的团结。
第三，在必要时候忍辱负重。周恩来能“忍于所当忍，退于所当退”。周恩来的“忍”是忍受一时的屈辱，以担负起重大的使命。所以，周恩来说“领导者在必要时应忘记他所受到的侮辱。”1930年9月，周恩来与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可是在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却指责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再加上一些干部因前一段时期的错误路线对中央失去了信任，要求改组中央，一时间党有分裂的危险。此时，周恩来为了党内团结，不仅承认错误，承担了责任，而且对强加于自己的恶意中伤也报以缄默，主动提出退出政治局，还恳切地说服另外一些人不要意气用事，而要在四中全会选出的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这是周恩来在必要时“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目的之所在。
参考文献：
〔1〕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2〕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金冲及.周恩来传（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5〕胡长明.毛泽东与周恩来〔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6〕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责任编辑孟永华
〔关键词〕周恩来，党内和谐思想，传统文化，唯物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Ｄ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0）05-0063-03
在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党内曾多次发生过矛盾，有时甚至是激烈的斗争。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周恩来在化解党内矛盾、实现党内和谐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党内和谐思想。任何一种思想都有其产生的原因，本文试对周恩来党内和谐思想形成的原因做一探究。
一、周恩来党内和谐思想形成的思想理论根源
任何一种思想的形成，都有它的文化背景和理论根源，周恩来党内和谐思想的形成是东西方优秀文化在他身上交融的结果。
（一）周恩来党内和谐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思想的继承。“和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国语·郑语》强调“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将矛盾对立双方的和谐相处视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道德经》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将矛盾对立双方互相冲突交和作为达到和谐状态的必要条件。《论语·子路》则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著名论断，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建立在个性差别的基础之上。“和而不同”的实质是追求内在的和谐统一：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周恩来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和谐”思想基础上，衍化出独特的求同存异思想，并运用到具体问题的分析中。如他在南开中学写的《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二说孰是，试言之》一文中，在老子和赫胥黎这两种反差极大的哲学理论中，居然找到了二者的共同性。他认为老子和赫胥黎“所持之道，实一而二，二而一也。吾子殆未之深思也。” 〔1 〕 （P112）时人只看到老子与赫胥黎之间的区别与对立，而周恩来却做到了见人所未见，思人所未思，看到了二者之间的共同点。这说明，他善于从对立的事物中找到相同点。以后，他又在多种场合、从多种视角反复强调这一思想。例如，在谈到统战工作时指出：“我们同党外人士合作就是在共同的大前提下，接受他们的好意见，丰富我们的主张。只要大的方面有了共同性，小的方面存在差别是允许的。” 〔2 〕 （P202）
周恩来正是坚持这一思想，在处理党内纠纷、矛盾和争斗中，本着团结人的目的，反对无原则斗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在党内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反对走极端。坚持寻求共同基础、保留意见分歧，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处理了许多非常棘手的党内问题，为解决党内矛盾树立了典范。
（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周恩来党内和谐思想又一理论根源。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思维是周恩来思维方法的核心。当周恩来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求同存异”思想结合后，便赋予它“辩证”的内涵，使“求同存异”增加了新的血液，更完善也更丰满。
第一，异中求同。周恩来指出：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这就说，要求在不同中寻求共同点，在矛盾中寻求统一。第二，求同不求异。在建国前夕，在谈到如何争取更多的人的时候，周恩来提出，我们需要争论，真理越辩越明，“辩证法就讲矛盾的统一，只有通过辩论，才能发现更多的真理。” 〔3 〕 （P329）通过畅所欲言，不同的思想、观点发生碰撞、交流和融合，最后实现矛盾的统一。第三，求同又存异，即差别性的统一。1957年，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说，人的思想有各种各样，只要他不妨碍政治生活，不妨碍经济生产，我们就不要干涉。在大的方面一致的情况下，尊重差异，尊重个性，就是减少矛盾。第四，存异以待同。在周恩来看来正确的意见经常不轻易被大家马上熟悉，所以正确的意见经常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这四点的核心就是“求同”， “求同”就是寻找共同思想、共同要求、共同利益，是构建和谐的基础；“存异”就是保留不同观点、不同主张、不同利益，是构建和谐的条件。
从上述可以看出，在周恩来“求同存异”思想中，既包含了中国传统的和谐思想，也有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思想，周恩来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发展。
二、周恩来党内和谐思想形成的个人因素
任何思想的产生都离不开思想者个人的主观努力，周恩来个人的智慧和才能也为他党内和谐思想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期冀党内和谐是周恩来党内和谐思想形成的内在动力。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充分证明了党内和谐关乎党的事业的盛衰成败，周恩来对此体会颇深。他在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时指出：内部团结、行动一致、政策正确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4 〕 （P354）“内部团结、行动一致、政策正确”，前二者是党内和谐思想的核心内容，路线正确也只有在党内和谐的前提下才能制定出来。党内和谐不仅能够保证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并使其贯彻执行，而且能够使党形成合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就会加强，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
正因为党内和谐发挥着如此巨大的作用，周恩来在长期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十分关注党内和谐问题，致力于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和谐的党。一旦党内发生纠纷、矛盾和斗争，周恩来总是尽其所能化解矛盾、平息争斗。周恩来在这方面的能力，党内无人可比。他曾顺利地解决“顺直问题”、“江苏省委问题”，把党从严重的分裂危机中拯救出来，使党转危为安。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发挥了多层次、多方面的“中和”作用，以其特有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苦撑危局，起到了他人无可替代的作用。如陈云所说，没有周恩来，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二）善于从古今中外文化中汲取智慧的广阔视野。一个伟人的诞生，不能够须臾离开所处的文化环境。周恩来善于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和世界文明中吸取智慧，是古今中外优秀文化共同培育出来的一代伟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给周恩来影响最深的是儒家和道家，他汲取了两者思想中优秀的成分，他的许多优秀品格如积极入世、忧患意识、信守诺言、仁慈厚道、清廉俭朴、忍辱负重就是儒家思想的生动体现。他也吸收了儒家的和谐思想，处理问题宽宏大度、体谅包容、和谐共存、协调并进、宽厚待人、以理服人、相互尊重，反对“过”与“不及”，并且在实践中把它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这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均有充分的体现。传统文化中对周恩来影响最大的还有道家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5 〕 （P24）他把这12个字称作道家思想中最精彩的字，而且在革命生涯中努力践行之。所以他才能够做到淡薄名利、勤恳奉献、任劳任怨、不争权夺利、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他身前对自己的功劳缄口不言，而对错误却从不忌讳，他也坚决反对别人对他的任何宣传。周恩来达到了无我的境界，正因为无我，才能在处理党内矛盾中，心无杂念，一切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
为了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周恩来曾东渡日本、远赴欧洲。在欧洲四年，在对各种主义、思想、文化推求比较的过程中，对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天赋人权”、“个性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思想中的合理成分批判地吸收，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成为一名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卓越的共产主义者。周恩来党内和谐思想的形成，就在于他以开放的胸襟拥抱各种文化，各取所长，做到了尊重差异、理解个性，在对立中找到统一。
三、周恩来党内和谐思想形成的现实原因
解决党内矛盾和斗争的实践探索是周恩来党内和谐思想形成的现实原因。
我党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搞家长制，不太容易接纳不同意见。瞿秋白在党内实行惩办主义，这些都给我党造成了一定损失。王明上台，在党内推行残酷斗争，对异己者进行排挤、打击。红军不得不长征，这与党内不和谐有一定关系。中央出现错误，使党的事业遭受了损失，党中央的威信下降，导致党内发生派别斗争，派别之间互相抱怨以至攻击，个别省的党员对党中央和省委失去信任，对于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和命令拒不执行，党内发生许多无原则的派别纠纷，甚至发展到各行其是。当时最突出的是出现了“顺直问题”、“江苏省委问题”和因解决李立三错误不当而引起的党内派别斗争。此时周恩来是党中央实际上的领导核心，他为消除党内不和谐状况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把和谐思想运用到解决党内矛盾、纠纷和斗争中去，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充分发扬民主。周恩来以有民主作风著称，解决当时非常棘手的“顺直问题”时，他以其一贯的实事求是、以理服人而不是居高临下、以势压人的作风，深入群众，进行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充分发扬民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把顺直省委的矛盾就完全解决了。最终顺直党内的同志服从周恩来的意见，顺直省委的工作也恢复了正常。
第二，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是周恩来党内和谐思想的精髓，也是他解决党内矛盾的一大法宝。在建国初期的一次讲话中，周恩来正式提出了解决党内矛盾就是要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思想。他说：“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 〔6 〕 （P29—30）这个思想的核心就是把党的团结视为解决矛盾的出发点和归宿。实际上，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周恩来就把这一思想运用到了解决党内矛盾的问题上。例如，1930年周恩来负责处理当时所谓立三路线的时候，他一方面实事求是地批评李立三“在工作部署上部分的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 〔4 〕 （P272）另一方面也肯定了立三路线与国际路线的一致性，指出二者都是主张争取广大群众、组织革命战争，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等等，使李立三由原先的对抗态度转为心悦诚服，从而顺利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从全局上扭转了党内的不和谐。周恩来就是这样通过寻找共同点，在共同基础上维护党内的团结。
第三，在必要时候忍辱负重。周恩来能“忍于所当忍，退于所当退”。周恩来的“忍”是忍受一时的屈辱，以担负起重大的使命。所以，周恩来说“领导者在必要时应忘记他所受到的侮辱。”1930年9月，周恩来与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可是在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却指责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再加上一些干部因前一段时期的错误路线对中央失去了信任，要求改组中央，一时间党有分裂的危险。此时，周恩来为了党内团结，不仅承认错误，承担了责任，而且对强加于自己的恶意中伤也报以缄默，主动提出退出政治局，还恳切地说服另外一些人不要意气用事，而要在四中全会选出的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这是周恩来在必要时“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目的之所在。
参考文献：
〔1〕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2〕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金冲及.周恩来传（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5〕胡长明.毛泽东与周恩来〔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6〕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责任编辑孟永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