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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的纪念日中，人们可能不会注意法国乔治·尤金·奥斯曼“男爵”(一八○九—— 一八九一)今年的二百岁诞辰。在一八五三至一八七○年的十七年中，他在皇帝拿破仑三世的支持下，拆毁了旧巴黎60%的房屋，建造了一个新的首都城市，成为旧城改造和城市规划的一名先驱。后人对此举的评价有甚大距离，今天再来回顾，与我们的北京旧城改造比较，也不无意义。
发生在法兰西第二帝国（一八五二—— 一八七○）的巴黎旧城的大规模改造，要首先归功（归罪？）于两个人：皇帝拿破仑三世和他所任命的塞纳行政长官（相当于巴黎市长）奥斯曼。
拿破仑三世（全名查理士·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简称路易·波拿巴，一八○八—— 一八七三）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子。
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法国工业革命蓬勃兴起的时期。和他的叔父一样，他雄心勃勃地要使法国称霸欧洲，并插足亚洲。在他的统治时期，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掠夺和烧毁了圆明园，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法国还同时征服越南与柬埔寨。
他在对外扩张的同时，对内主要的举措就是改造巴黎旧城，要把它建设成整个欧洲的首都。他亲自绘制城内主要道路的规划图，并且在当时的巴黎地方长官伯格贯彻不力的情况下将其撤职，改任奥斯曼担任此职，在十七年中使巴黎面貌焕然一新。
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为《法兰西内战》单行本所写的“序言”中对拿破仑三世和第二帝国的评语是：
“他的统治……便利了投机事业与工业活动，简言之，使整个资产阶级的经济繁荣与发财致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奥斯曼“男爵”(一八○九—— 一八九一)并不是一个世袭贵族，他的“男爵”来自其外祖父：拿破仑一世手下的一名将军。他祖父是一名行政官员，父亲是报刊撰稿人。他受过良好教育，在大学主修法律，又学音乐，二十一岁担任尼拉区的副长官，一八五三年被路易·波拿巴看中接替伯格为塞纳地方长官，实施拿破仑三世的巴黎改造计划。此后的十七年中他忠心耿耿、大刀阔斧地为皇帝的远大设想服务，先后在市内修造了十二条全长一百一十四公里宽广、笔直的林荫大道和大街，种植了十万株树木，设置了城市东西两端的大型森林公园和市内多个广场和绿地，修筑一百三十一公里长的城市供水管道和一百七十二公里长的下水道系统，在拆除旧城的基础上沿街建造了多座大型公共建筑（最著名的是巴黎歌剧院），并由开发商建造了大量新公寓住宅。在一八七○年第二帝国垮台前因债台高筑（整个旧城改造共花二十五亿法郎），导致他在一片责骂声中被免去职务，二十一年后在默默无声的孤独中悒郁而终。但是他留下的遗产使巴黎成为欧洲最美丽和发达的城市，影响波及整个法国、欧洲乃至美国、加拿大、南美和大洋洲，其功罪也成为后人议论的一个主题。
早在公元前四千二百年，巴黎所在地就有原始人聚居。在公元前一世纪，古罗马征服了这一地区，在现在的城岛上建立了据点。但直到公元八世纪，巴黎才成为一座中世纪城市，以后不断发展，到十三世纪已经是欧洲最大城市。意大利文艺复兴对它的建筑产生过影响，但是巴黎建筑却有着它自己在中世纪以来形成的特色。在波旁王朝时期，特别是在太阳王路易十四在位时期，法国建立了自己的建筑学院，用自己的建筑师设计和建造了卢浮宫这样的宫廷建筑以及许多教堂、贵族府邸和普通住宅，创立了法国特有的古典主义传统。
巴黎的人口不断增长，给城市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贫富差距的扩大，栽下了革命的种子。有资料介绍， 一七八四年巴黎城市人口为六十四至六十八万，其中第一（僧侣）、第二（贵族）和第三（布尔乔亚）阶级人数分别为一万、五千和四万，余下的平民约六十万左右。众多贫穷人口聚居在富邸周围，拥挤不堪。城市道路狭窄，绝大多数的宽度在五米以下。道路弯弯曲曲，挤满了商贩和各种流民。卫生条件极其恶劣，人们从塞纳河取水，生活污水淌过路面又流入同一河流，整个城市常年处于窒息性的臭味之下。在一八三二和一八四九年两次霍乱蔓延，仅一八三二年的一次就有两万人死亡。到一八五○年，城市人口又增加到一百万，比一八○○年增加一倍。
尖锐的阶级矛盾，导致城市多次爆发群众性的暴力反抗，贫民们在狭窄的街道上设置路障，与警察和军队对抗。除一七八九年外，一八三○和一八四八年都爆发了革命。仅在一八二七至一八四九年间，巴黎就发生过八次街道巷战。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使法国经济有了飞速发展，铁路从四面八方通到首都，城市南北建成了几座车站，但是人们一进入城市，就陷入迷宫般的路网。当拿破仑三世下决心要在市内修筑宽阔道路时，竟发现没有一张可用的城市地图，以致奥斯曼要组织力量用一年的时间进行测绘。
在他们之前的统治者，不论是共和制的还是帝制的，都试图改善城市条件，但都在经济条件和实际困难面前畏缩不前。到拿破仑三世时期，客观形势迫使他不得不下决心大力改造旧城，但也需要有奥斯曼这样有坚强毅力和卓越的策划和组织能力的人，才能付诸实施。
奥斯曼对巴黎旧城的改造，总的说来可以归纳为三项：一是用无情的拆迁修通城内纵横交叉的道路网；二是建造了城市新的供水和排水系统，保护了塞纳河的清洁和城市的卫生条件；三是沿新街修造了大批公共建筑、公园、广场和公寓住宅（后者由开发商投资），奠定了巴黎的城市新貌。
——城市道路网的修建：为了实施拿破仑三世所画的市内道路规划图，奥斯曼很讲策略地分三步提出计划；第一步，先修造贯通城市南北和东西的“十字轴”主干道；第二步，在十字轴的基础上修建其他主要干道；第三步是修建联通这些干道与新建市区的次要道路。这种分步做法，既便于向财政部门要钱，也减少了因拆迁产生的阻力。新的道路宽敞、笔直，两侧栽种三十年的栗树，既解决了市内交通问题，也有利于城市通风，排除了长久积聚的臭味。道路经过的地区原来都是拥挤的贫民区，大量贫民被强制迁往城东与郊外，也为当时集中在巴黎郊外的新兴工业提供了劳力。
——城市供排水系统的修建：据资料介绍，拿破仑三世只醉心于打通道路，对城市的卫生条件并不关心，巴黎供排水问题的解决，可以说完全是奥斯曼的主意。他依靠助手贝尔戈兰德工程师到巴黎郊外寻找新的水源，第一步先从一百三十一公里外的杜伊河引水到城外的水库；与此同时，他在一八六○年取得了郊外瓦恩山区泉水的使用权（但是一百七十一公里的引水渠到一八七四年他下台后才建成）。这样，巴黎每天的清水供应量可从一八五四年的八点六万立方米增加到二十二点六万立方米。同时，他修筑了庞大的地下污水网，将排出口选择在塞纳河下游，并科学地采取了防止污水倒灌的措施。
——沿街建筑和公共设施的修建：按照皇帝的意愿，在巴黎城东与城西分别建造了两座大型森林公园（文森特与布洛涅森林，由建筑师阿尔方设计），同时，对巴黎的一些标志性的历史建筑与公园，如凯旋门、卢浮宫、杜勒里花园、巴黎圣母院、地方法院以及新建的巴黎歌剧院、国家图书馆、东与北车站等，都在其周围建造了广场或花园（例如，凯旋门就成为十条大街——包括知名的香榭丽舍大街——的交叉中心），更突出了它们的标志性。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种新的公共建筑类型，即大型百货商场，很大程度上促使市民消费生活的现代化。
新的大街的兴建，为房地产开发商创造了良好的机遇，沿街兴建了大量“奥斯曼式”的公寓住宅。这些住宅一般为五层高，底层是小商店、咖啡馆等服务设施，二层周边设铁栏杆，供富裕的户主居住，上面几层可以出租给其他住户，最上层是仆人宿舍，上覆盖有陡坡屋顶。这种水平延伸的、沿街立面大同小异的、等高的联排建筑，是前一世纪巴黎建筑学院布隆戴尔教授提出的类型设计的发展。它的外墙一般用巴黎郊区在工业革命带动下出现的机械锯切割成的方块石砌筑，坚固耐久，简洁有力，人们称之为法国的新古典主义风格。
拿破仑三世与奥斯曼对巴黎的旧城改造，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尚能用高压取得比较顺利的进展，但到了第二个十年就遇到种种困难，如若不是靠奥斯曼的坚强决心和他的种种政治伎俩，就几乎难以为继。从他在位时开始到后来的一个世纪中，对这种大刀阔斧的旧城改造，始终存在种种批评与不同的评价。主要的批评有：
——“镇压民众”：一个常见的批评是这种拆除旧城、修建宽阔大街的主要动机是防止民众在起义暴动中建筑路障，同时，笔直的道路上可以远距离放射大炮，也有利于镇压。这个批评可以说只对了一半。无可讳言，这是当时被一八三○、一八四八年市民起义吓破了胆的资产阶级赞成旧城改造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不是其唯一动机。奥斯曼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就这样为自己辩护，他写道：
我们切开了旧巴黎的肚皮，在那些造反和设置路障的居住区，在那些几乎无法通行的巷道迷阵，一片片地打开了巨大的缺口，添入了纵横交叉的延续大道。……像里沃利大街的直线延伸使得那些地方起义者惯用的战略无计可施。但这并不是他（指皇帝）的专门意图，尽管反对派不断地如此指责他，也无法否认这是皇帝陛下为振兴老城、使之向交通开放而设计的宽广通道取得的最现成的成果。……它与其他各种良好意图一起，证明了政府与法兰西付出的巨大代价的正确性，特别考虑到保持巴黎和平对国家利益的重要性。
事实证明，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对巴黎旧城改造的动机，并不单纯地是为了镇压民众起义，而是把巴黎综合性地建设成欧洲最发达的城市，否则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去设置那么多广场和公园，也没有必要去栽植那么多沿街的大树，更没有必要去改进城市供排水系统和郊外森林公园。我们只能说便于镇压起义是一个“副产品”，而不是其主要出发点。
——“挤贫引富”：评论指出：“奥斯曼的城市化与巴黎的旧城改造强化了社会分层。城西人口稀少的富裕阶层居住区与城东高密集的劳动阶级街区形成了对照。”一八六三年安东·科尔本就肯定“巴黎的改造把劳动人口从市中心驱赶到边沿地带，于是就形成了两个城市：一富一穷，一个包围另一个。穷困阶级像一条巨大的腰带包围了富裕阶级”。这些批评是符合事实的，奥斯曼所拆除的旧城都是当时的贫民区，他所开辟的新街周围的地价和房价迅速上涨，以致造成市内人口的大迁移。其实，尽管有少数逆其道而行者，这依然是后来许多国家在旧城改造中遇到的一个普遍性问题，也就是人们称之为城市中心“绅士化”（gentrification）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用公款搞基础设施，开发商投资搞高档住宅，公共的财富为少数富裕阶层优先享受，贫困阶层被不断“边缘化”。奥斯曼可以说是这种“城市（分）化”的“始作俑者”。
——“破坏历史名城”：对奥斯曼的另一批评是他破坏了巴黎作为中世纪历史名城的风貌。我们可以说，奥斯曼的大街确实破坏了巴黎原有的曲折狭街与破旧楼屋，但是，奥斯曼在旧城拆除中，对原有的标志建筑持保护和慎重的态度，有意识地把这些历史标志物保留为新建大街和广场的中心，成为新城的指路碑。更重要的是，他在拆除了的旧城废墟上建造的新首都中维持了巴黎的文化延续性。这主要表现在新的大街布局以及沿大街两侧修造的大量“奥斯曼式公寓”，它们继承和发扬了法国古典主义的城市与建筑传统风格。
法兰西的古典主义风格是逐渐形成的，在十七世纪路易十四成立法兰西建筑学院后，从理论到实践趋于完整，成为法国的一种民族风格。它提倡一种简洁的形式，着重于通过对称、比例、尺度、秩序感来体现建筑美，而不强调细部的花哨。奥斯曼的大街、广场、沿街树木以及成排、等高的建筑正是以其整齐、对称、简洁、富有透视感赋予巴黎一种新的古典美。这种整体的古典美，固然有奥斯曼个人的作用（他规定了街道的等级、尺度以及对沿街建筑的体形和立面要求），但更重要的是众多建筑师的手笔，做到同中有异，重复而不枯燥。正如美国学者苏特克里夫指出的，这是法国当时建筑师在共同理念下的集体创作，致使巴黎的建筑在标准化的前提下各有特征。“参与，而不是指令，形成了新的巴黎。”雨果写道：“在显见的巴黎下面可以看到古老的巴黎，就像在新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老的文本。”
第二帝国随着拿破仑三世的战败而瓦解后不久，法国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巴黎公社事件。现在看来，这一事件是在普鲁士的俾斯麦挑动下由法国的梯也尔制造借口对巴黎民众的一次大镇压。在“血腥周”中，数以万计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被枪杀、关押和流放，乃至事态平息后，巴黎的工厂竟一度面临劳力短缺的困境。此后，经济逐步恢复，第三共和国又重新捡起奥斯曼留下的未成事业，逐步偿清其债务，继续修建街道和城市供水管道等。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中产阶级的增加，巴黎出现了新的繁荣。大型百货商场和沿街几百个咖啡店和音乐厅使它成为欧洲和西方世界最繁华的消费与娱乐城市，使巴黎的世纪末以“美好时光”（belle époque）载入史册（好莱坞一九五七年得最佳片金像奖的《琪琪》写的就是一九○○年“美好时光”的巴黎生活），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再次把人们带入灾难。
可以说，到十九世纪末，人们对奥斯曼的旧城改造多数转而采取了基本肯定的立场。他开辟的城市道路系统至今还能适应现代城市生活（二十世纪起添加了地铁系统，但地面系统基本没变）；沿街建造的奥斯曼式公寓成为巴黎的“母体”建筑群，尽管内部多次更新，但外部立面成为政府保护的文化遗产；新的建筑年年出现，但老城风貌依然引人入胜。然而，巴黎城市东西的贫富差距依然存在，城市骚乱仍时有发生。
世界是复杂的。我们或许可以用两件嘲讽式的事实来终结对奥斯曼事业的回顾：一是在一八八九年，在奥斯曼的触角未能到达的巴黎蒙马特区，歌舞厅“红磨坊”（moulin rouge）的开张使巴黎的娱乐性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这一地区成为新派文人与艺术家聚集之区，而人们喜爱的，却恰恰是那些未经改造的狭窄、弯曲的街道、低矮简陋的房屋和各阶层混居的融洽气氛。另一是在巴黎公社事件中，镇压起义的军队发现还是那些窄路上的路障比起奥斯曼的大道更容易攻克。
事隔一个世纪，亚洲的北京开始了欧洲的巴黎所经历的大规模旧城改造活动。如果说，奥斯曼拆除了60%的旧城，北京在旧城改造中所拆除的或许也不会少。 如果说，奥斯曼的改造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那么，北京的改造已经超越了它三倍的时间，并还在继续进行。或者可以说，这种相对的“渐进”是值得庆幸的，因为至少可以有稍多时间去进行反思，有稍多的机会去弥补遗憾。
笔者无力全面比较巴黎和北京的旧城改造，只从文化延续性的角度提出两个问题：
一是，有悠久历史的首都城市在现代化过程中应如何定性？
拿破仑三世开始策划巴黎的旧城改造时，想的是要建立一个欧洲最“现代化”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他没有预料到，他的改造在十九世纪末，竟使巴黎成为一个“时尚、艺术、文学与欢乐生活”的奢侈消费城市。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二十世纪后期密特朗总统再一次振兴巴黎时，他所修造的十大工程项目大多数是博物馆、美术馆、歌剧院、图书馆等大型文化设施，这些文化设施加上巴黎已形成的以十七所公立大学为核心的九千所大中小学构成的教育网已无可争辩地使它成为二十一世纪一个主要的世界文化首都。媒体报道，现任总统萨科齐正在策划新的建设，要在二○三○年把巴黎建设成一个全绿色的生态城市。
北京的定性也经历了几番曲折。王军的《城记》生动地叙述了这个过程。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人们曾经设想把北京改造为一个工业城市，烟囱林立。城楼和四合院的大量拆除、长安街的修造等也使人想起奥斯曼的“大手笔”。现在，继奥运会的大规模建设后，北京又在雄心勃勃地追求金融中心的地位。这些当然很好。然而，在笔者看来，在二十一世纪，任何首都城市如果不把主要精力用在提高文化品位上，就难以取得和维持其在世界首都中应有的地位，而文化品位实际上就孕育在有些人热衷于拆除的历史遗产之中。
第二个问题是，历史城市如何保持其文化延续性和文化容量？
笔者曾经去过巴黎几次，印象最深的是它的文化延续性以及它巨大的“文化容量”（也就是它在保持古城风貌的同时不断出现建筑和城市创新的能力），曾经以“宰相肚里能撑船”来描绘它。笔者体会到，巴黎的经验在于“保护母体，更新标志，新旧互动，延续与创新结合”。
按照意大利建筑学家阿尔多·罗西的观点：一个城市的建筑，可以区分为“母体”和“标志”两大类。前者指的是那些林林总总、约占80%总量的普通建筑（主要是住宅建筑），后者指的是那些起城市标志作用的“招牌性”建筑。城市面貌和特性，由二者共同决定。例如在北京，故宫、天坛可以算是标志，而大量的四合院和棋盘式胡同则是母体，二者之间存在一种紧密的互动关系。如果热衷于搞标志，大量地拆毁母体，实际结果必然是破坏古城风貌与文化。
如前所述，奥斯曼的一大功绩，表现在新的大街布局以及沿大街两侧修造的大量“奥斯曼式公寓”，它们继承和发扬了法国古典主义的城市与建筑传统风格。然而，法兰西的民族性格，除了珍惜历史遗产外，还有强烈的创新意识以及善于融合外来经验的能力。这种创新意识，反映在各个时期出现的标志性建筑上，从巴黎歌剧院到埃菲尔铁塔，从卢浮宫到蓬皮杜中心……巴黎在保护旧城母体的基础上不断出现新的标志。这些新标志与旧母体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使母体也不断有所更新。
与之相比，我们不能不遗憾于北京在旧城改造中文化延续性所出现的中断。在旧的四合院被大量拆除的同时，我们没有能够致力于一种新的、有文化延续性的母体的创造。吴良镛教授在菊儿胡同所开启的探索遭到遗弃，相反，却出现了各种不伦不类的“欧陆风格”来作为“城市新貌”。在“母体”失落的前提下，再新的标志也无法启动与母体间的互动。今天，北京古城呼唤着一个有历史延续性的完整文化形象，然而，在当代奥斯曼主义者的心目中，旧城还嫌拆得不够。
（David P. Jordan: Transforming Paris:The Life and Labors of Baron Hausman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
发生在法兰西第二帝国（一八五二—— 一八七○）的巴黎旧城的大规模改造，要首先归功（归罪？）于两个人：皇帝拿破仑三世和他所任命的塞纳行政长官（相当于巴黎市长）奥斯曼。
拿破仑三世（全名查理士·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简称路易·波拿巴，一八○八—— 一八七三）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子。
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法国工业革命蓬勃兴起的时期。和他的叔父一样，他雄心勃勃地要使法国称霸欧洲，并插足亚洲。在他的统治时期，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掠夺和烧毁了圆明园，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法国还同时征服越南与柬埔寨。
他在对外扩张的同时，对内主要的举措就是改造巴黎旧城，要把它建设成整个欧洲的首都。他亲自绘制城内主要道路的规划图，并且在当时的巴黎地方长官伯格贯彻不力的情况下将其撤职，改任奥斯曼担任此职，在十七年中使巴黎面貌焕然一新。
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为《法兰西内战》单行本所写的“序言”中对拿破仑三世和第二帝国的评语是：
“他的统治……便利了投机事业与工业活动，简言之，使整个资产阶级的经济繁荣与发财致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奥斯曼“男爵”(一八○九—— 一八九一)并不是一个世袭贵族，他的“男爵”来自其外祖父：拿破仑一世手下的一名将军。他祖父是一名行政官员，父亲是报刊撰稿人。他受过良好教育，在大学主修法律，又学音乐，二十一岁担任尼拉区的副长官，一八五三年被路易·波拿巴看中接替伯格为塞纳地方长官，实施拿破仑三世的巴黎改造计划。此后的十七年中他忠心耿耿、大刀阔斧地为皇帝的远大设想服务，先后在市内修造了十二条全长一百一十四公里宽广、笔直的林荫大道和大街，种植了十万株树木，设置了城市东西两端的大型森林公园和市内多个广场和绿地，修筑一百三十一公里长的城市供水管道和一百七十二公里长的下水道系统，在拆除旧城的基础上沿街建造了多座大型公共建筑（最著名的是巴黎歌剧院），并由开发商建造了大量新公寓住宅。在一八七○年第二帝国垮台前因债台高筑（整个旧城改造共花二十五亿法郎），导致他在一片责骂声中被免去职务，二十一年后在默默无声的孤独中悒郁而终。但是他留下的遗产使巴黎成为欧洲最美丽和发达的城市，影响波及整个法国、欧洲乃至美国、加拿大、南美和大洋洲，其功罪也成为后人议论的一个主题。
早在公元前四千二百年，巴黎所在地就有原始人聚居。在公元前一世纪，古罗马征服了这一地区，在现在的城岛上建立了据点。但直到公元八世纪，巴黎才成为一座中世纪城市，以后不断发展，到十三世纪已经是欧洲最大城市。意大利文艺复兴对它的建筑产生过影响，但是巴黎建筑却有着它自己在中世纪以来形成的特色。在波旁王朝时期，特别是在太阳王路易十四在位时期，法国建立了自己的建筑学院，用自己的建筑师设计和建造了卢浮宫这样的宫廷建筑以及许多教堂、贵族府邸和普通住宅，创立了法国特有的古典主义传统。
巴黎的人口不断增长，给城市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贫富差距的扩大，栽下了革命的种子。有资料介绍， 一七八四年巴黎城市人口为六十四至六十八万，其中第一（僧侣）、第二（贵族）和第三（布尔乔亚）阶级人数分别为一万、五千和四万，余下的平民约六十万左右。众多贫穷人口聚居在富邸周围，拥挤不堪。城市道路狭窄，绝大多数的宽度在五米以下。道路弯弯曲曲，挤满了商贩和各种流民。卫生条件极其恶劣，人们从塞纳河取水，生活污水淌过路面又流入同一河流，整个城市常年处于窒息性的臭味之下。在一八三二和一八四九年两次霍乱蔓延，仅一八三二年的一次就有两万人死亡。到一八五○年，城市人口又增加到一百万，比一八○○年增加一倍。
尖锐的阶级矛盾，导致城市多次爆发群众性的暴力反抗，贫民们在狭窄的街道上设置路障，与警察和军队对抗。除一七八九年外，一八三○和一八四八年都爆发了革命。仅在一八二七至一八四九年间，巴黎就发生过八次街道巷战。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使法国经济有了飞速发展，铁路从四面八方通到首都，城市南北建成了几座车站，但是人们一进入城市，就陷入迷宫般的路网。当拿破仑三世下决心要在市内修筑宽阔道路时，竟发现没有一张可用的城市地图，以致奥斯曼要组织力量用一年的时间进行测绘。
在他们之前的统治者，不论是共和制的还是帝制的，都试图改善城市条件，但都在经济条件和实际困难面前畏缩不前。到拿破仑三世时期，客观形势迫使他不得不下决心大力改造旧城，但也需要有奥斯曼这样有坚强毅力和卓越的策划和组织能力的人，才能付诸实施。
奥斯曼对巴黎旧城的改造，总的说来可以归纳为三项：一是用无情的拆迁修通城内纵横交叉的道路网；二是建造了城市新的供水和排水系统，保护了塞纳河的清洁和城市的卫生条件；三是沿新街修造了大批公共建筑、公园、广场和公寓住宅（后者由开发商投资），奠定了巴黎的城市新貌。
——城市道路网的修建：为了实施拿破仑三世所画的市内道路规划图，奥斯曼很讲策略地分三步提出计划；第一步，先修造贯通城市南北和东西的“十字轴”主干道；第二步，在十字轴的基础上修建其他主要干道；第三步是修建联通这些干道与新建市区的次要道路。这种分步做法，既便于向财政部门要钱，也减少了因拆迁产生的阻力。新的道路宽敞、笔直，两侧栽种三十年的栗树，既解决了市内交通问题，也有利于城市通风，排除了长久积聚的臭味。道路经过的地区原来都是拥挤的贫民区，大量贫民被强制迁往城东与郊外，也为当时集中在巴黎郊外的新兴工业提供了劳力。
——城市供排水系统的修建：据资料介绍，拿破仑三世只醉心于打通道路，对城市的卫生条件并不关心，巴黎供排水问题的解决，可以说完全是奥斯曼的主意。他依靠助手贝尔戈兰德工程师到巴黎郊外寻找新的水源，第一步先从一百三十一公里外的杜伊河引水到城外的水库；与此同时，他在一八六○年取得了郊外瓦恩山区泉水的使用权（但是一百七十一公里的引水渠到一八七四年他下台后才建成）。这样，巴黎每天的清水供应量可从一八五四年的八点六万立方米增加到二十二点六万立方米。同时，他修筑了庞大的地下污水网，将排出口选择在塞纳河下游，并科学地采取了防止污水倒灌的措施。
——沿街建筑和公共设施的修建：按照皇帝的意愿，在巴黎城东与城西分别建造了两座大型森林公园（文森特与布洛涅森林，由建筑师阿尔方设计），同时，对巴黎的一些标志性的历史建筑与公园，如凯旋门、卢浮宫、杜勒里花园、巴黎圣母院、地方法院以及新建的巴黎歌剧院、国家图书馆、东与北车站等，都在其周围建造了广场或花园（例如，凯旋门就成为十条大街——包括知名的香榭丽舍大街——的交叉中心），更突出了它们的标志性。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种新的公共建筑类型，即大型百货商场，很大程度上促使市民消费生活的现代化。
新的大街的兴建，为房地产开发商创造了良好的机遇，沿街兴建了大量“奥斯曼式”的公寓住宅。这些住宅一般为五层高，底层是小商店、咖啡馆等服务设施，二层周边设铁栏杆，供富裕的户主居住，上面几层可以出租给其他住户，最上层是仆人宿舍，上覆盖有陡坡屋顶。这种水平延伸的、沿街立面大同小异的、等高的联排建筑，是前一世纪巴黎建筑学院布隆戴尔教授提出的类型设计的发展。它的外墙一般用巴黎郊区在工业革命带动下出现的机械锯切割成的方块石砌筑，坚固耐久，简洁有力，人们称之为法国的新古典主义风格。
拿破仑三世与奥斯曼对巴黎的旧城改造，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尚能用高压取得比较顺利的进展，但到了第二个十年就遇到种种困难，如若不是靠奥斯曼的坚强决心和他的种种政治伎俩，就几乎难以为继。从他在位时开始到后来的一个世纪中，对这种大刀阔斧的旧城改造，始终存在种种批评与不同的评价。主要的批评有：
——“镇压民众”：一个常见的批评是这种拆除旧城、修建宽阔大街的主要动机是防止民众在起义暴动中建筑路障，同时，笔直的道路上可以远距离放射大炮，也有利于镇压。这个批评可以说只对了一半。无可讳言，这是当时被一八三○、一八四八年市民起义吓破了胆的资产阶级赞成旧城改造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不是其唯一动机。奥斯曼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就这样为自己辩护，他写道：
我们切开了旧巴黎的肚皮，在那些造反和设置路障的居住区，在那些几乎无法通行的巷道迷阵，一片片地打开了巨大的缺口，添入了纵横交叉的延续大道。……像里沃利大街的直线延伸使得那些地方起义者惯用的战略无计可施。但这并不是他（指皇帝）的专门意图，尽管反对派不断地如此指责他，也无法否认这是皇帝陛下为振兴老城、使之向交通开放而设计的宽广通道取得的最现成的成果。……它与其他各种良好意图一起，证明了政府与法兰西付出的巨大代价的正确性，特别考虑到保持巴黎和平对国家利益的重要性。
事实证明，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对巴黎旧城改造的动机，并不单纯地是为了镇压民众起义，而是把巴黎综合性地建设成欧洲最发达的城市，否则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去设置那么多广场和公园，也没有必要去栽植那么多沿街的大树，更没有必要去改进城市供排水系统和郊外森林公园。我们只能说便于镇压起义是一个“副产品”，而不是其主要出发点。
——“挤贫引富”：评论指出：“奥斯曼的城市化与巴黎的旧城改造强化了社会分层。城西人口稀少的富裕阶层居住区与城东高密集的劳动阶级街区形成了对照。”一八六三年安东·科尔本就肯定“巴黎的改造把劳动人口从市中心驱赶到边沿地带，于是就形成了两个城市：一富一穷，一个包围另一个。穷困阶级像一条巨大的腰带包围了富裕阶级”。这些批评是符合事实的，奥斯曼所拆除的旧城都是当时的贫民区，他所开辟的新街周围的地价和房价迅速上涨，以致造成市内人口的大迁移。其实，尽管有少数逆其道而行者，这依然是后来许多国家在旧城改造中遇到的一个普遍性问题，也就是人们称之为城市中心“绅士化”（gentrification）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用公款搞基础设施，开发商投资搞高档住宅，公共的财富为少数富裕阶层优先享受，贫困阶层被不断“边缘化”。奥斯曼可以说是这种“城市（分）化”的“始作俑者”。
——“破坏历史名城”：对奥斯曼的另一批评是他破坏了巴黎作为中世纪历史名城的风貌。我们可以说，奥斯曼的大街确实破坏了巴黎原有的曲折狭街与破旧楼屋，但是，奥斯曼在旧城拆除中，对原有的标志建筑持保护和慎重的态度，有意识地把这些历史标志物保留为新建大街和广场的中心，成为新城的指路碑。更重要的是，他在拆除了的旧城废墟上建造的新首都中维持了巴黎的文化延续性。这主要表现在新的大街布局以及沿大街两侧修造的大量“奥斯曼式公寓”，它们继承和发扬了法国古典主义的城市与建筑传统风格。
法兰西的古典主义风格是逐渐形成的，在十七世纪路易十四成立法兰西建筑学院后，从理论到实践趋于完整，成为法国的一种民族风格。它提倡一种简洁的形式，着重于通过对称、比例、尺度、秩序感来体现建筑美，而不强调细部的花哨。奥斯曼的大街、广场、沿街树木以及成排、等高的建筑正是以其整齐、对称、简洁、富有透视感赋予巴黎一种新的古典美。这种整体的古典美，固然有奥斯曼个人的作用（他规定了街道的等级、尺度以及对沿街建筑的体形和立面要求），但更重要的是众多建筑师的手笔，做到同中有异，重复而不枯燥。正如美国学者苏特克里夫指出的，这是法国当时建筑师在共同理念下的集体创作，致使巴黎的建筑在标准化的前提下各有特征。“参与，而不是指令，形成了新的巴黎。”雨果写道：“在显见的巴黎下面可以看到古老的巴黎，就像在新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老的文本。”
第二帝国随着拿破仑三世的战败而瓦解后不久，法国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巴黎公社事件。现在看来，这一事件是在普鲁士的俾斯麦挑动下由法国的梯也尔制造借口对巴黎民众的一次大镇压。在“血腥周”中，数以万计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被枪杀、关押和流放，乃至事态平息后，巴黎的工厂竟一度面临劳力短缺的困境。此后，经济逐步恢复，第三共和国又重新捡起奥斯曼留下的未成事业，逐步偿清其债务，继续修建街道和城市供水管道等。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中产阶级的增加，巴黎出现了新的繁荣。大型百货商场和沿街几百个咖啡店和音乐厅使它成为欧洲和西方世界最繁华的消费与娱乐城市，使巴黎的世纪末以“美好时光”（belle époque）载入史册（好莱坞一九五七年得最佳片金像奖的《琪琪》写的就是一九○○年“美好时光”的巴黎生活），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再次把人们带入灾难。
可以说，到十九世纪末，人们对奥斯曼的旧城改造多数转而采取了基本肯定的立场。他开辟的城市道路系统至今还能适应现代城市生活（二十世纪起添加了地铁系统，但地面系统基本没变）；沿街建造的奥斯曼式公寓成为巴黎的“母体”建筑群，尽管内部多次更新，但外部立面成为政府保护的文化遗产；新的建筑年年出现，但老城风貌依然引人入胜。然而，巴黎城市东西的贫富差距依然存在，城市骚乱仍时有发生。
世界是复杂的。我们或许可以用两件嘲讽式的事实来终结对奥斯曼事业的回顾：一是在一八八九年，在奥斯曼的触角未能到达的巴黎蒙马特区，歌舞厅“红磨坊”（moulin rouge）的开张使巴黎的娱乐性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这一地区成为新派文人与艺术家聚集之区，而人们喜爱的，却恰恰是那些未经改造的狭窄、弯曲的街道、低矮简陋的房屋和各阶层混居的融洽气氛。另一是在巴黎公社事件中，镇压起义的军队发现还是那些窄路上的路障比起奥斯曼的大道更容易攻克。
事隔一个世纪，亚洲的北京开始了欧洲的巴黎所经历的大规模旧城改造活动。如果说，奥斯曼拆除了60%的旧城，北京在旧城改造中所拆除的或许也不会少。 如果说，奥斯曼的改造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那么，北京的改造已经超越了它三倍的时间，并还在继续进行。或者可以说，这种相对的“渐进”是值得庆幸的，因为至少可以有稍多时间去进行反思，有稍多的机会去弥补遗憾。
笔者无力全面比较巴黎和北京的旧城改造，只从文化延续性的角度提出两个问题：
一是，有悠久历史的首都城市在现代化过程中应如何定性？
拿破仑三世开始策划巴黎的旧城改造时，想的是要建立一个欧洲最“现代化”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他没有预料到，他的改造在十九世纪末，竟使巴黎成为一个“时尚、艺术、文学与欢乐生活”的奢侈消费城市。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二十世纪后期密特朗总统再一次振兴巴黎时，他所修造的十大工程项目大多数是博物馆、美术馆、歌剧院、图书馆等大型文化设施，这些文化设施加上巴黎已形成的以十七所公立大学为核心的九千所大中小学构成的教育网已无可争辩地使它成为二十一世纪一个主要的世界文化首都。媒体报道，现任总统萨科齐正在策划新的建设，要在二○三○年把巴黎建设成一个全绿色的生态城市。
北京的定性也经历了几番曲折。王军的《城记》生动地叙述了这个过程。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人们曾经设想把北京改造为一个工业城市，烟囱林立。城楼和四合院的大量拆除、长安街的修造等也使人想起奥斯曼的“大手笔”。现在，继奥运会的大规模建设后，北京又在雄心勃勃地追求金融中心的地位。这些当然很好。然而，在笔者看来，在二十一世纪，任何首都城市如果不把主要精力用在提高文化品位上，就难以取得和维持其在世界首都中应有的地位，而文化品位实际上就孕育在有些人热衷于拆除的历史遗产之中。
第二个问题是，历史城市如何保持其文化延续性和文化容量？
笔者曾经去过巴黎几次，印象最深的是它的文化延续性以及它巨大的“文化容量”（也就是它在保持古城风貌的同时不断出现建筑和城市创新的能力），曾经以“宰相肚里能撑船”来描绘它。笔者体会到，巴黎的经验在于“保护母体，更新标志，新旧互动，延续与创新结合”。
按照意大利建筑学家阿尔多·罗西的观点：一个城市的建筑，可以区分为“母体”和“标志”两大类。前者指的是那些林林总总、约占80%总量的普通建筑（主要是住宅建筑），后者指的是那些起城市标志作用的“招牌性”建筑。城市面貌和特性，由二者共同决定。例如在北京，故宫、天坛可以算是标志，而大量的四合院和棋盘式胡同则是母体，二者之间存在一种紧密的互动关系。如果热衷于搞标志，大量地拆毁母体，实际结果必然是破坏古城风貌与文化。
如前所述，奥斯曼的一大功绩，表现在新的大街布局以及沿大街两侧修造的大量“奥斯曼式公寓”，它们继承和发扬了法国古典主义的城市与建筑传统风格。然而，法兰西的民族性格，除了珍惜历史遗产外，还有强烈的创新意识以及善于融合外来经验的能力。这种创新意识，反映在各个时期出现的标志性建筑上，从巴黎歌剧院到埃菲尔铁塔，从卢浮宫到蓬皮杜中心……巴黎在保护旧城母体的基础上不断出现新的标志。这些新标志与旧母体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使母体也不断有所更新。
与之相比，我们不能不遗憾于北京在旧城改造中文化延续性所出现的中断。在旧的四合院被大量拆除的同时，我们没有能够致力于一种新的、有文化延续性的母体的创造。吴良镛教授在菊儿胡同所开启的探索遭到遗弃，相反，却出现了各种不伦不类的“欧陆风格”来作为“城市新貌”。在“母体”失落的前提下，再新的标志也无法启动与母体间的互动。今天，北京古城呼唤着一个有历史延续性的完整文化形象，然而，在当代奥斯曼主义者的心目中，旧城还嫌拆得不够。
（David P. Jordan: Transforming Paris:The Life and Labors of Baron Hausman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