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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姚华萼成长于风云激荡的岁月。他以一名知识分子的身份，让时代的风云，在自己的人生路上留下烙印：去国留洋，为的是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愤然归国，为的是中华民族的尊严和中国人的铮铮铁骨。五四运动，他走在学生游行队伍的最前列，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展示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学子情怀，留下了追求正义与民主的胎记；面对日寇的威迫利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让自己的骨子里开出了民族气节之花。姚华萼并非我党隐蔽战线的“潜伏者”，但在血雨腥风的岁月里，他主动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掩护地下党组织的活动，与共产党的干部过从甚密，有着兄弟般的情谊，其博大胸襟已经超越了党派之争，心里装着的是国家和人民无上至高的利益。教育救国承载了其一生的轨迹，展示了爱国者的另类情怀，让他的人生理想和境界得到涅槃。
留学东京：与彭湃结下情谊
与其说这是一个绝望的年代，倒不如说这是一个探索的年代。
幼童留学作为晚清洋务运动兴起的标志性事件，预示着闭关锁国的国人开始将眼光投向世界。然而，当甲午战败消息传出，再次强烈地震动了整个中国社会,客观上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终于令世人刮目相看了！
较之于遥远的欧洲、美洲，一衣带水的日本与中国更具地缘优势，文化的同根同源更容易获得国人的认可，中国的士大夫们认为日本的崛起之路更值得研究和借鉴。于是，赴日留学生如过江之鲫。
1907年，18岁的广东澄海人杜国庠东渡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1916年秋，他入读京都帝国大学政治经济科。1917年，周恩来、彭湃、姚华萼等人也先后前往日本留学。
姚华萼是跟随杜国庠来到日本的，他与彭湃先是一同进入东亚高等学校学习日语，不但住同一宿舍，而且睡上、下铺，又是同为潮汕人,关系亲密。志趣相投的两位年轻人颇有些相似的经历，都出身富户，是祖父辈的掌上明珠。尽管两家的财富不可同日而语，但丝毫没能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友谊。
在日本，杜国庠与彭湃先后从日本著名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博士讲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中，开始接触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确立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信念和决心。姚华萼虽然对此不感兴趣，但他对杜、彭的革命热情保持着敬意和敬仰。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为了参加革命活动，此时已毅然中断在日本的学业回国。短暂的相处，已经让他们彼此间结下坚如磐石的情谊。
反帝反封建爱国民主运动在国内已经风起云涌。留日爱国学生为响应国内形势，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旨在吞占中国山东的“二十一条”之后，又再次发起反对侵占我国青岛的运动。1918年5月，留日学生在东京举行示威游行，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要求日本归还山东青岛，姚华萼等一百多位留学生因此而被捕。
戊戌变法失败后逃难日本的梁启超曾写下《去国行》一诗：“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姚华萼等中国留学生正是循着长辈们的足迹，为寻求救国救民之路而飘洋过海的，但当他们的爱国行动遭到无情镇压后，出狱后的姚华萼与一大批留日同学愤然罢学回国。
“归国”是一种尊严，更是一种爱国的行动。
返乡后的彭湃当上了海丰县教育局长，继而成为职业革命家；而姚华萼则来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入读北京大学哲学系，继续他的学业。
亲历五四：遭拘捕学界留名
当年罢学归国的留日学生，大多被时代潮流裹挟着投身社会，鲜有再入校学习者，姚华萼显然成了特例。这其中的原因，除了他崇尚知识的文化情结外，也跟他亦师亦友的杜国庠有关。因为，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已喝了十二年东洋墨水的杜国庠，此时已在北京大学教书。姚华萼的到来颇有追师的味道。
从东京到北京，姚华萼的求真之路并非“回到原点”——因为他入读的学校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坚强阵地。当年的北大，有《新青年》杂志创办人陈独秀、马克思主义理论早期传播者李大钊、白话文倡导者胡适……他们在摧毁旧封建文化的同时，也在努力探索着中国未来之路。
科学与民主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两面旗帜。如同一辆车的上两个轮子，两者相互并重，缺一不可。倡导科学，就要反对封建迷信，反对盲从武断，反对教条八股；倡导民主，就要反对君子专制，反对军阀独裁，反对封建礼教。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反动势力以沉重的双重打击，对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起到巨大的作用，促使人们更加憎恨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和卖国行径，更加迫切地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在新文化的熏陶下，姚华萼的个人追求与时代的风向标重叠在一起。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13所学校的学生队伍，冲破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代表和军警官吏的阻挠，浩浩荡荡地汇集在天安门广场，挥臂高呼“还我青岛”、“收回山东主权”、“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
集会后，学生们举行示威游行活动，要求当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总裁陆宗兴和驻日公使章宗祥。示威学生群情激愤，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遭到北洋政府军警的镇压，姚华萼右臂受伤，与其他的32名学生一同被逮捕，囚禁于北京警察厅约二个月之久。
在北大校长蔡元培等社会名流的奔走呼吁下，姚华萼等32名学生最终得以释放。
出狱后，姚华萼革命的情怀矢志不改，他更加积极地参加各种爱国进步活动，并于1924年临近毕业时，加入孙中山领导改组后的国民党。
“五四之伤”终身留痕——这是姚华萼的个人之痛，更是国家之伤。它成为姚华萼毕生追求民主自由的“胎记”。
坚持进步：保护师生见真情
“五四”刮起“到民间去”之风。在北大顾颉刚等人的倡导下，知识分子纷纷以不同的方式走向民间：杨成志深入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终成人类学泰斗，钟敬文研究民间文化而成中国民俗学之父——这是学术之道；彭湃脱下长衫毡帽走向民间，被毛泽东赞誉为“农民运动大王”——这是革命之路；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的姚华萼，也毅然决然地告别都市的繁华，回到生他养他的潮汕大地。
1925年，姚华萼返乡担任潮阳五都中学教导主任。是年末，广东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东征，姚华萼在汕头见到了当年留日同学彭湃和周恩来。时值国共合作，在国民政府任职的周恩来、彭湃等共产党员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大家算得上是“同一条战壕上的战友”。在此次行动中，姚华萼积极配合东征军的活动，大力宣传孙中山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成为国民党内的“左派”人物。
姚华萼毕生将自己的追求之路锁定在桃李芬芳的校园里。
——1926年，被聘为汕头高级中学教导处主任；
——1927年，被家乡父老士绅聘为潮阳东山中学校长；
——1929年，被任命为潮阳教育局局长；
——1930年，辞职重返东山中学当校长；
——1932年，到汕头私立大中学校任教导主任；
——1933年2月，筹备和创办潮阳一中，并担任校长；
——1941年6月至1942年，任普宁梅峰中学校长；
——1942年8月至1949年7月，被聘为潮阳县立联合中学校长；
——1950年2月，被潮阳县人民政府任命为潮阳县一中校长。
纵观姚华萼的办学历程，人们发现他将大部分时间致力于创办普通中学——这是因为他自己认为：这样更能够坚持遵循自己在北大学习时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提倡学术民主，支持新文化运动。可以这样认为：局限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姚校长虽然形式上实行民国的教育方针政策，但实际上推行的却是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和实践。
难能可贵的是，在血雨腥风的岁月里，姚华萼主动利用自己资深国民党员的身份，掩护和保护了一大批的共产党地下党员。他治下的学校更是成为地下党组织活跃的地方。
普宁梅峰中学被当地人誉为“抗日救国运动的摇篮”，地下党组织异常活跃。1940年以后，国民党顽固派置民族大义于不顾，不断制造摩擦，在解散由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南桥中学后，又企图控制梅峰中学。姚华萼校长的大儿子是一名地下党员，普宁地下党组织“曲线救校”，通过他做父亲的思想工作，让父亲出任梅峰中学校长，以借用其国民党资深党员身份，掩护地下党组织在该校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果不其然，姚华萼接任校长后继续聘请一大批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教师。普宁警政人员也多次以检查“赤色分子”名义进入学校，但每次都被姚校长强硬地顶了回去。就这样，不但保住红色据点，而且培养出许多革命者。
潮阳县立联合中学是又一处记载姚华萼红色情怀的地方。潮阳棉城中学因日寇入侵停办，转移内地的潮阳县政府决定将潮阳县立一中和简易师范合并创办联合中学。姚华萼再次临危受命，从梅峰中学调任联合中学校长，而且仅用一个暑假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联合中学的筹建工作，并于1942年秋季开学。
在他任职联中6年多的时间里，前三年属于抗战的后三年；后三年则是人民解放战争时期——这是中国国内政治斗争最为错综复杂的时期。他利用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和他的社会地位，依靠学校和社会进步人士，同各种反动派势力进行复杂的斗争，坚持办学，掩护革命师生，保护了革命力量。在与共产党员合作共事过程中，他的教育思想有所改变，对共产党的认识更加深入。
1944年秋，几名便衣伪警察闯入学校，指名要逮捕共产党员李鸿基等教师，姚校长沉着应对，想方设法让李老师逃走。1945年潮、普开展“抗日游击运动”活动，允许地下党恢复活动，联中的青抗会、妇抗会也在学生中开展工作。联合中学成为共产党又一个活跃的活动据点。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联中迁回棉城，声望高、资历深的姚华萼成了各方面拉拢利用的对象：被指派为三青团干事；被推选为国民党潮阳县党部监委；县教育会等10多个社会团体争聘他为挂名委员。但他不依附权势，仍然情系教育，利用自己特殊身份和地位支持革命，冲淡白色恐怖的气氛。1949年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追究他纵容包庇“异党”的责任，撤掉他的校长职务。他毅然决然宣布退出国民党。
正气凛然：离乡拒任伪会长
这是一则至今仍在潮阳大地流传的动人故事。
时光倒流。1941年3月，日寇占领潮阳棉城。当时的日伪当局急于物色人选出任县维持会长，曾留学日本、资深望高的姚华萼成了他们的不二人选。面对日寇和地方汉奸轮番上门胁迫，姚华萼一方面虚与应对，巧妙周旋；另一方面走亲访友，观察情事，麻痹当局，以求脱身之计。
当时的他面临着三种力量的斗争和考验：日伪要他出任维持会长；国民党要利用他拉拢人心；共产党需要他作为掩护。迷雾重重，他一心向往光明，从不迷航，显示了他政治家的素质。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姚华萼与女婿化装成乞丐，避过日伪哨站，赤足徒步数十里，逃离家乡，安全抵达港头乡潮阳县政府所在地，找到县长沈梓卿，陈述脱险经过。
此后，他暂寄峡山亲戚家，随后又前往揭阳投奔主张抗日的县长林先立。
得知姚华萼出走的消息，日伪当局迅速查封了姚家在棉城的住宅，家里人员只好分散逃离，躲在亲友的家里。
坚持民族气节，拒任县维持会长，姚华萼的故事迅速传遍潮汕大地，广受赞扬和尊敬。
风云激荡的时代，他用自己的行动和人格诠释了“疾风知劲草”的内涵。
留学东京，他参加了反对日本侵占山东青岛的示威游行，与100多位同学罢课归国，表现出中国人的铮铮铁骨；入读北京大学，他参加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被捕受伤，展示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学子情怀；面对日寇的威迫利诱，他沉着应对，机智逃脱，体现了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气节。
留学日本，毕业北大，拥有国民党资深党员身份的姚华萼不乏进阶官府的“金字招牌”，但他始终甘心淡泊，毕生守候在象牙塔内，这在追权逐利的国民党时代是难以想象的。他高尚的人品由此可见一斑。这一点颇像他人生的引路人杜国庠。这位中共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也曾抛弃高官厚禄的待遇，回到潮汕大地创校办学，为国育才。
解放前夕，周恩来通过特殊渠道挽留姚华萼留在大陆，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贡献力量。应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他的器重和信赖。
潮阳解放后，联中更名为潮阳县第一中学。潮阳县政府于1950年初任命姚华萼为潮阳一中校长。他是潮阳县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的特邀代表，被选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委员。可惜，在极左的年代里，他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直至拨乱反正后，才得以平反昭雪。
毕生从教，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不乏翘楚，其中就有求学时曾多次得到他资助的我国20世纪著名写意花鸟画艺术大师陈大羽。可喜的是，姚华萼的儿女们秉承父辈追求卓越、百折不挠的性格，努力进取，学有所成，他们爱国爱乡，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教育救国，一位爱国者的情感烙印；
教育救国，一位知识分子的追求与梦想。
留学东京：与彭湃结下情谊
与其说这是一个绝望的年代，倒不如说这是一个探索的年代。
幼童留学作为晚清洋务运动兴起的标志性事件，预示着闭关锁国的国人开始将眼光投向世界。然而，当甲午战败消息传出，再次强烈地震动了整个中国社会,客观上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终于令世人刮目相看了！
较之于遥远的欧洲、美洲，一衣带水的日本与中国更具地缘优势，文化的同根同源更容易获得国人的认可，中国的士大夫们认为日本的崛起之路更值得研究和借鉴。于是，赴日留学生如过江之鲫。
1907年，18岁的广东澄海人杜国庠东渡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1916年秋，他入读京都帝国大学政治经济科。1917年，周恩来、彭湃、姚华萼等人也先后前往日本留学。
姚华萼是跟随杜国庠来到日本的，他与彭湃先是一同进入东亚高等学校学习日语，不但住同一宿舍，而且睡上、下铺，又是同为潮汕人,关系亲密。志趣相投的两位年轻人颇有些相似的经历，都出身富户，是祖父辈的掌上明珠。尽管两家的财富不可同日而语，但丝毫没能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友谊。
在日本，杜国庠与彭湃先后从日本著名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博士讲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中，开始接触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确立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信念和决心。姚华萼虽然对此不感兴趣，但他对杜、彭的革命热情保持着敬意和敬仰。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为了参加革命活动，此时已毅然中断在日本的学业回国。短暂的相处，已经让他们彼此间结下坚如磐石的情谊。
反帝反封建爱国民主运动在国内已经风起云涌。留日爱国学生为响应国内形势，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旨在吞占中国山东的“二十一条”之后，又再次发起反对侵占我国青岛的运动。1918年5月，留日学生在东京举行示威游行，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要求日本归还山东青岛，姚华萼等一百多位留学生因此而被捕。
戊戌变法失败后逃难日本的梁启超曾写下《去国行》一诗：“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姚华萼等中国留学生正是循着长辈们的足迹，为寻求救国救民之路而飘洋过海的，但当他们的爱国行动遭到无情镇压后，出狱后的姚华萼与一大批留日同学愤然罢学回国。
“归国”是一种尊严，更是一种爱国的行动。
返乡后的彭湃当上了海丰县教育局长，继而成为职业革命家；而姚华萼则来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入读北京大学哲学系，继续他的学业。
亲历五四：遭拘捕学界留名
当年罢学归国的留日学生，大多被时代潮流裹挟着投身社会，鲜有再入校学习者，姚华萼显然成了特例。这其中的原因，除了他崇尚知识的文化情结外，也跟他亦师亦友的杜国庠有关。因为，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已喝了十二年东洋墨水的杜国庠，此时已在北京大学教书。姚华萼的到来颇有追师的味道。
从东京到北京，姚华萼的求真之路并非“回到原点”——因为他入读的学校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坚强阵地。当年的北大，有《新青年》杂志创办人陈独秀、马克思主义理论早期传播者李大钊、白话文倡导者胡适……他们在摧毁旧封建文化的同时，也在努力探索着中国未来之路。
科学与民主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两面旗帜。如同一辆车的上两个轮子，两者相互并重，缺一不可。倡导科学，就要反对封建迷信，反对盲从武断，反对教条八股；倡导民主，就要反对君子专制，反对军阀独裁，反对封建礼教。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反动势力以沉重的双重打击，对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起到巨大的作用，促使人们更加憎恨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和卖国行径，更加迫切地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在新文化的熏陶下，姚华萼的个人追求与时代的风向标重叠在一起。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13所学校的学生队伍，冲破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代表和军警官吏的阻挠，浩浩荡荡地汇集在天安门广场，挥臂高呼“还我青岛”、“收回山东主权”、“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
集会后，学生们举行示威游行活动，要求当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总裁陆宗兴和驻日公使章宗祥。示威学生群情激愤，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遭到北洋政府军警的镇压，姚华萼右臂受伤，与其他的32名学生一同被逮捕，囚禁于北京警察厅约二个月之久。
在北大校长蔡元培等社会名流的奔走呼吁下，姚华萼等32名学生最终得以释放。
出狱后，姚华萼革命的情怀矢志不改，他更加积极地参加各种爱国进步活动，并于1924年临近毕业时，加入孙中山领导改组后的国民党。
“五四之伤”终身留痕——这是姚华萼的个人之痛，更是国家之伤。它成为姚华萼毕生追求民主自由的“胎记”。
坚持进步：保护师生见真情
“五四”刮起“到民间去”之风。在北大顾颉刚等人的倡导下，知识分子纷纷以不同的方式走向民间：杨成志深入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终成人类学泰斗，钟敬文研究民间文化而成中国民俗学之父——这是学术之道；彭湃脱下长衫毡帽走向民间，被毛泽东赞誉为“农民运动大王”——这是革命之路；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的姚华萼，也毅然决然地告别都市的繁华，回到生他养他的潮汕大地。
1925年，姚华萼返乡担任潮阳五都中学教导主任。是年末，广东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东征，姚华萼在汕头见到了当年留日同学彭湃和周恩来。时值国共合作，在国民政府任职的周恩来、彭湃等共产党员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大家算得上是“同一条战壕上的战友”。在此次行动中，姚华萼积极配合东征军的活动，大力宣传孙中山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成为国民党内的“左派”人物。
姚华萼毕生将自己的追求之路锁定在桃李芬芳的校园里。
——1926年，被聘为汕头高级中学教导处主任；
——1927年，被家乡父老士绅聘为潮阳东山中学校长；
——1929年，被任命为潮阳教育局局长；
——1930年，辞职重返东山中学当校长；
——1932年，到汕头私立大中学校任教导主任；
——1933年2月，筹备和创办潮阳一中，并担任校长；
——1941年6月至1942年，任普宁梅峰中学校长；
——1942年8月至1949年7月，被聘为潮阳县立联合中学校长；
——1950年2月，被潮阳县人民政府任命为潮阳县一中校长。
纵观姚华萼的办学历程，人们发现他将大部分时间致力于创办普通中学——这是因为他自己认为：这样更能够坚持遵循自己在北大学习时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提倡学术民主，支持新文化运动。可以这样认为：局限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姚校长虽然形式上实行民国的教育方针政策，但实际上推行的却是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和实践。
难能可贵的是，在血雨腥风的岁月里，姚华萼主动利用自己资深国民党员的身份，掩护和保护了一大批的共产党地下党员。他治下的学校更是成为地下党组织活跃的地方。
普宁梅峰中学被当地人誉为“抗日救国运动的摇篮”，地下党组织异常活跃。1940年以后，国民党顽固派置民族大义于不顾，不断制造摩擦，在解散由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南桥中学后，又企图控制梅峰中学。姚华萼校长的大儿子是一名地下党员，普宁地下党组织“曲线救校”，通过他做父亲的思想工作，让父亲出任梅峰中学校长，以借用其国民党资深党员身份，掩护地下党组织在该校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果不其然，姚华萼接任校长后继续聘请一大批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教师。普宁警政人员也多次以检查“赤色分子”名义进入学校，但每次都被姚校长强硬地顶了回去。就这样，不但保住红色据点，而且培养出许多革命者。
潮阳县立联合中学是又一处记载姚华萼红色情怀的地方。潮阳棉城中学因日寇入侵停办，转移内地的潮阳县政府决定将潮阳县立一中和简易师范合并创办联合中学。姚华萼再次临危受命，从梅峰中学调任联合中学校长，而且仅用一个暑假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联合中学的筹建工作，并于1942年秋季开学。
在他任职联中6年多的时间里，前三年属于抗战的后三年；后三年则是人民解放战争时期——这是中国国内政治斗争最为错综复杂的时期。他利用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和他的社会地位，依靠学校和社会进步人士，同各种反动派势力进行复杂的斗争，坚持办学，掩护革命师生，保护了革命力量。在与共产党员合作共事过程中，他的教育思想有所改变，对共产党的认识更加深入。
1944年秋，几名便衣伪警察闯入学校，指名要逮捕共产党员李鸿基等教师，姚校长沉着应对，想方设法让李老师逃走。1945年潮、普开展“抗日游击运动”活动，允许地下党恢复活动，联中的青抗会、妇抗会也在学生中开展工作。联合中学成为共产党又一个活跃的活动据点。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联中迁回棉城，声望高、资历深的姚华萼成了各方面拉拢利用的对象：被指派为三青团干事；被推选为国民党潮阳县党部监委；县教育会等10多个社会团体争聘他为挂名委员。但他不依附权势，仍然情系教育，利用自己特殊身份和地位支持革命，冲淡白色恐怖的气氛。1949年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追究他纵容包庇“异党”的责任，撤掉他的校长职务。他毅然决然宣布退出国民党。
正气凛然：离乡拒任伪会长
这是一则至今仍在潮阳大地流传的动人故事。
时光倒流。1941年3月，日寇占领潮阳棉城。当时的日伪当局急于物色人选出任县维持会长，曾留学日本、资深望高的姚华萼成了他们的不二人选。面对日寇和地方汉奸轮番上门胁迫，姚华萼一方面虚与应对，巧妙周旋；另一方面走亲访友，观察情事，麻痹当局，以求脱身之计。
当时的他面临着三种力量的斗争和考验：日伪要他出任维持会长；国民党要利用他拉拢人心；共产党需要他作为掩护。迷雾重重，他一心向往光明，从不迷航，显示了他政治家的素质。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姚华萼与女婿化装成乞丐，避过日伪哨站，赤足徒步数十里，逃离家乡，安全抵达港头乡潮阳县政府所在地，找到县长沈梓卿，陈述脱险经过。
此后，他暂寄峡山亲戚家，随后又前往揭阳投奔主张抗日的县长林先立。
得知姚华萼出走的消息，日伪当局迅速查封了姚家在棉城的住宅，家里人员只好分散逃离，躲在亲友的家里。
坚持民族气节，拒任县维持会长，姚华萼的故事迅速传遍潮汕大地，广受赞扬和尊敬。
风云激荡的时代，他用自己的行动和人格诠释了“疾风知劲草”的内涵。
留学东京，他参加了反对日本侵占山东青岛的示威游行，与100多位同学罢课归国，表现出中国人的铮铮铁骨；入读北京大学，他参加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被捕受伤，展示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学子情怀；面对日寇的威迫利诱，他沉着应对，机智逃脱，体现了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气节。
留学日本，毕业北大，拥有国民党资深党员身份的姚华萼不乏进阶官府的“金字招牌”，但他始终甘心淡泊，毕生守候在象牙塔内，这在追权逐利的国民党时代是难以想象的。他高尚的人品由此可见一斑。这一点颇像他人生的引路人杜国庠。这位中共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也曾抛弃高官厚禄的待遇，回到潮汕大地创校办学，为国育才。
解放前夕，周恩来通过特殊渠道挽留姚华萼留在大陆，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贡献力量。应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他的器重和信赖。
潮阳解放后，联中更名为潮阳县第一中学。潮阳县政府于1950年初任命姚华萼为潮阳一中校长。他是潮阳县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的特邀代表，被选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委员。可惜，在极左的年代里，他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直至拨乱反正后，才得以平反昭雪。
毕生从教，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不乏翘楚，其中就有求学时曾多次得到他资助的我国20世纪著名写意花鸟画艺术大师陈大羽。可喜的是，姚华萼的儿女们秉承父辈追求卓越、百折不挠的性格，努力进取，学有所成，他们爱国爱乡，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教育救国，一位爱国者的情感烙印；
教育救国，一位知识分子的追求与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