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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排球场大的地方寸草不生，和周围的绿树环绕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令人不寒而栗
随着工作的展开，一种更深的担忧在李畅心里渐渐浮现。炸弹在当地老百姓家里太多了，到处都是散落的炮弹，很多人家里的菜墩居然就是炮弹做的。在当地，过去因为这些日军遗弃的炮弹而被炸伤炸死的人很多。李畅说，所见所闻让他觉得触目惊心。
尽管是隆冬天气，可李畅的办公室大门依然每天从早开到晚。这个挂着“化武办”牌子的小屋只有四平方米，处在一座六层老楼的“盲端”，通过一座露台和其他办公室相连，如果不是刻意去找很难注意到。
“化武办”的全称是“吉林省处理日本化学武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36岁的李畅是目前吉林省政府的三名政府雇员之一。两年半以前，从日本获得硕士学位回国不久的李畅接过了当时的吉林省省长洪虎亲自签发的聘书，成为中国政府雇员制的最早一批试行者。特殊的身份、由省长基金支付的高出公务员五六倍的薪酬，一时让他备受瞩目。
所谓政府雇员，是指政府用高薪从社会上雇用的专门人才，不具有行政职务，不行使行政权力，不占用行政编制，服务于政府某项工作或某一政府工作部门。
“化武办”归省外事办协调，而李畅是“化武办”唯一的具体办事人员，精通日语的他主要负责翻译和各方的联系协调事务。他说，敞开大门工作是他两年多来的习惯，因为“总是很紧张”，而这样可以保持冷静与清醒。
身材魁梧、很有男子气概的李畅说起话来声音不高，语气和缓。说起当年“百里挑一”的政府雇员招聘，很多细节他还记忆犹新，而今年夏天，他的三年聘期就将届满，能否续聘对他来说还是未知数。
第一次踏足寸草不生的化武埋藏地
在成为政府雇员之前，李畅是吉林省教育厅的一名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几乎与他受聘政府雇员同时，吉林省“化武办”也告成立。他没有想到，自己因为“新鲜’而报名应聘政府雇员，却从此进入了一个敏感而带有危险性的领域。
据报道称，吉林省是当年侵华日军遗弃化学武器的重灾区，目前已发现的日遗化学武器占全国已发现总量的90％以上。省内不仅有规模达近百万枚毒弹和上百吨毒剂的集中埋藏地，还有一些日遗化武潜藏分布在城乡角落。近年来相继发生化武毒气、毒剂泄漏，特别是中毒事件，给当地民众带来了严重的伤害。
“化武办”由省政府、省外事办领导主管，李畅一到岗，立刻就被安排负责协调化武处理的具体事宜。按照吉林省政府授权省外事办与李畅签订的雇用合同书，李畅的职责是，承担与日本政府、日方专家组的联系，以及吉林省政府与日本政府、专家组的磋商和谈判的翻译工作；负责日本专家组在华工作期间的接待和组织协调工作，以及与外交部处理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问题办公室、省内有关部门的联系和协调；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制定工程规划和建设项目，组织有关人员编制工程项目经费预算，监督工程项目的进度和质量，处理突发事件，整理档案资料等。
李畅告诉记者，为了尽快适应新岗位，他前期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包括十几年积累的知识、生活储备和人脉关系。那段时间，我一直注意搜集所负责问题的来龙去脉，对日本遗留的化武问题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
2004年6月1日正式上班，一周后李畅就被安排去了日军化武埋藏地调研。地处吉林省敦化市的哈尔巴岭是日军化学武器的集中埋放地，据资料记载，当年侵华日军在撤离中国前，将数以几十万计的化学武器埋藏在这—地区。
第一次去现场调研的情景李畅记得很清楚。哈尔巴岭的风景非常好，原始森林无边无际。但走着走着，道路前方突然出现了“军事禁区”、“化武埋藏点”等字牌，没有路了，到处是沼泽地，深一脚、浅一脚的。
李畅说，当时的记录上记载，日遗化武是埋在了3个大坑里，但是他们在那里只找到了两个坑。“那地方很特别，周围绿树环绕，但就有两个排球场那么大的地方寸草不生，和周围的景色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令人不寒而栗。”
在此之前，关于日本化学武器的知识李畅都是在书上看到的。当他第一次到达化武遗留地，站在那里，知道自己脚下埋着几十万化学武器的时候，那种感觉非常特别。“以前在书本上读到的大是大非，好像都不管用了。一想到一旦自己脚下的炸弹都爆炸了那该怎么办，心情就非常紧张。”
很快，李畅就开始全面参与日遗化武的处理工作。一些埋藏炸弹的地方在探测清楚后，要从事安全化作业和清理，这就需要他来协调政府部门、后勤供应和百姓的土地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李畅说，他曾跟着部队官兵在高温下穿着防护服、拿着探测器，一点一点地找寻炸弹。回到驻地，脱下防护服，里面竟然能倒出汗水来。
作为政府雇员，李畅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负责中日双方的协调与交流。“做翻译不可以带着自己的想法工作，必须准确到位地表达出双方的意见。”李畅说，有时候面对中日双方激烈的争论，他不能让自己“动脑子”，因为一动脑子就难免带有主观色彩，无法原汁原味地传递双方的信息。
李畅说，以前他把处理化武这件事情想得很简单，认为既然事实存在，抓紧处理就可以了。但实际一接触才知道，事情要复杂得多。中日双方的想法存在差距，中方希望赶紧处理好化学武器遗留事件，不要让更多的老百姓受害，而日本却不想处理得太决，能拖就拖。
李畅也感觉到，中日双方的办事方法存在差异。中方希望为受害的老百姓争取更多补偿，而日本方面却有很多细致的要求，比如需要提供确切的污染地空气指标、弹片等证据。
李畅说，以前会觉得化武这类事情和自己关系不大，现在就完全不这样认为了。“我对自己的工作有一种荣辱感和责任心，以一名政府雇员的身份来参与并处理这些事情，在咱们国家是从来没有过的，因此我还格外有一种自豪感。”
老百姓的防护意识还很薄弱
李畅工作的另外一部分就是帮助国内受害者协调一些经济补偿的问题，争取最大限度地解决一些受害人的经济困难。
2004年7月23日，在哈尔巴岭附近的莲花泡林场，两名当地孩子下河洗澡时从河里挖出了炮弹，结果被炮弹里泄漏的芥子气伤害。接到信息后，李畅和中日双方的专家在第一时间赶到了事发地。
“专家一看就明白了，确实是日本化武所伤的，孩子们身上的这些伤口永远都不可能好的，一直在溃烂，很恐怖。”李畅说，当时他就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这两个孩子，他们还都很小，人生的道路很漫长，却要因为60年前日本侵略者的恶行而受到一辈子的伤害。
经过争取，两个孩子分别获得了15万元和16万元的赔偿。“这仅仅是个开始，后来我了解到，实际上，当地很多人都受到过化武的伤害，由于他们不清楚是 怎么回事，也不懂得保留原始证据，因此很多人受了伤也就忍着，根本没有得到过赔偿。”李畅说。
随着工作的展开，一种更深的担忧在李畅心里渐渐浮现。炸弹在当地老百姓家里太多了，到处都是散落的炮弹，很多人家里的菜墩居然就是炮弹做的。在当地，过去因为这些日军遗弃的炮弹而被炸伤炸死的人很多。李畅说，所见所闻让他觉得触目惊心。
2005年5月，敦化一家钢铁厂在回炉冶炼一批废铁的时候突然发生爆炸。据工厂工人介绍，一声巨响后，黄烟四起，人们顿时感觉头晕目眩，很多人都受了伤。这次事故是由于毒气弹爆炸所引起的，但是由于没有充分的证据，比如空气的相关指标，因此无法进行索赔。
2005年9月初，集安市一名农民捡到一个废弹头想当废铁卖掉，结果弹头爆炸，里面的芥子毒气伤害了他。但当地未留足够的证据，索赔的过程显得有些被动。通过艰难的协调，最终日本方面赔偿了这位农民20万元。
“在处理这些事件的过程中，我感觉中国老百姓对日本毒气弹危害的认识远远不够，这让我更有责任帮助他们。”李畅说。
“我的工作原则就是领导决策不过夜”
在李畅刚刚作为政府雇员开始工作的那个月，不少朋友都嚷嚷着要他请客。毕竟，李畅近8万元的年薪“目标太大”了。
在时任省长洪虎的建议下设置的吉林省政府雇员，当时的“身价”比照机关公务员月平均工资的2倍至15倍设定了14个档次。李畅的薪资标准居中。而比他早半年受聘的省公安厅的两位政府雇员，年薪达到10万。当时，吉林省省直公务员月平均工资为1100元，李畅本人在教育厅的收入是每月1040元。
“其实高工资仅仅是我报考的原因之一，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对这种新生事物很有兴趣，其实压根就没想过自己能考上。”李畅说。
高工资让朋友起哄，也让李畅感受到来自同事的异样眼光。在吉林省这个经济不算发达的省份里，这样的工资待遇最初难免让其他公务员有想法。“一些人也憋着一口气，后来他们告诉我，当时他们不理解，凭啥同样是干活，我就挣那么多，而他们挣得却很少。”
李畅从一开始就表现得很谨慎。他很清楚，自己的工作不是仅靠个人能力就能实现的，要想工作顺利开展，并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必须得到领导、同事的帮助。“我时刻注意与大家沟通，多请教，多学习，搞好关系，争取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李畅说，事情最初进展得并不顺利，一次，他负责接待一个日本的访问团，长春市外办的一名工作人员和他接洽的时候把地点弄混了，当时那名工作人员当着日本客人的面给他的主管领导打电话，抱怨说：“那个政府雇员啥水平呀!”李畅说，当时他觉得挺屈辱的。
后来李畅和这位工作人员成了朋友，提起这件事，他告诉李畅，当时就是想刺激一下这个身份特殊的政府雇员。
性格平和的李畅显得很谦恭，对于政府机关里的人际关系他有心理准备。他说，自己和公安厅那两位负责网络安全技术的政府雇员不同，人家是手握“独门秘笈”，具有不可替代性，而他做翻译、协调，“这个活谁都能干，只是水平高低的问题。”
很快同事们就不再特别注意李畅与众不同的薪水了。在受聘后三个月的试用期过后，经过民主投票和领导认可，李畅顺利地转正了。而和他同时在聘用考试中胜出的另一位政府雇员，就没能通过试用期的考核，据说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关系处不好”。
政府雇员制最初在中国地方政府中出现时，常常被人们用“鲶鱼效应”作比，认为政府雇员这些外来的“鲶鱼”可以激励公务员更加努力工作，不断提高效率和服务水平。这也是继吉林省之后不少省市纷纷“试水”的原因之一。但当时就有专家分析说，“鲶鱼”的评价权、考核权，其实掌握在“高级沙丁鱼”的手里，而对于完全按照两套不同规则运作的“普通沙丁鱼”，“鲶鱼”也很难构成太大的冲击。
曾参与深圳政府雇员制咨询的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马敬仁认为，高级雇员身份特殊，难以融入政府。“他没有公权力，同时拿着高薪，这样在业务上跟公务员协调的难度很大。”
李畅觉得自己和同事相处还不错，毕竟“化武办”的工作比较独立，而对于同事谦逊谨慎是最重要的。偶尔会有外事办的同事走进李畅局促的办公室，告诉他过节机关里的一些福利也有他的份。不过看得出来，在办公室经常独处的李畅还是很渴望和人交谈。
李畅说，在工作中他也有与领导意见不同的时候，但在与领导交流想法前，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准备好大量准确的数据和资料提供给领导，作为决策的参考。如果一件事情领导们决定了，他就坚决执行，绝无异议。
“我的工作原则就是领导决策不过夜，没有什么考虑的余地。”李畅说，“我这个工作，协调性要求非常强，我所要做的就是尽量干好，对得起自己这个身份。”
李畅说，2006年领导曾带他去日本考察，这算是一种鼓励和肯定吧。
政府雇员的困惑与无奈
按照李畅的年龄和学历，和他情况类似的公务员应该已经能达到副处以上的级别。而李畅虽然拿着高出别人数倍的薪水，档案关系却归人才交流中心管理。即便是现在开始考公务员，也要从科员干起。
谈及两年多来对政府雇员身份的感受时，这个爱说话的人突然语塞起来。沉思良久，他谨慎地用了“困惑”这个词来形容当前他的心态。
三年的工作期限很快就要到了，李畅说，他现在面临很多问题和困惑。首先就是他对自己这个政府雇员的身份的困惑。目前他是有医疗保险的，但是却没有社会保险。雇员的工作他不能干一辈子，政府说不用随时可以不用。“其实钱挣得多少现在对我来说并不是最主要的，现在我主要需要考虑的是，如果再干一届后离开，那时我再选择的话，应该怎么办?”
李畅说他目前有几种选择，一种是续约，再干一届政府雇员；第二种选择是转变身份，以正式公务员或其他身份开始工作；第三种选择是不再当政府雇员，到一个其他的单位工作。
“其实，当了一段时间的政府雇员，我对自己这一身份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它非常符合当今我国政府要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趋势。但这种制度首先应该和用人制度改革结合起来，人事制度不改革，仅靠一点创新或尝试是不行的。”他说。
有专家分析说，政府雇员只是被政府部门临时雇用的技术专家，与政府之间是劳动合同关系，既不存在雇员干好了可以转为公务员的承诺，也不会影响到原有公务员的奖励、晋升和职位。政府雇员制可能会逐渐扩大适用范围，发挥应有的成效，但还无法升格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
在政府雇员制发源的西方国家，有20％的政府岗位是临时政府雇员。而在国内的政府机关，国际金融、信息技术、国际贸易、高新技术等领域的高端人才严重短缺，一些地方政府也希望以政府雇员制引进急需人才。
在国内最先“吃螃蟹”的吉林省政府，其雇员制一直比较低调。对此，吉林省人事厅人才流动开发处一位姓殷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吉林省目前并没有继续招聘政府雇员的打算，目前将仅限于这3人，而最近几年内也不会再有。他说，我国新《公务员法》出台后规定，政府可以特殊聘任公务员，这就给一些过去需要聘用政府雇员解决的岗位提供了特殊聘任的可能性，但至于说如何进行，则需要观察后才能进行。
李畅说，当初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并没有明确指出政府雇员有哪些责任和义务，政府又有哪些责任和义务，政策的制定在很多方面都不细。其实，政府雇员制度需要完善的地方有很多，不应仅仅着眼于工资上，而是应该将各种保障制度都跟上。“我希望不要让别人感觉我这几年就是奔钱来的，就是在凑热闹。”
在忙于工作的同时，李畅也开始读博士学位，他说，这也是在为自己的将来做两手准备。
2006年李畅结婚了，比他小十几岁的新婚妻子是个“80后”。妻子只知道他在省政府工作，对于他的具体身份并不很清楚。“反正她挺崇拜我的。”李畅显得挺满足。
随着工作的展开，一种更深的担忧在李畅心里渐渐浮现。炸弹在当地老百姓家里太多了，到处都是散落的炮弹，很多人家里的菜墩居然就是炮弹做的。在当地，过去因为这些日军遗弃的炮弹而被炸伤炸死的人很多。李畅说，所见所闻让他觉得触目惊心。
尽管是隆冬天气，可李畅的办公室大门依然每天从早开到晚。这个挂着“化武办”牌子的小屋只有四平方米，处在一座六层老楼的“盲端”，通过一座露台和其他办公室相连，如果不是刻意去找很难注意到。
“化武办”的全称是“吉林省处理日本化学武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36岁的李畅是目前吉林省政府的三名政府雇员之一。两年半以前，从日本获得硕士学位回国不久的李畅接过了当时的吉林省省长洪虎亲自签发的聘书，成为中国政府雇员制的最早一批试行者。特殊的身份、由省长基金支付的高出公务员五六倍的薪酬，一时让他备受瞩目。
所谓政府雇员，是指政府用高薪从社会上雇用的专门人才，不具有行政职务，不行使行政权力，不占用行政编制，服务于政府某项工作或某一政府工作部门。
“化武办”归省外事办协调，而李畅是“化武办”唯一的具体办事人员，精通日语的他主要负责翻译和各方的联系协调事务。他说，敞开大门工作是他两年多来的习惯，因为“总是很紧张”，而这样可以保持冷静与清醒。
身材魁梧、很有男子气概的李畅说起话来声音不高，语气和缓。说起当年“百里挑一”的政府雇员招聘，很多细节他还记忆犹新，而今年夏天，他的三年聘期就将届满，能否续聘对他来说还是未知数。
第一次踏足寸草不生的化武埋藏地
在成为政府雇员之前，李畅是吉林省教育厅的一名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几乎与他受聘政府雇员同时，吉林省“化武办”也告成立。他没有想到，自己因为“新鲜’而报名应聘政府雇员，却从此进入了一个敏感而带有危险性的领域。
据报道称，吉林省是当年侵华日军遗弃化学武器的重灾区，目前已发现的日遗化学武器占全国已发现总量的90％以上。省内不仅有规模达近百万枚毒弹和上百吨毒剂的集中埋藏地，还有一些日遗化武潜藏分布在城乡角落。近年来相继发生化武毒气、毒剂泄漏，特别是中毒事件，给当地民众带来了严重的伤害。
“化武办”由省政府、省外事办领导主管，李畅一到岗，立刻就被安排负责协调化武处理的具体事宜。按照吉林省政府授权省外事办与李畅签订的雇用合同书，李畅的职责是，承担与日本政府、日方专家组的联系，以及吉林省政府与日本政府、专家组的磋商和谈判的翻译工作；负责日本专家组在华工作期间的接待和组织协调工作，以及与外交部处理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问题办公室、省内有关部门的联系和协调；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制定工程规划和建设项目，组织有关人员编制工程项目经费预算，监督工程项目的进度和质量，处理突发事件，整理档案资料等。
李畅告诉记者，为了尽快适应新岗位，他前期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包括十几年积累的知识、生活储备和人脉关系。那段时间，我一直注意搜集所负责问题的来龙去脉，对日本遗留的化武问题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
2004年6月1日正式上班，一周后李畅就被安排去了日军化武埋藏地调研。地处吉林省敦化市的哈尔巴岭是日军化学武器的集中埋放地，据资料记载，当年侵华日军在撤离中国前，将数以几十万计的化学武器埋藏在这—地区。
第一次去现场调研的情景李畅记得很清楚。哈尔巴岭的风景非常好，原始森林无边无际。但走着走着，道路前方突然出现了“军事禁区”、“化武埋藏点”等字牌，没有路了，到处是沼泽地，深一脚、浅一脚的。
李畅说，当时的记录上记载，日遗化武是埋在了3个大坑里，但是他们在那里只找到了两个坑。“那地方很特别，周围绿树环绕，但就有两个排球场那么大的地方寸草不生，和周围的景色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令人不寒而栗。”
在此之前，关于日本化学武器的知识李畅都是在书上看到的。当他第一次到达化武遗留地，站在那里，知道自己脚下埋着几十万化学武器的时候，那种感觉非常特别。“以前在书本上读到的大是大非，好像都不管用了。一想到一旦自己脚下的炸弹都爆炸了那该怎么办，心情就非常紧张。”
很快，李畅就开始全面参与日遗化武的处理工作。一些埋藏炸弹的地方在探测清楚后，要从事安全化作业和清理，这就需要他来协调政府部门、后勤供应和百姓的土地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李畅说，他曾跟着部队官兵在高温下穿着防护服、拿着探测器，一点一点地找寻炸弹。回到驻地，脱下防护服，里面竟然能倒出汗水来。
作为政府雇员，李畅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负责中日双方的协调与交流。“做翻译不可以带着自己的想法工作，必须准确到位地表达出双方的意见。”李畅说，有时候面对中日双方激烈的争论，他不能让自己“动脑子”，因为一动脑子就难免带有主观色彩，无法原汁原味地传递双方的信息。
李畅说，以前他把处理化武这件事情想得很简单，认为既然事实存在，抓紧处理就可以了。但实际一接触才知道，事情要复杂得多。中日双方的想法存在差距，中方希望赶紧处理好化学武器遗留事件，不要让更多的老百姓受害，而日本却不想处理得太决，能拖就拖。
李畅也感觉到，中日双方的办事方法存在差异。中方希望为受害的老百姓争取更多补偿，而日本方面却有很多细致的要求，比如需要提供确切的污染地空气指标、弹片等证据。
李畅说，以前会觉得化武这类事情和自己关系不大，现在就完全不这样认为了。“我对自己的工作有一种荣辱感和责任心，以一名政府雇员的身份来参与并处理这些事情，在咱们国家是从来没有过的，因此我还格外有一种自豪感。”
老百姓的防护意识还很薄弱
李畅工作的另外一部分就是帮助国内受害者协调一些经济补偿的问题，争取最大限度地解决一些受害人的经济困难。
2004年7月23日，在哈尔巴岭附近的莲花泡林场，两名当地孩子下河洗澡时从河里挖出了炮弹，结果被炮弹里泄漏的芥子气伤害。接到信息后，李畅和中日双方的专家在第一时间赶到了事发地。
“专家一看就明白了，确实是日本化武所伤的，孩子们身上的这些伤口永远都不可能好的，一直在溃烂，很恐怖。”李畅说，当时他就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这两个孩子，他们还都很小，人生的道路很漫长，却要因为60年前日本侵略者的恶行而受到一辈子的伤害。
经过争取，两个孩子分别获得了15万元和16万元的赔偿。“这仅仅是个开始，后来我了解到，实际上，当地很多人都受到过化武的伤害，由于他们不清楚是 怎么回事，也不懂得保留原始证据，因此很多人受了伤也就忍着，根本没有得到过赔偿。”李畅说。
随着工作的展开，一种更深的担忧在李畅心里渐渐浮现。炸弹在当地老百姓家里太多了，到处都是散落的炮弹，很多人家里的菜墩居然就是炮弹做的。在当地，过去因为这些日军遗弃的炮弹而被炸伤炸死的人很多。李畅说，所见所闻让他觉得触目惊心。
2005年5月，敦化一家钢铁厂在回炉冶炼一批废铁的时候突然发生爆炸。据工厂工人介绍，一声巨响后，黄烟四起，人们顿时感觉头晕目眩，很多人都受了伤。这次事故是由于毒气弹爆炸所引起的，但是由于没有充分的证据，比如空气的相关指标，因此无法进行索赔。
2005年9月初，集安市一名农民捡到一个废弹头想当废铁卖掉，结果弹头爆炸，里面的芥子毒气伤害了他。但当地未留足够的证据，索赔的过程显得有些被动。通过艰难的协调，最终日本方面赔偿了这位农民20万元。
“在处理这些事件的过程中，我感觉中国老百姓对日本毒气弹危害的认识远远不够，这让我更有责任帮助他们。”李畅说。
“我的工作原则就是领导决策不过夜”
在李畅刚刚作为政府雇员开始工作的那个月，不少朋友都嚷嚷着要他请客。毕竟，李畅近8万元的年薪“目标太大”了。
在时任省长洪虎的建议下设置的吉林省政府雇员，当时的“身价”比照机关公务员月平均工资的2倍至15倍设定了14个档次。李畅的薪资标准居中。而比他早半年受聘的省公安厅的两位政府雇员，年薪达到10万。当时，吉林省省直公务员月平均工资为1100元，李畅本人在教育厅的收入是每月1040元。
“其实高工资仅仅是我报考的原因之一，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对这种新生事物很有兴趣，其实压根就没想过自己能考上。”李畅说。
高工资让朋友起哄，也让李畅感受到来自同事的异样眼光。在吉林省这个经济不算发达的省份里，这样的工资待遇最初难免让其他公务员有想法。“一些人也憋着一口气，后来他们告诉我，当时他们不理解，凭啥同样是干活，我就挣那么多，而他们挣得却很少。”
李畅从一开始就表现得很谨慎。他很清楚，自己的工作不是仅靠个人能力就能实现的，要想工作顺利开展，并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必须得到领导、同事的帮助。“我时刻注意与大家沟通，多请教，多学习，搞好关系，争取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李畅说，事情最初进展得并不顺利，一次，他负责接待一个日本的访问团，长春市外办的一名工作人员和他接洽的时候把地点弄混了，当时那名工作人员当着日本客人的面给他的主管领导打电话，抱怨说：“那个政府雇员啥水平呀!”李畅说，当时他觉得挺屈辱的。
后来李畅和这位工作人员成了朋友，提起这件事，他告诉李畅，当时就是想刺激一下这个身份特殊的政府雇员。
性格平和的李畅显得很谦恭，对于政府机关里的人际关系他有心理准备。他说，自己和公安厅那两位负责网络安全技术的政府雇员不同，人家是手握“独门秘笈”，具有不可替代性，而他做翻译、协调，“这个活谁都能干，只是水平高低的问题。”
很快同事们就不再特别注意李畅与众不同的薪水了。在受聘后三个月的试用期过后，经过民主投票和领导认可，李畅顺利地转正了。而和他同时在聘用考试中胜出的另一位政府雇员，就没能通过试用期的考核，据说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关系处不好”。
政府雇员制最初在中国地方政府中出现时，常常被人们用“鲶鱼效应”作比，认为政府雇员这些外来的“鲶鱼”可以激励公务员更加努力工作，不断提高效率和服务水平。这也是继吉林省之后不少省市纷纷“试水”的原因之一。但当时就有专家分析说，“鲶鱼”的评价权、考核权，其实掌握在“高级沙丁鱼”的手里，而对于完全按照两套不同规则运作的“普通沙丁鱼”，“鲶鱼”也很难构成太大的冲击。
曾参与深圳政府雇员制咨询的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马敬仁认为，高级雇员身份特殊，难以融入政府。“他没有公权力，同时拿着高薪，这样在业务上跟公务员协调的难度很大。”
李畅觉得自己和同事相处还不错，毕竟“化武办”的工作比较独立，而对于同事谦逊谨慎是最重要的。偶尔会有外事办的同事走进李畅局促的办公室，告诉他过节机关里的一些福利也有他的份。不过看得出来，在办公室经常独处的李畅还是很渴望和人交谈。
李畅说，在工作中他也有与领导意见不同的时候，但在与领导交流想法前，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准备好大量准确的数据和资料提供给领导，作为决策的参考。如果一件事情领导们决定了，他就坚决执行，绝无异议。
“我的工作原则就是领导决策不过夜，没有什么考虑的余地。”李畅说，“我这个工作，协调性要求非常强，我所要做的就是尽量干好，对得起自己这个身份。”
李畅说，2006年领导曾带他去日本考察，这算是一种鼓励和肯定吧。
政府雇员的困惑与无奈
按照李畅的年龄和学历，和他情况类似的公务员应该已经能达到副处以上的级别。而李畅虽然拿着高出别人数倍的薪水，档案关系却归人才交流中心管理。即便是现在开始考公务员，也要从科员干起。
谈及两年多来对政府雇员身份的感受时，这个爱说话的人突然语塞起来。沉思良久，他谨慎地用了“困惑”这个词来形容当前他的心态。
三年的工作期限很快就要到了，李畅说，他现在面临很多问题和困惑。首先就是他对自己这个政府雇员的身份的困惑。目前他是有医疗保险的，但是却没有社会保险。雇员的工作他不能干一辈子，政府说不用随时可以不用。“其实钱挣得多少现在对我来说并不是最主要的，现在我主要需要考虑的是，如果再干一届后离开，那时我再选择的话，应该怎么办?”
李畅说他目前有几种选择，一种是续约，再干一届政府雇员；第二种选择是转变身份，以正式公务员或其他身份开始工作；第三种选择是不再当政府雇员，到一个其他的单位工作。
“其实，当了一段时间的政府雇员，我对自己这一身份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它非常符合当今我国政府要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趋势。但这种制度首先应该和用人制度改革结合起来，人事制度不改革，仅靠一点创新或尝试是不行的。”他说。
有专家分析说，政府雇员只是被政府部门临时雇用的技术专家，与政府之间是劳动合同关系，既不存在雇员干好了可以转为公务员的承诺，也不会影响到原有公务员的奖励、晋升和职位。政府雇员制可能会逐渐扩大适用范围，发挥应有的成效，但还无法升格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
在政府雇员制发源的西方国家，有20％的政府岗位是临时政府雇员。而在国内的政府机关，国际金融、信息技术、国际贸易、高新技术等领域的高端人才严重短缺，一些地方政府也希望以政府雇员制引进急需人才。
在国内最先“吃螃蟹”的吉林省政府，其雇员制一直比较低调。对此，吉林省人事厅人才流动开发处一位姓殷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吉林省目前并没有继续招聘政府雇员的打算，目前将仅限于这3人，而最近几年内也不会再有。他说，我国新《公务员法》出台后规定，政府可以特殊聘任公务员，这就给一些过去需要聘用政府雇员解决的岗位提供了特殊聘任的可能性，但至于说如何进行，则需要观察后才能进行。
李畅说，当初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并没有明确指出政府雇员有哪些责任和义务，政府又有哪些责任和义务，政策的制定在很多方面都不细。其实，政府雇员制度需要完善的地方有很多，不应仅仅着眼于工资上，而是应该将各种保障制度都跟上。“我希望不要让别人感觉我这几年就是奔钱来的，就是在凑热闹。”
在忙于工作的同时，李畅也开始读博士学位，他说，这也是在为自己的将来做两手准备。
2006年李畅结婚了，比他小十几岁的新婚妻子是个“80后”。妻子只知道他在省政府工作，对于他的具体身份并不很清楚。“反正她挺崇拜我的。”李畅显得挺满足。